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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平装]
  • 共1个商家     32.37元~32.37
  • 作者:叶永烈(作者)
  • 出版社: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第1版(2008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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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21003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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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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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品描述

    编辑推荐

    《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固步自封,两个凡是,解放思想竟何其艰难。力挽狂澜,实事求是,大智大勇显英雄本色。
    从遵义会议(1935)开始的是“毛泽东时代”;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开始的是“邓小平时代”。书中详叙了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后,同“两个凡是”的斗争,最终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从而确立了改革开放的中国国策。
    1978-2008,谨以此书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在10年前初版,引起轰动。此次修订,增添了许多新的元素,修正了一些史料。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党和政府的相关纪念的活动力度会很大,尤其是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特别指出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在解放思想,决策实行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上的重大贡献。
    中国传记文学第一名家叶永烈,走访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及见证者,浓笔重彩,写照“新时期的遵义会议”,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兼顾,让人爱不释卷。
    《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是关于邓小平在1978年重要历史关头力挽狂澜,改变中国命运走向的全景记录。
    中国如今的欣欣向荣的盛景,都源于那个时期的决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不是立即走上了正轨,在两年的时间内,又发生了多少故事,鲜为人知?
    邓小平如何三起三落,最终被确立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深具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仅是一次会议,围绕着它,前前后后发生了许多事情,虽不是刀光剑影,却也是跌宕起伏,悬疑丛生。

    名人推荐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一书,是叶永烈的中共党史系列长篇纪实作品中写得比较好的一部,也是近年来同类作品中写得比较好的一部(仅就笔者个人所接触过作品而言)。这主要是指:本书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从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样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转折过程中的某些重大事件,或与这些事件有关的某些人物,例如,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批判“两个凡是”、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召开等。同时,本书也较为真实地描述了在这些重大事件中,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老一辈革命家,对中国摆脱长期的“左”的错误和“两个凡是”的束缚,走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这就是说,本书有历史感,作家对大的历史进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把握,从总体上看,主要内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黄如军先生

    媒体推荐

    对每一个生活在今天和未来的中国人来说,20世纪的1978年,是应当永远铭记的历史时刻。那一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的命运,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由此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改变。
    ——《光明日报》

    作者简介

    叶永烈,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主要著作有:“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程;《反右派始末》,全方位反映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全过程;《“四人帮”兴衰》——《江青传》、《张春桥传》、《王洪文传》、《姚文元传》以及《陈伯达传》,是中国十年“文革”的真实写照。此外还著有《陈云之路》、《胡乔木传》、《傅雷与傅聪》,以及超级畅销书《小灵通漫游未来》、《十万个为什么》等。新近著有“叶永烈世界观”之《真实的朝鲜》、《美国自由行》、《欧洲自由行》、《俄罗斯自由行》等。1998年获香港“中华文学艺术家金龙奖”的“最佳传记文学家奖”。2005年获中国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奖。

    目录

    卷首语
    小引
    第一章 大转折前的急转弯
    “毛的遗孀被捕”震惊世界
    关于“毛的遗孀被捕”的种种传闻
    张耀祠和汪东兴说出“拘江”内幕
    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决策“拘江”
    聂荣臻、李先念、陈云也起了大作用
    吴德说出了内幕
    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
    毛泽东逝世,结束了“毛泽东时代”

    第二章 中共中央“群龙有首”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夤夜上玉泉山
    急派“文官武将”耿飚管制电台
    迟浩田奉命进驻人民日报社
    中国新闻界最初遵命保持沉默
    两报一刊社论泄露中共“最大机密”
    “按既定方针办”背后的尖锐斗争
    “篡改毛主席指示”的帽子物归原主

    第三章 华国锋确立了领袖地位
    华国锋-上台就“照过去方针办”
    邓小平的信被华国锋撂在一边
    上海问题得以“和平解决”
    中共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
    诗人贺敬之又“放声歌唱”了
    “双庆大会”席卷全中国
    人们关注着上海的大游行
    华国锋在万众欢呼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
    华国锋成了“当之无愧”的领袖

    第四章 “宣传华国锋”的热潮
    “毛主席放心,我们放心”
    “你办事,我放心”的争议
    “华主席”置于“党中央”之上
    “英明领袖”成了华国锋的专用词
    毛泽东曾四次否定了自己选定的接班人
    毛泽东局促中第五次选择接班人
    铺天盖地地为华国锋歌功颂德的热潮

    第五章 华国锋走过的道路
    华国锋姓苏不姓华
    成为毛泽东故乡的“父母官”
    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华国锋第一次在中共中央全会上发言
    积极投入“反右派运动”
    面对来自庐山的大震荡
    三次受到毛泽东赞扬
    在“文革”动乱中仍稳步上升
    扩建韶山革命纪念地
    毛泽东向斯诺介绍华国锋
    华国锋的“平民情结”
    华国锋从湖南跃入中央
    毛泽东对于党、政、军接班人的安排
    华国锋历史性的一天

    第六章 “两个凡是”的迷误
    粉碎“四人帮”是“文革”的“胜利”
    “四人帮”极左乎,极右乎?
    华国锋强调继续“批邓”
    新的难题接踵而来
    终于提出“两个凡是”

    第七章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
    邓小平成了中国的“焦点人物”
    华国锋的讲话使“气温”骤降
    陈云等呼吁为邓小平平反
    华国锋不得不步步后退
    邓小平终于重新工作
    邓小平第一个抨击“两个凡是”
    《人民日报》的内部材料惊动了中共高层
    邓小平成为中共“第三号人物”
    邓小平向“两个估计”开了一炮
    华国锋主持下的中共十一大
    全国科学大会的幕后斗争

    第八章 精心选择突破口
    人们惊呼“黑线”又重来
    聂荣臻和陈云强调实事求是
    胡耀邦成为邓小平的得力助手
    中共中央党校成了胡耀邦的阵地
    《理论动态》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两个凡是”使平反工作无法深入开展
    南京出了个胡福明
    北京的孙长江与胡福明不谋而合
    《人民日报》打响第一炮
    关键时刻来了杨西光
    胡耀邦一锤定音
    《光明日报》终于推出“特约评论员”文章

    第九章 尖锐对立的20天
    11日:征讨“两个凡是”的檄文发表
    12日深夜:吴冷西来电
    吴冷西曾是《人民日报》第二任总编
    13日:胡耀邦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17日:汪东兴质问“哪个中央的意见?”
    18日:张平化向各地“打招呼”
    19日:熊复说《红旗》要“慎重”
    29日:华国锋强调“团结”和“纪律”
    6月2日:邓小平给予最有力的支持

    第十章 “真理标准”大论战
    汪东兴发出“下不为例”的警告
    《人民日报》偏偏再来一例!
    《哲学研究》出马呼应
    罗瑞卿大将鼎力相助
    《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并肩作战
    批判“两个凡是”的又一记重锤响鼓
    甘肃第一个发出响应的声音
    科学家加入战斗行列
    中共高层的不同表态
    邓力群的报告吸引上千听众
    周扬尖锐批判“两个凡是”

    第十一章 大论战推向全国
    黑龙江爆发“红与黑”之争
    新疆率先出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书
    辽宁批判“特殊身份”论
    邓小平在吉林再批“两个凡是”
    “真理标准”大论战推向全国
    湖南终于赶上“末班车”
    两个“特写镜头”
    “《人民》上天,《红旗》落地”
    谭震林给《红旗》出了难题
    邓小平说《红旗》“不卷入”就是卷入
    《红旗》终于“后院起火”

    第十二章 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交锋
    国务院务虚会受到好评
    邓小平的建议成了“会议的中心”
    陈云作了“爆炸性”发言
    陈云发言引起强烈反响
    发生“《中国青年》复刊风波”
    “天安门事件”终于得以平反
    为彭德怀平反的艰难历程
    《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引起震动
    华国锋宣布八条决定
    华国锋终于承认“两个凡是”错了
    华国锋的“洋跃进”受挫
    经济专家陈云强调“稳重”
    邓小平作了历史性的总结

    第十三章 新时期的里程碑
    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紧紧衔接
    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
    胡乔木主笔起草《公报》
    中国列车终于驶离“左”的轨道
    确定“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
    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
    胡耀邦评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胡乔木批判华国锋“左”的理论
    所谓“右倾”和“非毛化”
    从邓小平视角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局限
    尾声 华国锋的“淡出”
    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职务
    政治局召开9次会议解决华国锋问题
    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
    华国锋平静的晚年生活
    后记

    序言

    “我们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
    “我们一直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
    “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

    后记

    “你又去北京!”每当我从上海前往北京采访时,上海的朋友们差不多都这么说我。
    确实,北京是我去得最多的城市,起码上百次了吧。虽然我是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可是,我的创作根据地却仿佛在北京。上海的文友都开玩笑称我是“半个北京作家”。
    美国纽约有条著名的百老汇大街,而北京的“百老汇”才是名副其实的。我奔走于北京的“百老汇”,奔走于白发世界,请历史老人们面对我的录音机,细细回叙那铁马金戈、风云突变的往昔。
    当年为了写作本书,我在北京频频出入于那几处“部长楼”,也去了中南海,还有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解放军报社大院以及《求是》杂志社大院,还到远郊的中共中央党校采访。
    本书写的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我注意到,中国人有句挂在嘴边的话:“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句话,在各种各样的文件上常常见到,在大大小小的报告会上常常听到,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里属于“高频语”——这一“高频语”现象,形象地反映了这一会议的重要性。
    纵观中国共产党走过的道路,有两次会议是至关重要的,是历史的转折点:一次是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另一次则是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人们已经习惯地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称之为“新时期”。人们已经习惯地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进行的艰难的工作,称之为“新长征”。
    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是“毛泽东时代”,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是“邓小平时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时期的遵义会议”。
    我曾在1992年出版了关于遵义会议的纪实长篇《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我决心写一部姊妹篇——关于“新时期的遵义会议”的纪实长篇。
    比起遵义会议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难写得多。正因为这样,对于这部长篇的写作,我已是“几起几落”了:早在1987年前,我便注意到这一重大题材,但是初步摸索了一下之后,发觉写作难度很高,未敢着手,撂在了一边;在1994年,又开始着手采写,写了一部分之后仍放下来,中途辍笔。
    1995年冬,上海作家协会忽然紧急召集专业作家会议。我来到会场,才知道中国作家协会通知,上报1996年度作家创作计划,以从中确定若干长篇作为重点选题。当时,给每一位专业作家发了一张表格,要求当场填好。我就填上《转折》,内容是“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纪实长篇”,计划在1996年度完成。
    此后不久,我接到上海作家协会的通知,说是中国作家协会从全国各地作家协会上报的1200多部长篇选题中,选定了22部长篇作为重点,《转折》被定为“主旋律作品”选中了。接着,《人民日报》、《文艺报》、《文汇报》等许多报纸报道了中国作家协会选定1996年度22部的重点长篇的消息。
    列为“重点”之后,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不时来电,询问创作进度。这促使我抓紧这一长篇的写作。我不能不放下手头的其他创作,全力以赴写《转折》,终于写出了40万字初稿。写毕,看了一遍,觉得要作大修改、大补充才行,又重新改了一遍,定稿时全书为50万字。
    这部长篇最初就叫《转折》,有的朋友建议应该加上一个“大”字,于是改为《大转折》。后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大转折》上映了,为了加以区别,改名为《1978大转折》。最后,又加上“中国命运”四字,定名为《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此次新版修订本,改名《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作副标题。
    当年为了写作本书,我在北京马不停蹄,全天候采访。通常一早就出发,上、下午都安排采访。有一回甚至采访到深夜11时。在离开北京时,数了一下,总共采访了20多人,录了近40盒磁带,拍了3卷多胶片。我还特地去当年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场进行拍摄,以求写作时多一点“现场感”。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完成之后,香港一家出版社迅即出版,为了适应那里的市场,曾把书名改为《从华国锋到邓小平》。
    与此同时,这部长篇准备出内地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仔细地审读了全书,并给予热情的肯定。审读工作在1998年1月结束。这时,正好赶上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出版社以6天的高速度印出了此书。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谨以本书献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
    初版本《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出版之后,受到好评。其中,特别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共党史研究》杂志1998年第4期发表黄如军的长篇评论文章《关于党史、国史重大题材纪实作品的几点思考——兼评叶永烈著<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指出: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一书,是叶永烈的中共党史系列长篇纪实作品中,写得比较好的一部,也是近年来同类作品中写得比较好的一部(仅就笔者个人所接触过作品而言)。这主要是指:本书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从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样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转折过程中的某些重大事件,或与这些事件有关的某些人物,例如,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批判“两个凡是”、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召开等。同时,本书也较为真实地描述了在这些重大事件中,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老一辈革命家,对中国摆脱长期的“左”的错误和“两个凡是”的束缚,走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这就是说,本书有历史感,作家对大的历史进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把握,从总体上看,主要内容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尤为可贵的是,黄如军先生非常认真地逐一指出了《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初版本中的讹误。
    我写这部《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其实是我关于中共党史的系列长篇的继续。
    我写了“红色三部曲”,即《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和《毛泽东与蒋介石》。
    《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亦即“中国有了共产党”;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写的是遵义会议,亦即“中国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与蒋介石》是从“比较领袖学”的角度写国共两党的领袖,写了“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打败蒋介石”。
    这“红色三部曲”,写了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历史进程。
    对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进程,我着眼于1957年到1978年这21个年头。
    1996年5月14日,香港《明报》发表记者侯德贤对我的采访报道《叶永烈:彻底否定“文革”应毫无异议》,内中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如果把中国当代历史比喻成时间隧道,那么中国这辆列车应该是从1957年驶进愈来愈黑暗的‘左’的山洞,直至1978年才从漫长的‘左’的阴影下驶出来。1957年和1978年都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我写了长篇《反右派始末》。这部长篇多角度、全过程、全方位地写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写了中国“左”的灾难的开始。
    我写的“‘四人帮’兴衰”——《江青传》、《张春桥传》、《王洪文传》、《姚文元传》以及《陈伯达传》,这五部长篇则是中国的十年动乱的真实写照,是中国“左”的灾祸的真实记录。
    这部《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则是写了中国列车在1978年“从漫长的‘左’的阴影下驶出来”。
    这部《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是我的中共党史系列长篇中的第十部。
    我还将写下去,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巨大变化。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系记述历史的书,不能不选用若干历史性照片。本书所用历史性照片,系选用新华社当时的新闻照片。鉴于当时的新闻照片不署名,未能查明摄影作者。今后如能查明摄影作者姓名,当在再版时补上,并寄照片稿酬。本书所用采访性照片,系本书作者及夫人杨蕙芬所摄。
    转眼间过了10年,趁此书重新出版的机会,我根据黄如军先生对本书的意见作了许多修改,补充了10年来对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研究的新成果,修订本《邓小平改变中国——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将以崭新的面貌呈献给广大读者。

    文摘

    插图:



    第二章 中共中央“群龙有首”
    粉碎“四人帮”的当天夜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在北京玉泉山夤夜开会,一致推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使中共中央“群龙有首”。尽管中央对粉碎“四人帮”严格保密,但是中央两报一刊的社论却“泄露”了这一重大机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夤夜上玉泉山
    在1976年10月6日晚上,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在中南海完成那惊天动地的壮举之后,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本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最合适的地点是中南海。但是,在中南海刚刚进行了那么一场生死大搏斗,“硝烟”未散,何况在中南海可能还有“四人帮”的爪牙尚未捕净,所以在中南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显然是不合适的。
    叶剑英建议在他的住处——北京玉泉山9号楼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马上得到华国锋和汪东兴的赞同。
    紧急关头的紧急会议在叶剑英住处召开,这也充分显示了叶剑英在当时举足轻重的地位。
    玉泉山坐落在北京西郊。在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毛泽东委托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叶剑英深知北京城里麻烦多多,毛泽东便把北京市郊的玉泉山九号楼拨给叶剑英。
    其实,叶剑英在北京有三个住处:他在城里住在中南海后海南沿的小翔凤5号;在中国的命运急转弯的年月,叶剑英住在北京西山15号楼;此外,又有玉泉山的9号楼。
    “四人帮”很快就发觉叶剑英在西山的动向可疑,在毛泽东去世后,王洪文使出球场上的“盯人”战术,也搬到了西山。王洪文住在离叶剑英的15号楼不过几十公尺的25号楼。25号楼的地势比15号楼高,所以对15号楼的动向可以进行监视。
    可是,就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叶剑英突然从北京西山消失,搬进玉泉山9号楼,甩掉了盯梢的王洪文……
    叶剑英和华国锋在拘捕“四人帮”之后,乘着红旗牌大轿车直奔玉泉山。
    汪东兴留在中南海,忙着给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一打电话,要他们务必在夜11时赶到玉泉山9号楼,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突然在半夜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且地点又是那么远,这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无不感到惊讶。但是,谁都熟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声音,所以,由汪东兴出面通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纷纷夤夜上玉泉山。除了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之外,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等,陆续到达玉泉山9号楼,在大厅等候。
    这时,叶剑英正在与华国锋谈话。
    2002年,当年担任中共中央保密局局长的周启才回忆说: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夜晚静悄悄。这是一个震惊中外、永载史册的夜晚。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办公楼和往常一样,许多办公室灯光明亮,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仍在忙碌地工作着。
    晚9时15分左右,汪东兴亲自用保密机打电话到我办公室,对我说:“那‘四个人’(即“四人帮”)的事,今晚已经解决了,进行得很顺利。中央决定,今晚10时在玉泉山9号搂叶帅住地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现在国锋同志和叶帅已离开怀仁堂,一同去了玉泉山。我正在通知在京的政治局成员去那里开会。
    你马上去玉泉山9号楼安排布置好会场,做好各项会务工作。”汪问我:“听清楚了吗?”我说:“听清楚了,我立即去办。”汪说:“好,时间很紧了,你赶快去办吧!”
    我快步下搂,急速上车,以最快的速度奔赴玉泉山。
    我到达玉泉山9号楼叶帅住地,是晚上9时40分左右。叶帅的警卫、秘书见我来了,引我进入叶帅卧室。
    这时,华国锋和叶帅并排坐在叶帅卧室床沿上,正在商议事情。见我来了,华国锋说:“老周,情况你知道了吧?”我说:“知道一些,东兴同志让我来向您和叶帅报到,听候指示。”华国锋说:“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就在叶帅会客厅召开,你去安排布置一下。”我说:“好。”我走出卧室,华国锋和叶帅继续交谈。
    晚10时整,我向汪东兴报告,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已全部到齐。
    出席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陈永贵、苏振华、倪志福、吴桂贤共11人。李鑫和我列席了会议。
    开始,华国锋请叶剑英主持会议并讲话。叶帅说:“这次会议应该由你主持,你是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的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一直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贵无旁贷,你就主持开会吧!”
    夜11时,叶剑英拉着华国锋的手,来到大厅。
    一次不平常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了。
    按照叶剑英事先和华国锋的商定,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并由华国锋作主旨讲话。
    华国锋的主旨讲话,后来在1976年10月18日作为中共中央1976年第16号文件下达。
    华国锋先是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宣布已经粉碎“四人帮”,引起极大的震动。李先念带头鼓掌,顿时使大厅里的气氛变得热烈、活跃起来。
    接着,华国锋对为什么要拘捕“四人帮”作了说明。华国锋很强调,毛泽东主席在生前就已经多次批评了“四人帮”,这次拘捕“四人帮”完全是实现毛泽东主席的遗愿。
    依据中共中央1976年第16号文件,华国锋讲话的原文如下:
    毛主席早在1974年7月17日,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了江青,当时在座的同志大都亲耳听到了。主席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难改呢。”毛主席还批评了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帮”。毛主席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宗派呢。她(指江青)也算是上海帮呢。”
    毛主席还多次讲过:“她(江青)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但是,“四人帮”毫不悔改。在四届人大前夕,继续大搞结帮篡党活动,阴谋组阁夺权。他们经过密谋策划,背着中央政治局,于1974年10月17日,派王洪文到长沙告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状。毛主席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当即批评王洪文。“四人帮”不服,又由江青出面,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在1974年11月12日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江青不听告诫,竟然托人向毛主席提出要王洪文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1974年12月23日,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又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的。”毛主席还当面批评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一次批判了“四人帮”的反党宗派活动,严厉警告他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主席鉴于“四人帮”的猖狂宗派活动,病重期间,再次指示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毛主席说:“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当时,我和叶帅考虑到主席有病,就没有急于解决。主席逝世后,如果不是他们变本加厉,逼人太甚,我们也不想现在解决。但他们太疯狂了,根本不把毛主席,不把政治局放在眼里,公然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情报:他们是准备在1O月10号搞政变,王洪文把标准像都拍好了;上海不仅给民兵突击发了枪炮,还发了大批红布红纸,说要庆祝伟大的节日。我们感到事态严重,一旦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会丧失,我们的党和国家就会变色,资本主义就会复辟,千百万人头就会落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决定采取这种特殊措施,把他们全扣起来,进行审查。
    同志们,我们这样做完全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是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这次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使我们党避免了一次大分裂、一次大流血,使我们的人民避免了一次大灾难,使我们的事业避免了一次大倒退。这次胜利,再次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军队是伟大的军队!……
    在华国锋之后,叶剑英作了重要发言。叶剑英除了跟华国锋一样,强调了粉碎“四人帮”是“完成毛主席生前没有来得及做的事”,而且强调了华国锋是毛泽东生前选定的接班人。叶剑英深知,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只有借重于毛泽东的崇高威望才能使众人信服。
    叶剑英说道:
    我们粉碎“四人帮”,是完成毛主席生前没有来得及做的事。大家知道,毛主席对江青一直是有批评,有约束,有限制的。毛主席同“四人帮”的斗争,有很重要的两着棋:
    第一着棋,是1974年、1975年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同志的面,提出了江青有野心和“四人帮”的问题,批评他们忘掉了“三要三不要”的原则,谴责他们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毛主席曾和我多次强调说:“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解决。不然要出大乱子。”毛主席临终前,还拉着我的手叮嘱说:“我死后江青可能要闹事,你要协助国锋同志制止他们。”这一切都表明毛主席是早就下了坚定的明确的决心。我牢记着毛主席的嘱托,协助国锋同志进行了这场斗争。
    毛主席生前还有一着棋,就是组织安排。周总理病重以后,“四人帮”以为,按照原来的次序,政治局应该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应该由张春桥主持。但是,毛主席就是不给他们。邓小平被推下台后,毛主席经过反复考虑,选定了华国锋同志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这种安排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毛主席为什么要下这盘棋呢?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
    毛主席的这两着棋,非常英明,为我们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奠定了基础。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要是没有毛主席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交了底,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会遇到怎样的困难。所以我说,这次粉碎“四人帮”,首先要归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
    在叶剑英讲话之后,汪东兴作了发言。汪东兴主要是揭发“四人帮”要发动政变,所以不得不先对他们下手。
    在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讲话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纷纷表示支持粉碎“四人帮”,支持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
    有人曾经提出要叶剑英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他婉言谢绝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不就让人说是‘宫廷政变’吗?”
    在玉泉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从1976年10月6日夜11时一直开到10月7日清早6时,可谓是“通宵达旦”。
    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一项重要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
    决议的全文如下:
    根据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为了向全党下达这一决议,中共中央于10月7日又发出通知,全文如下:
    现将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在党内传达。
    这次通宵达旦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对于粉碎“四人帮”有了一致拥护的共识,而且也结束了毛泽东逝世后“群龙无首”的局面。
    急派“文官武将”耿飚管制电台
    就在刚刚拘捕了“四人帮”这千头万绪的时刻,叶剑英一边和华国锋安排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一边征得华国锋的同意,急急派出两位可靠的重要干部执行特殊的任务——马上控制中国的新闻传媒。
    那时,中国的新闻传媒紧紧地控制在姚文元的手中。在策划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华国锋和叶剑英就已经考虑到这一着棋——派谁从姚文元手中夺取舆论工具。
    叶剑英向华国锋推荐了耿飚、迟浩田,秦基伟。
    1984年6月,耿飚曾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谈及1976年10月5日华国锋约见他的情形:
    抓“四人帮”的时候,要我出来,是叶帅推荐的,华国锋也赞成。我知华并不熟悉,当时叶帅和华都在怀仁堂办公,那是头一天的下午两点钟,华国锋把我找去(他那时住在现在西哈努克住的地方)。我到那里后就谈起来了,提到“四人帮”的事情,当时我已经估计到了,我已知道了一点情况,知道他们要把“四人帮”弄掉。我就说:“你分配给我什么任务,我都干。”华国锋笑了笑说:“看,我还没有跟你说哩,还没有给你分配任务么,你知道我要你干什么?”我说:“我已经有所察觉了,我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华国锋说:“那好吧,你既然猜到了我就不讲了,这几天你在家里不要离开,经常和我保持电话联系,有事我会给你打电话,我就直接打到你家里。我的秘书或别人给你打电话,你都不要相信,只有我亲自打电话,你听出是我的声音,你才讲话。我的声音你能听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