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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鲁迅杂文精选[平装]
  • 共1个商家     7.50元~7.50
  • 作者:鲁迅(作者)
  •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第1版(2009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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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802067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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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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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品描述

    编辑推荐

    《鲁迅杂文精选》具有透辟的思想洞察力、锐利的文化批判力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通过不拘一格的形式,以及寓热情于冷峻之中的文笔,抨击了时政、鞭挞了习俗、揭示了生活的哲理。将诗和政论结合在一起的风格,后来被人们称之为“鲁迅风”。鲁迅杂文开创了现代杂文的新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杂文作者。
    教育部在最新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中,推荐鲁迅杂文为中学生文学名著阅读书目。

    作者简介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鲁迅”是他发表《狂人日记》时使用的笔名。鲁迅1898年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次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在那里初步接受了进化论思想。902年赴日留学,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大量阅读西方近代科学、哲学和文学书籍,并开始写科学论文。1904年他入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习,不久弃医从文。1906年回到东京,翻译、介绍俄国、东欧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并与周作人合作,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写了《人的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 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爆发时,积极组织宣传活动。1912年到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从此一发不可收拾。1920-1926年,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1926年赴厦门大学任文科教授:1927年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科主任和教务长,10月,赴上海,开始了更加光辉的战斗历程,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

    目录

    随感录三十八
    随感录四十八
    随感录五十九“圣武”
    随感录六十一不满
    随感录六十二恨恨而死
    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
    娜拉走后怎样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看镜有感
    春末闲谈
    灯下漫笔
    论“他妈的!”
    论睁了眼看
    忽然想到(三,四)
    夏三虫
    忽然想到(五,六)
    杂感
    北京通信
    导师
    长城
    忽然想到(七)
    补白
    十四年的“读经”
    这个与耶个
    学界的三魂
    谈皇帝
    黄花节的杂感
    略论中国人的脸
    读书杂谈
    扣丝杂感
    小杂感
    无声的中国
    太平歌诀
    铲共大观
    流氓的变迁
    习惯与改革
    新的“女将”
    宣传与做戏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
    谈金圣叹
    经验
    谚语

    上海的少女
    上海的儿童
    小品文的危机
    偶成
    漫与
    世故三昧
    谣言世家

    作文秘诀
    捣鬼心传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观斗
    电的利弊
    从幽默到正经
    推背图
    言论自由的界限
    文章与题目
    新药
    夜颂

    二丑艺术
    “抄靶子”
    查旧帐
    晨凉漫记
    中国的奇想
    豪语的折扣

    “揩油”
    爬和撞
    帮闲法发隐
    由聋而哑
    男人的进化
    电影的教训

    打听印象
    吃教
    未来的光荣
    女人未必多说谎
    “京派”与“海派”
    北人与南人
    朋友
    清明时节
    偶感
    论秦理斋夫人事
    算账
    中秋二愿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骂杀与捧杀
    隔膜
    买《小学大全》记
    说“面子”
    运命
    病后杂谈
    隐士
    “寻开心”
    论讽刺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论“人言可畏”
    再论“文人相轻”
    文坛三户
    从帮忙到扯淡
    逃名
    “题未定”草(六至九)
    登错的文章
    半夏小集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老调子已经唱完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
    今春的两种感想
    上海所感
    关于知识阶级

    序言

    光明日报出版社的编辑将《中外名著榜中榜》的书目寄给了我。看到这些书目,一种无法言说的亲切感油然而生。那实在是一些再熟悉不过的书名,让我一下子回到了40多年前的中学时代。
    1959年,我读完小学,考上初中。这在今日,实属平常,但在当时,还真算回事儿。家里人认为,中学生就不能再看作小孩子了。身份变了,待遇也随之改变。印象深刻的有三条:一是有了早餐费,可以到街上“自主择食” (上小学时只能在家吃早点);二是可以使用钢笔(上小学时只能使用铅笔);三就是可以读大人们读的书了(上小学时只能看童话和连环画)。这第三条待遇我还提前享受了:在开学前的暑假中,我一口气读了许多“大人书”。
    这是我和中外名著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当时,我的母亲在大学里当资料员,借书有“近水楼台”之便,每天下班,她都会给我带书回来,我也就一通狼吞虎咽,看完再让母亲去借。读些什么,早已记不清了,无非挑那些好玩的读,半懂不懂,囫囵吞枣。现在回忆起来,最喜欢读的外国名著,竟是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地球记》、《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神秘岛》。如果还有什么,那就是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了。这些书,肯定读了不止一遍,否则不会如此刻骨铭心,念念不忘。
    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书决不是我的启蒙读物。我的启蒙读物和许多孩子一样,也是《伊索寓言》、《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格列佛游记》等等。但为什么记忆深刻的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带有探索(探案或探险)性质的书呢?我想,这与心智的逐渐成熟有关。初中,是一个人的心智由懵懂开始走向成熟的阶段。中外名著的作用,就像是为我们的心灵打开一扇又一扇窗户,让我们看见外面那五彩缤纷的-世界。这个时期,读到什么并不重要,读懂多少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读,是想读,是读个没完。
    有了这份好奇心,就有了阅读名著的冲动;而有了这份冲动,就能培养阅读的习惯。进入高中以后,我的阅读范围更加广泛了。比如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和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就是我在高中时阅读的,当然还有契诃夫的小说和泰戈尔的诗。至于中国文学名著,则最爱读鲁迅先生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小说和杂文。我很晚才读《红楼梦》(这与时代有关),但我认为:《红楼梦》是最应该推荐的不朽之作。
    说这些话,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不过讲讲个人的经历和心得体会;提到的那些书,也未必人人必读,不过举例说明而已。
    读书是一件“谋心”的事。归根结底,是要让我们的灵魂得到安顿,心智得到开启,精神得到寄托,情操得到陶冶。因此,它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任何人都无法替代或强求。也因此,我不主张什么“青年必读书”。在我看来,书只有“可读”,没有“必读”(做研究除外),所以只能“推荐”,不能“要求”。我作此推荐,因为在我看来,这套丛书所选,大多都值得推荐。
    尤其值得一提的,光明日报出版社还做了一件极好的事,就是把这些书的价格定到了最低。这可真是功德无量!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虽然家境尚好,却也买不起许多书。每次逛书店,往往乘兴而去,惆怅而归。我们知道,名著,并不是读读就可以的,它应该伴随我们的一生。名著,也不该束之高阁,让人仰望,而应该像朋友一样就在我们身边。这就需要将名著的出版“平民化”,让“旧时王谢堂前燕”,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我想,这大约是这套丛书的又一个意义吧!
    易中天
    2007年6月17日于厦门大学

    文摘

    随感录三十八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Nordau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疾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不幸中国偏只多这一种自大:古人所作所说的事,没一件不好,遵行还怕不及,怎敢说到改革?这种爱国的自大家的意见,虽各派略有不同,根抵总是一致,计算起来,可分作下列五种:
    甲云:“中国地大物博,开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这是完全自负。
    乙云:“外国物质文明虽高,中国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国的东西,中国都已有过;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这两种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据张之洞的格言,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人物。
    丁云:“外国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虫。”这是消极的反抗。
    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这比“丁”更进一层,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游传》中牛二的态度。
    五种之中,甲乙丙丁的话,虽然已很荒谬,但同戊比较,尚觉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还有一点好胜心存在。譬如衰败人家的子弟,看见别家兴旺,多说大话,摆出大家架子;或寻求人家一点破绽,聊给自己解嘲。这虽然极是可笑,但比那一种掉了鼻子,还说是祖传老病,夸示于众的人,总要算略高一步了。
    成派的爱国论最晚出,我听了也最寒心;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实因他所说的更为实在的缘故。昏乱的祖先,养出昏乱的子孙,正是遗传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后,无论好坏,改变都不容易的。法国 G.Le Bon著《民族进化的心理》中,说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举其大意)————“我们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将我们一代的人,和先前几百代的鬼比较起来,数目上就万不能敌了。”我们几百代的祖先里面,昏乱的人,定然不少:有讲道学的儒生,也有讲阴阳五行的道士,有静坐炼丹的仙人,也有打脸打把子的戏子。所以我们现在虽想好好做“人”,难保血管里的昏乱分予不来作怪,我们也不由自主,一变而为研究丹田脸谱的人物: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总希望这昏乱思想遗传的祸害,不至于有梅毒那样猛烈,竟至百无-免。即使同梅毒一样,现在发明了六百零六,肉体上的病,既可医治;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来反对吃药,中国的昏乱病,便也总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势力虽大,但如从现代起,立意改变:扫除了昏乱的心思,和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再用了对症的药,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几代之后待我们成了祖先的时候,就可以分得昏乱祖先的若干势力,那时便有转机, LeBon所说的事,也不足怕了.
    以上是我对于“不长进的民族”的疗救方法,至于“灭绝”一条,那是全不成活,可不必说。“灭绝”这两个可怕的字,岂是我们人类应说的?只有张献忠这等人曾有如此主张,至今为人类唾骂;而且于实际上发生出什么效验呢?但我有一句话,要劝戊派诸公。“灭绝”这句话,只能吓人,却不能吓倒自然。他是毫无情面: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便请他们灭绝,毫不客气。我们自己想活,也希望别人都活;不忍说他人的灭绝,又怕他们自己走到灭绝的路上,把我们带累了也灭绝,所以在此着急。倘使不改现状,反能兴旺,能得真实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蛮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应说“是”么?随感录四十八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从没有称他朋友,说他也同我们一样的。
    古书里的弱水,竟是骗了我们:闻所未闻的外国人到了;交手几回,渐知道“子曰诗云”似乎无用,于是乎要维新。
    维新以后,中国富强了,用这学来的新,打出外来的新,关上大门,再来守旧。
    可惜维新单是皮毛,关门也不过一梦。外国的新事理,却愈来愈多,愈优胜,“子曰诗云”也愈挤愈苦,愈看愈无用。于是从那两样旧称呼以外,别想了一样新号:“西哲”或曰“西儒”。
    他们的称号虽然新了,我们的意见却照旧。因为“西哲”的本领虽然要学,“子曰诗云”也更要昌明。换几句话,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一言以蔽之:前几年渭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衷至当。”
    其实世界上决没有这样如意的事。即使一头牛,连生命都牺牲了,尚且祀了孔便不能耕田,吃了肉便不能榨乳。何况一个人先须自己活着,又要驼了前辈先生活着;活着的时候,又须恭听前辈先生的折衷: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声光化电”,下午“子曰诗云”呢?
    社会上最迷信鬼神的人,尚且只能在赛会这一日抬一回神舆。不知那些学“声光化电”的“新进英贤”,能否驼着山野隐逸,海滨遗老,折衷一世?
    “西哲”易卡生盖以为不能,以为不可。所以借了Brand的嘴说:“All or nothing!”随感录五十九“圣武”我前回已经说过“什么主义都与中国无干”的话了;今天忽然又有些意见,便再写在下面:我想,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我们只要留心译本上的序跋,以及各样对于外国事情的批评议论,便能发见我们和别人的思想中间,的确还隔着几重铁壁。他们是说家庭问题的,我们却以为他鼓吹打仗;他们是写社会缺点的,我们却说他讲笑话;他们以为好的,我们说来却是坏的。若再留心看看别国的国民性格,国民文学,再翻一本文人的评传,便更能明白别国著作里写出的性情,作者的思想,几乎全不是中国所有。所以不会了解,不会同情,不会感应;甚至彼我间的是非爱憎,也免不了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是弹琴人么,别人的心上也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么,别人也必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中国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会相干。几位读者怕要生气,说,“中国时常有将性命去殉他主义的人,中华民国以来,也因为主义上死了多少烈士,你何以一笔抹杀?吓”这话也是真的。我们从旧的外来思想说罢,六朝的确有许多焚身的和尚,唐朝也有过砍下臂膊布施无赖的和尚;从新的说罢,自然也有过几个人的。然而与中国历史,仍不相干。因为历史结帐,不能像数学一般精密,写下许多小数,却只能学粗人算帐的四舍五入法门,记一笔整数。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只有这一个模型。倘嫌“来了”的名称不很庄严,“刀与火”也触目,我们也可以别想花样,奉献一个谥法,称作“圣武”,便好看了。古时候,秦始皇帝很阔气,刘邦和项羽都看见了;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羽说,“彼可取而代也!”羽要“取”什么呢?便是取邦所说的“如此”。“如此”的程度,虽有不同,可是谁也想取;被取的是“彼”,取的是“丈夫”。所有“彼”与“丈夫”的心中,便都是这“圣武”的产生所,受纳所。何谓“如此”?说起来话长;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却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还被这理想支配着。大丈夫“如此”之后,欲望没有衰,身体却疲敝了;而且觉得暗中有一个黑影——死——到了身边了。于是无法,只好求神仙。这在中国,也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也还被这理想支配着。求了一通神仙,终于没有见,忽然有些疑惑了。于是要造坟,来保存死尸,想用自己的尸体,永远占据着一块地面。这在中国,也要算一种没奈何的最高理想了。我怕现在的人,也还被这理想支配着。现在的外来思想,无论如何,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在我们这单有“我”,单想“取彼”,单要由我喝尽了一切空间时间的酒的思想界上,实没有插足的余地。因此,只须防那“来了”便够了。看看别国,抗拒这“来了”的便是有主义的人民。他们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血液浇灭了烟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