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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国不民主的宪法:宪法哪儿出毛病了(我们人民该怎样矫正它)[平装]
  • 共2个商家     20.30元~22.30
  • 作者:桑福德·列文森(SanfordLevinson)(作者),沈明(丛书主编),时飞(译者)
  •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版(2010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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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30116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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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美国不民主的宪法:宪法哪儿出毛病了(我们人民该怎样矫正它)》:社会思想译丛

    媒体推荐

    桑福德?列文森这趟对神圣事物不敬的旅程,揭示了我们美国的宪法是怎样用难以察觉的或没那么难以察觉的方法来阻碍民主政府负责任地进行民主实践的。如果我们忽视了他的批判,那么我们就是在冒险。
      ——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耶鲁大学法学院
    桑福德?列文森是我们时代最具想象力、最具原创力、最具煽动力的宪法学者。他对宪法那别出心裁、尖酸刻薄的批评有助于更细致地解读这部宪法,并迫使我们直面我们的宪法的真实想法。每一个美国人都需要读读这本书,并且想明白他或她是否同意列文森的看法,即当务之急是放弃国父们的制成品,在此基础上采纳一个全新的政府体制。我们不能忽视这部著作。
      ——沃尔特?戴林格(Walter Dellinger),美国前任检察总长,奥梅尔维尼和迈尔斯研究所
    一旦涉及就宪法以及解释宪法条款的传统模式提出具有挑战力的问题,就很少有学者能够和桑福德?列文森并驾齐驱。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他的分析以及他开出的药方,都无关宏旨;重要的是他迫使读者去思考那些在常人眼里未曾提及的宪法问题的维度。在《美国不民主的宪法》这本书中,列文森教授那具有挑战力的思维正处于最佳状态。
      ——罗伯特?P.乔治(Robert P.George),普林斯顿大学
    这是一本表达清晰、令人印象深刻的书,《美国不民主的宪法》就我们建国的奠基文件的本质提出了棘手的问题。作为当今美国最重要的宪法学者之一,列文森在此论证了美国宪法正处在一个急需剧烈变革的关口。这是一本及时且重要的著作,如果它的理念引发了真正的争论,我们的国家将从中获益匪浅。
      ——艾莉纳?卡岗(Elena Kagan),哈佛大学法学院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桑福德·列文森(Sanford Levinson) 译者:时飞 丛书主编:沈明

    桑福德·列文森(Sanford Levinson)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教授。主持W.St.约翰·贾武德父子百周年纪念讲席(W.St.JohnGarwoodand W.St.John Garwood.Jr.entennid Chair),哈佛大学2008秋季学期访问教授。  
    主要著作  
    《宪法信念》(Constitutional Faith)   
    《铭之磐石》(Written in Stone:Public Monuments in Changing Society)   
    《驯服多样性》(Wrestling with Diversity)   
    编辑
    《酷刑文集》(Torture:A Collection)系列丛书
    时飞,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法律系讲师。

    目录

    前奏托马斯·杰斐逊的智慧
    导论 两次签名的故事
    第一章 宪法批准的公民投票:将宪法送到一个新的制宪会议去修改
    第二章 我们不民主的立法程序
    第三章 第二条的遗产:由一个站不住脚的程序选举出来的权力过大的总统,即便他们被证明无法胜任这个职务,也不能将其撤换
    第四章 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终生任职:一个已经过时了的观念
    第五章 作为二等公民缔造者的宪法
    第六章 密不透风的宪法第五条
    第七章 解魅与欲望:怎么办?
    尾声 伍德罗·威尔逊的智慧
    致谢
    附录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索引
    译后记

    序言

    首先,我当然对我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尽管我撰写这本书主要是为了呼吁我的美国同胞们,让他们问问自己,在21世纪的今天,他们是否能很好地从我们这部很明显是在18世纪晚期制定的宪法中得到满足,我相信答案肯定是“没有”。我也为赢得了更多国家的听众而感到兴奋不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的一个主要发展就是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了成文宪法,以之作为建构它们的政治制度的手段。“宪法设计”因此也成为一个全球范围感兴趣的话题。
    当然,中国在1982年的时候也采纳了它自己的宪法。坦白说,与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如果中国在将来的某个时刻再去审视这部宪法,并在有所保留的同时,就应当改变些什么进行一场辩论的话,这将不会令人感到吃惊。因此,我希望我的著作可以对遍布全球的“宪法设计”有所助益,尽管它关注的仅仅是关利坚合众国的宪法。我希望本书能有助于他们首先提出一些与宪法应当试图做些什么有所关联的基本问题,然后再去问 问,作为一个实践问题,宪法的特定结构是否真的在事 实上有助于达致那些目标,而不是相反,可能会阻碍这些目标的实现。任何一位宪法设计者都应当效法美国最伟大的“国父”之一的詹姆斯·麦迪逊,他对范围广博的宪法都很熟悉。
    很明显,巡视全球宪法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发现我们自己的社会可以从中借鉴些什么。但是,我们也不应忘记那些“消极事例”的潜在重要意义,在这些消极事例里,我们基本上知悉,由于它们发生在一个需要予以考虑其特征的特定社会中,因此,有些东西是我们不想借鉴的。这样一些“消极事例”可能与更多的“积极”事例同样重要。我希望美国宪法能够提供一些积极事例,但事实上,本书主要强调的是我们在宪法中能够找到的缺陷,也即消极事例。我选择这样的进路,部分原因在于我相信美国人对我们的宪法太过于“景仰”了,在这些年里,它几乎成为盲目崇拜的焦点,而不是批判性评估的焦点。如果我们自己的社会已经有了更多批判的话,那么作为对批判的替代,也许我要写的就会是关于我们的宪法,它有什么特质是最为值得崇拜且最有价值的。但是,我写给美国的是——我相信,它最急需的是——以现在这个样子面世的美国,它应当知道我们的宪法所存在的缺陷。
    一如我们最重要的两位建国者詹姆斯·麦迪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所坚持的那样,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所有人都有能力“从经验中吸取教训”,我们借鉴或采纳了看起来在我们美国社会或其他社会中运转正常的东西,就像我们拥有权力来改变或者是拒斥那些看起来有缺陷的制度一样。例如,对我的第一本书,我现在感到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可能把詹姆斯·麦迪逊的形象给歪曲了,我把他刻画成一个对变革持抵制立场的人,这并不符合他本来的面目。因此,我认为,重要的是要听取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四篇那个鼓舞人心的结论,这是一本他与汉密尔顿一起写来劝说纽约州人民批准那部已经在费城制宪会议上写好了的宪法的书。

    后记

    学术要取得进步,就必须有所超越,这种超越一方面来源于对既有制度范式、学说理论体系的批判性重构,另一方面,则也必须来源于学者本身的理论自觉。不过说到底,如果没有对某种制度体系的热忱的话,要获得学术上的进步,则无异于缘木求鱼,无中生有。在这个意义上,学术上的进步,同样取决于有关制度对这种进步意识的潜移默化的支撑。因此,当《草泥马之歌》在网络上风靡一时的时候,我们所能品尝的,也就只能是在自由创造的智力资源趋于枯竭之后的一种无务罢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和自我嘲讽、“被”字结构结下不解之缘。无奈的冷漠所造就的,就是一种自我虐待式的智识涌动。法律是一种编织人世生活的手段,要取得成就,法律必须对人类生活世界充满温情敬意。对人世动态、人心常理漠然处之的法律,或者被编入到暴虐者的行列,或者徒具法律之表而摧毁法律的实质内陔。对此,立法者切不可因其所取得的数量统计式立法而不敏于留意人世间的个体生命及其集体感受。而对于法学家来说,学术成就不是摆龙门阵,而是深入切实地去体察具体制度和人间世的心灵需求之间的合拍与不合拍,可改进的与可苛责的。在这个意义上,桑福德教授的这本《美国不民主的宪法》,给我们上了富有启发意义的一课。

    文摘

    但是这一次,我拒绝了在宪法上再次签名的邀请。我从没有改变我的看法:宪法以多种方式提供了丰富的甚至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文字,来构想甚至是捍卫一个我们向往的政治秩序。但我决定不在全国宪法中心的名册上签名,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会偏爱这样的结果:宪法要是在1787-1788年的批准投票中遭到失败就好了。毋宁说,我认为中心是在试探我对当前这部宪法的支持程度,以及,同样重要的是,我是否愿意鼓励我的同道公民们用一种相对来说不经思考的方式重新确认这部宪法。就我对宪法的支持程度来说,我意识到,在1987到2004期间,我更多地关注这部宪法的不完善之处。就后者而言,我认为,极为重要的是应该在全国展开一场有关宪法的完善程度的讨论,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这部宪法与我们的时代相合无间。至于为什么我对此深信不疑,则是本书真正要探讨的主题。
    我关注的对象仅仅是在最低限度上与宪法保护的正式权利有关。在实践层面上,关于特定权利问题,即便是最高法院在解读宪法的时候也比我的解读更少关注对其保护的问题,正确的回应也不应该是去抵制宪法,而是在宪法的框架里开展工作去说服美国同胞们分享我们关于宪法的可能性的观点,以及支持那些将会任命(通过参议院认可)对更好的解释持开放态度的法官的总统候选人。假如大量的宪法解释不在法院出现,我们也希望不同层级的公共官员来分享我们关于宪法的可能性,当然也包括宪法的约束的观点。而这一点,即使对于那些在什么具体权利最为重要的问题上与我意见不一的读者,也同样是确定无疑的。经常是这种情况,对那些反映了当今主流公共意愿的有关权利的新观点,法院保持着持续开放,不管这些观点是有关男女同性恋婚姻的权利还是财产所有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