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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作为文化机制的俄国自杀问题[平装]
  • 共2个商家     21.30元~27.20
  • 作者:伊琳娜·帕佩尔诺(作者),何怀宏(编者),杜文娟(译者),彭卫红(译者)
  • 出版社:吉林人民出版社;第2版(2011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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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20607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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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陀思妥耶夫斯基论作为文化机制的俄国自杀问题》是人文译丛之一。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伊琳娜·帕佩尔诺 译者:杜文娟 彭卫红 编者:何怀宏

    目录

    中文版序言
    原序:自杀的象征含义
    第一章 自杀与西方科学:人的两个身体
    第二章 俄国人的观点:教会、法律及科学
    第三章 俄国新闻报道中的自杀事件
    第四章 自杀者的留言条和日记
    第五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自杀的形而上学
    第六章 《作家日记》: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读者
    第七章 一位记者的特写:阿尔伯特-科夫纳
    译后记

    序言

    中国乃一文明古国,而人文精神又于其间特见其长。“周文”已灿然可观,而孔孟老庄荀韩等先秦诸子更大略厘定此后二千年中华文化发展基本格局,且时有奇葩竞放,异彩纷呈。然近代以来遇强劲欧风美雨,不免花果凋零。究其因,既有外来文明之横决,亦有自身后继之乏力。
    今日世界一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乃至生存,古老的华夏文化更有从域外接引各种源头活水之亟须。百年来国人译事多多,今不揣浅陋,亦立此一“人文译丛”,名称不惮其大,俾使各种有价值译著多能收入其中,且有愿为中华人文复兴略尽绵薄之意焉。
    译丛取材选目则不吝其小,且力求主题相对集中,现约略勒成数专辑:一日西方古典思想与人物,尤以古希腊为要。二日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特重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思想制度主流之自由民主的发展。三日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全球化使我们皆卷入市场经济,而人文知识分子对此的态度尤可玩味。四日基督精神与人文,此种超越性大概正是较现实的中华人文所需特别留意处。五日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藉此希望国人眼光也能注意我们近邻心灵的深邃。六日《学术思想评论》,由贺君照田主编,其中有译有评,最近几辑尤注意中西历史交叉延入“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

    后记

    自杀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自杀的含义及其在社会中所承担的功能则一直是哲学、宗教、伦理、法律、医学、社会学、报刊、文学等关注的话题,在西方社会也因此产生了一个特殊的学科——自杀学。本书是在19世纪60-70年代俄国社会经历社会政治与精神领域激变的大背景下考察该时期的“自杀流行病”以及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其文学创作对自杀的诠释,是当代西方陀思妥耶夫斯基系列研究之一,也是对作为艺术家及哲学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入研究。
    作者是国际斯拉夫学界著名专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教授伊琳娜·帕佩尔诺博士。作者认为,自杀与犯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探讨的核心问题,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杀的思考也影响了后来几代欧洲思想家,如弗里德里希·尼采、阿尔贝特·加缪、路德维希·维根斯坦。作者立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创作时所处的特定文化背景.即俄国19世纪60-70年代,从文化角度.透过作家笔下的文学世界考察其对作为“文化风俗”的自杀的解析,以及在西方自杀观念影响之下俄国社会对自杀的认识。书中将文学视为文化的组成部分,从最广义的角度研究了文化的不同领域——科学、法律、报刊、文学领域对自杀问题的探讨。因此堪称论述19世纪俄国自杀现象的文化史。早在1999年,俄罗斯便翻译出版了本书的俄文牌。

    文摘

    道德统计学挑战的不仅仅是“赋予自杀以自由和自发等特性”的“形而上学”、“感伤主义”以及“个人主义的古代哲学”,而且是医学。作为一名实证主义者和内科医生,莫尔斯利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人类行为只不过是大脑的器质性功能而己,与肌肉收缩或反应行为没有任何区别。但是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家,他相信即使是“最正确的研究模式”,当应用于个体情形时也不够揭露那些大量的影响,“如自杀与犯罪等的最致命的、同时表面上看是最随意的行为”的因素,以及“总体上是普遍的、永恒的和强烈的”影响因素。
    基督教(“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医学及社会科学提供的知识模型的基本区别在于它们彼此如何构造其研究对象:人类。基督教人类学赋予人类自由意志和不朽的灵魂。对于实证主义的医学而言,人类就是身体。在整个19世纪后半叶,忙于构造其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提出了另一种模型。让我们来仔细研究一下这个过程。
    第一次尝试是由凯特勒做的,当时他在其著作《关于人类》中假设了一种他称之为“平均”人类,一种“虚构的生命”,它的肉体的和道德的特性是通过采用许多个体的数学平均值来决定的。对于凯特勒来讲,有一个“平均人”的事实。他宣称大多数个体在一定程度的波动范围内复制这种平均模型,在“干扰因素”的影响下,只有一小部分偏离平均类型。另外,随着文明的发展,个体与平均类型的偏离逐渐消失。人们可以说这种虚构的生命正在取代活生生的人。
    正如凯特勒承认的那样,这种取代标志着文化趋势的一种改变:“似乎从第一眼就能看出,艺术与文学必须忍受事物的这种状况……社会中的任何具有传奇色彩的事物……均应该消失。即使是在19世纪下半叶,仅就欧洲本身而言,我们看到了这种趋势对于人们失去他们的国家特性以及人们被合并成一个共同的类型等方面是多么巨大”。
    在凯特勒的个人发展中,在年青时代(他成长于拿破仑时代)曾教育他并激励他从事文学事业的感伤情怀让位于对社会的关注,在19世纪30年代,这种对社会的关注激励着他在统计学领域的活动。在他的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中,个人主义日趋衰退。
    大约40年后,涂尔干在其《论自杀》一书中宣称,凯特勒的平均人的理论是完全不令人满意的,因为这种理论使道德的起源成为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既然个体总体上不突出,如果道德表达的仅仅是个体性情的平均值,那么它在建立自身的过程中是如何成功地远远超过个体呢?”这些问题吸引了许多19世纪的思想家。为了使道德有可能存在于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中,人们不得不把个体与除上帝之外的一种更高级的外部现实相联系。道德统计学提供了人类的一种新模型?一种既能解释人类行为的惊人规则性又能满足这种需要的模型了吗?
    根据涂尔干所说,平均人的理论“仍然是”对道德统计学家们的发现的“唯一系统的解释”——即“某种社会现象在一定的时期内重复自身惊人的规则性。”我想提出另一种解释——不是作为一种“系统的解释”,而是作为隐喻。人类的新模型可以在道德统计学家们的措词中找到:它是作为一种集体个性的社会的隐喻——一种社会有机体或社会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