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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命运[平装]
  • 共1个商家     14.00元~14.00
  • 作者:代迅(作者)
  • 出版社:中华书局;第1版(2008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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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10106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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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命运》是一部有较高理论水平的著作,它所探讨问题的前沿性和讨论的深度,都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简介

    代迅,1963年生,博士生导师。现为西南大学教授。任重庆市美学学会会长等职。多次主持教育部和重庆市社会科学项目。发表学术论文11O余篇,著作有《断裂与延续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历史回顾》、《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践》等。曾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建所50周年《文学评论》优秀论文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和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入选“重庆市322重点人才工程第一层次”(2006)。“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7)。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困惑与选择:在本土与异质之间
    第一节 跨文化视野中的中国文论
    第二节 传统文论在西方冲击下的现代命运

    第二章 俄苏文论:非季莫菲耶夫体系的斑驳投影
    第一节 不应遮蔽的身影:普列汉诺夫
    第二节 革命与艺术:卢那察尔斯基文化诗学问题
    第三节 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理论与中国文论两种传统

    第三章 不协和音:主流文论话语的多面性
    第一节 民粹主义与中国现代文艺思潮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文艺遗产及其语境化
    第三节 古典主义与中国当代革命文学

    第四章 渗透与交叉: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复杂境遇
    第一节 西方多元话语与当代美学主流
    第二节 异质性彰显:新批评在中国的命运
    第三节 相通与趋同:身体美学的进展

    第五章 主体与选择:中国中心的学术视野
    第一节 跨语际旅行:“文化霸权”的话语实践
    第二节 文化研究: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论何处去?
    第三节 由来和发展: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第六章 对接与融通:西方文论中国化的基本途径
    第一节 中西诗学的融汇与挪移
    第二节 汉译西方文论
    结语 去西方化与寻找中国性
    后记

    序言

    文学研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文化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而由于异质于西方文化的东方各国的介入,比较文学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比较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本来,中国在文学与文化上的对话与比较意识是在与西方文化接触后被逼出来的;而今,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姿态,中国主动认同文化的多元化,并且以多元之中的一元寻求与世界各国文化的对话。中西比较文学作为跨文化的文学对话,首先应该寻找二者之间的共同话语,否则,对话就没有契合点,就会各说各的。钱锺书、叶维廉、刘若愚等学者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一些成绩。不过,随着对话的深入,跨文化的中西文学展现出来的更多的将是差异性,甚至一些基本概念也具有不可翻译性。因此,如何站在当代学术的前沿,对中西文学进行整合,并从中概括出真正意义上的“总体文学”,将是跨文化的中西比较文学的主旋律,也是我们这套丛书的宗旨。
    我们这套丛书也有拨乱反正的意图。一般来讲,文明之间的碰撞、冲突与交融,有一个规律性的过程,就是从一厢情愿的生搬硬套到较为客观的对话与比较。譬如,佛教初人中国,一般人就以道家的语汇去生搬硬套,后来才发现佛学与道家的差异。

    后记

    此书是教育部课题规划课题"西方文论中国化问题研究"和重庆市文科基地中国诗学中心重点课题"汉译西方诗学研究"的结题成果,曾获得西南大学"育苗基金"资助。获得这些课题的资助都是在2001年以后,主要内容也是在这些年写成,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本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那时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正在经历一个重大转折,从80年代的全盘西化论和蓝色文明论悄然出局,国学热骤然复兴,全球化潮流与本土化思潮之间剧烈冲撞,亨廷顿本人认为仅仅是一种假设的文明冲突论,在我们这里却成为不证自明的真理被到处引用,文化相对主义盛行一时,反本质主义为众多学人所信奉,异质文化、文化霸权成为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关键词,先进与落后之辨已经落伍,中西之辨压倒一切,中西之间的二元对立变成了互不相容的僵硬对立,中国现代文论因其异质文化因素痛遭贬斥,西方文化的强权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被认为是当今中国社会文论乃至文化领域中所有弊端的根源所在。
    流行的未必是合理的。本书作者对这些观点心存疑虑,试图在自己所研究的领域内,从中国现代文论的现实发展中寻找答案。

    文摘

    周扬翻译理论活动的一个基本特点,是高度重视文艺的政治实用性,强化宣传意识。美国左翼作家辛克莱有一句名言:“一切的艺术是宣传,普遍的不可避免地是宣传。”这实际上是马克思在《致斐迪南.拉萨尔》中明确地批评过的将文艺等同于单纯的思想传声筒的观点,但是周扬对辛克莱的这句话却极为推崇,这其实也是当时大多数左翼文艺家和理论家的观点。中国普罗文学的出现和发展,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和革命性,这和世界范围内左翼文学的发展是同步的,或者说,就是苏联、日本等国的左翼文学直接搬运到中国的结果。就连左联成立大会上通过的行动总纲领,根据参加过左联筹备工作的老人回忆,也是由冯雪峰参照苏联“拉普”和日本“纳普”的几个纲领、宣言起草的②。
    当时周扬的主要译介著作有《辛克莱的杰作:林莽》、《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高尔基的浪漫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等。这些译作集中注意力于文艺的政治利器功能,主要是趋时和实用,而文艺的自身规律与审美特征则受到冷落和蔑视。这里最重要的价值尺度是“政治优先”。应当承认,周扬的翻译活动是极富代表性的,和梁启超等人可以说是一脉相承。这不仅属于周扬个人,也反映了近百年中国输入西方文论的基本特征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