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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入门[平装]
  • 共1个商家     5.50元~5.50
  • 作者:戴燕(作者)
  •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第1版(2009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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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309066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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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入门》是戴燕编著,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戴燕,北京大学本科毕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著作有《文学史的权力》(2002)、《玄意幽远——魏晋思想文化与人生》(2008),译作有《异域之眼——兴膳宏中国古典论集》(2006)等。

    目录

    1 引言
    2 “选学”的复兴与传统的终结
    3 平民文学的倡导与乐府研究的兴盛
    4 对外来文化影响的重视与佛教文学研究
    5 对本土宗教的认识与道教文学研究
    6 从替玄学平反到魏晋风度论
    7 附录
    基本阅读书目
    参考论著
    后记

    后记

    2008年秋天起,我在复旦大学用了一个学期,给中文系的研究生开一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专题的课。这门课的讲义,经过随后几个月匆匆忙忙的修订,就变成了这本小册子。
    上课的宗旨,在当时,就是要跟大部分为一年级硕士的同学一起,进入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研究之门。入门的方式有多种多样,不止于一,不过我最终选择的,是阅读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经典的方式。通过阅读近代以来的这些重要的学术著作,我想,或许可以帮助同学比较快地接触到这个领域的研究状况、它的历史以及与这种历史形成有关的思想文化背景、它曾经关注过的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而采用的方法,等等。而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开始我们对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新的研究,至少有以下几个好处:
    首先不管怎么说,在我们可以看得见的未来的研究,其实都还只是近代以来的学术史的延续。是近代以来的学者及其研究成果,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这一学科,奠定了现有的基础,对前人的研究进行经常性的学习和观摩,不但是我们认识前辈、认识学术发展历史的一个过程,同时也是筹划我们自己的研究路向的必要步骤。
    第二,从学术史的变迁过程当中,也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那就是,一个学科在研究上的推进,尽管要凭着很多人的、很大量的研究成果的积累,但是关键的一步,却往往靠的是个别人或个别著作的“点睛”功夫,这样的研究者或研究著作,我们会视之为典范。在入门之初,研读典范之作,一方面当然是希望自己可以借此取境变得高一点,另一方面,也是要由此了解打通关节,那所谓关键的步骤,究竟在哪里。
    第三,所谓典范的产生,当然取决于研究的眼光和方法。只是这学术的方法和眼光,是需要在时代风气里得到提练和磨勘的。作为一个专业研究者,光有对本专业的热情还很不够,还要有对时代的关怀和心胸。
    上过这门课的同学,大概都不会忘记,我们曾经是怎样地从刘师培、鲁迅、陈寅恪他们的专业论著中,读到深刻在纸背后面的,那种对于大时代的热切的关怀与深厚的责任感,他们使我们知道,即使是一门研究古典的学问,也并不能躲在冰冷的象牙塔里面完成。
    课程结束,讲稿变成了现在的手册。作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研究的一种入门书,作为这套丛书的一部分,我想需要补充交代的,还有以下几点:
    首先,由于本稿是在原课堂讲义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所以,没能严格按照这套丛书原来规定的体例去做,主要是缺少单独的有关“方法”和“视野”的章节。

    文摘

    1 引言
    在我们目前的文学史学科里面,按照时代划分,“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自成一段。
    这种利用政治上的王朝更迭,来作为文学史单元的切割标准的所谓断代方法,在倡导文学独立,相信文学具有普遍性质,应当能够超越任何国族与政治界限的现代人的眼里,究竟是不是合理,先不去管它。
    在历来的实际研究当中,由于公认能够代表曹魏时代文学成就的一些重要作家,大多仅只活到汉献帝的建安之年,讲这一段的文学史,因而通常总要习惯性地上溯到东汉末期,也就是曹丕尚未登基建立魏国之前,这一点,先也不去说它。
    还有,苏轼表彰韩愈,有“文起八代之衰”的话,把韩愈生活的唐代中期,看成一个文学的分水岭,按照苏轼的意思,就是说,至少也要延长到初唐时期,才能够比较清楚地看见这一阶段文学史的完整脉络,就是这一条,也要先把它放下。
    暂时放下这些疑问,并不是说,牵涉到文学史断代,以及与之有关的文学史性质的判断、源流的探查、成就的评价,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已经统统被解决掉了,而是说,“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在我们熟悉的学科环境里面,既是权宜的,也是约定俗成的一个专业科目、一个研究领域。总之,是一种通行的称呼,替代它的,大概只有“中古”、“中世”甚或“六朝”这几个名目。
    这是在进入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之前,需要了解的第一点。还有需要了解的以下第二点。
    现代人研究古代文学,讲究的是科学。所谓科学,在很多人看来,首先,就是要能够将自己与古代文学区分开来,好像法官办案,时时刻刻跟犯罪嫌疑人保持足够的距离,避免主观介入,防止感情用事,以此来确保判决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所以,现代一些做文学史的人,特别好讲真伪、讲实事求是,作家的生卒年,要考清楚,作品是不是经过了伪造和篡改,要弄明白,这是进入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第一步。经由可靠的文献与考古资料,还原古代文学的历史真相,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是现代人的追求。
    可是另一方面,通过可靠文献及考古资料还原文学史的真相,也并不就是要将古代文学的面貌,依样画葫芦般地原封不动呈现出来。因为古代跟我们相隔,还不仅仅是一个时间上的距离,有时候我们说,八世纪的唐诗、十二世纪的宋词并不一定就比十五世纪的明诗、十八世纪的清词离现代的读者更远。当我们面对古代,遥想当初,事实上很难做到无动于衷、铁面无私,毕竟那些逝去的岁月,以及与之相伴的多姿多彩的文学,跟我们有着血缘的关系,我们是它的后裔、它的亲族,因为有它们,才有了今天的我们。我们与古代之间,就存在有这样的基因遗传性,这决定了我们和古代的距离,始终也只能是一种在心理上和主观上努力保持的距离,而现代人的研究古代文学,也往往会像子孙后代追忆自己的祖先那样,无可避免地要在叙述当中,渗透感情,表达认同。
    魏晋南北朝文学在现代学术史上之被关注、被研究、被描述,多多少少就是同现代人从这一时期的文学中间,体会到某种关联,寻找到某种寄托,密不可分的。
      2  “选学”的复兴与传统的终结
    近代以来,首开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著述风气的,公推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这部以魏、晋、宋、齐、梁、陈六朝文学为叙述主线的文学史讲义,是刘师培生前最后一年——1918年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编写的。
    刘师培早年热衷于对满清封建政府的革命,后来改变政治立场,变得保守起来,学术上却日益精进。当他1917年到北京大学教书的时候,虽然已经有陈独秀、胡适这一批人,在《新青年》上号召“文学改良”或“文学革命”,锋芒毕现,然而代表着古文传统的“桐城派”的文学势力,也并没有完全退出当时的文坛及大学。刘师培是隶属扬州府的仪征人。时常惦念着“绍述先业、昌洋扬州学派”(尹炎武《刘师培外传》),以为自己的使命,因而他在课堂上讲授中古文学,首先针对的就是这桐城文派。
    刘师培是希望重新发掘由梁昭明太子萧统提出的“事出干沉思,义归乎翰藻”(《文选序》)这样一个文学思想,同时借由弘扬中古文学的这一传统,来作一个历史的大回转,好跟以“从质舍文”为标榜的桐城派相抗衡。所以,在这部讲义的第二课,他就承接过扬州的前辈学者阮元所提出“文笔之辨”的话题,专门讨论起中古时代“文”“笔”概念的问题。
    他像阮元一样,一面详加梳理和辨析中古时期有关“文”“笔”的众多资料,指出在当时的语境之中,只有“偶语韵词”,方才可以称“文”,但凡“非偶语韵词”,都只能叫做“笔”;而另一面,他也丝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崇尚“偶语韵词”的这种中古文学观念的偏好,同时坚持认为“言无藻韵,弗得名文”,在今天依然是有效的看法。他还批评桐城派一味尊奉韩愈古文的做法,是误把“笔”,当成了“文”,而以韩愈的古文为文章正宗,恰恰就是“文”“笔”混淆、文学堕落的一个现象。他有一段相当严厉的批评说:
    合前列各证观之,知散行之体,概与文殊。唐、宋以降,此谊弗明,散体之作,亦入文集。若从孔子“正名”之谊,则言无藻韵,弗得名文;以笔冒文,误孰甚焉。又文苑列传,前史佥同。唐、宋以降,文学陵迟,仅工散体,恒立专传。名实弗昭,万民丧察,因并辨之。(第二课《文学辨体》)
    如果我们说,刘师培的这一立场,表现出他仍然还是把自己限定在传统文章学的范围,他对桐城派的意见,也仍然是中唐以后、宋明以来的所谓“骈散之争”的延续,那么,他在讲义的第一课《概论》里面,开门见山所谈的:
    物成而丽,交错发形;分动而明,刚柔判象:在物佥 然,文亦犹之。惟是捈欲通情,纮埏实同;偶类齐音,中邦臻极。何则?准声署字,修短揆均,字必单音,所施斯适。远国异人,书违颉、诵,翰藻弗殊,侔均斯逊。是则音泮轾轩,象昭明两,比物丑类,泯踌从齐,切响浮声,引同协异,乃禹域所独然,殊方所未有也。
    此一则明俪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今与外域文学竞长,惟资斯体。
    这样一种对有别于“远国异人”的汉语言文字,它的“字必单音”即一字一音的声形特征的认识,特别是对充分利用汉字特点书写的俪文律诗的期待,即所谓“与外域文学竞长,惟资斯体”,实际上便反映出,他在20世纪之初讲授中古文学,与历来文章家的骈散之争,事实上又有着根本的区别,这就牵扯到他对民族国家之存亡,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其实有着相当深刻的关怀和思考。
    在刘师培这一派“国粹”学家看来,中国当时面临的,不仅仅有“亡国”、“亡种”,也有“亡学”,亦即传统文化迅速坠落以至于彻底消失的危机,在西方文化大潮扑面而来的冲击之下,保存与复兴传统文化的“存学”,于是变成了跟“保种”、“爱国”同等重要的大事情。国学亡,种族与国家随之以亡;国学存,种族与国家赖之以存。
    那么,什么是国学呢?自然是唯中国独有的传统学术文化,作为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承载媒介的汉字,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许多人都意识到,汉字的特殊性,就在于它和西方的文字不同,一直保留着图像的特点,是象形的,而没有变成欧洲的那种拼音字母的形式。用汉字写出的文学作品,因此可以同时诉诸眼睛和耳朵,能够带来视觉的与听觉的双重美感。在刘师培看来,这样的单音节的汉字以及基于汉字特点写成的韵文律诗,理所当然地,是“禹域所独然,殊方所未有的一种中国文化传统。而以汉字书写的“俪文律诗”,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既超越了具体时代、也超越了个别流派的,具有代表性和普遍价值的中国文学,能够当得上真正“国学”的名义,代表中国,去与“外域文学”较一短长。
    从这样一个思路和推论中,就能够看到,刘师培之所以刻意标举中古文学,原来还有着超乎与桐城文派相抗衡之上的更深邃的意涵,也可以说,这是他在西潮澎湃的大背景下,刻意选择的一个立场、一种姿态。主张汉字的保存、表彰利用汉字的声韵和形态特点书写出来的中古文学,是由于他相信,只有这样独一无二的文学,才具备与“外域文学竞长”的资格,才有实力让中国文学永远地立足于世界文学之林。而这一点,也正符合“文学史”这一近代学科本身所树立的宗旨和目标,就是利用文学史的书写,来寻求民族国家的认同,来凝聚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