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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过去的大学[平装]
  • 共1个商家     31.40元~31.40
  • 作者:钟叔河(作者),朱纯(作者)
  • 出版社:同心出版社;第1版(2011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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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54770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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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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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品描述

    编辑推荐

    钟叔河、朱纯编著的这本《过去的大学》由39位当事人的回忆和自述组成,他们或为当年的校长、主事,或为教授和学生,通过自己的亲历亲为、亲身感受和实际观察,生动地再现了当年的名牌学府走过的道路和特有的风貌,以及他们的大学时光。
    过去的大学,不是现代人在做总结,谈经验,作评论,而是当时的校长、当时的教师、当时的学生亲身经历的回忆。往日的大学早已风流云散,重拾这些记忆碎片,或许不能拼出往日的辉煌图景,但足以启示今天的我们,去追问什么是学校、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好的学校,什么是好的教育。

    媒体推荐

    让我们回到当年的校园,感受那逝去的氛围,仰望曾经的精神高度。
    ——历史学者 傅国涌
    重温我们的教育传统,启示我们去思考什么是学校、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好的学校,什么是好的教育,它追问的是每一个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都应不断反省和叩问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这样重大而根本的问题。
    ——学者 杨东平
    读《过去的大学》,关于民国教育的影像渐渐清晰起来,书中很多人都是那个时代的风骨。在批量化产生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的今天,知识和品行早已分家,在这个时候,看到这样的书,自然会热血澎湃、热泪盈眶。
    ——豆瓣读者 棘蜥

    作者简介

    钟叔河,湖南平江人。原来在出版社当编辑,业余也做点研究,写点文章。现已离休,但有时也写一点。主要著作有《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两方的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念楼集》、《天窗》、《钟叔河散文》、《念楼学短》、《学其短》等。编辑作品有《走向世界丛书》、《凤凰丛书》、《知堂书话》、《儿童杂事诗图笺释》等。所编订的《周作人散文全集》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皈社出版。

    目录

    修订本序
    再版序言
    初版序言
    第一辑 过去的校长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北京大学和学生运动
     北京大学五十周年
     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
     蔡元培先生与五四运动
     我们建设新清华
     所谓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
     燕京大学创校的艰辛
     李登辉办复旦大学
     罗家伦重建中大
     我父张伯苓办南开
     回忆金陵大学
     陈嘉庚厦门办学
     立信会计学校的创办和发展
     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
    第二辑 过去的教授
     我和北大
     我到北大任教
     北京大学杂忆
     张、梅两校长印象记
     “五四”后的清华
     我在清华教体育
     刘仙洲与清华
     闲话燕大老师
     回忆我在北洋大学
     忆中央大学柏溪分校
     无锡国专杂忆
     抗战期间的浙江大学
    第三辑 过去的学生
     圣约翰大学
     报考北大前后
     回想北大当年
     北大与北大人
     燕大学生生活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六十年前的清华
     问学清华
     忆清华
     西南联大始末记
     纪念西南联大六十周年
     北洋大学回忆片断
     北洋的学风

    序言

    本书最初由湖南教育出版社于一九八一年出版,名《过去的学校》,我写过一篇序,现在仍予保留,题《初版序言》。
    二00五年,长江文艺出版社二次印行,改名《过去的大学》。我从书中删去了牟小东、苏润之等人和清华、北洋两校校史编写组撰写的十七篇,增收了胡适、蒋梦麟、张申府、罗家伦等人的作品十八篇,并写了新序。这篇序亦予保留,题《再版序言》。
    此次交由京华鸿越第三次印行,本书作了更多的修订:一是将三十九篇文章按内容编为“过去的校长”、“过去的教授”、“过去的学生”三辑,使眉目清楚,更便阅览;二是删去了内容稍嫌空泛或笼统的四篇,还有写中学的三篇,换上了介绍燕京大学的三篇和李济、萧公权等名学者写清华大学的四篇;三是将梅贻琦《所谓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换下了他由别人代笔的《工业教育与工业人才》。
    从一九八一到二0一一,三十年来三次编《过去的大学》;“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唯愿现今的大学校长、大学教授和大学生,赶快用事实来证明,他们也是值得载诸笔墨的,这样才好。
    二0一一年十一月一日,时年八十。
    [附记]本书是由朱纯起意,我二人合作编成的;书在人亡,感伤何极。

    文摘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地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
    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得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相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竞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从前在教育部时,为了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故改为各大学直接的预科。不意北大的预科,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竟演成独立的状态。那时候预科中受了教会学校的影响,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其他科学比较的落后,毕业后若直升本科,发生困难。预科中竟自设了一个预科大学的名义,信笺上亦写此等字样,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不再设预科学长。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我没有本校与他校的界线,常常为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都是国立的。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人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克期停办。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与矿冶工并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来的经费,用在理科上。我本来想把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专授法律,但是没有成功。我觉得那时候的商科,毫无设备,仅有一种普通商业学教课,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学生毕业后停止。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人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它不合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适有赵体孟君以编印明遗老刘应秋先生遗集,贻我一函,属约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诸君品题。我为分别发函后,林君复函,列举彼对于北大怀疑诸点。我复一函,与他辩。这两函颇可窥见那时候两种不同的见解。……
    这两函虽仅为文化一方面之攻击与辩护,然北大已成为众矢之的,是无可疑了。越四十余日,而有“五四运动”。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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