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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这一代读书人[平装]
  • 共1个商家     16.80元~16.80
  • 作者:季羡林(作者)
  •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版(2013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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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543889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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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我们这一代读书人》意在通过辑录恩师回忆、悼念其师友的文章,勾绘出恩师眼中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群像,揭示他们或张扬或内敛、或率性或周正、或持正坚守或隐忍委曲的人生性格及因此遭际的不同命运,同时也借此揭示恩师的识人之术与交友之道。本书共分四辑,分别为第一辑:我的老师们;第二辑:我眼中的文化名人;第三辑:我眼中的学者;第四辑:我的同学朋友。

    媒体推荐

    恩师享寿98岁,在其漫长而辉煌的一生中……只有散文创作是和老人家相伴最久的,时间超过了80年……作为季门弟子,我深深地感谢出版方独具心思的编选工作。我由衷地相信,这样一套书,一定会受到读者朋友的欢迎和喜爱。
    ——著名学者、季羡林关门弟子 钱文忠

    作者简介

    季羡林,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康庄镇,2009年7月11日病逝于北京。

    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人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他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24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吐火罗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

    季羡林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了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

    目录

    第一辑 我的老师们
    恩师董秋芳先生
    忆念胡也频先生
    回忆陈寅恪师
    回忆吴宓先生
    遥远的怀念——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
    忆西克教授
    记一位德国学者西克灵教授
    赵元任先生
    他实现了生命的价值——悼念朱光潜先生
    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
    西谛先生
    第二辑 我眼中的文化名人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扫傅斯年先生墓
    回忆梁实秋先生
    悼念沈从文先生
    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悼巴老
    悼念曹老
    哭冯至先生
    悼念赵朴老
    怀念乔木
    寿作人
    痛悼克家
    郑午楼博士
    郎静山先生
    第三辑 我眼中的学者
    回忆汤用彤先生
    晚节善终,大节不亏——悼念冯芝生(友兰)先生
    记周培源先生
    回忆王力先生
    记张岱年先生
    何仙槎(思源)先生
    追忆哈隆教授
    忆郑毅生先生
    痛悼钟敬文先生
    寿寿彝
    悼许国璋先生
    悼念马石江同志
    悼念姜椿芳
    悼念邓广铭先生
    悼念周一良
    平凡而伟大的学者于道泉
    第四辑 我的同学朋友
    追忆李长之
    忆念张天麟
    忆章用
    忆组缃
    怀念衍梁
    老朋友迈耶一家
    忆石景宜博士
    追忆德国两教授

    序言

    时间过得真快,恩师季羡林先生仙逝已近四年了。2009年7月11日上午,我接到上海《东方早报》首席记者石剑峰兄的电话,惊悉恩师的好友、同为山东籍的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刚刚去世。惊讶哀悼之余,我走进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的录制棚,正准备关闭手机,突然又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距离上一个只有两三分钟时间,而传来的竟然是恩师不幸去世的噩耗。我完全惊呆了,魂不守舍,根本无法进行节目录制了,只好赶紧向现场的观众说明情况,连衣服也顾不上换,直接赶往解放军三。一医院。这哀痛的一幕,犹在眼前,怎么也感觉不出来,那已是四年前的事情了。
    恩师被尊为学术泰斗,他的学术成就当然是学术界公认的。但是,恩师的专业学术领域即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非常冷僻的。恩师仙逝前两年的2007年,我曾将四篇论述恩师专业学术研究的论文汇编成了《季门立雪》(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在封底特意印了这样一段话:“如果说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一条贯穿其中的红线,那么,这条红线非印度古代语言研究莫属。无论是对于研究中印关系史、印度历史与文化、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吐火罗文、糖史,还是翻译梵文等语种文学作品,先生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领域的工作、成就、造诣,都具有首要的、根本的重要性。”这些,确实是行外人士难以把握的。
    那么,人们是通过什么来了解恩师这位“世纪老人”的呢?恩师又是通过什么使自己走出专业学术研究的“象牙塔”,从青灯下古卷中走向大众读者的呢?答案就是:散文。
    恩师享寿98岁,在其漫长而辉煌的一生中,正如上述,从事过很多领域的研究工作。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这些领域的工作都出现过无奈的中断。可以说,基本没有哪一项研究有持续三十年以上不断的历史。而散文,只有散文创作是和老人家相伴最久的,时间超过了80年。
    从济南的高中时代起,恩师就开始创作并发表散文作品。考入清华大学以后,虽然就读于西洋文学系的德文专业,但是恩师也没有停止散文写作,屡有发表,佳作叠出。也正是散文,让年轻时代的恩师在当时的文坛崭露头角,并且受知于吴宓、郑振铎等前辈先生。大学毕业后,恩师陷入了“毕业即失业”的困境。也正是散文,使得恩师的中学母校将这位西洋文学系毕业的高材生聘回济南,担任高中国文教员。当时高中学生的底子、眼界和心气,不是今天的高中生可以想象的;更何况,不少学生还比大学刚毕业的恩师年长。所以,要站稳脚跟、拿住教鞭、端牢饭碗,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正是不断见诸报章杂志的散文,使初为人师的恩师被同事、学生认可和尊敬。
    不久,恩师就远渡重洋,留学德国。原计划不过是两年,岂料这一去就是漫漫十年。乡关万里、烽火连天、饥肠辘辘、音问断绝,恩师刻苦学习、埋头研究各种在常人看来稀奇古怪的古代语言和文字,多少凄苦、多少哀愁、多少思念、多少悲戚,都只有通过用母语写就的散文来表达和宣泄。
    回国以后,由于不同时代的不同原因,恩师在自主或不自主、情愿或不情愿之间,不断地调整改换着学术研究的方向。唯有散文创作一如既往,平衡着剧变时代里恩师复杂波动的内心世界。恩师的名字走出狭小的专业圈子而广为人知,也是由于在这个时期,恩师大量地发表散文,有的还被广播,有的则被选人了中学课本。 也许,读者朋友们会问:在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岁月里,季羡林先生备受迫害,惨遭批斗和殴打,所有的研究工作都被迫停止了,难道老人家也没有停止散文创作吗?我的回答是:发表散文当然是没有可能了,但是,写作散文确实没有停止。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在这个时期,恩师的笔触更洗练、曲折甚至隐晦,老人家将散文写作转换成了日记的形式。恩师的日记持续70多年,基本没有中断。读过恩师这个时期日记的人,都会赞同,这是特殊时代的特殊散文。也正是这些特殊的散文,给了恩师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使老人家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日子。
    文革结束后,生于1911年的恩师已近古稀之年,老人家不知老之将至,拼命想追回失去的时间。过去的专业研究接续上了,新的学术领域不断开辟出来了,重要的学术成果接踵问世;同时,年寿既尊、德高望重的恩师最多时候还担任了上百个学术组织的领导工作。但是,令人惊奇的是,恩师的散文创作不仅没有稍减,反而迎来了崭新的高潮,名篇佳构层出不穷。
    在生命最后的十余年里,恩师基本上在医院里了。离开了必须参考的图书资料,恩师的专业学术研究不得不停止了。然而,也正是散文,成了晚年的恩师抒写自己的思绪、思考、思想的唯一载体。恩师晚年的许多重要思想都是通过散文,也只有通过散文,才广为世人所知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通过阅读恩师的散文,我们完全可以了解老人家不平凡的一生,感悟老人家的精神世界。
    借此机会,我也想顺便向读者朋友介绍一两个和恩师散文创作有关的小掌故。恩师散文风格多样,早年颇多“文艺青年范儿”,气息哀怨、惆怅,笔调沉重、浓郁。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恩师的散文越来越由绚烂归于平淡。恩师早年的散文创作思路我不了解。我是在1984年考人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的,起码从那个时候起,恩师已然是“我手写我心”,信笔写来,自由挥洒。就我所知,恩师写散文是不起草稿的。一个题目,也许会长久萦绕在恩师的脑海中。动手写作之前,恩师都会端坐凝神一段时间,整理完思绪,一旦起笔,则是一挥而就,罕见增删涂改。
    世所共知,恩师毕生谦抑,从无一语自许自赞。我仅见的例外,也正是恩师对自己散文的评价了。恩师对我说这个故事是在1985年的样子:当时的恩师早已是著名的大学者了,约稿邀稿都无暇应付。但是,可能还是出于“文艺青年范儿”或者“情结”,恩师居然还将散文以投稿的方式寄往某家杂志。结果竟然是退稿。那位编辑很年轻,应该是不知道恩师何许人也,但很负责任,洋洋洒洒回了一封几千字的退稿信,谆谆教导恩师应该怎样写散文。恩师哭笑不得,却对我说了一句绝对自负的话:“唉,难道我季羡林还要别人教我怎么写散文吗?”我追随恩师二十五年,从老人家嘴里,绝对就只听到过这么一句自负的话。可见,恩师对自己的散文是非常看重的。
    当然,不必说,一定是认可和喜爱恩师散文的人多了!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恩师此套经典散文系列,既存缅!怀先哲之义,更在于让广大读者朋友们借此体悟和感怀老人家毕生的人生经历和人生智慧,从不同的视角品鉴恩师的其人其文,以镜鉴当下,以反躬自身。
    本套文丛共有五种。
    《季羡林私人史》,旨在真实地反映以恩师为代表的20世纪知识分子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和他们心怀祖国、与国家共命运的家国情愫。为此,在文章篇目的编排上,尽量采取以时间为序的组编方式,将恩师所撰写的有关其人生经历及因此引发的抒怀感兴之文逐一辑录,使之成为一部记录恩师坎坷一生穷究学术、追求真理的“私人史”,一部以私人的眼光见证和亲历20世纪中国历史变迁的“口述历史”。本书共分五辑,分别为第一辑:只道寻常;第二辑:游学梦忆(1917—1934);第三辑:留学哥廷根(1935—1946);第四辑:我和北大(1946—1993);第五辑:百年回眸。
    《我们这一代读书人》,意在通过辑录恩师回忆、悼念其师友的文章,勾绘出恩师眼中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群像,揭示他们或张扬或内敛、或率性或周正、或持正坚守或隐忍委曲的人生性格及因此遭际的不同命运,同时也借此揭示恩师的识人之术与交友之道。本书共分四辑,分别为第一辑:我的老师们;第二辑:我眼中的文化名人;第三辑:我眼中的学者;第四辑:我的同学朋友。
    《季羡林的八堂人生课》。恩师近百年的人生阅历,是一座可资后人汲取人生经验的富矿。在老人家丰赡的著述中,也常见论及人生之作。为此编选了本卷,让读者从恩师娓娓道来的人生哲学与人生经验中,感悟恩师所以能够成为学术大师的做人“密码”,以及所尝言的人生“不完满”的缘由所在。本书共分八辑,分别为第一辑:人生何为;第二辑:做人与处世;第三辑:做人的辩证法;第四辑:人生必修的“糊涂”课;第五辑:我的不完满;第六辑:我的生死观;第七辑:人生必修的“美德”课;第八辑:年少正是读书时。
    《季羡林的五堂国学课》。恩师是著名的文化大师,对于中外文化,尤其是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么,老人家对中国文化本身又有哪些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观察?本选集有意编选将恩师专论中国文化的文章,让广大读者跟随恩师学国学,晓悟中国文化的精神。本书共分五辑,分别为第一辑:何谓中国精神?第二辑:国学六讲;第三辑:西方与中国文化;第四辑:大学与“学统”;第五辑:大师与“学脉”。
    《季羡林美文60篇》。这是专门为广大青少年及喜爱恩师散文的读者编选的选本。恩师的散文具有鲜明的学者散文特质,常具学者特有的理性思考和对当下现实问题的观照与反思,又不乏散文自身的灵动与语言文字的优美。与以往恩师的散文选本有所不同,本集根据散文题材的特点,作了不同题材类别的分类,以便读者朋友们更好地鉴赏与学习。本书共分六辑,分别为第一辑:人物篇;第二辑:记事篇;第三辑:景物篇;第四辑:游记篇;第五辑:抒怀篇;第六辑:论说篇。
    作为季门弟子,我深深地感谢湖南人民出版社独具心思的编选工作。我由衷地相信,这样一套书,一定会受到读者朋友的欢迎和喜爱。
    受业钱文忠
    2012年12月31日

    文摘

    胡也频,这个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和文学史上宛如夏夜流星一闪即逝但又留下永恒光芒的人物,知道其名者很多很多,但在脑海中尚能保留其生动形象者,恐怕就很少很少了。我有幸是后者中的一个。
    我初次见到胡先生是60年前在山东济南省立高中的讲台上。我当时只有18岁,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他个子不高,人很清秀,完全是一副南方人的形象。此时日军刚刚退出了占领一年的济南。国民党的军队开了进来,教育有了改革。旧日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改为省立高中。校址由绿柳红荷交相辉映的北园搬到车水马龙的杆石桥来,环境大大地改变了,校内颇有一些新气象。专就国文这一门课程而谈,在一年前读的还是《诗经》、《书经》和《古文观止》一类的书籍,现在完全改为读白话文学作品。作文也由文言文改为白话文。教员则由前清的翰林、进士改为新文学家。对于我们这一批年轻的大孩子来说,顿有耳目为之一新的感觉,大家都兴高采烈了。
    高中的新校址是清代的一个什么大衙门,崇楼峻阁,雕梁画栋,颇有一点威武富贵的气象。尤其令人难忘的是里面有一个大花园。园子的全盛时期早已成为往事。花坛不修,水池干涸,小路上长满了草。但是花木却依然青翠茂密,浓绿扑人眉宇。到了春天、夏天,仍然开满似锦的繁花,把这古园点缀得明丽耀目。枝头、丛中时有鸟鸣声,令人如入幽谷。老师们和学生们有时来园中漫步,各得其乐。
    胡先生的居室就在园门口旁边,常见他走过花园到后面的课堂中去上课。他教书同以前的老师完全不同。他不但不讲《古文观止》,好像连新文学作品也不大讲。每次上课,他都在黑板上大书“什么是现代文艺”几个大字,然后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直讲得眉飞色舞,浓重的南方口音更加难懂了。下一次上课,黑板上仍然是七个大字:“什么是现代文艺?”我们这一群年轻的大孩子听得简直像着了迷。
    我们按照他的介绍买了一些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那时候,“马克思主义”这个词儿是违禁的,人们只说“普罗文学”或“现代文学”,大家心照不宣,谁都了解。有几本书的作者我记得名叫弗里茨,以后再也没见到这个名字。这些书都是译文,非常难懂,据说是从日文转译的俄国书籍。恐怕日文译者就不太懂俄文原文,再转为汉文,只能像“天书”了。我们当然不能全懂,但是仍然怀着朝圣者的心情,硬着头皮读下去。生吞活剥,在所难免。然而“现代文艺”这个名词却时髦起来,传遍了高中的每一个角落,仿佛为这古老的建筑增添了新的光辉。我们这一批年轻的中学生其实并不真懂什么“现代文艺”,更不全懂什么叫“革命”。胡先生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解释。但是我们的热情却是高昂的,高昂得超过了需要。
    当时还是国民党的天下,学校大权当然掌握在他们手中。国民党最厌恶、最害怕的就是共产党,似乎有不共戴天之仇,必欲除之而后快。在这样的气氛下,胡先生竟敢明目张胆地宣传“现代文艺”,鼓动学生革命,真如太岁头上动土,国民党对他的仇恨是完全可以想象的。胡先生却是处之泰然。我们阅世未深,对此完全是麻木的。胡先生是有社会阅历的人,他应该知道其中的利害,可是他也毫不在乎。只见他那清瘦的小个子,在校内课堂上,在那座大花园中,迈着轻盈细碎的步子,上身有点向前倾斜,匆匆忙忙,仓仓促促,满面春风,忙得不亦乐乎。他照样在课堂上宣传他的“现代文艺”,侃侃而谈,视敌人如草芥,宛如走入没有敌人的敌阵中。
    他不但在课堂上宣传,还在课外进行组织活动。他号召组织了一个现代文艺研究会,由几个学生积极分子带头参加,公然在学生宿舍的走廊上摆上桌子,贴出布告,昭告全校,踊跃参加。当场报名、填表,一时热闹得像是过节一样。时隔60年,一直到今天,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如在眼前,当时的笑语声还在我耳畔回荡,留给我的印象之深,概可想见了。
    有了这样一个组织,胡先生还没有满足,他准备出一个刊物,名称我现在忘记了。第一期的稿子中有我的一篇文章,名叫《现代文艺的使命》。内容现在完全忘记了,无非是革命,革命,革命之类。以我当时的水平之低,恐怕都是从“天书”中生吞活剥地抄来了一些词句,杂凑成篇而已,决不会是什么像样的文章。
    正在这时候,当时蜚声文坛的革命女作家、胡先生的夫人丁玲女士到了济南省立高中,看样子是来探亲的。她是从上海来的。当时上海是全国最时髦的城市,领导全国服饰的新潮流。丁玲的衣着非常讲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装。相对而言,济南还是相当闭塞淳朴的。丁玲的出现,宛如飞来的一只金凤凰,在我们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学生眼中,她浑身闪光,辉耀四方。记得丁玲那时候比较胖,又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济南比不了上海,马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高中校内的道路,更是年久失修。穿平底鞋走上去都不太牢靠,何况是高跟鞋。看来丁玲就遇上了“行路难”的问题。胡先生个子比丁玲稍矮,夫人“步履维艰”,有时要扶着胡先生才能迈步。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看了这情景,觉得非常有趣。我们就窃窃私议,说胡先生成了丁玲的手杖。我们其实不但毫无恶意,而且是充满了敬意的。我们心中真觉得胡先生是一个好丈夫,因此对他更增加了崇敬之感,对丁玲我们同样也是尊敬的。。
    不管胡先生怎样处之泰然,国民党却并没有睡觉。他们的统治机器当时运转得还是比较灵的。国民党对抗大清帝国和反动军阀有过丰富的斗争经验,老谋深算,手法颇多。相比之下,胡先生这个才不过20多岁的真正的革命家,却没有多少斗争经验,专凭一股革命锐气。革命斗志超过革命经验,宛如初生的犊子不怕虎一样,头顶青天,脚踏大地,把活动都摆在光天化日之下。这确实值得尊敬。但是,勇则勇矣,面对强大的掌握大权的国民党,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一点,我始终不知道胡先生是否意识到了。这个谜将永远成为一个谜了。P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