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微信

推荐商品

    加载中... 正在为您读取数据...
分享到:
  • 沿着陌生的道路(一位苏联驻中国军事顾问的笔记1938-1939)[平装]
  • 共1个商家     29.30元~29.30
  • 作者:А.Я.卡利亚金(作者)
  • 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第1版(2013年1月1日)
  • 出版时间:
  • 版次 :
  • 印刷时间:
  • 包装:
  • ISBN:9787506565165

  • 商家报价
  • 简介
  • 评价
  • 加载中... 正在为您读取数据...
  • 商品描述

    编辑推荐

    A.Я.卡利亚金所著的《沿着陌生的道路(一位苏联驻中国军事顾问的笔记1938-1939)》包含大量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珍贵历史资料。作者根据亲身经历,用很多篇幅叙述了1938年至1939年亲眼看到或亲自参加的一些重要战役的准备和实施过程、蒋介石和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活动,并就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作者简介

    作者:(苏)А. Я. 卡利亚金
    赖铭传 福建省永定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事学教授。国防大学原战略研究所所长。曾任中国翻译协会理事和军事科学翻译委员会副主任、顾问。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苏联和俄罗斯问题、军队建设理论、军事战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主编或与人合著十余韶军事著作。独自翻译或与他人合译近30部外国军事理论、历史专著和纪实文学作品。其中独自翻译的主要有:《战争是这样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将军问谍》、《叶廖缅科元帅战争回忆录》、《科涅夫元帅战争回忆录》、《胜利者》、《大纵深战役理论》、《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巴格拉米扬元帅战争回忆录》、《在中国的使命》等。参与翻译的主要有《苏联军事百科全书》、《集团军战役》、《战术》等。2011年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称号。A.Я.卡利亚金,苏军中将。生于1900年3月18日。1918年参加红军。俄国国内战争结束后,从工兵营长当到西伯利亚军区工程兵主任。1938年奉命到中国国民革命军担任军事顾问。1939年底回国,不久被任命为阿尔汉格尔斯克工程兵学校校长。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担任布良斯克方面军工程兵主任,1942年底起任苏联红军工程兵部部长,直接参与最高统帅部制定解放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实施维斯瓦河一奥得河战役、柏林战役的计划。战争结束后,历任驻德苏军集群副司令、苏联防空兵副司令。1961年退休后长期在苏中友好协会工作。2000年8月2日去世,享年100岁。

    目录

    译者的话
    第一章 心灵呼唤
    1.服役西伯利亚
    2.踏上友谊之路
    3.分析形势
    4.蒋介石接见
    5.军事顾问:义务和职责
    第二章 军事顾问见闻
    1.虚幻的统一
    2.苏联技术装备显神威
    3.军队指挥机构与编制
    4.统一战线是怎样形成的
    5.薄弱的经济基础
    第三章 新使命的起点
    1.国民革命军的工兵
    2.会是远东凡尔登吗?
    3.在战利品展览会上
    4.在第九、第三战区
    第四章 武汉会战
    1.计划与现实
    2.姑塘——九江战役
    3.江北战斗
    4.大本营放弃武汉
    5.南岳会议——“抗战到底”
    6.在第四战区
    第五章 国民党要“巩固”后方
    1.在四川训练后备力量
    2.襄阳——南阳战役(1939年5月)
    3.总顾问司令部建议进攻
    4.在第一、第八、第十战区
    5.大本营寻找出路
    第六章 矛盾逐步增大
    1.危机产生原因
    2.封锁陕甘宁边区
    3.“百团大战”
    编后记

    序言

    《沿着陌生的道路》是苏军中将A.Я.卡利亚金于1969年写的一部回忆录,于1979年再版。这部回忆录实际上是崔可夫所著《在中国的使命》的“前部”。正因如此,作者在全书末尾指出:“至于1940年后的战事如何发展,1940年12月到达中国的顾问们,其中包括总顾问、现在的苏联元帅B.И.崔可夫将会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叙述。”
    作者卡利亚金1900年3月18日生于俄国萨马拉省一个农民家庭。1918年参加红军。俄国国内战争结束后,从工兵营长当到西伯利亚军区工程兵主任。1938年奉命到中国国民革命军担任军事顾问。1939年底回国,不久被任命为阿尔汉格尔斯克工程兵学校校长。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担任布良斯克方面军工程兵主任,1942年底起任苏联红军工程兵部部长,直接参与最高统帅部制定解放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实施维斯瓦河一奥得河战役、柏林战役的计划。战争结束后,历任驻德苏军集群副司令、苏联防空兵副司令。1961年退休。随后长期在苏中友好协会工作。2000年8月2日去世,享年100岁。
    《沿着陌生的道路》包含大量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珍贵历史资料。作者根据亲身经历,用很多篇幅叙述了1938年至1939年亲眼看到或亲自参加的一些重要战役的准备和实施过程、蒋介石和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活动,并就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该书有以下主要特点:第一,满腔热情地讴歌了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事迹,真实反映了苏联专家和志愿飞行员积极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活动。第二,比较公正地反映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和斗争。第三,客观评述了蒋介石大本营战略思想保守,作战理论滞后,部分战役指挥失当及国民党中央军与军阀部队将领勾心斗角,互不协同,为保存实力消极避战,甚至违抗命令贻误战机等情况。第四,对中国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中国战争初期失利的原因、具体战役战斗准备与实施等进行了很有见地的分析。
    还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在写本书时所处的大环境下,没有像当时许多苏联作者一样,迎合政治需要,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进行不符合事实的攻击,而是相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及其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贡献,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积极抗战,作了充分肯定和赞扬。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
    该书也存在一些缺点。例如,受作者掌握的资料局限,对中国军队的编制体制、隶属关系和某些战事进程的叙述不够准确;又因受当时翻译人员方言的影响或以讹传讹的缘故,对中国人姓名和中国地名的书写有一半以上不规范(如对徐永昌、徐培根、薛岳、于学忠等著名人士姓名的书写用汉语拼音表示分别变成:Xu Yuclaeng、Xu Peiclleng、Xie Yao、Yu xiezong,相差很大)。
    总而言之,作者以一个曾亲身参加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专家从独特视觉进行的叙述,即便有不够准确或值得商榷之处,对我国读者全面了解当时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特别是国民党军队的武器装备、官兵素质、作战能力和具体作战情况,以及苏联顾问和志愿者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活动,都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翻译本书的过程,实际上是学习和进一步了解抗日战争初期历史的过程。该书涉及大量历史事件,要求翻译者具备多领域的知识。特别是按苏联人的理解翻译成俄文的各种组织名称,错写的人名、地名及虽未错写但并非众所周知者,要恢复成原有中文名称难度极大。为此,译者查阅了大量资料。对于不准确叙述或有些读者可能不很熟悉的内容,在对资料进行研究、对比、甄别的基础上,加了注释。对于有关苏联领导人和主要专家,一般都通过注释进行了介绍。似乎可以有把握地说,上述问题绝大部分已经圆满解决。但肯定有解决不甚妥当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赖铭传
    2012年10月16日 于北京红山口

    后记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卡利亚金的回忆录于1969年出第一版。它提供了1937-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的珍贵历史资料。如果没有这些资料,今天任何一个历史工作者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都无法胜任。
    A.Я.卡利亚金前往他陌生的国家时还不到40岁。他1900年3月18日生于萨马拉省一个没有土地的农民家庭,14岁时就开始靠劳动生活。世界大战爆发后,他的父亲应征到德国战场作战,家庭失去了养家人,需要他帮助支撑。伟大十月革命后爆发了国内战争,A.Я.卡利亚金积极参加了在顿河和乌克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许多战斗。国内战争结束后,年轻的指挥员没有离开军事生涯。1936年,他毕业于军事工程学院。
    A.Я.卡利亚金去中国之前,担任西伯利亚军区工程兵副主任。作为军事专家,作者自然会把自己回忆录的许多篇幅用来叙述各次战役,探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许多具体问题。同时,A.Я.卡利亚金的书还具备以下长处:它清晰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有充分依据地披露了国民党领导层内部各种关系的复杂性。众所周知,蒋介石及其政府并没有立即下决心发动中国人民进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全民族战争。日本帝国主义实际上早在1931年,即揭开了全中国抗战序幕的卢沟桥事变之前很久,就发动了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的战争。而国民党政府直到1941年底日本人袭击珍珠港后,才在形式上向日本宣战。
    日本军阀指望通过扩大侵略中国的范围,在短时间内迫使中国人民屈服。日本将军们占上风的看法是他们能够通过使用三个师团的闪电性突击,在三个星期内使中国完全服从自己的统治。他们押下的赌注是:中国经济上虚弱不堪,政治上四分五裂,在单枪匹马与那支无论是日本的还是中国的理论家都吹捧为威力无比、不可战胜的军队作战时,必然投降。日本以闪击战战胜中国的计划之所以破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个因素:外部因素是苏联给予军事、政治上的援助,内部因素是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国民党的历史工作者在其研究日中战争的著作中,不是歪曲苏联援助的性质和规模、贬低援助的意义,就是根本不提这种援助。在国民党宣传家们编纂、蒋介石署名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包含着不少恶毒捏造苏联在中国的目的和企图的内容,几乎不提苏联军事、政治援助对中国在抗击势如破竹的日军的决定性时刻所起的重要作用。
    要更好地想象和更深地了解蒋介石的将军和政客们对苏联顾问的矛盾态度,应当意识到,当时国民党人仍然对1925—1927年的革命记忆犹新,在那次革命中,国民党和共产党通力合作,苏联在军事和政治上支援中国人民与北洋军阀和为他们撑腰的帝国主义进行斗争。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走上了拒绝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并诬蔑苏联企图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奴役和“赤化”中国。一直到1937年,蒋介石都表现出他是个疯狂的反苏分子。甚至在很多人开始明白只有苏联能够对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提供援助之时,蒋介石仍然在动摇。当时他希望日本不是进攻中国,而是进攻苏联。他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承认,他很不愿意和苏联达成协议和接受苏联援助,但是西方“民主”国家对他的援助哀求置若罔闻,他没有别的出路。蒋介石只好像他的将军们一样,隐藏起对苏联的敌视。况且,苏联顾问不是用言辞,而是用行动证实,他们真诚希望把自己的一切力量和知识都献给反对侵略者的斗争,这在A.Я.卡利亚金的回忆录里写得很清楚。中国历史学家何干之高度评价苏联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只会纵容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初期对中国提供援助的意义,他指出:1937年8月21日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既是对中国人民的道义上的支援,又是对侵略者的打击。苏联还向中国政府提供了物质援助。苏联飞行员参加了中国的卫国战争。中国人民在困难时刻体验到了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的伟大友谊。这种友谊是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无可估量的支援。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年代曾强调:“只有苏联是用了空军和物资援助了我们。”
    1938年6月,在武汉保卫战的艰难日子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王明、周恩来和秦邦宪在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联名发表文章.指出:
    保卫战经验证明,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是中国人民最忠实和最亲密的朋友。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亲切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这种同情和支持随着保卫战的展开和中苏友好关系的加强而日益增大。
    美国、英国和法国政府对中国人民保卫战的支援还远远不能满足中国人民的希望。中国国民政府现在竭尽全力巩固中苏友好关系和接近英、美、法等民主国家。我们热烈支持这种正确的外交政策。我们相信,只有这样的外交政策能够对中国反抗侵略者的保卫战提供有效的帮助。
    苏联志愿飞行员的战功引起了中国爱国者的赞叹。英国记者D.伯特伦在其《华北战场》一书中指出,
    苏联飞机到达是汉口的转折点。苏联飞机不仅对加强中国空军的战斗支援有意义。和飞机一起到达的还有为培养专门干部奠定了基础的教练员,以及完全自愿前往中国的大批飞行员。俄国飞行员昼夜不离自己的飞机,一旦需要,可在任何时刻升空。
    读者在A.牙.卡利亚金的书中可以找到不少具体反映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矛盾的有趣内容。这两个政党整整十年处于战争状态,面对日本侵略,为了拯救国家而开始合作,但两党领导人缺乏互爱互信。蒋介石在他对上海革命工人进行残酷镇压的1927年4月事件后,获得了刽子手的肮脏名声。同时,国民党领袖们也拒绝承认共产党为可与其保持平等关系的政党。蒋介石宣传机构把共产党员称为“土匪”和“强盗”。在国民党的词典里对共产党员没有别的称呼。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分子不得不丢掉这些骂人的话,但其中许多人仍然是共产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
    为了防止国民党及其领袖人物敌视和不信任,共产党领导人努力证明。对他们而言,民族利益高于一个阶级或一个政党的利益。同时,他们表示希望,在取得胜利之后,即在中国开始完成国家建设任务的和平时期,抗日战争中的合作也能继续下去。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国共两党相互关系问题的立场,是中国共产党1938年11月在延安(陕西省)举行的扩大的第六次中央全会确定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在听取毛泽东关于新时期的报告后,在决议案中指出:
    国共两党长期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是抗战救国大业完成与胜利的保证。因此,建立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不仅是国共两党同志的热望,而且是我全中国人民和一切中国朋友的希望。……抗战时期的合作,造成战后合作的基石。……为此目的,扩大的六中全会正式决定:不在国民党中及其军队中建立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再一次正式宣言,中国共产党对于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的诚心诚意。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建议接纳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作为两党合作的一种组织形式。中共中央同意“将加入国民党与青年团的共产党员的名单交给国民党领导机关”。中国共产党承担义务,“不在国民党与青年团中进行征收共产党员的活动”。
    六中全会决议案指出:
    中国的内部环境和国际的条件,都指明在这一历史阶段中既不会是所谓“一党专政”的国家制度的建立,也不会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出现,而将是一个新式的民主共和国,即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民国。
    在毛泽东的报告及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决议案中,都提出了中华民族在战争条件下最紧急的任务。
    全中华民族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增加力量,停止敌之进攻,实行我之反攻,以取得最后驱逐日寇出境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光荣胜利。在此基础上,全中华民族的当前紧急具体任务则应该是:
    (一)高度的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坚决抗战到底,克服悲观失望情绪,反对妥协投降。
    (二)诚心诚意地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反对一切分裂企图,反对任何汉奸傀儡政府。
    (三)提高主力军的战斗力,扩大原有的军队,创造更多的新军,改进军队的政治工作与技术装备和训练,保卫西南西北,停止敌之进攻。
    (四)广大发展敌后方的游击战争,建设和巩固更多的抗日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地区,并配合主力军作战。
    决议案接着指出,必须“发展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强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支持长期抗战”。
    蒋介石和国民党其他领导人是被迫与共产党合作,并不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目标远大的建议。他们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只能容忍到一定的限度。共产党人力图利用统一战线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加强自己的全国政党地位。蒋介石则企图利用统一战线实现对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监督。
    在抗日战争过程中,两党的矛盾逐渐发展为对抗,而对抗又常常演变为公开的武装冲突。不过,两党一直到战争结束都在形式上维持了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代表公开驻在蒋介石大本营。
    A.Я.卡利亚金的书中包括不少中国将军们轻易把城市献给敌人的见闻。他们这样做是依据持久战理论,这种理论无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还是主张“以空间换取时间”的国民党领袖们都一样坚持。此外,国民党领袖们坚信,中国的生死存亡不是在城市、而是在乡村决定的。就在南京沦陷、中国境内外都在为中华民族的命运哀伤之时,蒋介石在其《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中声称:“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
    乡村确实是抵抗日本侵略的基地。日军占领中国城市后,并不能进而控制乡村。正是在广大乡村的土地上,种子很好地生根发芽了,但这些种子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播下的。于是,乡村,这个中华民族的生存中枢,在日本投降后才爆发的内战中成了促使国民党政权灭亡的发源地。
    除乡村外,蒋介石还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人的“国民精神”上,这在他的一系列战时声明中看得很清楚。蒋介石和中国其他政治家一样,喜欢强调,中国人不靠物质,而靠“国民精神”,日本人在物质上强于中国人,中国人在精神上强于日本人。
    这样的玄论在实践中导致大片国土被拱手让给敌军,使将军们甚至在不仅必须、而且可能抵抗日军之时,也消极对待抗日军事行动的组织和实施。A.Я.卡利亚金通过具体事例披露了国民党军事活动家的心理,帮助读者了解国民党军队甚至在他们能够战胜敌人之际也节节败退的原因。
    A.Я.卡利亚金1939年底离开中国。在此后几年中,国民党统帅部对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战争越来越丧失信心,把希望寄托在美国和反希特勒同盟各国加入太平洋战争之上。武汉沦陷后,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也逐渐尖锐化了。共产党起初委婉、尔后越来越公开和尖锐地批评国民党,要求它在承认所有党派平等的基础上,从形式上的统一战线转变为实际上的合作。不言而喻,这在现实中就是要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与国民党平等的党。例如,在准备进行武汉保卫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成员在上面提到过的文章中就建议正确和迅速解决各党之间的关系问题。
    对蒋介石和国民党其他领导人而言,同意这些要求无异于放弃政权垄断,而这对他们又意味着迈出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毁灭的一步。于是,还在需要动员全民族一切力量参加抗日战争之时,蒋介石就对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力量和大本营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封锁,开始实行取缔中国共产党活动的措施。
    人们已经意识到,随着抗日战争结束,两党之间就会爆发战争。中国共产党的壮大,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实力增强,她在解放区和全国的政治影响扩大——这些都使她成为国民党的强大竞争者,自然引起了蒋介石的愤恨。他想保留实力以备将来和共产党搏斗,从而失去了抗日战争开始时得到中国共产党拥护的政治威望。
    A.Я.卡利亚金的回忆录使我们了解了那样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中,国民党尚未充分暴露政治上的虚弱和立场的不坚定,但就是在那时,人们在国民党要人的行为中也能看到诸多特点,这些特点预示他们将在1946一1949年的国内战争中遭到失败。
    回忆录作者1939年底回到祖国后,被任命为阿尔汉格尔斯克军事工程学校校长。伟大卫国战争一开始,A.Я.卡利亚金就到了作战部队。1941年,他领导布良斯克方面军工程兵,而从1942年5月起到战争结束,一直担任苏军总军事工程部部长,直接参与制定了最高统帅部关于解放乌克兰、白俄罗斯及实施维斯瓦河一奥得河战役、柏林战役的计划。
    A.Я.卡利亚金中将在苏军一直服役到1961年。
    目前,亚历山大·雅科夫列维奇·卡利亚金在苏中友好协会精力充沛地工作。他经常作有关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兄弟情谊的战斗传统报告。他和其他苏联同胞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作了一个共产党员和国际主义者的贡献,他的回忆录渗透着对中国人民深厚而真诚的爱。
    (Л.П.列柳欣)

    文摘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什维尔尼克在日内瓦国际保卫和平运动委员会会议上明确阐述了国际形势的特点:
    现在,国际形势要求国际保卫和平运动参加者团结民主国家的一切力量,反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在身为国际联盟成员国的一些民主国家政府明目张胆的纵容下,甚至在英国政府的直接支持下,德国法西斯侵占了奥地利。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入了中国……
    接着,什维尔尼克代表拥有2250万会员的苏联工会,就反对法西斯和战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我们特别认真地读了关于中国战事的报道。
    读完报纸后,我们分别开始阅读介绍中国的书籍。我们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在到达目的地前,不但要了解中国的地理情况和生活习俗,而且要学会哪怕几十句中国话。在快到阿拉木图时,我熟练地用中国话问C.C.秋列夫:
    “这个村庄叫什么名字?”
    “秋列夫。”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这样我们就互相“了解”了。不过我们仍然会问:
    “您会说俄国话吗?”
    我们学会了从“一”数到“十”,能够地道地说“好”或“不好”,还能说:“您好!”
    阿拉木图以芳香扑鼻的刺槐、挺拔的参天杨和伊犁河以北的阿拉套山峰顶耀眼的积雪迎接我们。对我们来说,太阳的强光、鲜花的清香和山地的凉爽,一切都是新鲜的。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时间细看这个令人迷醉的城市。明天太阳一出,我们就要坐上飞机。
    我们住在火车站附设的旅馆,那是一座掩映在天山云杉绿荫中的两层小楼。一切都使旅客本来能够惬意地休息。但是从傍晚起我们就睡不着。我们互相串门,找吸引人的话题交谈,只是不知为什么感到有点心神不定。我们把这归因于自己的状态异常。大家直到凌晨才人睡。但是天刚破晓,我们就被一阵不明原因的巨响惊醒了。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景象是枝型吊灯在摇晃。走廊里传来了喊叫声:
    “地震了!大家都到外面去!”
    我们不顾一切往外跑。大门旁停着一辆从机场开来的汽车。我们急忙收拾行李,没吃早饭就出发了。
    从阿拉木图到边界约有200公里。如今的大飞机15分钟就可到达。而我们的“大鸟”一小时后才把我们送到准噶尔大门。逆风阻挡了飞行。飞机的技术速度在当时被认为是十分出众的,我们也为祖国航空工业感到自豪,希望创造飞行距离和持续时间的记录。我们要在空中飞行约25个小时,航程达5 000公里。如此遥远的旅行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第一次。不久,机长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科尔舒诺夫走进客舱,宣布:
    “左边是艾比湖,右边是婆罗科努山。”
    “我们飞出国界了吗?”
    “不但飞出了国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回答,“而且飞出了高山。”
    出现了令人难受的一阵沉默。罗曼·伊万诺维奇·帕宁终于打破了静寂。
    “为我们的祖国干杯,为我们的家庭干杯,祝他们过和平牛活。”
    我们庄严地碰了碰装着咖啡的杯子。
    科尔舒诺夫机组早就在这条航线飞行。他们不仅做到飞行无事故,而且以具有音乐才能闻名。机长、领航员、机械师兼无线电员、射击员都会演奏随身携带的民间乐器,经常在停机坪举行音乐会。为此,朋友们戏称他们为“飞行爵士乐队”。 我们对科尔舒诺夫表示了感谢,纷纷贴近舷窗观赏。我们沿着天山东麓上千公里长的山脊飞行,虽然身在2 500米高空,仍然被它的雄姿所震撼。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的峰顶显得非常壮丽。经常可见山坡上的地主庄园和佛教寺院。
    从西向东只有唯一一条道路通过。那就是东方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中颂扬的那条路,它被当成中国与西方的通商路线。
    飞机盘旋一圈后开始着陆。领航员宣布:
    “迪化到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自然有些激动:这里会怎样迎接我们?这可是我们第一次在国外降落呀。
    我们过去就知道,新疆督办盛世才将军很不听蒋介石政府的话,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对进步的活动家相当克制,在口头上承认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后者则在新疆省会迪化设了代表处。
    1938年10月,我们从报纸上得知盛世才参加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但是到1943年初,他就取缔了新疆的一切进步组织,逮捕民主人士,叛卖性地枪杀中共中央的代表。
    飞机滑行到机场一座不大的楼前。总共只有三个来迎接的人:两个穿军装的中国人和一个穿便服的翻译。翻译自我介绍说:
    “科罗特科夫。来迎接你们的是上校,中国国民革命军①驻迪化代表。”
    我们点头行礼,饶有兴趣地欣赏我们将要穿的中国军装。
    上校请大家进宾馆大楼,使我们惊奇的是,那里为我们准备了很丰盛的、有俄罗斯小吃的欧洲午宴。大家谈得很活跃,话题主要涉及历史和当地名胜古迹。上校俄语说得不错,他说迪化周围是极好的高鼻羚羊、马鹿和山羊狩猎场。
    “我知道你们现在顾不上打猎。”他说。“但是将来你们回国时,我来为你们安排。要知道,马鹿和羚羊的角是中医药材,每斤卖250银元哩。”
    新疆省会坐落在一个盆地上,四面都是山。居民约有三万人,大多是维吾尔族和回族,汉族较少,俄罗斯人很少。居民的多种族性不仅给语言和建筑,而且给边疆的政治生活留下了烙印。抗日战争已经持续了十个月,可是这里却一片和平景象。和几百年前一样,骆驼商队和马拉大车决定着城市的节奏。
    问题不仅在于这个地区距离中国的中心遥远和没有便捷的交通线。起主要作用的是民族和历史方面的原因。在新疆450万居民中,汉族只有50万(或者说只占10%)。大部分居民是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蒙古族。那里也生活着俄罗斯人、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鞑靼人、印度人、茨冈人。大约70%的居民信奉伊斯兰教,在风俗、文化和生活上与汉族人没有什么共同点。
    伟大十月革命后,帝国主义分子千方百计企图在新疆建立进攻苏维埃俄国的桥头堡。P1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