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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学院[平装]
  • 共1个商家     25.20元~25.20
  • 作者:斯蒂文斯(StevensRobertC.)(作者),阎亚林(译者),李新成(译者),付欣(译者)
  • 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版(2003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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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56202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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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前言
    撰写一部美国法学院通史的必要性相对比较容易论证。我们的法学院既强大又神秘。对于外国的法律家,特别是法学教授来说,美国的法学院经常是一个让人既羡慕又妒嫉的对象。[1]实际上,美国著名的法学院在法律职业界和学术界的生活中甚至在全国都享有牢固的权力地位,而这种学术地位常常是其他工业化的国家里法律职业的学术分支所无法获得的。从美国法学院毕业进入职业界的学生在政治、商务、劳工、甚至在社会改革方面行使的扫力要比其他普通法国家的学生大得多。大学的法学教授过着一种养尊处优的生活,他们在职业领域中对法律、程序和制度所进行的思考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美国的法学院被认为不仅是法律职业权力的中心,而且也是塑造作为一个国家的美国的重要力量,
    然而。对于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来说,法学院最富于挑战的作用是它在法律、律师高等教育的社会变革方面所发挥的功能。法律在美国人生活中所处的中心地位是与法学教育的历史性作用相伴随的,这使法学院每次在有关法律职业及其作用和法律属性的论争中总是成为争论的焦点。美国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平等与卓越相互冲突的历史。法律职业的历史——不可避免地包括法学院的历史——也类似地反映了精英主义和民主之间的冲突。反映美国政治与社会之间细微差别的法律概念都会影响美国的法学教育,反过来说,它也会受到法学教育的影响。单是这一现象就已经可以证明对法学院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重要性了。
    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人们对法学教育的严肃分析还少得可怜。除了里德为卡内基基金会所撰写的研究报告之外,[2]美国对法学教育史的研究相当少。事实上,法律史作为一个整体即便是在一些著名的法学院中也最多只是刚刚开展研究而已。尽管把法律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的强烈呼声已经持续了50年的时间,但人们收集到的有关法学教育或法律职业方面的材料还非常地少。法学教授好像急于保持对法学教育史的无知。
    尽管说所有这些在过去15年里已经发生的改变会使人产生误解,但它还是取得了重要的发展。法律史经历了一个主要的复苏时期,对法律、法律服务和律师的理论和经验性研究变得更加重要了,人们对职业的研究也重视了,而这正是上一代人所忽视的事情。[3]但把法律史作为一个整体,结合学术、政治和社会的趋势来研究法学教育的成果还比较缺乏。本书正是在这一方面所进行的一次尝试。
    美国法学教育的历史很奇怪地呈现出地方色彩。如果我们把学术的界线限定为现存的这种法学教育的范围,那么我们需要回到100年前,以便追溯法学院的建立过程及起到主宰作用的各种观念。但是,不仅时间框架很短,而且起领导作用的人也比较少。或许最有意义的是,法学教育在教学方法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突破——案例法。这种主张通过研究案例来学习法律的观念,很快就和苏格拉底的问答法联系起来,并支配了最近110年的美国法学教育。
    ……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斯蒂文斯(Stevens Robert C.) 译者:阎亚林 李新成 付欣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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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谢
    前言
    第一章 回顾法学教育的历史
    第二章法律、律师和法学院
    第三章哈佛创设了法学教育的模式与内容
    第四章哈佛确立了法学教育的风格
    第五章法学教育市场的迅速扩展
    第六章 当权派力图控制市场
    第七章旁观者:雷德里克、里德与路特
    第八章法律文化与法律理论:社会科学及其他
    第九章针对少数人的学术兴奋:现实主义与现实
    第十章提高法学教育的标准
    第十一章追求卓越:普通人的观点
    第十二章 1945年以后的法学院:规范的结构与法
    学教育轨道的重建
    第十三章法律职业与法学院:激进主义、富裕和欧
    佩克(OPEC)
    第十四章律师、法律理论与信仰
    著作及论文
    索引

    文摘

    书摘
    书摘
    面对这些反对意见,法学院的筹备工作仍然在继续进行着,有计划支持哈佛的约瑟夫·贝勒到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任院长。与此同时,芝加哥大学指导委员会成员、政治学家厄恩斯特·弗罗因德为新筹建的法学院起草了一份通告,声称学院的责任在于“促进和鼓励系统的比较法理学、法律史和立法原则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出乎人们预料之外的是,除通告预计传授哈佛法学院所设的课程外,还将有国际法课程。而且,文中还建议在第二学年选修税收、宪法、法理学和罗马法等新课程。当贝勒听到这些建议后感到害怕,他立场坚定地说“我们没有开设这些课程”。埃姆斯院长说:“在我们这里,我们一致反对教授法律以外的任何东西……我们认为,除了法律家之外没有谁能成为法学院的教师。”贝勒暴躁地宣布,“在这种法学院里,我可能毫无用处”。不过,他仍然去了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实验的结果非常令人满意,它要比贝勒所担心的或芝加哥一些教师所希望的那样更接近哈佛法学院的做法。[47]
    事实上,理论和现实之间在许多学院还是出现了鸿沟。这是因为大学同意法学院可以设计自己的职业或专业的培训。它们将自己视为学术中心。例如在189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校长韦林喜欢把哥伦比亚法学院称为比较法理学学院。[48]实际上,这只是一所能成功地帮助政府职员通过律师资格考试的夜校而已。[49]1890年代,乔治城学院仅有的项目——夜校——有近1000名业余学生,但它仍然假装坚持只对一些法律伦理学、法哲学和法律史等“非法律”类的课程很感兴趣。[50]在华盛顿的3所著名的学校中,最重要的是天主教大学。法学院不仅在社会科学学院中受到尊重,而且,作为其学术地位的一部分,它在普通法和民法方面至少可向学生授予3种以上的博士学位。但法学院仍须不断地寻找任课教师。3位教师在1899年新学期开始前退休了,法学院院长通知校长:“为大学法学院找到一些你所希望的教师是件非常困难的事。以我们所能支付的可怜薪金,我们每年不知道怎样找到工作所需要的这些教师。”[5l]
    学术要求与市场现实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明显了。很明显,哈佛同类的格式化的课程并不在其他法学院都行得通。建立一个全国性课程标准的问题在一些并不著名的地方法学院里显得越来突出了。[52]伊利诺伊的艾伯特·卡莱斯在1909年指出,由于伊利诺伊大学65%一95%的学生毕业后希望在当地从事实务工作,那些根据发展法律推理所设计的标准化课程对于这些学生的职业目标来说并不比学习特殊地区的法律更为合适。[53]这又提出了一个与希望成为法律学者的学生密切相关的问题:美国的法律真是(或应该是)兰戴尔所认为的那样统一的一个体系吗?在讲授人们所熟知的“像律师一样地思考”的方法论课程方面,埃姆斯和肯纳认为确实应该这样做。各州统一的国家法律委员会会议的目标很明确地支持了他们的观点。但这一问题一直令人烦恼地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