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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平装]
  • 共1个商家     19.40元~19.40
  • 作者:玛莎·努斯鲍姆(MarthaC.Nussbaum)(作者),沈明(丛书主编),丁晓东(译者)
  •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版(2010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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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301154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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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社会思想译丛

    媒体推荐

    及时而紧迫……努斯鲍姆女士将小说的观点作为司法与公共政策的范例,这是乌托邦式的理想,让人振奋和鼓舞。
      ——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Dickstein),《纽约时报书评》
    对于文学和人文教育对一个国家公共生活的重要性,没有人作出比这更好的辩护了。玛莎·努斯鲍姆的新书应该成为每个国会成员的必读物。
      ——斯坦利·费什(StanleyFish),《专业正确——文学研究与政治变迁》
    努斯鲍姆精彩地辩论道,通过带着同情心去关注那些不同于我们的生命,小说扩展了我们的想象能力,让我们能够更好地作出公共生活所需的判断……努斯鲍姆的论题……应该在屋顶上高声呼喊——就像惠特曼的《我自己的歌》。
      ——《科克斯书评》
    努斯鲍姆引人入胜地辩论道,那种所谓的“理性心智”已经使我们完全忽视了人这一动物的显而易见的一面——我们的情感。
      ——劳尔·尼诺(RaudNino),《新城市》
    努斯鲍姆是当代深刻的思想家之一……我们并不知道阅读小说是否真的会让人们变得更为仁慈,[但是]这是迄今为止发表过的最强有力的争论。
      ——凯斯·奥特利(KeithOatley),多伦多,安大略《环球邮报》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 译者:丁晓东 丛书主编:沈明

    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神学院和哲学系合聘的弗伦德法律与伦理学杰出贡献教授,古典与政治科学系副研究员。主要著作《善的脆弱性》(1heFragiljtyofGoodness)《爱的知识》(Love'sKnowledge)《欲望的治疗》(TheTherapyofDesire)《培育人性》(CultivatingHumanity)《思想的剧变》(Upheavalsofflhought)《逃避人性》(HidingfromHumanity)《正义前沿》(FI·ontierS(ffJustice)《良心自由》(LibertyofConsciience)。
    译者简介
    丁晓东,北京大学法学院2007级博士生,现任《北大法律评论》主编。

    目录

    致谢1
    前言3
    第一章 文学想象11
    第二章 畅想27
    第三章 理性情感83
    第四章 诗人作为裁判117
    索引173

    序言

    寻求一种恰当的正义标准,这一梦想贯穿了人类历史的始终。两千多年前,中国儒家的代表孔子就曾经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在西方的《圣经》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黄金法则:“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对待别人。”这些简约但却具有普适性意义的正义准则,构成了一个政治社会中人们相互交往和判断事物的中立性标准。晚近以来,思想家们构想了一些更具有操作性也更具有争议性的正义理论,例如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判断标准的功利主义,以财富最大化或效率最大化作为标准的经济学。这些正义规范和正义标准不仅在学术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且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作为正义(Jllstice)的同义词,在司法中寻求一种中立性标准同样贯穿了西方法律思想的历史。[4]无论是对法律确定性的追求,还是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司法的不偏不倚对于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都非常重要。而且,比起抽象的正义理论,司法中的中立性往往更为具体、更为即时、更具对抗性和更为敏感,一旦裁判者有所偏颇,无论是法律问题还是案件事实问题,都会立即引起当事人和相关受影响群体的不满。因而,如果司法无法找到一种比较客观中立的司法标准,如果司法为摇摆不定的个人偏好所影响,或者为党派政治所操控,那么司法的中立性和正当性就将受到极大的质疑,甚至法治这一理念也将面临合法性的拷问。[5]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方面,对正义与司法规范的渴求成了学术界所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学术理论迫切需要探索恰当的正义和司法标准,并对它们作出正当性的论证。另一方面,各种正义和司法标准之间也形成了相互竞争、批判和互补的复杂关系。

    文摘

    在一个只有一位非裔美国人的70人的班级中,我们阅读了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而就在离我们上课的大讲堂不到50码的地方,法学院停车场的黑色铁栅栏在大学世界和芝加哥市区的贫民窟之间划下了一道“界限”。芝加哥的每个地名都标记一个我们知道的地点,但是对于这些地点,我们中间几乎所有的人都和赖特小说里的玛丽·道尔顿的境况差不多,当时她对别格·托马斯说,她对住在离她十个街区的人们一无所知。“他站在那儿,心里清楚”,赖特笔下的别格说道,“他永远不能诉说自己为什么杀死他人。这不是因为他真的不想诉说,而是因为诉说这件事需要对他整个人生进行解释。”我们讨论了这段文章的相关问题,关于刑事审判中的谨慎与仁慈——关于xv一个最高法院判决,该判决指示法院将被告看做“一个个独特的人”,而不是看做“一个没有特性的、没有差别的大众中的一员”。如果要让未来的法官和律师也能理解这种指示,一本诸如赖特这样的作家写的小说可以起到什么作用?我并没有发明法律与文学课程,实际上,它在许多年前就成为法学院课程表上的常规课了.最初,法律人对于哲学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兴趣着实让我吃惊。慢慢的,我意识到,他们在这些课程中寻求的是研究并有原则地捍卫一种人文主义的、具有多方面价值的公共理性观念,一种在普通法传统中被有效示范了的公共理性观念。这种观念需要我们捍卫,因为它有时为法律经济学运动所提供的更为“科学”的观念所攻击。我一度研究相关哲学观念,并且已经开始将它们与法律中的问题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