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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插图本)[平装]
  • 共3个商家     18.30元~26.00
  • 作者:杨义(作者)
  •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第1版(2007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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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542626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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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插图本)》作者杨义是我国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杨义,揭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与以杜衡为代表的“海派”之争。

    作者简介

    杨义,1946年8月生,广东省电白县人。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位委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著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二、三卷)、《鲁迅小说综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文化》、《中国历朝小说与文化》、《京派与海派比较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新文学图志》(上、下册)、《中国叙事学》等学术著作近二十种。论著曾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以来优秀学术成果奖”等多项奖励。传记列入美、英《世界名人录》,为美国传记研究中心列入“世界五百领先者”。

    目录

    小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序言

    民俗民谣,牵系着人们的寻根意识。这些俗谣是在地理中生根的,正如《史记》所言:“人民谣俗,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自从有了作为文明发展之标志的城市,我们又有了“城中谣”。《后汉书》记载了一位名臣的奏疏,说是“改政移风,必有其本。传日: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可见风俗时尚对社会影响之深。奏疏还引了当时长安的《城中谣》: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
    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
    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城市以其文化变迁上先行一步的优势,引领着四方的时尚。本书讲的京派文学与海派文学,乃是在东西文化的现代碰撞和融合中,北京和上海的文化人各用他们独特的叙事策略记录下来的“现代城中谣”,颇有一点“心之忧矣,我歌且谣”的感慨,很值得今人仔细寻味。
    “现代城中谣”啊,你是怎样唱出来的,你又如何牵系着我们的灵魂?

    文摘

    插图:



    第一章“京派”与“海派”之争:文学史因文化气候差异的一番“对打喷嚏”
    当今的新派作家,有谁不是一开口就讲几句“文化意识”?文化,作为一个人文学科的术语,有狭义的,也有广义的;有显态的,也有隐型的;有表层的,也有深层的。总之,它神通广大,百病兼治,仿佛是畅销海内外的“万金油”。假若把一种文化,看做是某个人类群体独特的价值认知、生活方式和他们整套的“生存式样”,那么它是四处流散,无所不在的。一位外国的人类学和文化学的学者讲过一段颇为通俗有趣的话:“打喷嚏乍看象是纯属生物学的现象,但其中却发展出一些小小的习俗,诸如说一句‘对不起’或‘多多保重’。不同文化的人们,或者同一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们,都不会以严格相同的方式打喷嚏。打喷嚏是在某种文化网络里结成的生物行为。要指出哪一件活动不是文化的产物是很困难的。”(〔美〕克莱德·克鲁克洪:《文化的研究》)文化的产生自然受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经济活动的制约,但是它一经创造出来,又向社会的各个层面、包括日常惯例和心理层面渗透和沉积,如盐渗透到水里一般,处处难以辨认出盐来,却处处感觉到一种咸味。
    自从机械文明产生以来,世界范围内,首先是欧洲发生了文化亢奋猛进的势头。闭关锁国的严实的门户,纷纷被军舰火炮轰开,一批古老文明颓然凋谢和猛然转型。原先几乎是平行发展的几大人类文化圈,在愈来愈深刻的程度上开始了猛烈的冲撞,出现了破裂和崩毁、固守和新生的惨烈的痛苦。长期雄踞世界古老文明前列的中国文化,面临着最严峻的挑战,经历了由古典化走向现代化的极其艰难痛苦、路漫漫兮的历程。自十七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向明神宗献上方物和基督圣母图,开始西学东渐以来,中经丧权辱国的鸦片战争和励志图强的戊戌变法,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在残夜中做了整整三百年的酣梦和噩梦,才出现了破晓期的开放心态,从供奉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的祖宗古墓中走出来,尽情地呼吸着苦涩的、然而是新鲜的外来文化的狂风。
    从温暖的、却已经发生霉变的密室中,骤然走到新鲜的、却也带几分凛冽的旷野中,体质柔弱的人是难免要打几个喷嚏的。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繁众,伦理联系极为牢固,而阶级、阶层、社区、地域、职业等类社会层面非常丰富的大国。由于下层宗法制农业社会区间相互阻隔,上层军阀专横跋扈,政出多门,到处呈现出半封建社会的政治地域色彩和人际等级关系,一个好端端的国家陷于四分五裂之中。因而全国各地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速度、角度、深度,以及接受者的心态、情调、趣味,都有很大的差异,在山川阻隔之间,形成种种色色的复杂的新旧交错的文化景观,形成新旧文化配比相差甚大的一个个文化小气候。当本世纪三十年代前期,北平的“京派”作家在大学公寓中闻到“十里洋场”的酒气肉味,上海现代派作家在租界亭子间闻到明清古都朴野恬淡的风气的时候,他们都不禁鼻子痒痒的打起喷嚏来。这就是发生于1933年至1934年间,一方是北平的沈从文,一方是上海的杜衡的“京派”与“海派”的争论。
    文化的差异引发了这场争论,文化的差异又渗透在这场争论的方式之中。
    “京派”的理论家带有明清帝都的古朴之风,即使是争论,也具有宁静、恬适和随和的风度,仿佛一位谆谆善诱的教师爷在规劝着一个调皮促狭的学生,仿佛一位眉宇清明的艺术之神谛视着骚动纷扰的人世间。揭开这场论争的,是沈从文发表于1933年10月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文章《文学者的态度》。他写得那么亲切自然,先从身边的厨子写起:“我家中大司务老景是这样一个人:平时最关心的是他那份家业:厨房中的切菜刀,砧板,大小碗盏,与上街用的自行车,都亲手料理得十分干净。他对于肉价,米价,煤球价,东城与西城相差的数目,他全记得清清楚楚。凡关于他那一行,问他一样他至少能说出三样。他还会写几个字,记账时必写得整齐成行美丽悦目。”在主仆间互致敬意,彬彬有礼之中,他引导文学者以这个诚实的下等人对待职业的态度为态度,认为:
    伟大作品的产生,不在作家如何聪明,如何骄傲,如何自以为伟大,与如何善于标榜成名,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家诚实的去做。作家的态度,若皆能够同我家大司务态度一样,一切规规矩矩,凡属他应明白的社会上事情,都把它弄明白,同时那一个问题因为空间而发生的两地价值相差处,得失互异处,他也看得极其清楚,此外“道德”,“社会思想”,“政治倾向”,“恋爱观念”,凡属于这一类名词,在各个阶级,各种时间,各种环境里,它的伸缩性,也必需了解而且承认它。着手写作时,又同我家中那大司务一样,不大在乎读者的毁誉,做得好并不自满骄人,做差了又仍然照着本分继续工作下去。必须要有这种精神,就是带他到伟大里去的精神!
    他自然是讨厌“海派”作风的,但他在批评“一群玩票白相文学作家”的态度的时候,并没有忘记拉上北京的人物作为陪绑,以显示公允平正并无门户。他指出:“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上却与平庸为缘。”“已经成了名的文学者,或在北京教书,或在上海赋闲,教书的大约每月皆有三百至五百元的固定收入,赋闲的则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会之类列席,希望他们同我家大司务老景那么守定他的事业,尊重他的事业,大约已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这种欲擒故纵的迂回战术,受到“海派”作家的反击之后,火气难免上升,但他依然不失学者风范,又在《论“海派”》、《关于海派》等文章中,恭恭敬敬地表示“同意”对方的文章,并对自己所用的术语作一番严格的界定:“‘海派’这个名词,因为它承袭着一个带点儿历史性的恶意,一般人对于这个名词缺少尊敬是很显然的。过去的‘海派’与‘礼拜六派’不能分开。那是一样东西的两种称呼。‘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便成立了我们今天对于海派这个名词的概念。”“我所说的‘名士才情’,是《儒林外史》上那一类斗方名士的才情,我所说的‘商业竞卖’,是上海地方推销×××一类不正当商业的竞卖。正为的是‘装模作样的名土才情’与‘不正当的商业竞卖’两种势力相结合,这些人才俨然能够活下去,且势力日益扩张。”作者已经改变了第一篇文章中正襟危坐,向生徒从容布道的态度,眉心已微微紧蹙,用语也带几分尖锐、甚至刻薄了。不过,他依然把清除这种“妨害新文学健康发展”的海派坏影响,作为南北两地作家的共同责任,并且特地说明:“杜衡君虽在上海,并不缺少成为海派作家的机会,但事实明明白白,他就不会成为海派。……茅盾、叶绍钧、鲁迅,以及大多数正在从事于文学创作杂志编纂人(除吃官饭的作家在外),他们即或在上海生长,且毫无一个机会能够有一天日子同上海离开,他们也仍然不会被人误认为海派的。”这样,他把起而应战的对方排除在论争对象之外,使自己成为避开后卫和门将的足球运动员,可以从容不迫地射空门了。诚然是打喷嚏也有打喷嚏者的文化方式,沈从文受海派风气的刺激接二连三地打出来的“喷嚏”,分明带有古都社会雍容尔雅的风度,先是掀起竹布长衫的大袖,掩住仰天皱鼻子的面容,轻松过后,又风度翩翩地向对方连称“失礼失礼”、“请多多包涵”。因此,虽然难免带点冒失,但终究没有留下多少宿嫌。从这里,也可以或隐或显地窥见“京派”作家节制、和谐而圆融的审美文化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