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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百年中国新诗史略[平装]
  • 共1个商家     37.40元~37.40
  • 作者:谢冕(作者),孙玉石(作者),吴晓东(作者),等(作者),洪子诚(丛书主编)
  •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版(2010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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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30116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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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百年中国新诗史略》:新诗研究丛书

    目录

    前言
    总序:论中国新诗
    新诗的发生及活力的展开
    ——20年代卷导言
    新诗之“新”——从《尝试集》到《女神》——代际、社团与新诗坛的繁盛——小诗、长诗及其他——《诗镌》与新诗的“纠正”——“别开生面”的象征诗风——结语
    我思想,故我是蝴蝶……
    ——30年代卷导言
    1920年代末至抗战爆发前新诗发展之艺术走向——《新月》诗人群体的重聚与现代诗美的建设——《现代》诗的崛起与京派诗人群的探索——前期象征浪漫的尾声与《新诗》群体的汇聚——从后期《创造月刊》到《拓荒者》诗人群体——中国诗歌会与贴近现实的诗人群体——开放与多样的现实主义诗歌的探索和勃兴
    战争年代的诗艺历程
    ——40年代卷导言
    大众化、写实化的理论与实践——“土地的诗学”与自由体的新型范——沦陷时期的现代派与校园诗人——长诗的勃兴与史诗的意识——诗的哲理化——新诗现代化的历史性综合
    为了一个梦想
    ——50年代卷导言
    放声歌唱的年代——“一体化”的宏图——第一关键词是“颂歌”——抒情主体的移位——“百花时代”——“新民歌”与“开一代诗风”——自由与格律再思考——现代主义幽灵——彼岸悲情
    殊途异向的两岸诗歌
    ——60年代卷导言
    “新民歌运动”的退潮——作为体式的政治抒情诗——台湾诗歌的“超现实主义”——60年代台湾主要诗人——现代诗中的“新古典主义”——社团、刊物和选本——本卷的几点说明
    处在转折期的70年代诗歌
    ——70年代卷导言
    沙龙、手抄本和地下诗歌——台湾的现代派老诗人的后续创作——“公开诗坛”、“干校诗歌”及其他——现代派批判与新生代的兴起——编选体例的一点说明
    80年代:中国诗歌的转变
    ——1980年代卷导言
    主流与边缘的互动——“归来”的诗人——朦胧诗的崛起——“新生代”的“背叛”——台湾、香港的“后现代”诗歌
    杂语共生与未竞的转型:90年代诗歌
    ——1990年代卷导言
    一、“90年代诗歌”的概念——二、语境与诗学的双重转换——三、资源、形态和特征——四、“叙事”、“口语”及其他——五、在新的转折点上
    现代化进程中的诗学形态
    ——理论卷导言
    诗歌现代化进程的理论表述——诗体解放与诗体变革——自由与格律的消长——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及现代主义的并峙与兼容
    艰难的建设
    ——史料卷导言
    耕耘与收获——存在的问题——学术规范的确立与专业队伍的建设

    序言

    《中国新诗总系》是一部大型的中国新诗选本,由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组织编选。它的宗旨是,检视百年新诗创作的实绩,展现新诗演化过程的基本脉络。入选作品,始自20世纪初新诗诞生时期,迄于90年代(含中国大陆、台、港、澳)。《总系》每十年为一卷,分别是20年代卷,30年代卷,40年代卷,50年代卷,60年代卷,70年代卷,80年代卷,90年代卷;另有理论卷和史料卷各一,总计10卷。由谢冕担任总主编,各分卷主编分别是(按各卷先后次序)姜涛、孙玉石、吴晓东、谢冕、洪子诚、程光炜、王光明、张桃洲、吴思敬、刘福春。各卷内容,除入选的各个时期的诗人作品之外,另有“总序”,和各分卷主编撰写的该卷“导言”。
    《总系》在编选原则、体例上有统一的要求,但各分卷又有相对的独立性,表现出分卷主编对新诗史和该时期诗歌的相对独立的理解。这种理解,既体现在入选的诗人、诗作上面,也体现在每卷的“导言”中。各分卷的“导言”,是《总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采用史、论结合,以史的描述为主的方式;主要概述本时期诗歌文化语境,诗坛重要事件,重要诗歌社团、流派、刊物,诗歌艺术、体式因革,以及重要诗人艺术特征等方面的内容。因此,在《中国新诗总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同时,我们另将《总系》的各分卷“导言”抽出集合,编为《百年中国新诗史略》;它也许可以看做是集体创作的一部简明的中国新诗史。
    因为《总系》是集体合作项目,而编选并不要求参与者观点的统一,也不想勉力协调他们之间的分歧,因此,各卷“导言”对新诗历史和新诗问题的描述,做出的判断,肯定存在诸多不同、甚至矛盾之处。对于《总系》的编选者来说,这不是一种消极的无奈,恰恰相反,倒是积极的预期。

    文摘

    闻一多,无疑是该群体中领袖性的诗人。他的作品以“苦吟”著称,在用词、句法、情境等方面都精于锤炼,力避烂熟的表达,总是独出心裁地寻求语言的有力、奇警,如“黄昏里织满了蝙蝠的翅膀”(《口供》),“老头儿和胆子摔一交/满地是白杏儿红樱桃”(《罪过》)等。他的第一本诗集《红烛》,风格唯美、高蹈,自由体居多,充满了东方藻饰和浓烈的情感,《忆菊》、《秋之末日》等篇章,色彩绚烂,显露了一位画家诗人的独到匠心。他的第二本诗集《死水》,可以看做是自我修正的产物,语言更为洗练,诗形也趋于严谨,完整实现了他的格律化主张,《死水》一诗通过“二字尺”与“三字尺”的组合,作到了“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一直以来被看做现代格律诗的典范。其他作品,如《飞毛腿》、《天安门》、《闻一多先生的书桌》,在新诗戏剧化方面都颇具开创性。
    对于新诗格律用力颇深的诗人,还有刘梦苇、朱湘、饶孟侃、孙大雨等:刘梦苇被朱湘称为“新诗形式运动的总先锋”,他不仅是《诗镌》的发起人,也较早开始了诗形与音节的探索,并启发了闻一多和朱湘等人的写作。他传世的作品不多,《铁道行》一诗将爱情比喻为两条不能相交的铁轨,不乏现代诗歌的“玄学”意味。作为《诗镌》的“大将兼先行”,朱湘的诗歌成就,似乎仅在闻一多之下,在20年代出版有《夏天》、《草莽集》。他的诗“工稳美丽”,偏向“古典与奢华”,“于外形的完整与音调的柔和上,达到一个为一般诗人所不及的高点”。诗人颇为自得的《采莲曲》一诗,采用民歌的形式,长短错落的诗行,配合悦耳的音调,有效地模拟出小舟在水中摇摆的动态。饶孟侃,是闻一多之外《诗镌》中“最卖力气”的诗人,他撰写过多篇文章,讨论音节及“土白入诗”的问题,他的作品偏重于使用硬朗的口语,与朱湘笔下“歌吟”的调子不同,实现了一种“说话”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