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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在非洲十七年[平装]
  • 共1个商家     12.00元~12.00
  • 作者:江翔(作者),蒋本良(丛书主编),刘文祥(丛书主编)
  • 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第1版(2007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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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532623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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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我在非洲十七年》以丰富的史料、生动的笔触,展现了20世纪60—90年代亲历的非洲风云变幻,非洲人民的顽强奋斗精神,以及中非人民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历程。
    作者都是新中国资深外交家,其中有从新闻记者走向外交官、足迹遍布五大洲、并为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做了大量艰苦而又充满睿智工作的前驻联邦德国大使王殊;有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转而从事外交工作的前驻印度大使李连庆;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使日本、在日本官方与民间广为结交的前驻日大使杨振亚;有在法国从事新中国外交工作四十年,与从戴高乐到萨科齐等历任总统建立起特殊友谊、经历中法关系曲折历程、终使中法关系峰回路转并进一步加强的前驻法国大使蔡方柏;有在中东地区长期工作的时延春大使;有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西班牙语专家、从事拉美地区外交工作三十余年的黄志良大使;还有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工作十七年、见证了从二十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非洲历史变迁以及中国与非洲国家友好交往发展历史的江翔大使;有先后在叙利亚、埃及、土耳其任职,亲历了中国与这些同为世界文明古国的国家重续友好篇章的詹世亮大使等。

    作者简介

    江翔,1934年生于安徽省芜湖市。1954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同年进入外交部工作。先后在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驻马里大使馆、外交部非洲司、驻刚果(布)大使馆、外交部西欧司、驻瑞士大使馆、驻布基纳法索大使馆、驻几内亚大使馆等处工作,历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和驻马里大使馆翻译、外交部非洲司科员、驻刚果(布)大使馆二秘、外交部西欧司处长、驻瑞士大使馆政务参赞等职。1986年9月一1990年1月任驻布基纳法索大使,1990年4月—1994年4月任驻几内亚大使。发表的主要论文有:《黑非洲的现实与前景》,《多党民主运动与黑非洲国家的政权建设》,《危机与转机并存——黑非洲形势回顾与展望》,《日本与黑非洲关系初探》,《试析当前法国同黑非洲的关系》,《从克林顿访非看美国对非洲的新政策》,《中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关系的发展与前景》等。

    目录


    独立之初的非洲——在马里
    “希望的十年”
    从中国到非洲的漫长旅途
    独立之初的马里
    和中国农业专家在马里农村
    陪同新华社记者造访非洲未建交国家
    团结紧张艰苦创业的使馆生活
    接待周恩来总理访问马里
    民间艺人做客中国大使馆讲述马里历史
    非洲国家独立道路上的重大挫折——刚果(利)事件
    非洲走向联合与统一的历程
    冷战时期的非洲——在刚果(布)
    中国与刚果(布)友好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冷战时期美苏在刚果河两岸的争夺
    全面稳步发展的中非关系
    向往社会主义的刚果(布)
    在刚果(布)经历军事政变
    中刚关系由建交到高潮
    新中国第一代
    杰出外交家王雨田大使
    中国和扎伊尔复交与建交之争
    随王雨田大使赴赤道几内亚谈判建交
    走进“小人国”的村落
    危机中的非洲——在布基纳法索
    20世纪80年代处于危机中的非洲
    布基纳法索的“八·四革命”
    在危机中奋斗的布基纳法索
    在农村大树荫下递交国书
    桑卡拉——非洲第三代革命领袖
    经历孔波雷发动的军事政变
    一场不寻常的外交活动
    我所知道的卡扎菲劝和内幕
    军人四兄弟政权的结束
    瓦加杜古泛非电影节
    中国援建的布基纳法索农业垦区
    中国为布基纳法索医疗事业付出的沉重代价
    瓦加杜古中餐馆
    布基纳法索和中国外交关系的大起大落
    告别瓦加杜古
    动乱的非洲——在几内亚
    带着困惑与忧心前往几内亚赴任
    非洲陷入多党民主运动的动乱
    震惊世界的卢旺达种族大屠杀
    利比里亚内战
    几内亚由军政权向
    民选文官政权的过渡
    中国和几内亚悠久稳固的友好关系
    中国大
    使馆的义卖活动
    对几内亚总统孔戴的印象
    告别非洲

    序言

    在我40年的外交生涯中,17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以下简称非洲),8年在欧洲,其余时问在外交部非洲司和西欧司工作。
    非洲是我一生工作的主要阵地,而且最后我也是在非洲从外交岗位上退下来的。我曾三次去非洲工作(1961—1964年,1969—1975年,1986—1994年),三次都逢非洲处于不同的历史转变时期。
    20世纪60年代初我第一次来到非洲,是大多数非洲国家刚刚摆脱殖民统治取得独立,和尚未独立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正在蓬勃展开的时期,是非洲正充满希望的年代,也是我国外交首次走进非洲和在非洲艰苦开辟外交阵地的年代。我第二次在非洲工作,是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这时正处于冷战高峰时期,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激烈争夺非洲和非洲动荡的年代。在这一时期,由于我国逐步排除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极左思潮对外交工作的干扰,以及中国和非洲斟家都面临着超级大国霸权主义扩张的威胁,我国同非洲国家进一步加强了团结与合作,双方的政治经济关系在70年代进入了全面稳步的发展时期,我国为非洲国家援建的许多重大工程项目,如举世闻名的坦赞铁路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我第三次在非洲任职,是在冷战结束前后,从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80年代非洲面临内外危机,是最困难的年代,而90年代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深刻变化,非洲局势异常动乱和非洲人民在动乱中重新觉醒的年代。
    我亲眼看到了非洲在这几十年中所经历的动荡和剧变。有些历史进程与重大事件,我是身临其境,是与非洲人民一起经历的。
    我看到60年代初非洲人民以无比的激情迎接独立和对独立后的前途满怀希望的情景。在这个时期我同时也看到刚果(利)等非洲国家在争取独立的道路上所遭遇的艰难曲折。我经历了在赖亚力大使等新中国第一代外交家的领导下,我国在非洲开辟外交阵地的难忘岁月。我目睹了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美国和苏联在中部非洲的激烈争夺。我在刚果(布)多次遇到惊险的军事政变,看到我国老一代外交家王雨田大使以他过人的智慧与外交艺术,在美苏激烈争夺所引发的动荡与混乱的环境下,在各种政治派别中广交朋友,使我国在政局动荡多变的刚果(布)稳稳站住脚,保持住了刚果(布)这块我国那时在中部非洲唯一的外交阵地。
    80年代后半期,西方国家开始迅速发展高科技工业,非洲赖以生存的作为世界原料市场的地位下降,非洲在经济上进入独立后最困难的时期。在政治上,世界社会主义正处低潮与变革时期,苏联走向衰落,中国在进行改革开放;此外,国际政治格局正在深刻转变,非洲在政治上有很深重的失落感。我以无比同情的心情目睹了那时仍向社会主义方向寻求出路的布基纳法索的艰难与无奈。我在那里也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军事政变。
    9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我在几内亚期间是冷战结束、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我目睹了非洲在这期间所经受的冲击和动乱;经历了非洲多党民主运动的全过程,看到了非洲在80年代末东欧政治形势剧变的冲击下,多党民主风潮在90年代初席卷非洲,不少非洲国家陷入激烈动乱,甚至内战与瘫痪。然而,最终我看到非洲人民在动乱所造成的苦难中重新觉醒,痛苦的经验教训使非洲人民重新认识到非洲的当务之急与根本任务是稳定与发展。在这场非洲多党民主运动中,我还从几内亚的民主政治建设中看到了非洲刚毅独立的个性与传统。
    人老易忆往事,退休以后我时常回忆起外交生涯中的那一幕幕,最令我难忘的是在非洲度过的这17年不平凡岁月。我重温了在非洲的经历与见闻,再次思考非洲国家在独立后所走过的艰难历程。
    初到非洲时,我对非洲充满好奇心,见到新鲜事爱写点观感。后来我在布基纳法索和几内亚任职期间,开始记一点工作日志。每当深夜,在结束一天的工作和外交活动后,在静静的灯光下,将白天的重要见闻记录下来。退休后,由于我曾长期在非洲工作和生活,对非洲怀有特殊的感情,因此仍经常不由自主地思考非洲问题,怀念我的非洲朋友,关心非洲的发展,注意阅读报刊上有关非洲的报道和评论。每到年底我还要对非洲的形势进行一番总结,也曾为一些报刊杂志撰写过有关非洲的文章。由此也就渐渐记录下非洲自独立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的时世变迁。
    我是一名普通的外交干部,谈不上写什么回忆录。我之所以记载下经历过的非洲一些重大历史变迁,主要是想表达我对非洲这片古老而又历经磨难的土地的关切与期盼,寄托我对非洲人民和我的非洲朋友们的怀念,了却我对非洲的不了情;如果同时也能为人们了解20世纪后半期的非洲和中国在这期问同非洲关系的发展提供一点旁证,我将感到莫大的欣慰。
    本书书稿完成后,承蒙著名非洲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前所长葛佶同志详细地阅读了全部书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谨表示诚挚的谢意。

    文摘

    从中国到非洲的漫长旅途
    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了亚非会议,标志亚非两大洲人民反帝反殖和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会合。会议期间,我国同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组织开始接触和建立联系。1959年我国同独立后仅一年的几内亚建立了外交关系,我国外交首次登上非洲大陆,并很快在那里建立起了广阔的外交阵地。一年之后,我国又同新独立的马里建立了外交关系。马里是在1960年9月22日宣布独立的,同年1o月27日即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一个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在独立后不到40天即与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的。
    1960年底我被通知调往刚刚获得独立的马里工作。这一年的夏季我刚从欧洲的阿尔巴尼亚工作期满回国。1961年1月中旬,我作为我国赴马里第二批建馆人员奔赴非洲。这时的非洲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大道上胜利前进,已有17个国家在我到达非洲的前一年即1960年取得了独立,尚未独立地区的民族独立运动也在势不可挡地向前发展。
    今天的人们恐怕难以想像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从中国去非洲那漫长曲折的旅程。在那个时代,我国对外的大门在北面,须经苏联莫斯科通向世界其他地区。而那时的非洲国家,虽然在政治上已取得了独立,但对外交通仍只能通过原宗主国的首都。像马里等原法属非洲的殖民地国家,对外交通联系都要经法国巴黎。而在1964年以前,我国同法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无法经法国进入非洲。所以我们那时去马里是要经苏联的莫斯科、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和几内亚的科纳克里三个国家的首都,辗转半个多月才能到达。
    我们一行6人,1月中旬从北京出发,乘坐北京一莫斯科国际列车,经整整一个星期的旅途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停留两天后再坐火车前往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市拉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