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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诗经》与先秦哲学[平装]
  • 共1个商家     19.50元~19.50
  • 作者:张丰乾(作者)
  •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版(2009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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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30116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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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诗经>与先秦哲学》:爱智文丛

    作者简介

    张丰乾,甘肃古浪人,1973年生,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宗教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目录

    前言“古之道术”的分裂与重构
    第一章 子学时代的“说《诗》”问题
    一、多能明之
    二、书于竹帛,传遗后世
    三、与化为人
    四、农战,君臣,名誉与《诗》
    五、圣贤与时世:说《诗》者的异同
    六、《诗》之失

    第二章 诸子引《诗》明理之体例
    一、依诗句出现的标示
    二、依引《诗》的句式及用意
    三、诸子引《诗》的几个特点

    第三章 “一言以蔽之”与诗篇的思想性
    一、兴于《诗》,以立言起思
    二、《诗》之思,思无邪
    三、民性固然,《诗》无隐志
    四、因《诗》知礼、乐
    五、《关雎》之改
    六、述而不作——《诗》的学术化和思想性

    第四章 断章取义与诗句的哲理化
    一、断章取义的意义
    二、“用意”和“本义”
    三、孔子等人断章取义的模式
    四、“上下文”与引《诗》者

    第五章 子思学派之《诗》学与哲学
    一、孔门《诗》教与子思学派
    二、《毛诗故训传》引子思学派之《诗》说
    三、子思学派所引《诗》篇及原诗主题
    四、“君子慎其独”与《诗》
    五、“型(形)于内”与“德之行”

    第六章 儒家引《诗》明理之谱系
    ——以“民之父母”为例
    一、家国(邦)天下与修身
    二、一体化与分离化
    三、从《诗》、《书》看“民之父母”
    四、“自我”的位置与大同理想
    五、“民之父母”的哲学基础与价值取向
    六、如保赤子
    七、劝勉、批判与革命
    八、“民之父母”的落实之处
    附录一 “鸢飞鱼跃”集说
    附录二 《孟子·惠王》篇(上、下)《诗》说集评罗静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序言

    依据《庄子·天下》篇的分判,古之道术的“分裂”,有不同的途径,最要紧的有三类:“数度”(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诗》、《书》、《礼》、《乐》”(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数度”乃是沿袭古时的规章制度,“六艺”是以经典的形式承载道术,而道术的内在理路,则是百家之学称道的对象。但此种分裂往往由“不得已”之势所决定,如耳目口鼻之分途。三者之间,表现形式和侧重点固有不同,但“古之道术,无乎不在”,“内圣圣王,皆原于一”。“百家之学”对于“数度”,特别是对于“六艺”,不能视而不见。在先秦“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的“子学时代”,考究其分裂之前共有的道术背景、经典资源和分裂之后对于道术的追求和对于经典的称引,是了解那个时代思想世界的一条主轴。换言之,“殊途”与“同归”,其实都有可追寻的线索。
    子学时代的经学母体经学之肇始,多以汉武帝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置“五经博士”为基点。但新近出土的思想史文献,不断提醒我们,先哲对“六艺(经)”的尊崇由来已久。其中,春秋时代于会盟、社交的场合赋《诗》言志几乎成为定例。

    后记

    吾等“哲学门”出身的小子,素来对于诸子书中频繁引《诗》的状况熟视无睹,或以为《诗》与哲学仅有点缀之用,或恐怕经学之“繁琐”遮蔽了哲学之“高明”。而我们熟悉的教科书中,亦最多把《诗》当成是先秦思想的“萌芽”或“前奏”。直到最近三十余年来,先后出土的哲学佚籍迫使我们改变此种狭隘。如简帛《五行》当中的“君子慎其独”之思想,如不深究其引用之《鸬鸠》与《燕燕》之诗,则难明究竟。上海博物馆所藏之《孔子诗论》等“重见天日”的《诗》学专作自不待言,回头再看《论语》中记载的引《诗》明理之例,无论是出自孔子,还是他的弟子,甚或是当时的隐者,皆是别有深意。
    推而广之,先秦之诸子,不仅于《诗》多能明之,其所引之诗篇或诗句,经过“创造性”地转化,成为其思想世界的内容——“思想世界”是一个很好的词,它充分体现了思想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能使读者感受到思想的生命力,而免于“系统”、“体系”等条条框框的桎梏。于是,不揣浅陋,有了这篇习作——毋宁说,“浅陋”是这本小书的原始动力。而“学者”的首要任务,就是以浅陋为耻,而把自己关心的“问题”由生变熟。在稍稍熟悉《诗》学的历史之后,深感中国古代学术的高明虽在于诸子,如论其细致与绵密,则非经学莫属,而“至圣”如孔子者则能把《诗》之“可爱”与理之“可信”融为一体。

    文摘

    何知先圣大王之亲行之也?子墨子日:“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墨子·兼爱下》)
    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欲后世子孙法之也。今闻先王之遗而不为,是废先王之传也。(《墨子·贵义》)
    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不止此而已,书于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日:“将何以为?”将以识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也。《皇矣》道之日:“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帝善其顺法则也,故举殷以赏之,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誉至今不息。(《墨子·天志中》)
    今执无鬼者之言日:“先王之书,慎无一尺之帛,一篇之书,语数鬼神之有,重有重之,亦何书之有哉?”子墨子曰:“《周书·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问不已。’若鬼神无有,则文王既死,彼岂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书》之鬼也。”(《墨子·明鬼下》)“知先圣大王之亲行之”的根据,并非“亲见”,亦非“并时”,而是他们曾经把自己的经验利用各种手段记载下来,传承给后世。换言之,“竹帛金石”的使命就是“传其道于后世”。后人既然可以知道先王的言行,有什么理由不去效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