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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平装]
  • 共1个商家     9.30元~9.30
  • 作者:金圣华(编者),黄国彬(编者)
  • 出版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第1版(1998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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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500105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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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推荐

    总序
    为中国第四次翻译高潮贡献精品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
    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正在神州大地蓬勃推进,方兴未艾,景况壮观。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而这一次的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三次翻译高潮无法比拟的。
    这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首先是全球信息时代降临的结果。信息爆炸、知识爆炸,同时也就是翻译爆炸。在今日“地球村”,离开翻译谈论知识信息,是不可思议的。
    同时,这次翻译高潮的出现又是以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新政,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强国之路为契机的。
    世界在前进,中国在前进。在人类高奏和平发展的大乐章里,翻译无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旋律。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进军里,翻译必然是一支活跃的先头部队。
    翻译,无论是作为文化现象、思想运动,还是作为一项职业、一种知识技能,总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翻译的观念、方法、样式、标准、风格,无不与时俱进。观察一下世界范围和中国国内的翻译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不难得出结论:翻译确实是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富活力、最敏锐的领域之一。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决定了这次翻译高潮最突出的特点。较之前三次翻译高潮,这一次的翻译高潮信息量更庞大,涵盖面更广泛,题材体裁更丰富多样,操作方式更灵活便捷,技术装备更先进,从业人员更众多,受益者更普遍,理论研究更活跃,人才培训更具规模。从经济学观点看,翻译作为信息产业之一支,现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历史上空前的。如果说前三次翻译高潮,都是从外文译人中文为主,那么这一次翻译高潮则正在改变中国在翻译上的“入超”地位,介绍中国和了解中国的迫切需要,对中译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认识到翻译对于丰富人类文化、促进文化交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国家中的重要作用,认识到翻译对于提高自身文化修养和专业素质、保证职业生涯顺利成功方面的宝贵价值,现在越来越多的青年人甚至少年人成了翻译的爱好者,他们要求学习翻译、研究翻译,有的立志投身翻译,他们需要高水平的、切合实用的翻译研究及学习读物,使学习和运用外语的水平更上一层楼。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作为国内惟一以翻译为特色的国家级出版机构,二十多年来陆续编辑出版数十种翻译理论与技巧类图书,其中若干种已经成为翻译研究或教学领域脍炙人口的必读书,在国内外翻译界赢得了声誉,也使我们深深感受到我们肩负着翻译界老中青三代专家学者、教师、从业人员、学生和广大翻译爱好者多么殷切的期望。
    面对着我国又一次兴起的翻译高潮,铭记着翻译事业的崇高使命和我们对翻译界朋友的责任,我们在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的基础上,郑重推出这套“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我们的想法是:加强自主策划,体现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环境下翻译的新任务和新特点,继续及时反映译学研究、文学翻译和翻译教学最新发展趋势,同时更多地关注科技翻译、法律翻译、商务翻译、新闻翻译等领域的实务,加强针对性,提高实用性,外译中与中译外并重。我们寄诚挚的期望于广大读者和作者的大力支持与合作,希望朋友们帮助我们实现初衷,继续有所奉献于我国新时期的翻译事业。
    编者谨识

    作者简介

    金圣华;华盛顿大学硕士、巴黎大学士。曾任香港翻译学会会长,现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教授、主任。
    黄国彬;香港大学硕士、多伦多大学博士。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香港大学英文与比较文学系、加拿大约克大学语言文学系锻任教。现任香港领南学院翻译系教授、现代中文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目录

    主编序言
    与王尔德拔河记——《不可儿戏》译后
    关于古典文学作品翻译的省思
    论等效翻译
    译路历程——我译《大卫·考勃菲尔》的回忆
    《大亨》和我——一本翻译小说的故事
    失败的经验——试谈翻译
    略谈我从事翻译工作的经历与体会
    谈文学作品的翻译
    以一人“译”一国——华兹生编译《中国诗词选》读后感
    叛逆·开拓·创新——序《尤利西斯》中译本
    释“译作”
    傅雷翻译巴尔扎克的心路历程
    以方应圆——从《神曲》汉译说到欧洲史诗的句法
    附录:作者简介

    文摘

    书摘
    翻译这件事有一点特别。英美翻译界的人大多只能看懂外文,英文写作的能力弱,所以有些译作,不列译者姓名。他们的办法是找个懂外文的把外文意思表达出来,再找写英文的高手重写,写出大家看得下去的英文。大凡一个译者,不是本国文精通,就是外文精通,两样全同等好的不多。能把外文译成本国文的人比能把本国文译成外文的人多。而精通本国文的人外文多少要打点折扣。上面提到汉学家David Hawkes他的汉学很不错,我看过他写给我朋友的中文信,字写得有样子,比很多今天中国的作家写的还好,真是礼失而求诸野。中文也不错,但是总有几句不像中国人写的。他的英文之好,叫我们佩服,自叹不如。可是他理解中文,有时仍旧不免错误。我译狄更斯这本书,只能说译文还可以读而已。
    中国人里面,我就知道有人英文比我的好,可以指出我的错,中文也比我的强——不过他们不肯译这部小说,真可惜。我只希望他们肯指出我的错,改好我的中文,再版的时候就可以修改。这样我们可以有个比较完美的译本,让中国读者欣赏,也供年轻的人找了原文来,学习英文,学习翻译,也学写小说。(我希望联经公司再出中英对照本,到时候我会加些注进去。)
    关于回目,我除了译出原有的以外,另拟了章回。这和翻译无关,但可以帮助读者欣赏。我们都喜欢《红楼梦》回目,很多人会背。我在“译序”里已经说明另加回目的原因,此刻也不必再提。这是个尝试,如果大家喜欢,别人也许会摹仿。这本中译像是让狄更斯穿了长袍马褂和中国人相见,他当然可以穿皮鞋,不过如果也着一双直贡呢鞋,不更像中国人吗?将来提到这本小说一定有人更记得中文回目。好在这件事不在翻译的范围以内,也许我不须提起。
    《三国志演义》里关羽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他的本领真了不起。我译狄更斯这本小说所遇到的困难,何止五关,许多大型字典翻来翻去,读很长的许多条解释,苦苦思索,向人请教,改了又改。现在回想起来,都有些害怕。以后像这样七十多万字的书,再也不想译了,何况自己已经年逾古稀。如果年轻,说不定多译几本。也是好的。(马马虎虎,不管准确不准确,也不管能念不能念,当然可以多译些。)我的艰苦本来不足道,不过把它坦白说出来,相信对有志译英文书的人有点参考价值,虽然我自己能力不够,暴露得太多。(已故香港天主教的徐诚斌主教翻译,不用查英汉字典。)
    我读自己的译文,发现也有些地方不是一目了然。仔细一想,这本书到底是翻译,为了原文的用心,不得不牺牲一点明白晓畅。还有就是原文有的地方——如密考伯写的信——本来就是缠夹的,连书中英国人都说一次看不懂,要看了再看。这种文字如果译得一看就懂,反而错了。我希望大体上读者还能欣赏,甚至再看也还不觉得不耐烦。这样,我费一番心力,也值得了。书出来了,读者是最公道、最有眼光的批评家,我十分惶恐地等待他们的批评。倘使有人说一句,“他倒用尽了心,”就算不错的了。
    《大亨》和我
    ——一本翻译小说的故事
    高克毅
    我不是“名家”,只是个莫“名”其“巧妙”的翻译者。我译过三种美国文学作品,有两部奥尼尔的四幕剧《长夜漫漫路迢迢》和伍尔夫的长篇小说《天使,望故乡》,都曹写“译后语”,惟有二十五年前率尔操觚翻译费滋杰罗的名著《大亨小传》,始终没有动笔谈过其中的前因后果。现在乘金圣华、黄国彬两位教授之邀追溯一下,也算了却一桩心事。
    “乔志高”识
    一位出生英国而在美国成长、颇有学养的戏剧家、批评家和翻译家艾烈克·宾特里(Eric Bentley),写过一篇文章讨论戏剧翻译。他认为尽善尽美的翻译,只有上帝才做得到,因为只有上帝才能够百分之百地通晓两种文字,同时具有百分之百的才华在译文里将原文表达出来。接着他在文中有一段话我特别有兴趣。他说:
    仅仅是个常人的翻译者,很少是百分之百的双语人才。假使他是在一个国度里长大的,后来移居到另一国家,他懂得第:种语言的情形就跟他懂得第一种语言有很大的不同。他的第二语言对他没有童年的联想,也没有迹象显示他是像婴儿那样自然地、有生俱来地学会的。至于他的第一语言“母语”,他所说的可能是前一代的话。他会跟母语的演变脱节,跟不上它活的、现实的发展。
    我读了这段话,心想这不正是我的写照吗?我生在美国,但从三岁牙牙学语开始到大学毕业,说的都是中国话。后来定居美国,中文始终是我的母语,虽然中西友好时常谬奖,说我两种语言都行,是地道的bilingual。我一生从事编辑、翻译和写作,中英文可以左右逢源,运用自如;但自己心里明白,中文依旧是我的母语,是我的“第一种语言”。宾特里的话不错,我的第二语言(英语),不时会露出非我母语的痕迹;我的第一语言(中文),也不免跟台湾、香港、大陆三地的现行语文有点脱了节。这令我想起早年留学生,瞧不起唐山来的老华侨:一辈子操破碎美语,同时还烧香拜佛,死揪着他们离乡背井时的礼俗不放。礼失求诸野嘛。(这个虚字“嘛”,就是我自己词汇里原来没有的!)
    本文奉命谈翻译经验,不能离题太远。我直到1970年才尝试译一部文学作品——就是F.Scott Fitzgeraid的The Great Gatsby我在真如暨大附中念高三时,英文老师顾仲彝先生常喜译英国哈代的小说。他告诉我哈代很合他的脾胃。我翻译《大亨小传》,也可以说费滋杰罗这本小说很合我的脾胃。实际上鼓励我做这项尝试的是两位老友,香港中文大学的宋淇和今日世界出版社的李如桐。从书名说起,《大亨小传》四字,有不少人赞赏,后来小说拍成电影,在港台上映时,也都沿用此名。我不敢掠美,在此声明:这不是我发明的。早在我动笔译书之前,宋淇已在一篇讨论美国现代文学的文章里用过。“大亨”这个上海俚语,普通话也通用,十分能代表这本小说的主人公“盖次璧”;以“大”对“小”,不但字面上巧妙而且寓有深义。要不怕冒犯的话,可以说《大亨小传》,不仅是在篇幅和名称上使我们联想到《阿Q正传》,而且两个故事一样地蕴藏着民族的essence(精髓?国魂?)难怪直到如今,美国文人笔下,随时随地都会提到盖次璧的典型,或引用书中某一句话作为教训,就像中国人动不动就贬自己的“阿Q精神”一样。
    作为最早介绍费滋杰罗给中国读者的人,又是乔志高译《大亨小传》的催生者,宋淇看过我的译稿之后,当仁不让,为全书写了一篇长序。他这篇力作,与其说是推荐乔某人的翻译,不如说是导读费滋杰罗的原书。他本人对英美文学造诣极深,曾以“林以亮”的笔名编译多种诗文集。尤其难得的是他的翻译批评。他评论珍·奥斯汀《傲慢与偏见》和《爱玛》两部名著的多种中译本,以及检讨霍克思英译《红楼梦》的得失,在在显出他对原著、原作者及其文化背景有精湛的认识,岂只在文字上作功夫而已。我虽把Gatsby译出,但读了林以亮介绍《大亨小传》的长序,大有原来如此的感觉。他用“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两句诗抓住了全书的灵魂和意境,然后进一步分析费滋杰罗的写作技巧——包括其中的结构、含蓄和叙述观点。他指出作者把自己融入作品中,分别化身为“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的大亨和那位邻居朋友尼克,“一个通情达理、富有道德观念的叙述者”。最后,他解释此书为何成为“美国神话”,是“了解美国人民和精神历史”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