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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第2版)(套装共3册)[平装]
  • 共2个商家     96.00元~97.00
  • 作者:章培恒(编者),骆玉明(编者)
  •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版(2011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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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30908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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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第2版)(套装共3册)》是教育部重点推荐大学文科教材。

    作者简介

    章培恒,男,1934年1月生,浙江绍兴人1954年1月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研究工作,1984年起即为该专业博士生导师,近十余年来又把研究领域扩展至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与陈思和教授等创建相应的博士点,并任博士生导师。1979年起陆续出版《洪昇年谱》《献疑集》等著作。发表《(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等论文数十篇,均以见解新颖、论据丰富、逻辑严密或考证审慎而受学界重视。与骆玉明教授共同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1996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重大突破,现为复旦大学杰出教授、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浙江师范大学双聘教授;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骆玉明,祖籍洛阳,寄籍江苏建湖,1951年生于上海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著有《徐文长评传》(合著)、《南北朝文学》(合著)、《纵放悲歌一明中叶江南才士诗》、《老庄哲学随谈》、《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简明中国文学史》等;与章培恒教授共同主编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参与翻译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前野直彬《中国文学史》、吉川幸次郎《宋元明诗概说》等论著,并负责各书之最后校定。发表专业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余散见于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各种报刊杂志的各类文章数百篇。

    目录

    导论
    第一编 上古文学
    概说
    第一章 文学的起源和中国早期神话
    第一节 文学的起源
    第二节 中国的早期神话和传说

    第二章 西周至春秋时期的诗歌
    第一节 西周至春秋的诗歌总集——《诗经》
    第二节 《诗经》中的西周前期作品
    第三节 《诗经》中的西周中、后期作品
    第四节 《诗经》中的东周作品
    第五节 《诗经》中所见的艺术特色
    第六节 《诗经》对后代的影响

    第三章 历史散文
    第一节 《尚书》与《春秋》
    第二节 《左传》
    第三节 《国语》
    第四节 《战国策》

    第四章 诸子散文
    第一节 从《论语》到《孟子》
    第二节 庄周与《庄子》
    第三节 荀况与《苟子》
    第四节 韩非与《韩非子》

    第五章 屈原与楚辞
    第一节 《楚辞》与楚文化
    第二节 屈原的生平
    第三节 屈原的作品
    第四节 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第五节 宋玉

    第二编 中世文学·发轫期
    概说
    第一章 秦与西汉的辞赋
    第一节 秦代的辞赋
    第二节 西汉前期至中期的辞赋
    第三节 西汉后期的辞赋

    第二章 西汉的散文和《史记》
    第一节 西汉前期的散文
    第二节 司马迁和西汉中期的散文
    第三节 西汉后期的散文

    第三章 建安以前的汉代诗歌
    第一节 楚歌体诗的兴起和四言诗的没落
    第二节 五言诗形成的时间问题
    第三节 西汉的五言诗
    第四节 建安以前的东汉五言诗
    第五节 乐府诗

    第四章 建安以前的东汉辞赋与散文
    第一节 辞赋
    第二节 散文

    第三编 中世文学·拓展期
    概说
    第一章 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
    第一节 曹操及其乐府诗
    第二节 建安七子和诗风的始变
    第三节 曹丕与曹植
    第四节 蔡琰的《悲愤诗》

    第二章 魏晋文学
    第一节 曹魏文学
    第二节 陆机、左思与西晋诗文
    第三节 东晋诗文与陶渊明

    第三章 南朝的美文学
    第一节 谢灵运与山水诗的兴盛
    第二节 鲍照及汤惠休等
    第三节 沈约、谢胱与永明体
    第四节 《文心雕龙》与《诗品》
    第五节 萧氏兄弟及其后继者
    第六节 以妇女问题为中心的“艳歌”集《玉台新咏》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民间乐府
    第一节 陇上歌辞
    第二节 南方乐歌
    第三节 北朝民间乐府及其他
    第四节 《木兰诗》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小说
    第一节 志怪小说
    第二节 《世说新语》

    第六章 南北文学的融合与初唐的诗风
    第一节 《水经注》与《洛阳伽蓝记》
    第二节 北朝的土著作家
    第三节 徐陵、庾信与王褒
    第四节 隋及唐初的诗
    第五节 “四杰”与“沈宋”

    第七章 唐诗的新气象与李白
    第一节 陈子昂、刘希夷、张若虚
    第二节 张说、张九龄
    第三节 王昌龄及其同道
    第四节 孟浩然、王维
    第五节 李白
    第六节 高适与岑参

    第四编 中世文学·分化期
    概说
    第一章 文学分化的开始与中唐诗文
    第一节 杜甫
    第二节 经历安史之乱的其他诗人
    第三节 诗坛的新生代
    第四节 韩愈、柳宗元及其诗文的异途
    第五节 元稹、白居易诗的两重性
    第六节 李贺及其他
    第七节 唐代的女诗人

    第二章 体现新倾向的唐代俗文学与传奇
    第一节 俗赋和《游仙窟》
    第二节 变文、讲经文与词文
    第三节 唐代的话本
    第四节 唐代的传奇

    第三章 晚唐诗歌的演进与诗文分化的缓解
    第一节 杜牧与许浑、张祜
    第二节 李商隐与温庭筠
    第三节 晚唐前期的其他诗人
    第四节 韦庄、韩僵等晚唐后期诗人
    第五节 司空图的诗论

    第四章 词的兴起及其任情唯美的倾向
    第一节 词的起源
    第二节 唐五代民间词
    第三节 唐代的文人词
    第四节 西蜀词人
    第五节 南唐词人
    ……
    第五编 近世文学·萌生期
    第六编 近世文学·受挫期
    第七编 近世文学·复兴期
    第八编 近世文学·徘徊期
    第九编 近世文学·嬗变期

    文摘

    《老子》中对此没有一字一句的交代。由此可见,即使是老子,仍然没有严格地从事形而上的辨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停留在感受的阶段。至于那些注重实际的思想家,当然更其如此。例如《论语》的第一句话,是“子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同样没有进行辨析。而且,这里并未作任何限制,应该是把它作为普遍现象的。那么,人们是否都为此而感到喜悦呢?这就牵涉到“好学,,是否为人的天性。倘若是的,当然可以导致上述的结论。然而,魏的嵇康和张邈曾就“自然好学’’的命题作过争论。张邈举出理由来证明这一点,嵇康则加以否定(见《嵇康集·难自然好学论》及其附录)。姑不论嵇康的理由是否比张邈的充足,就是从这争论本身来看,也足以说明“学而时习之”是否令人喜悦,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地判断的问题。所以,孔子在不加辨析的情况下,就把这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来宣布,其实是过于重视个人感受(也许孔子确实以为自己是这样的)的结果。感受由经验而得,经验又离不开实际;从而重感受而轻辨析在根底上仍是重实际而轻玄想。
    我国上古时代这种注重具体、注重感受的思维特点,对于文学的影响十分重大。由于注重具体,上古文学多重视作品的直观性;由于注重感受,上古文学又偏向于述说主观的体会,当然这种体会仍力求具体。在中国传统诗歌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比兴”,就是这两者结合的结果;抒情诗之所以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也与注重感受这一点有关。
    汉语言文字的印记
    上古时代的诗文普遍具有文字精练的特点,与当时的口语应已有距离,并成为以后书面语与口语割裂的滥觞。同时,在我国的第一部诗集《诗经》中,还存在句式大致固定与押脚韵的特点,也即句式以四言为主,押韵在句末,每句或者隔句用韵。这是我国诗歌所独有的特色,并对后代的诗歌形式产生巨大影响。而所有这一切都与汉语言文字——特别是汉字——的特性相联系。由此可见,我国上古时期的文学,不仅因运用汉语言文字来创作而与别国的文学所用的语言文字不同,而且在文学的形式上,还打着汉语言文字所特有的印记。语言的差别可以通过翻译来解决,而这种特有的印记则是翻译无法解决的。例如,倘将《诗经》第一篇《关雎》译成英文,它的押脚韵和通篇四言(每句的音节数相等)的特色就无法保留了。
    字基本上为象形、形声、假借三种类型,即较许说合理。象形字和形声字都离不开图象,假借字的本字同样如此,因而先秦时期汉字的书写多少具有绘画的意味,颇为繁难。当时除铭文和帛书以外,文字一般是刻在竹简上的(甲骨卜辞则刻在龟甲、兽骨上);图象简单的还好刻些,较复杂的就很费力;倘是长篇记录自然更难对付。所以,遇到后一种情况,就很可能将文字加以浓缩,以致与口语脱节,形成言、文的分离。鲁迅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针对胡适主张的战国前言、文一致的看法,在其所作《门外文谈》中提出:“《书经》有那么难读,似乎正可作为照写口语的证据,但商周人的的确的口语,现在还没有研究出,还要繁也说不定的。”“因为文字越容易写,就愈容易写得和口语一致,但中国却是那么难画的象形字,也许我们的古人,向来就将不关重要的词摘去了的。”他的怀疑是对的。如果我们把殷代的甲骨卜辞与《尚书》中的殷代文献《盘庚》对照,就会发现甲骨卜辞大多数都文从字顺,比《盘庚》好读得多;这是因为卜辞所记的事情都较简单,文字本就简短,不必多加浓缩,从而较接近口语的形态,如“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卜辞通纂》375)倘要精练,至少第二至五句中的四个“雨”字是可省掉的。又如“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卜辞通纂》363)第二句中的“帝令雨”三字也大可精简。其所以如此累赘,当是“照写口语”之故。而在《盘庚》中却丝毫没有这类“照写口语”的累赘痕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卜辞中常见“不其”、“弗其”一类的词,倘非在口语中本就如此使用,这个“其”字是完全没有必要加的。而在《盘庚》三篇中,虽多次出现“不”、“弗”字样,除中篇有“不其或稽”之语外,其余的“不”、“弗”下皆无“其”字,显然是对口语删略的结果。总之,《盘庚》并不是口语的记录,而是已与口语形态有距离的文章。
    换言之,至迟从商代起,我国就已开始出现了言、文分离的现象。文、言不必一致的观念大概在那时就已确立,后来又进而发展为文必须与言有区别;文,言文之长期流行,五四运动时期的提倡白话遭到一批人的反对,其故即在于此。所以,中国文学的形式在很长时间里都有其自己的、殊异于口语的准则和发展途径,很晚才出现基本上用口语写的文学作品。
    《诗经》中诗歌的押脚韵,大概与追求音乐性和便于记忆有关(因当时的诗歌绝大部分都经过口头流传的过程,便于记忆就有助于它的流传),但句式的大致固定为四言却又为了什么呢?汉代的民间乐府很多是杂言体;敦煌曲子词以及宋词、元曲,句式也多变化。足见句式的固定并无助于音乐性的加强,因为宋词、元曲的音乐性都很强。而且,在人们的日常语言中,每句话的字数多少从来是不一样的。诗歌的句式大致固定为四言,与口语的距离实在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