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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朝花夕拾(增订版)[平装]
  • 共2个商家     4.60元~5.60
  • 作者:鲁迅(作者)
  •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版(1997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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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02007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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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朝花夕拾(增订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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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鲁迅最早的藏书想起
    鲁迅最早的藏书,是一部木刻绘图《山海经》:四本小小的书,纸张很黄,刻印都十分粗拙,图像差到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都是长方形。可是年幼的鲁迅如获至宝: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的怪物,远古神话世界的奇烈想象透过粗鄙的纸页喷薄而来,让心智初开的少年惊慕不已。几十年后,念及不知何时散佚的这最初的收藏,早已年过不惑的鲁迅在一册思忆儿时故乡生活的集子里写道,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
    这四本小书仅仅是一个起点。鲁迅的藏书单上随后添了石印的《尔雅音图》和《毛诗品物图考》,《点石斋从画》和《诗画舫》,又有了冠冕堂皇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图说》和《玉历钞传》,画的是冥冥之中赏善罚恶的故事。此外,《山海经》另买了一部石印的,每卷都有图赞,绿色的画,红色的字,比早先那部精致许多。少年鲁迅不仅多方搜罗,更炮制自家品牌的绘本:用一种“荆川纸”,蒙在小说的绣像上描摹,是他在三味书屋最愉快的消遣,尤其当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鲁迅日后自谦地说,比如《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各有一大本,后来卖给一个阔绰的同窗。
    用学界近年流行的一个观点来看,鲁迅自启蒙时代便表现出一种对“视觉文化”的偏爱。这种偏爱亦伴随他负笈东瀛,最突出的例证之一(“之一”二字或可删去),便是如今广为人知的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故事:一段日俄战争期间的时事幻灯片,给俄国人做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人捕获枪毙,一群中国人围观;影片之外,仙台医学院课堂里唯一的中国人自觉来到人生的转捩点。这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耳熟能详的典故,在周蕾Primitive Passions一书中获得了一种新的解读:鲁迅显然对给他带来巨大刺激的这种新兴媒介的本质认识不足,周蕾指出,不然他怎么会在亲身体验了视觉影像的深刻震撼之后,反讽地做出投身文学的决定?作为电影领域的学者,周蕾的这一观察是敏锐而独到的。然而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于,文化研究多着眼于照片、电影、海报、月份牌及宣传广告等,其由此构建的“视觉文化”的概念,是否同样适用于或者说足够驾驭另一类从制造年代到性质都极为不同的视像文本,如绘图《西游记》、《玉历钞传》甚至《山海经》?
    关于鲁迅最早的藏书的故事收录于《朝花夕拾》。无论鲁迅如何被后世的文学史家塑造成一位鲜明而彻底的新文化的播种者与旧文化的掘墓人,一个读过其主要文学作品(包括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及片段日记书信的细致而诚实的读者,多少都能从字里行间捕捉到这位中国现代文学之父对巍巍五千载文明传统的复调而暧昧的态度;尤其在他追忆儿时江浙岁月的散文集《朝花夕拾》里,更让人一窥在新旧世界嬗替之际,最后一代为传统文化余晖所浸润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轨迹。与那个曾被无节制地神化英雄化经典化的鲁迅相比,我想,更让我感兴趣的是那个正值盛年却自囚于幽僻的绍兴会馆一宿接一宿抄古碑抄佛经,那个重写中国小说史并对上古的神话寓言和宋以前的志怪传奇情有独钟,那个在支持新文学运动的同时始终没有间断文言诗的创作,以及那个在四十岁上忆及故乡迎神赛会上的勾魂无常,亲切地称道其人情味够得上做一个“真正的朋友”的鲁迅。李欧梵在《铁屋中的呐喊》一书中谈到,概括地说,鲁迅在传统文化上的口味是在所谓的“大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之外的,他的偏好更趋向于中国文化里的“反传统”(counter-tradition),即与自孔孟到朱熹王阳明的儒家正统构成对立或保持疏离的思维与情感方式。举例来说,在小说文类里,鲁迅尤为唐以前、即宋明理学发端以前的作品所吸引,在诗人中他最倾心的是以瑰奇的想象和澎湃的灵魂诉求著称的屈原,以散文而言他推崇魏晋古风远胜唐宋八大家,以阅史而言他对野史杂说的兴味比对正史浓厚得多。
    李欧梵以传统─反传统为轴丈量鲁迅相对于中华文明传统的定位,这种两极对立的视角本身便带有现代文学领域里根深蒂固的割裂与对抗的思维模式的烙印。然而针对“大传统”,还有另一种另类的可能,即“小传统”(the little tradition)。自我身份意识清醒的、诉诸理智的“大传统”以文字书写为载体,通过在文史、思想与艺术上的不断构建表达出社会与文明总体的外露的理想;而未必自觉的、不倚赖思辩和书写的“小传统”寄身于不识字的阶层,并在代代相传的民间信仰与行为惯式里滋衍不息──鲁迅的第一套藏书在更大意义上正是后者的一个缩影。更典型的是,这套绘图《山海经》不是从书店寻获的,而是鲁迅幼年的乳母,一个连自身名姓都未留下的下层女性在告假返乡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她这么告诉鲁迅。长妈妈显然没有受过教育;然而在《朝花夕拾》另一处,鲁迅说,即便不识字如阿长,一看《二十四孝图》的图画也能滔滔讲出一段事迹。
    YING
    2011-01-05 08:53:15

    媒体推荐

    导读
    鲁迅(1881—1936),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樟寿,字豫才,后改名树人,浙江绍兴人。出生于破落士大夫家庭。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的笔名。鲁迅在1898年到南京求学,1902年留学日本学医,后痛感于医治麻木的国民精神更重于医治肉体病痛,便改行提倡文艺运动。1909年回国,在杭州、绍兴任中学教员o1912年到北京,在教育部任职,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o 1918年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并在《新青
    年》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其后又发表了《孔乙己》、《药队《阿Q正传》等著名小说,并撰写大量杂文、散文,批判旧思想、旧道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1923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们内喊》,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作。1926年8月起先后任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教授。1927年10月定居上海,从事文学写作,参与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实际领导者和旗帜,在与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斗争中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生前出版小说集三种、散文集两种、杂文集十五种、通信集一种、文学史著作两种。鲁迅在翻译外国文学和整理中国古籍方面也成绩卓著。其全部著译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汇编为《鲁迅全集》(十六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辑录古籍丛编》(四卷)。
    《朝花夕拾》是鲁迅1926年所作的回忆散文集,共10篇。最初在《莽原》杂志发表时总题目为“旧事重提”,1927年编集成书,改为现名。鲁迅在写作这些作品时正经受着北洋军阀当局和各种敌对势力的严重压迫。1925年他因支持学生运动,受到“正人君子”们各种“流言”的攻击和诽谤。1926年3月18日北洋军阀政府枪杀进步学生,,鲁迅受反动政府通缉,不得不到厦门大学任教,后又受守旧势力的排挤。在这样的处境中鲁迅曾说:“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
    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这10篇作品,前.5篇写于北京,后5篇写于厦门。虽然是回忆文章,但都反映着当时社会斗争的痕迹。
    《朝花夕拾》的作品记述了作者童年的生活和青年时求学的历程,追忆那些难于忘怀的人和事,抒发了对往日亲友和师长的怀念之情。作品在夹叙夹议中,对反动、守旧势力进行了抨击和嘲讽:第一篇作品《狗·猫·鼠》是针对“正人君子”的攻击引发的,嘲讽了他们散布的“流言”,表述了对猫“尽情折磨”弱者、“到处噑叫”、时而“一副媚态”等特性的憎恶;追忆童年时救养的一只可爱的隐鼠遭到摧残的经历和感受,表现了对弱小者的同情和对暴虐者的憎恨。
    《阿长与<山海经>》忆述儿时与保姆长妈妈相处的情景,描写了长妈妈善良、朴实而又迷信、唠叨、“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的性格;对她寻购赠送自己渴求已久的绘图《山海经》之情,充满了尊敬和感激。文章用深情的语言,表达了对这位劳动妇女的真诚的怀念。
    ……

    作者简介

    鲁迅(1881-1936),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原名周樟寿,字豫才,后改名树人,浙江绍兴人。出生于破落士大夫家庭。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的笔名。鲁迅在1898年到南京求学,1902年留学日本学医,后痛感于医治麻木的国民精神更重于医治肉体病痛,便改行提倡文艺运动。1909年回国,在杭州、绍兴任中学教员。1912年到北京,在教育部任职,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1918年参加了《新青年》编辑工作,并在《新青年》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其后又发表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著名小说,并撰写大量杂文、散文,批判旧思想、旧道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1923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呐喊》,成为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作。1926年8月起先后任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教授。1927年10月定居上海,从事文学写作,参与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实际领导者和旗帜,在与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斗争中成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生前出版小说集三种、散文集两种、杂文集十五种,通信集一种,文学史著作两种。鲁迅在翻译外国文学和整理中国古籍方面也成绩卓著。其全部著译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汇编为《鲁迅全集》(十六卷)、《鲁迅译文集》(十卷)、《鲁迅辑录古籍丛编》(四卷)。

    目录

    导读
    知识链接
    小引
    狗·猫·鼠
    阿长与《山海经》
    《二十四孝图》
    五猖会
    无常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父亲的病
    琐记
    藤野先生
    范爱农
    后记

    序言

    说明
    《朝花夕拾》共10篇。前5篇写于北京,后5篇写于厦门。这些"回忆的记事"(《三闲集〈自选集〉自序》),记录了作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生活道路和经历,生动地描绘了清末民初的生活画面,成为研究鲁迅早期思想和生活以至当时社会状况的重要文献。这些篇章,往事与现实纠结,叙述与议论交织,情感深挚,笔调隽永,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经典作品。
    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增田涉见到鲁迅,问研究中国文学应该读什么书,鲁迅即以《朝花夕拾》相赠。鲁迅1934年4月11日写信给想翻译此书的增田涉说:"《朝花夕拾》如有出版处所,译出来也好,但其中有关中国风俗和琐事太多,不多加注释恐不易看懂,注释一多,读起来又乏味了。"
    各篇最初以"旧事重提"为总题,陆续发表于《莽原》半月刊。1927年7月,鲁迅在广州重新加以编订,并添写《小引》和《后记》,改名《朝花夕拾》,于1928年9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列为作者所编的《未名新集》之一,封面为陶元庆所绘。1929年2月再版。1932年9月第3版有未名社和上海北新书局两个版本。
    此次校订以鲁迅生前校定的版本为底本,并参校其他版本,注释力求简要。鲁迅时代某些词句和标点符号与现行用法不一致者,仍其旧,不做改动。

    后记

    我在第三篇讲《二十四孝》的开头,说北京恐吓小孩的“马虎子”应作 “麻胡子”,是指麻叔谋,而且以他为胡人。现在知道是错了,“胡”应作 “祜”,是叔谋之名,见唐人李济翁做的《资暇集》卷下,题云《非麻胡》。原文如次: “俗怖婴儿曰:麻胡来!不知其源者,以为多髯之神 而验刺者,非也。隋将军麻祜,性酷虐,炀帝令开汴河,威 棱既盛,至稚童望风而畏,互相恐吓日:麻祜来!稚童语 不正,转祜为胡。只如宪宗朝泾将■,蕃中皆畏惮, 其国婴儿啼者,以■怖之则止。又,武宗朝,闾阎孩孺相 胁云:薛尹来!咸类此也。况《魏志》载张文远辽来 之明证乎?”(原注:麻祜庙在睢阳。■方节度李丕即其 后。丕为重建碑。) 原来我的识见,就正和唐朝的“不知其源者”相同,贻讥于千载之前,真是咎有应得,只好苦笑。但又不知麻祜庙碑或碑文,现今尚在睢阳或存于方志中否?倘在,我们当可以看见和小说《开河记》所载相反的他的功业。
    因为想寻几张插画,常维钧兄给我在北京搜集了许多材料,有几种是为我所未曾见过的。如光绪己卯(1879)肃州胡文炳作的《二百卅孝图》——原书有注云:“■读如习。”我真不解他何以不直称四十,而必须如此麻烦— —即其一。我所反对的“郭巨埋儿”,他于我还未出世的前几年,已经删去了。序有云: “……坊问所刻《二十四孝》,善矣。然其中郭巨埋儿 一事,揆之天理人情,殊不可以训。……炳窃不自量,妄 为编辑。凡矫枉过正而刻意求名者,概从割爱;惟择其事 之不诡于正,而人人可为者,类为六门。……” 这位肃州胡老先生的勇决,委实令我佩服了。但这种意见,恐怕是怀抱者不乏其人,而且由来已久的,不过大抵不敢毅然删改,笔之于书。如同治十一年(1872)刻的《百孝图》,前有纪常郑绩序,就说: “……况迩来世风日下,沿习浇漓,不知孝出天性自 然,反以孝作另成一事。且择古人投炉埋儿为忍心害 理,指割股抽肠为损亲遗体。殊未审孝只在乎心,不在乎 迹。尽孝无定形,行孝无定事。古之孝者非在今所宜,今 之孝者难泥古之事。因此时此地不同,而其人其事各异, 求其所以尽孝之心则一也。子夏日:事父母能竭其力。
    故孔门问孝,所答何尝有同然乎?……”则同治年间就有人以埋儿等事为“忍心害理”,灼然可知。至于这一位“纪常郑绩”先生的意思,我却还是不大懂,或者像是说:这些事现在可以不必学,但也不必说他错。

    文摘

    狗·猫·鼠
    从去年起,仿佛听得有人说我是仇猫的。那根据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兔和猫》;这是自画招供,当然无话可说,——但倒也毫不介意。一到今年,我可很有点担心了。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笔墨的,写了下来,印了出去,对于有些人似乎总是搔着痒处的时候少,碰着痛处的时候多。万一不谨,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之流,可就危险已极。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大脚色是“不好惹”的。怎地“不好惹”呢?就是怕要浑身发热之后,做一封信登在报纸上,广告道:“看哪!狗不是仇猫的么?鲁迅先生却自己承认是仇猫的,而他还说要打‘落水狗’!”这“逻辑”的奥义,即在用我的话,来证明我倒是狗,于是而凡有言说,全都根本推翻,即使我说二二得四,三三见九,也没有一字不错。这些既然都错,则绅士口头的二二得七,三三见千等等,自然就不错了。
    我于是就间或留心着查考它们成仇的“动机”。这也并非敢妄学现下的学者以动机来褒贬作品的那些时髦,不过想给自己预先洗刷洗刷。据我想,这在动物心理学家,是用不着费什么力气的,可惜我没有这学问。后来,在覃哈特博士(Dr.O.Dahmhardt)的《自然史底国民童话》里,总算发现了那原因了。据说,是这么一回事:动物们因为要商议要事,开了一个会议,鸟、鱼、兽都齐集了,单是缺了象。大家议定,派伙计去迎接它,拈到了当这差使的阄的就是狗。“我怎么找到那象呢?我没有见过它,也和它不认识。”它问。“那容易,”大众说,“它是驼背的。”狗去了,遇见一匹猫,立刻弓起脊梁来,它便招待,同行,将弓着脊梁的猫介绍给大家道:“象在这里!”但是大家都嗤笑它了。从此以后,狗和猫便成了仇家。
    日尔曼人走出森林虽然还不很久,学术文艺却已经很可观,便是书籍的装潢,玩具的工致,也无不令人心爱。独有这一篇童话却实在不漂亮;结怨也结得没有意思。猫的弓起脊梁,并不是希图冒充,故意摆架子的,其咎却在狗的自己没眼力。然而原因也总可以算作一个原因。我的仇猫,是和这大大两样的。
    其实人禽之辨,本不必这样严。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它们适性任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辩话。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命清高;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实在免不得“颜厚有忸怩”。假使真有一位一视同仁的造物主,高高在上,那么,对于人类的这些小聪明,也许倒以为多事,正如我们在万生园里,看见猴子翻筋斗,母象请安,虽然往往破颜一笑,但同时也觉得不舒服,甚至于感到悲哀,以为这些多余的聪明,倒不如没有的好罢。然而,既经为人,便也只好“党同伐异”,学着人们的说话,随俗来谈一谈,——辩一辩了。
    现在说起我仇猫的原因来,自己觉得是理由充足,而且光明正大的。一、它的性情就和别的猛兽不同,凡捕食雀、鼠,总不肯一口咬死,定要尽情玩弄,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直待自己玩厌了,这才吃下去,颇与人们的幸灾乐祸,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二、它不是和狮虎同族的么?可是有这么一副媚态!但这也许是限于天分之故罢,假使它的身材比现在大十倍,那就真不知道它所取的是怎么一种态度。然而,这些口实,仿佛又是现在提起笔来的时候添出来的,虽然也象是当时涌上心来的理由。要说得可靠一点,或者倒不如说不过因为它们配合时候的嗥叫,手续竟有这么繁重,闹得别人心烦,尤其是夜间要看书,睡觉的时候。当这些时候,我便要用长竹竿去攻击它们。狗们在大道上配合时,常有闲汉拿了木棍痛打;我曾见大勃吕该尔(P.Bruegeld.A)的一张铜版画AllegoriederWollust上,也画着这回事,可见这样的举动,是中外古今一致的。自从那执拗的奥国学者弗罗特(S.Freud)提倡了精神分析说——psychoanalysis,听说章士钊先生是译作“心解”的,虽然简古,可是实在难解得很——以来,我们的名人名教授也颇有隐隐约约,检来应用的了,这些事便不免又要归宿到性欲上去。打狗的事我不管,至于我的打猫,却只因为它们嚷嚷,此外并无恶意,我自信我的嫉妒心还没有这么博大,当现下“动辄获咎”之秋,这是不可不预先声明的。例如人们当配合之前,也很有些手续,新的是写情书,少则一束,多则一捆;旧的是什么“问名”“纳采”,磕头作揖,去年海昌蒋氏在北京举行婚礼,拜来拜去,就十足拜了三天,还印有一本红面子的《婚礼节文》,《序论》里大发议论道:“平心论之,既名为礼,当必繁重。专图简易,何用礼为?……然则世之有志于礼者,可以兴矣!不可退居于礼所不下之庶人矣!”然而我毫不生气,这是因为无须我到场;因此也可见我的仇猫,理由实在简简单单,只为了它们在我的耳朵边尽嚷的缘故。人们的各种礼式,局外人可以不见不闻,我就满不管,但如果当我正要看书或睡觉的时候,有人来勒令朗诵情书,奉陪作揖,那是为自卫起见,还要用长竹竿来抵御的。还有,平素不大交往的人,忽而寄给我一个红帖子,上面印着“为舍妹出阁”,“小儿完姻”,“敬请观礼”或“阖第光临”这些含有“阴险的暗示”的句子,使我不花钱便总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的,我也不十分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