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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文学理论(文艺学、比较文学、现当代文学研究生入学考试必读参考书)[平装]
  • 共1个商家     38.90元~38.90
  • 作者:勒内·韦勒克(作者),奥斯汀·沃伦(AustinWarren)(作者),刘象愚(译者),邢培明(译者),陈圣生(译者),等(译者)
  • 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第1版(2010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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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503941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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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被称为“文学理论的圣经”,学界评价其为“打开经典的经典”、“文学批评的批评”。在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领域,韦勒克、沃伦的《文学理论》已被公认为“经典中的经典”。美国最权威的文学评论刊物《星期六文学评论》评价说:“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论著蕴含了海量的信息,繁杂的材料被更有效地组合,行文简洁兼之针对性极强的分析,与传统的此类著作迥然不同,此书值得每一个学术图书馆收藏。”《文学理论》也是文学专业的学生打开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经典之门”的一把钥匙,在许多国家,《文学理论》都成了文学系学生的必读书,也成为了文艺批评工作者的案头必备书之一。上世纪80年代刚出不久就已绝版的这本理论经典,如今已第三版问世,再次证明了它作为经典的不可置疑性。

    名人推荐

    写推荐的意思无非两条:告诉大家这本书写了什么,以及告诉大家我为什么推荐,现在第一部分可以从简,第二部分可以从详,再加上从边边角角兜兜转转地提供一些补充资料和粗陋思考,倒是也能凑出一篇文章。只是这样的写法会让本人露怯露得更加严重,也罢,反正学问不扎实早晚都会见笑于大方之家。1984年,两个美国老头写的《文学理论》在我国产生巨大影响,当时韦勒克已经81岁,另一位著者沃伦还有两年就将为学术界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当年此书发行数万册,是一本确凿无疑的畅销书,现在一本学术著作据说印三千本就能赚钱,能印到数万的几乎没有——当然,于丹和易中天那个本来就不叫学术著作,他们应该与和郭敬明或者郑渊洁去比。韦勒克拿到语文学博士学位的时候才23岁,我现在也23岁,连个硕士学位还没拿到,人比人得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又有学问又能赚钱,韦勒克简直就是一代学人的偶像和榜样。我推荐《文学理论》的动因之一,就是希望各位低年级的同学能把眼光从绩点上拉开,关注一些更为值得关注的东西。没听说过哪个人学问好不是因为他会写论文,有问题意识,而是因为他当年现汉考了99,这种事情传得越广就越丢人。
    毫无疑问,《文学理论》的畅销不是因为80年代的中国人都比较土或者爱赶时髦,我们现在又何尝不土不爱赶时髦,只不过评判的维度和关心的视域不再相同罢了。教育部曾经将《文学理论》列为中文系学生值得阅读的100本推荐书目之一,不少高校的中文系也将其用作教科书,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理论》足以称得上是我们所理解的“经典的教科书”,换言之就是用得久,用得广,因为用得好。不过我更愿意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理解“经典的教科书”,这或许是一种文字游戏,不过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体味到《文学理论》真正的价值所在。平常我们提到教科书,基本上想到的是教的内容,好的教科书在内容方面的优势就在于全面细致,深入浅出,这一点《文学理论》完全过关,后面我再细说。不过在我看来,教科书不应该只教内容,还应该教方法,教科书的目的不应该仅仅告诉我们知识是什么,还应该告诉我们如何抵达这些结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推荐所有低年级同学好好研究一下韦勒克和沃伦的治学门径,从最基本的:什么叫注释,什么叫参考文献,怎样获取材料,到高级一些的:怎样确定论述框架与层次,怎样进行概念辨析,怎样对既有的事实给出自己的声音,怎样寻找到自己的立场和位置。中文系没有专门教授论文写作的本科生课程,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基本上也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回想起来走了不少弯路。从高中议论文到学术论文写作,这中间是一条漆黑而又漫长的道路。最开始你可能知道个摘要,知道个关键词,分不清注释和参考文献的区别,不知道所谓抄袭或学术腐败的具体定义;等到论文格式层面的花架子搭起来了,又开始在前辈学人论文的缝隙里面求生存,做的也都是些填补犄角旮旯的空白的工作,有没有意义还真不好说;再到后来才开始逐渐明白自己的立场的位置,知道自己要针对什么发言,才朦胧地对论文选题产生自己的判断,将论文的价值或意义跟一个叫做问题意识的东西挂上钩……就初学者来说,拿到《文学理论》,注释和参考文献的区别一目了然,立场位置、问题意识等等模糊不清的概念可能会从韦勒克和沃伦对“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扎实辨析中慢慢呈现出一个轮廓,若干年后你会发现,《文学理论》所给予你的是真正典范的帮助,要比你从中国期刊网上搜罗来的一堆什么大王庄幸福村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学术垃圾强出银河里的星星那么多倍;从这里开始,“经典的教科书”的重心由“教科书”转向“经典”,我的描述也将由方法再次朝内容侧重。
    研读第六章《论据的编排与确定》,以及《文学理论》的各个注释,再加上70多页的参考文献和索引,我们大体可以明白什么叫做严谨扎实的学风。或者说,这不单是个方法问题,更是个态度问题。至于具体的方法,朱青生的《十九札》似乎有着更为详尽的指点,只可惜老朱是治艺术史的,好些地方跟人文科学研究还有着老大的不同,详尽归详尽,却并不贴切,不如《文学理论》的第六章更符合我们的学科习惯。其实,严谨扎实也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积极的和消极的,消极的简单点儿说就是“笨”。所谓学问做得笨,是说努力和收获不成正比,事倍功半,费了好大力气考证出贾宝玉的帽子到底有几个绒球,好像跟《红楼梦》的意义和价值没什么关系。韩国人也费了好大力气,最后考证出端午节是他们那儿出的,这个不叫笨,这叫傻(叉),跟我说的不是一码事。学问笨不笨,说到底要看这个学问的意义和价值,这个不是功利的“用”,不是说研究透了这个问题可以给国家创多少收,意义是针对学术本身的意义,价值也是学术角度的价值。拿《文学理论》来说,20世纪理论界向内转,关注语言、形式、结构、技巧、方法,某种意义上与之前的“外部研究”(内容、主题、人物和现实生活和关系)形成对话,韦勒克和沃伦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酝酿撰写这样一部符合现代主义文论精神的理论作品。说《文学理论》集大成或许有戴高帽之嫌,我没跟同窗打赌,不必急着送出去一顶,但至少韦勒克和沃伦的问题意识和立场姿态清晰可辨。好的学问是有情怀的,立场可以批判,情怀不容亵渎,《文学理论》就是这样一部有立场、有情怀的好学问。具体来说,“文学理论”,顾名思义,两个部分。第一:文学是什么,或者什么是文学,这个就是所谓“文学的理论”;第二:怎样研究文学,研究文学的方法,这个就是所谓“研究文学的理论”。前者是“本体论”,后者是“方法论”。我上高中的时候和同学讨论物理问题,同学猛地蹦出一个字眼儿:“方法论”,当时给我听得一愣,然后为同学能说出这么玄妙的字眼而对他五体投地,那种新鲜感就跟我现在跟一些本科同学聊“问题意识”的时候差不多。“本体论”和“方法论”构成了《文学理论》的两大版块,再加上前面说到的第六章(或可称之为“最本体的方法论”),这就是《文学理论》的总体框架和体系面貌。说到文学的本体论,大致有两种研究路数,一种说文学不是这个,不是那个,可文学到底是什么说到最后也还是让人一头雾水,另外一种说文学是这个,是那个,或者既是这个又是那个,反正就不是文学。这两种路数当然有立场的不同,前者相信文学性,后者反对,在这两者之间找到第三种道路似乎难上加难。《文学理论》经过大量的辨析,提出“想像性、虚构性、创造性”,并认为“虚构性”是文学的核心性质,可谓寻找第三条道路的一次重要尝试。结论本身并不那么重要,可能我们跟着韦勒克走到最后,发现他说的也不是那么令人信服,也还可能存在反证,这些自然都可以讨论,比结论更加重要的,恐怕还是韦勒克扫除障碍、无限逼近那个莫须有的“文学性”的这一步步坚实的脚印,接近思辨本身就是对思辨能力的一次检验或提高。比“本体论”更重要的是“方法论”,也就是《文学理论》成书背后的立场和情怀所在。描述本体论是为论证方法论提供前提,没有文学何来文学研究,而文学研究又如何才是真正的“文学研究”?沿着这一思路出发,《文学理论》的重点就在于对“外部研究”的分析与批判还有与此同时对“内部研究”的表述和论证,看看各部分的篇幅就能对此一目了然:写内部研究的篇幅比写本体论和方法论加起来的两倍还多,外部研究的篇幅差不多又是写本体论的三倍。还是之前那句话,结论可以辨析,论证不可轻视,即便是对“谐音、节奏和格律”这样离我们的直观感知似乎略显遥远的理论探讨,也依然闪耀着令人钦佩的学理之光。
    (废)话已经说得够多了的。韦勒克、《文学理论》,以及我们不大那么强调的沃伦,都有太多的东西可说,要不然那么多人研究他们写他们的论文干嘛。泛泛而谈只能蜻蜓点水,帮助别人浅尝辄止不但浪费人家时间更有可能以片面的误解给人家设置无形的障碍。这篇小文只是一个浅薄的导引,我没有引人入门的能力,只能告诉大家门槛在那里,以及有无迈出这步的必要。我到现在已经不再相信什么文学性,对于《文学理论》严谨精密而又宏大系统的表述更多地也只是怀有一种敬畏的离经叛道之心,可我仍然认为《文学理论》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有阅读乃至重读的必要,即便你现在已经和我一样满嘴“文学是权力”、“文学是学院建构”,或者“文学是扯淡”。当我刚上中文系的时候,我毫不怀疑“文学性”的存在是一个真理,并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英美新批评乃至叙事学和文体学抱有十足的好感,我真诚地相信“文学”的真理必将在这些充满活力的思想大厦之中得到呈现。没有接触就没有了解,没有了解何谈反思,我们要做的是言之有据的思辨,而非轻佻潇洒地调戏,没有当初的爱之深,我也就没有现在的痛之切。任何思想、任何理论,都只有在我们深入地接触、全面地了解、持续的思辨之后才会呈现出它真正的全貌,它的贡献与意义,它的洞见与盲视,更重要的是,我们才可能从中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因为我们真正寻找到了一个“他者”。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向我们敞开,我们也向自己敞开。因此,听惯了我的牢骚,不相信所谓的文学,不是我们拒绝《文学理论》的理由,正如不相信文学性、质疑体制和权力,也不是生产文字垃圾还将其称为“文学”的理由一样。
    通篇文字我都试图从“经典的教科书”的角度对《文学理论》做一个概要的描述,无论是“教科书”还是“经典”都值得我们细细品读。卡尔维诺曾经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叫《为什么要读经典作品》,里面提了12条理由,这里不再赘述。对我而言,每一次翻阅经典都会给我带来全新的收获;比方说现在,我刚刚又重翻了一下《文学理论》,猛然意识到:我原以为这本书是我借别人的,风风火火地读完,原来错了,这本书本来就是我的。我现在恐怕要着手做两件事,二一件是把《文学理论》再好好重读一遍,而第一件则是,我得赶紧把借人家的那本书赶紧读完。
    (作者:renzicai,原载北大未名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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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论著蕴涵了海量的信息,繁杂的材料被更有效地组合,行文简洁兼之针对性极强的分析,与传统的此类著作迥然不同,此书值得每一个学术图书馆收藏。
      ——美国《星期六文学评论》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勒内·韦勒克 (美国)奥斯汀·沃伦(Austin Warren) 译者:刘象愚 邢培明 陈圣生 等


    勒内?韦勒克(René Wellek,1903~1995) 生前任耶鲁大学比较文学教授,曾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衣阿华大学、布拉格大学和伦敦大学。代表作除《文学理论》外,还有《批评的概念》、《辨异:续批评的概念》、八卷本《现代文学批评史》等。
    奥斯汀?沃伦(Austin Warren,1899~1986) 生前任密歇根大学英语教授,在多所美国大学执教过,出版过著作多种,如《新英格兰良知》等。

    译者简介:
    刘象愚,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英美文学专业,1987年获中央友好奖学金,赴英国伦敦大学研修20世纪英美文学及西方文论。1992至1993年获富布赖特基金资助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从伊哈布?哈桑教授研究欧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2001至2002年作为富布赖特访问教授赴美威斯康星大学白水校区讲学。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与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译著有:《文学理论》、《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后现代的转向》、《文学批评理论》等。

    目录

    韦勒克与他的文学理论(代译序)/刘象愚
    第一版序
    第二版序
    第三版序
    第一部 定义和区分
    第一章 文学和文学研究
    第二章 文学的本质
    第三章 文学的作用
    第四章 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
    第五章 总体文学、比较文学和民族文学

    第二部 初步工作
    第六章 论据的编排与确定

    第三部 文学的外部研究
    引言
    第七章 文学和传记
    第八章 文学和心理学
    第九章 文学和社会
    第十章 文学和思想
    第十一章 文学和其他艺术

    第四部 文学的内部研究
    引言
    第十二章 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
    第十三章 谐音、节奏和格律
    第十四章 文体和文体学
    第十五章 意象、隐喻、象征、神话
    第十六章 叙述性小说的性质和模式
    第十七章 文学的类型
    第十八章 文学的评价
    第十九章 文学史
    参考书目
    索引
    修订版后记

    序言

    韦勒克与他的文学理论(代译序)
    刘象愚
    勒内?韦勒克(1903—1995)是20世纪西方十分有影响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之一。他的八大卷《现代文学批评史:1750—1950》历经数十年之久,终于在生前完成,被文学界公认为“里程碑式”的皇皇巨著;他与奥斯汀?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出版近半个世纪,一直盛行不衰,先后被译成20余种文字,不仅被世界许多国家的大学用做文学专业的教材,还被纳入世界经典作品之林。对于这样一位重要的理论家和批评家,我国的一些前辈学者是有一定了解的。例如,朱光潜先生在他20世纪60年代撰写的《西方美学史》附录的“简要书目”中就列入了韦氏的《现代文学批评史》,并作了中肯的评价,称其“资料很丰富,叙述的条理也很清楚”,但也指出了它对“时代总的精神面貌”重视不够的弱点(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下卷, 748页);钱锺书在其《管锥编》中数次引用《文学理论》中的说法与中国典籍中的描述相互印证(钱锺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册,748页;第4册,1421页)。1984年,我们翻译的《文学理论》由三联书店出版,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书连续印刷两次,发行数万册,使许多文人学者了解了他的理论。从那时至今的20年间,《文学理论》被许多高校的中文系用做教科书,还被教育部列入中文系学生阅读的100本推荐书目中。然而,从80年代末以后,此书即告售罄。目前,学界对此书需求甚急。于是,我们对旧译略加修订,交付再版。在书稿付梓前,对韦勒克其人其作似有必要作一个较为详尽的讨论。

    1903年,韦勒克诞生在维也纳这座曾经培育了许多世界级的音乐家、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文学家的文化摇篮中。他的家庭成员都有很高的文化素养。父亲勃洛尼斯拉夫?韦勒克祖籍捷克,从小喜爱音乐,是当地一名出色的歌手,曾经撰文评论瓦格纳的歌剧,为捷克著名作曲家斯美塔纳作传,还翻译过捷克诗人维奇里基和马哈的诗歌。母亲加波莉尔出身于一个具有波兰血统的西普鲁士贵族家庭,能讲德、意、法、英四种语言,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在家庭浓烈的文化氛围浸染中,幼年的韦勒克养成了嗜读的习惯,他贪婪地阅读文学、历史、宗教、哲学、地理、军事等多种领域的著作,经常欣赏歌剧演出,还学习演奏钢琴。他在学校讲德语,回家后讲捷克语。从10岁起,他开始学习拉丁语,在此后8年的时间中,每周坚持阅读拉丁文经典著作8小时,阅读了西塞罗、恺撒、卡图卢斯、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塔西佗等名家的作品。从13岁开始,他又学习希腊文,阅读了色诺芬、柏拉图、卢西安和荷马的作品。在他患猩红热休学期间,他父亲用德文为他读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复学之后,他停止学习希腊文,同时开始学习英文,这一选择为他日后长期的教学与研究奠定了基础。
    奥匈帝国垮台后,韦勒克一家从维也纳迁到古老的、充满天主教气氛的布拉格。在布拉格读中学时,学校开设史地、拉丁文学、日耳曼文学、捷克文学等课程,但不开设英文,因此,他只能在放学回家后读莎士比亚和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此外,他还读了叔本华、尼采的大量论著。1922年,他进入捷克著名的查理大学(即现在的布拉格大学),专攻日耳曼文学,学习语言、文学、比较民俗学等课程,还专程到海德堡听取当时以比较研究莎士比亚与歌德闻名的批评家贡多尔夫的讲座。但是,大学课程中对他最具吸引力的却是由著名捷克学者马蒂修斯(1882—1945)主讲的“英国文学史”。马蒂修斯是布拉格语言学派的奠基人之一,像韦勒克一样,也曾在奥地利度过少年时代,具有强烈的民族热情,毕生致力于捷克民族文化的复兴。他提倡一种简洁、清新的文体,引导学生努力去探索、发明,但却不赞成趋奉时尚和标新立异。他讲的“英国文学史”完全摆脱了当时实证主义的影响,往往新意迭出,精彩纷呈。他的课程使年轻的韦勒克深受教益。他们师生之间建立了信任和友谊。在马蒂修斯指导下,韦勒克如痴如醉地阅读莎士比亚、浪漫派诗人和维多利亚诗人的作品;在马蒂修斯双目失明后,韦勒克则为他有声有色地朗读斯宾塞的《仙后》,聆听他对斯宾塞不同凡响的评论。
    为了准备《卡莱尔和浪漫主义》的论文,韦勒克于1924年和1925年两次游历英国。当时的英国正处在对邓恩、马维尔等17世纪玄学派诗人重新评价的热潮中,这引起了韦勒克的极大兴趣。就在这段时间内,他开始发表论文。第一篇文章是对《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一种捷文译本的评论。随后的文章讨论拜伦、雪莱和其他浪漫主义诗人。在马蒂修斯的指导下,他完成了《卡莱尔和浪漫主义》的论文,提出卡莱尔反对启蒙运动的武器是从德国浪漫主义那里借来的新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1926年,年仅23岁的韦勒克获得语文学博士学位。
    在捷克教育部的支持下,韦勒克第三次赴英,计划完成关于“马维尔和巴罗克以及拉丁诗歌关系”的专著。但在牛津大学他获悉法国著名文学史家皮埃尔?勒古伊正在撰写一部论马维尔的巨著,于是放弃原来的研究构想。后来,由于牛津大学的推荐,他获得国际教育研究所的帮助,于1927年秋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进修,参加了各种进修班的课程,但这些课程大都很难引人入胜,加上当时普大不授现代文学和美国文学,因此,他便转而研读门肯、凡?韦克?布鲁克斯和新人文主义者巴比特和莫尔等人的著作。
    此后,他在史密斯学院教授了一年德文,次年回普林斯顿,仍然教授德文,同时参加关于“黑格尔逻辑”的讲习班。早先对卡莱尔的研究自然把他引向柯勒律治,而对柯勒律治的研究又不能不联系康德和谢林,于是他决定自己的第二篇论文写“康德对英国的影响”。随后,他取道英国回国,在大英图书馆仔细阅读了柯勒律治《逻辑》的手稿,探索了这位英国诗人和批评家在借鉴康德思想中的得失。
    1930年秋,韦勒克回到查理大学,迅速完成了《康德在英国:1793—1838》的专著,并积极参加了布拉格语言学派的活动,他不仅在大学授课,教授英文,还把康拉德的《机会》、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等作品翻译成捷克文,并用捷克、英、德等数种文字为许多杂志和布拉格学派的专刊撰写评述理查兹、利维斯、燕卜荪等剑桥批评家的文章。这个时期,俄国形式主义与捷克结构主义的理论引发了他强烈的兴趣,他对什克洛夫斯基、雅柯布逊、穆卡洛夫斯基、英伽登等人的论著格外重视。
    1935—1939年,韦勒克执教于伦敦大学,为布拉格语言学派文集第六卷撰写了《文学史理论》的重要文章,在此文中他首次用英文评述了俄国形式主义和英伽登的现象学。而且在《细察》杂志上与利维斯展开论战,批评他对柏拉图以来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缺乏理解的错误(1937年韦勒克在《细察》杂志第5期上发表《文学批评与哲学》的文章,对利维斯提出批评,在随后的《细察》第6期上他们展开了争论)。
    1939年春,希特勒匪徒攻占布拉格,韦勒克此时失去了生活来源,但他很快获得了美国学者的援手。持新人文主义观点的衣阿华州立大学文学院院长福斯特驰书邀请韦氏任该校英文系讲师,韦氏夫妇途中在剑桥又停留了6周,于当年9月1日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当天住进了衣阿华城的一幢住宅中。
    在衣阿华州立大学,韦勒克开了“欧洲小说”的课程和“德英文学关系”的讲习班,结识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事,其中往来最密切的是奥斯汀?沃伦。当时的美国学界与英国学界大同小异,多数学者依然恪守老式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应该对传统的方法重新认识,两派之间在究竟应该重视历史批评还是审美批评、重视事实还是观念等问题上不时进行论战,但双方都缺乏理论上的自觉。韦勒克支持福斯特的新人文主义立场及其领导的改革,并力图在理论上作出阐述,他修改并重新发表了《文学史理论》,出版了《英国文学史的兴起》(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1941年),开始担任《语文学季刊》的副编辑。

    后记

    从某种意义上说,书籍的修订大抵类似整容美容之类的事。从“整”的层面看,不外是纠偏矫枉,去冗补缺一类;从“美”的层面看,则多是增光添彩,整旧如新,变平凡为艳丽一类。当然,整容美容重在外表,而书籍的修订则以内涵为主。但即使修订内容,依然离不开“整”与“美”这两条路径。
    本书的修订是以20年前三联书店出的第一版为基础的。修订工作既有“整”的一面也有“美”的一面。我们首先订正了原版本中的误植、误印、错译、漏译等处,可算纠偏矫枉;我们还进一步统一了译名、增加了译注、将索引的页码由原书页码改为译本页码、把书末的原注变为页脚注,同时还撰写了一篇较长的导读性文字代替已过时的原译序,并在封面设计、装帧版式等外观方面作了改进,这些应该算是增光添彩。现在修订工作已经完成了,然而,究竟“整”得如何,“美”得如何,那就得请读者大众来评判了。
    本书的译者还是原来的四位。第一版分工的情况是:刘象愚负责序言、第十章至第十五章及其原注,邢培明负责第十六章至第十九章及其原注和索引,陈圣生负责第一章至第六章和第一章至第九章原注,李哲明负责第七章至第九章。由刘象愚统一校订并做译注。
    这次修订由刘象愚承担。席云舒先生为本书的修订做了大量的工作,特此说明。

    文摘

    第一章 文学和文学研究
    我们必须首先区别文学和文学研究。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事情:文学是创造性的,是一种艺术;而文学研究,如果称为科学不太确切的话,也应该说是一门知识或学问。当然,也有人想消除这一区别。例如,有一种说法是:除非你自己搞创作,否则就理解不了文学;没有亲手写过英雄双韵体的人,就不能也不应该研究蒲柏(A.Pope),或者,不曾亲自用无韵诗写过戏剧的人,不能够也不应该去研究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参见S.波特:《锁链中的缪斯》[伦敦,1937年])。文学创作的经验对于一个文学研究者来说固然是有用的,但他的职责毕竟与作者完全不同。研究者必须将他的文学经验转化成知性的(intellectual)形式,并且只有将它同化成首尾一贯的合理的体系,它才能成为一种知识。文学研究者研究的材料可能是非理性的,或者包含大量的非理性因素,但他的地位和作用并不因此便与绘画史家或音乐史家有所不同,甚至可以说与社会学家和解剖学家也没有什么不同。
    显而易见,这种关系产生了不少难题。有关的答案也是五花八门的。有些理论家直截了当地否认文学研究是一门学问,而认为它是一种“再创造”(“second creation”)。这种说法今天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无效的——佩特(W.Pater)对蒙娜丽莎的评述,或西蒙兹(J.A.Symonds)及西蒙斯(A.Symons)等人华而不实的文章,都属于这种性质的批评。所谓“创造性的批评”通常只是一种不必要的复述,充其量也只是把一件艺术作品翻作成另一件,一般来说都要比原件低劣一些。还有一些理论家从通常对文学和文学研究的对比中,得出完全不同的全盘怀疑的结论:他们坚持说,文学是根本无法“研究”的,人们只能阅读、欣赏或鉴赏它,此外就只能是积累“有关”文学的各种资料了。这种怀疑论广泛流行的程度,实在出人意料。实际上,它无非是强调将随着环境而变化的一些“事实”,而漠视超越它们的一切努力。所谓的鉴赏、品味和热衷于文学等,必然可悲地成为回避正常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沉湎于个人嗜好之中的遁词。而这种将“研究”与“鉴赏”分割开来的两分法,对于既是“文学性”的,又是“系统性”的真正文学研究来说,是毫无助益的。
    问题在于如何对艺术,尤其是作为文学的艺术,作理智性的探讨。这样做有可能吗?怎样才有可能?有人的回答是:只要将自然科学运用的那些方法移用到文学研究上,便有可能了。移用的方法有多种。一种是仿效一般科学的客观性、无我性和确定性诸优点,对于搜集不因人而异的中性资料来说,这种设想大致是成功的。另一种是因袭自然科学的方法,探究文学作品的前身和起源;事实上,这种“起因研究法”,只要有编年资料可据,对于任何关系的探讨都是合适的。这种科学上的因果律的运用往往过于僵化,即将决定文学现象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经济条件、社会背景和政治环境。此外,也有人把某些科学上通用的定量方法,如统计学、图表、坐标图等,引进文学研究的领域。最后,还有人用生物学的概念探讨文学的进化问题(参见参考书目第十九章第4节)。
    今天,一般人都认识到单纯的移用并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科学方法仅就十分有限的文学研究范围或者某些特殊的文学研究手段而言,有时是有价值的。例如,将统计学用于版本校勘或格律研究上即是。但是,大部分提倡以科学方法研究文学的,不是承认失败、宣布存疑待定来了结,就是以科学方法将来会有成功之日的幻想来慰藉自己。例如,理查兹(I.A.Richards)就惯以精神病学的未来成就,向人保证所有文学问题的解决(参见I.A.理查兹:《文学批评原理》[伦敦,1924年,120、251页])。
    我们应该回顾一下在文学研究中广泛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所产生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无法轻易地抹掉。无疑,文学研究和科学研究两者在方法论上有许多交叉和重叠的地方。诸如归纳、演绎、分析、综合和比较等基本方法,对于所有系统性的知识来说,都是通用的。但是,还有有说服力的例子可以表明:文学研究自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其他有效方法,这些就是理智性的方法。只有对真理抱着十分狭隘的观念的人,才会摈斥人文科学的种种成就于知识领域之外。远在现代科学发展之前,哲学、历史、法学、神学,甚至语言学,都已经找到各种有效的致知方法。现代物理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胜利,可能掩盖了以上那些学科的成就。这不等于说,人文科学的那些致知方法因此就不真实和有效;应该说,有时略加修正和补充之后,它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再度发挥作用或者发生革新的变化。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这两门科学在方法和目的上都存在着差异,是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的。
    如何弄清这种差异,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早在1883年,狄尔泰(W. Dilthey)就以“解释”和“理解”这两种认识范畴的对比来说明自然科学方法和历史学方法的不同(参见W.狄尔泰:《思想科学导论》[柏林,1883年])。狄尔泰认为,科学家以事物的始末缘由来解释它的本质,而历史学家则致力于理解事件的意义。这种理解的程序必然是独自进行的,甚至是主观的。一年之后,著名的哲学史家文德尔班(W. Windelband)也对历史学必须因袭自然科学的方法这一观点加以抨击(参见W.文德尔班:《历史和自然科学》[斯特拉斯堡,1894年])。他认为,自然科学家旨在建立普遍的法则,而历史学家则试图领会独一无二、无法重演的事实。后来,李凯尔特(H. Rickert)又对这观点作了精心的研究,并稍加修正和补充。他不太注重概括和个性化探讨两种方法的分野,而是更多地关心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差别(参见H.李凯尔特:《自然科学中概念形成的范畴问题》[蒂宾根,1913年]、《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蒂宾根,1921年])。他认为,人文科学的研究重心在于具体和个别的事实,而个别的事实只有参照某种价值体系(scheme of values)——这不过是文化的别名——才能被发现和理解。在法国,色诺波(A. D. Xénopol)提出这样的界说: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重复的事实”,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延续的事实”。在意大利,克罗齐(B. Croce)将他整个的哲学建立在与自然科学方法完全不同的历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参见A.D.色诺波:《历史的基本原理》[巴黎,1894年;再版改名为《历史理论》,巴黎,1908年];B.克罗齐:《历史的理论和实际》[纽约,1921年]和《作为自由斗争纪事的历史》[纽约,1940年,新版1955年])。
    充分地讨论这些问题,将涉及科学的分类、历史哲学和认识论等方面的见解(在M.曼德尔鲍姆:《历史知识问题》[纽约,1938年]和R.阿隆:《历史批判哲学》[巴黎,1938年]两书中有更详细的论述)。但是,有一些具体的例子至少可以说明,一个文学研究者必须面对这一非常实际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莎士比亚?显然,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他与众人有共同之处,否则我们可以去研究任何一个人;我们感兴趣的也不是他与所有英国人、所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所有伊丽莎白时代的剧作家有共同之处,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只去研究德克尔(T.Dekker)和海伍德(T.Heywood)。我们要寻找的是莎士比亚的独到之处,即莎士比亚之所以成其为莎士比亚的东西;这明显是个性和价值的问题。甚至在研究一个时期、一个文学运动或特定的一个国家文学时,文学研究者感兴趣的也只是它们有别于同类其他事物的个性以及它们的特异面貌和性质。
    个性说可以找到另外一个有力的论据,即探讨文学的普遍法则的努力终归要失败。卡扎缅(L.Cazamian)所谓的英国文学规律,即英国国民性的节奏摆动于感情和理智的两极之间(还说这种摆动越来越快)的规律,如果说不是琐碎、无意义的,就应该说是荒谬的。这一“法则”根本不适用于维多利亚时期(参见L.卡扎缅:《英国文学的心理进化》[巴黎,1920];.勒古依和L.卡扎缅:《英国文学史》[巴黎,1924年]的后半部[已有英译本,H.D.欧文和W.D.麦金尼斯译,两卷本,伦敦,1926—1927年])。这类“法则”大多数不外是作用与反作用或者因循与抗争之类的心理趋向,即使是无可怀疑的,仍说明不了创作过程中任何有意义的实质性东西。物理学的最高成就可以见诸一些普遍法则的建立,如电和热、引力和光等的公式。但没有任何的普遍法则可以用来达到文学研究的目的:越是普遍就越抽象,也就越显得大而无当、空空如也;那不为我们所理解的具体艺术作品也就越多。
    这样,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就有两个极端的解答方法。其一是在自然科学的优势影响下流行起来的,将科学方法与历史学方法视为一途,从而使文学研究仅限于搜集事实,或者只热衷于建立高度概括的历史性“法则”。其二则是否认文学研究为一门科学,坚持对文学的“理解”带有个人性格的色彩,并强调每一文学作品的“个性”,甚至认为它具有“独一无二”的性质。然而,后一种反科学的方法,趋向极端时显然要冒一定的风险。因为个人的“直觉”可能导致仅仅诉诸感情的“鉴赏”(emotional“appreciation”)(或译为“动情式批评”。——译注),导致十足的主观性。强调每一艺术作品的“个性”以至它的“独一无二”的性质,虽然对于那些轻率的和概念化的研究方法来说具有拨乱反正的作用,但它却忘记了这样的事实:任何艺术作用都不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否则就会令人无法理解。当然,我们只有一部《哈姆雷特》,只有一本基尔默(J.Kilmer)的《树》。但是,如果从这种意义来说,一堆垃圾也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不可能有另外一堆垃圾在体积大小、坐落位置和化学成分上与这一堆完全相同。进而言之,每一文学作品的文词,本质上都是“一般性的”,而不是特殊的。文学上关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无休止的争论起自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他宣称诗比历史更具普遍性,因此更带有哲学意味,而历史则仅仅注意特殊的事例;也起自约翰逊博士(S. Johnson),他断言诗人不应该去“计算郁金香花的瓣数”。浪漫主义者和大多数的现代批评家,都不厌其烦地强调诗的特性、诗的“肌质”(texture)、诗的具体性(参见韦姆萨特[W. K. Wimsatt]:《文学中“具体一般”的结构》[载《现代语言学会会刊》,第62期,1947年,262—280页];S.埃勒济:《一般性和特殊性理论在英国批评中的背景和发展》,同上刊[147—182页])。然而,须知每一文学作品都兼具一般性和特殊性,或者与全然特殊和独一无二性质有所不同(参见科林伍德[R. G. Collingwood]:《历史与科学相异否?》[载《思想》,第31期,1922年,449—450页];索罗金[P. Sorokin]:《社会和文化的动力》[辛辛那提,1937年,第一卷,168—174页等])。就像一个人一样,每一文学作品都具备独有的特性;但它又与其他艺术作品有相通之处,如同每个人都具有与人类、与同性别、与同民族、同阶级、同职业等的人群共同的性质。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就所有戏剧、所有文学、所有艺术等进行概括,寻找它们的一般性。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二者均致力于说明一篇作品、一个对象、一个时期或一国文学的个性。但这种说明只有基于一种文学理论,并采用通行的术语,才有成功的可能。文学理论,是一种方法上的工具(an organon of methods),是今天的文学研究所急需的。
    当然,我们这种设想并不轻视共鸣理解(sympathetic understanding)和作用作为我们对文学的认识和思考的先决条件的重要性,但这些只是先决条件而已。尽管阅读的艺术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说文学研究仅仅是为了阅读艺术服务,那就误解了这门系统性知识的宗旨。广义的“阅读”虽然也可以包括批评性的理解和感悟,但是阅读艺术仍旧只是个人修养的目标。阅读艺术是人们极为需要的,而且也是普及文学修养的基础,但它不能代替“文学学”(literary scholarship),因为“文学学”这一观念已经被认为是超乎个人意义的传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知识、识见和判断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