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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镜中的忧郁:关于波德莱尔的三篇阐释[精装]
  • 共1个商家     22.90元~22.90
  • 作者:让?斯塔罗宾斯基(JeanStarobinski)(作者),姜丹丹(编者),何乏笔(编者),郭宏安(译者)
  •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版(2012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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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561795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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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镜中的忧郁:关于波德莱尔的三篇阐释》编辑推荐:1987年至1988年冬,让·斯塔罗宾斯基在法兰西学院做了八次讲座,主题是“忧郁的历史和诗学”,其中三次讲的是波德莱尔的诗,后结集成为一本小书,于1989年出版,就是这本书。斯塔罗宾斯基通过对波德莱尔诗歌的阐释,从医学和美学相结合的角度,对忧郁做出了全新的解说。《镜中的忧郁:关于波德莱尔的三篇阐释》的译者为国内著名的法语文学翻译家郭宏安,他为此书写了长篇导读,不仅详细介绍了斯塔罗宾斯基的学术背景和观点,而且对《镜中的忧郁:关于波德莱尔的三篇阐释》进行了细致解读。

    作者简介

    作者:(瑞士)让·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i) 译者:郭宏安

    让·斯塔罗宾斯基,1920年生于日内瓦,著名的瑞士文艺批评家和理论家、观念史家,日内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著有《让—雅克·卢梭:透明与障碍》、《活的眼》、《批评的关系》、《自由的创造与理性的象征》等。
    郭宏安,山东人,1943年生于长春市,196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文系,获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已退休。主要著作有:《重建阅读空间》(论文集)、《论(恶之花)》(专著)《同剖诗心》(论文集)、《西方二十世纪文论研究》(专著,法国部分)、《从阅读到批评》(专著)、《波德莱尔及其他》(论文集)、《从蒙田到加缪一重建法国文学的阅读空间》(论文集)、《阳光与阴影的交织——郭宏安读加缪》(专著)、《波德莱尔论》(专著,即出)、《雪落在莱蒙湖上》(随笔集)、《贝壳留住了大海的涛声》(随笔集)、《雪泥鸿爪》(随笔集)、《写作的幸福》(随笔集)和《塞纳河·莱蒙湖》(随笔集)。主要译作有:《郭宏安译文集》(《墓中回忆录》、《恶之花》、《红与黑》、《大西岛》、《夜森林》、《猛兽的习性》和《海之美》)、《波德莱尔作品集》(《恶之花》、《巴黎的忧郁》、《美学珍玩》和《浪漫派的艺术》)、《加缪文集》(《局外人·西绪福斯神话》《堕落·流放与王国》和《反与正·婚礼集·夏天集》)、《博纳富瓦诗选》(合作)、《雅克和他的主人》、《批评意识》、《反现代派》和《病夫治国》。编辑有:《瑞士法语短篇小说选》、《那一夜我看见了巴黎——法国散文随笔精品》、《埃菲尔铁塔——法国经典散文》和《李健吾批评文集》。

    目录

    译序
    序言
    前言
    1《忧郁,在正午》
    2反讽与反省:《自惩者》与《无可救药》
    3低垂的头:《天鹅》
    4最后的镜子
    注释说明
    附录1波佩的面纱
    附录2批评的关系
    让·斯塔罗宾斯基的作品

    序言

    时下距京师同文馆设立推动西学东渐之兴起已有一百五十载。百余年来。尤其是近三十年,西学移译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累积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从西方寻找出路的理想,以至当下中国人提出问题、关注问题、思考问题的进路和理路深受各种各样的西学所规定,而由此引发的新问题也往往被归咎于西方的影响。处在21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情境里,如何在译介西学时作出新的选择,又如何以新的思想姿态回应,成为我们必须重新思考的一个严峻问题。
    自晚清以来。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一直面临着现代性的冲击所带来的种种尖锐的提问:传统是否构成现代化进程的障碍?在中西古今的碰撞与磨合中,重构中华文化的身份与主体性如何得以实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中西、古今”的对立倾向能否彻底扭转?在历经沧桑之后,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如何重新激发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反思中,当代西方文明形态的理想模式一再经历祛魅,西方对中国的意义已然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但问题是:以何种态度应答这一改变?
    中华文化的复兴,召唤对新时代所提出的精神挑战的深刻自觉,与此同时,也需要在更广阔、更细致的层面上展开文化的互动,在更深入、更充盈的跨文化思考中重建经典,既包括对古典的历史文化资源的梳理与考察,也包含对已成为古典的“现代经典”的体认与奠定。
    面对种种历史危机与社会转型,欧洲学人选择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解读欧洲的经典,既谦卑地尊重历史文化的真理内涵,又有抱负地重新连结文明的精神巨链,从当代问题出发,进行批判性重建。这种重新出发和叩问的勇气,值得借鉴。
    一只螃蟹,一只蝴蝶,铸型了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的一枚金币图案,象征一个明君应具备的双重品质,演绎了奥古斯都的座右铭:“FESTINA LENTE?’ (慢慢地,快进)。我们化用为“轻与重”文丛的图标,旨在传递这种悠远的隐喻:轻与重,或曰:快与慢。
    轻,则快,隐喻思想灵动自由;重,则慢,象征诗意栖息大地。蝴蝶之轻灵,宛如对思想芬芳的追逐,朝圣“空气的神灵”;螃蟹之沉稳,恰似肄文化土壤的立足,依托“土地的重量”。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那里,这种-障论演绎出一种智慧:审慎的精神与平衡的探求。思想的表达和传播。快者。易乱;慢者,易坠。故既要审慎,又求平衡。在此,可这样领会:该快时当快,坚守一种持续不断的开拓与创造;该慢时宜慢,保有一堡不可或缺的耐心沉潜与深耕。用不逃避重负的态度面向传统耕耘与劳作,期待思想的轻盈转化与超越。
    “轻与重”文丛,特别注重选择在欧洲(德法尤甚)与主流思想形态相平行的一种称作essai(随笔)的文本。Essai的词源有“平衡”的涵义,也与考量、检验的精细联结在一起,且隐合“尝试”的意味。
    这种文本孕育出的思想表达形态,承袭了从蒙田、帕斯卡尔到卢梭、尼采的传统,在20世纪,经过从本雅明到阿多诺,从柏格森到萨特、罗兰·巴特、福柯等诸位思想大师的传承,发展为一种富有活力的知性实践,形成一种求索和传达真理的风格。Essai,远不只是一种书写的风格,也成为一种思考与存在的方式。既体现思索个体的主体性与节奏,又承载历史文化的积淀与转化,融思辨与感触、考证与诠释为一炉。
    选择这样的文本,意在不渲染一种思潮、不言说一套学说或理论,而是传达西方学人如何在错综复杂的问题场域提问和解析,进而透彻理解西方学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自觉、对自身文明既自信又质疑、既肯定又批判的根本所在,而这恰恰是汉语学界还需要深思的。,
    提供这样的思想文化资源,旨在分享西方学者深入认知与解读欧洲经典的各种方武与问题意识,引领中国读者进一步思索传统与现代、古典文化与当代处境的复杂关系,进而为汉语学界重返中国经典研究、回应西方的经典重建做好更坚实的准备,为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创造可能性的条件。
    是为序。
    姜丹丹、何乏笔
    2012年7月

    文摘

    版权页:



    插图:



    最近围绕着批评进行的讨论是有益的,它可以迫使人们明确某些理论立场。任何人看到观点明确起来都不会抱怨的,哪怕是以一些激烈的论战为代价。公开申明立场,如果不总是对基本问题,起码也对分歧点有所阐明,这些分歧点,不顾时髦或正由于时髦,使眼下的冲突和困惑显而易见。
    理论,方法:这两个用语并不相涵盖,却过于经常地被看作是可以互换的。就近些看,人们可以察觉到,这两个用语的词义都远非是完全单义的。理论,在一种意义上,是关于被探索事物之性质和内在联系的一种超前的假设:在这种意义上,人们有理由说,在物理科学中,理论必然先于发明。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更多地从词源上看,理论这个词则指对一种已先探索过的整体的理解性观照,对一种受合乎情况的秩序支配的系统的一般看法。在文学领域中,有时对过去的作品所进行的评论很受我们关于未来作品的计划的影响,而这种计划也是“理论的”。我们辨识过去,以使其必然地通向一种未来,这种未来已然由于我们的意志的决定而被形象地预示出来。我们在希望超越和延续过去的作品的同时,赋予它们一种符合我们的愿望、有时是符合我们的幻想的意义。历史就这样从我们这里接受了我们声称认可的意义……至于批评的方法,它时而致力于使某些技术手段严格地系统化,时而,在更广阔的意义上,它又发展成为对它应该具有的目的的一种思考,然而它并不教条地对手段的选择表态。
    不管怎么说,眼下的这场讨论依我看来得相对地晚了些。如果说有一种“新批评”的话,它也不是通过一个纲领宣布的;它开始时是致力于以它的方式理解和解释文学作品。事后,人们要求它作出说明。就捍卫和攻击来说,原则的提出和方法的思考都出之以颂扬或谴责的口吻,很可能从中产生了某种失真。理论的陈述远未成为不可缺少的前提,只是应偶然情势的要求才出现的(当然,人们也可以从中找出一种隐藏的磐然性),以阐明应用批评所心照不宣地遵守的那些规则,并且使之“主题化”。毋庸置疑,作为事后的合法化,原则的提出也有一种激励价值。在与我们有关的领域中,方法的理论化是作为一种长期的实际工作的后果和投影出现的,并因此而作为使应用研究向前迈出新的一步所磐需的条件出现的。方法论的思考和实际考察紧密相连——相互依托,相互改变。
    这些看法意在确定文学批评上的方法论的思考的位置。为使其卓有成效,丝毫也不需要赋予方法的陈述以一种先决的权威性和法定的先在性:一种次要的功能也同样合适。方法论的思考伴随着批评工作。间接地说明之,从中获得效益,并根据被研究的文本和已获得的成果,在其逐渐深入的过程中修正之。它实际上只能在后记中得到说明,尽管由于人为的展示或为了教学的理由,它有时侵占了序言的位置。
    当然,我们不能停留在一部作品或一位作者的个案上,为此,批评的语言必须提高和校正,以便随着情况的变化提出最适宜的反思性补充。人们不能把方法简化为一种随情况变化的、只凭猜测引路的直觉的摸索;给每一部作品一种它似乎在等待的特定的回答是不够的。这将是把批评的作用限制为感性的回声,受每一次阅读所具有的特有魅力所摆布的、精神化的反映。批评忘记了它本应追求的最终的统一性,而听命于它途中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形式所提出的无限要求。它将只能记录作品的多样性——作品被看作是依次造访的世界——而不能提出统一的看法,正是在这种统一的看法中,此种多样性才作为多样性呈现在理解面前。任何好的批评都有其激情、本能和即的方面,有其侥幸,有其宽宥。然而它不能相信这些东西。它应该有一些更为坚实的调节原则,它们将引导它,而不是限制它,它们将提醒它不偏离目标。这些指导原则。如果说并未写在一种先在的规章中,却并不因此而减少其必要性:它们预防反常的偏斜,保证文本的出发点,根据以往和未来的步伐调整步伐。方法隐藏在批评行为的风格中。路程完全结束时才变得清晰可见。表面上的反常乃是批评只有在完成其职责、变得几乎毫无用处时才在概念上完成。批评家在转向他行进的踪迹时才完全地意识到他的方法。我这里说的是方法,也说的是关于批评手段的目的和规则的思考。
    肯定,如果批评是一种知识(理解性解释今天几乎已完全排除了价值判断),它应该倾向于通过个别的知识使其发现普遍化:同时,它应该因此而达到自我理解,或更进一步,根据它固有的目的达到自我确定。它所致力的每一部个别的作品只不过是通向某种知识的一种过渡,这是一种关于文学语言的天地的一种既是更为分化、又是更为整合的知识:它走向一种文学理论(取tbeori的意义,即理解性观照)。不过,批评知识的这种普遍化却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批评认为自己是未完成的则更好,它甚至可以走回头路,重新开始其努力,使全部阅读始终是一种无成见的阅读,是一种简单的相遇,这种阅读上不曾有一丝系统预谋和理论前提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