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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平装]
  • 共1个商家     26.30元~26.30
  • 作者:周绍明(JosephP.McDermott)(作者),何朝辉(译者)
  •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版(2009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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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30116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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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社会文化史译丛。

    媒体推荐

    一部综合性研究18世纪前中国书籍史的无与伦比的精彩之作,读来真是一种享受。
      ——卜正民(Timothy Brook),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作者、抄书匠、刻工、刷印匠、装订工、出版者、发行者、书商、文人、学者、司书者、藏书家、贪婪的读者——中国一千多年书文化的全景式扫描——在《书籍的社会史》里被周绍明以雄辩的文笔和深邃的洞察力加以考察,他生动的叙述将使各种类型的书籍爱好者为之沉迷。
      ——尼古拉斯·A.巴斯贝斯(Nicolas Basbanes),著有A Gentle Madness, Patience and Fortitude,A Splendor of Letters,and Every Book Its Reader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周绍明(Joseph P.McDermott) 译者:何朝辉

    周绍明(Joseh P.McDermott),执教于英国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在宋明间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著述丰寓,是《剑桥中国史》宋代经济一章作者之一,主编《中国国家与宫廷礼仪》、《东亚的艺术与权力》,最近刚刚完成一部关于徽州史的长篇论著。中国古代书籍史与藏书史是他的又重要研究领域,发表了不少独到而深入的研究成果。
    译者简介:
    何朝晖,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博士后,现供职于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主要研究领域为明 清史、出版史、文献学。著有《明代县政研究》。

    目录

    中文版代序
    书史与士人书籍的非士人背景
    致谢
    引言
    第一章 1000—1800年间中国印刷
    书籍的生产
    米怜的记述
    雕版印刷生产的变化
    刻工的世界

    第二章 印本在中国的崛起
    藏书规模
    印本的份额
    获取书籍的难易
    出版物
    商业出版

    第三章 书籍发行与士人文化
    赠予
    购买
    士人
    局限

    第四章 中国学术世界中获取
    书籍的难题
    知识共同体
    政府藏书
    私人藏书

    第五章 改良的尝试与知识共同体
    解决方案
    共享
    共享协议
    其他知识库
    长远的解决办法

    第六章 士人著述与钱近仁的案例
    对读写能力和书籍功用的认识
    钱近仁与他的资助者
    注释
    本书所涉及相关书目的说明
    索引

    序言

    几千年来,人们在各式各样的书籍面前,迫切地想要了解其中的内容。摊开一堆简牍,打开一个卷轴,翻开一部印本,都会激起人们强烈的好奇心,那急切的眼神仿佛恨不得用眼睛代替手指直接翻动书页。有的时候,读者会得到愉悦或激励,被带人另一个世界;有的时候,他们所读到的东西会震撼他们的心灵,改变他们的想法,甚至有可能改变他们的一生。而作为文盲的大多数看到这种种变化,会怀着嫉妒之心注视那些受过教育的上等人绽开灿烂的笑容,紧锁思考的眉头。他们很清楚这些幸运的读书人遇到了最慷慨的朋友——书籍,自然也会要求分得一杯羹。所以这些人会加入进来,高声朗读书籍,分享书中的故事、讯息、观念、快乐和好处,所有这些只有在书中才能得到。这样,通过他们的眼睛或耳朵,几千年来不论男女都从书中得到益处,而这些书通常都是由他们不认识的人所写的。
    除了少数那些爱书成癖的人,这些人的愿望并不是不合情理的。长久以来书籍以识字者和文盲都便于理解的方式,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它们包含、甚至构成了世界最流行宗教的典籍基础,包含了今天多数政府所声称的权威合法性的文本基础。作为一种受人青睐的书写载体,它们被用来传递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为大多数文化和社会所珍视。

    文摘

    插图:


    为了探究16世纪如此低廉的抄写费用,对于大量印刷书籍在财务上的可行性意味着什么,可以作两个合理的假设:首先,所有其他的印刷或抄写成本都是一样的(除了木板本身),并且在整个16世纪没有变化;其次,李诩所用手抄本中成本为0.1 文的一叶,如同那些刊刻成本大约为140文的雕版一样,上面大概有相同数量的400到500个字。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一个16世纪的商业出版者想卖几千部、而不是几百部,最多可能达到30000部书的话(而且一副刊刻得好的雕版本身在印了这几千或几百部之后仍然可以出售),他会把兴趣从抄书转向印书。换言之,即使在明末低成本的情况下,商业出版的财务逻辑也倾向于不鼓励出版新书的冒险性选择,而是鼓励印刷那些在一个可以合理预测的市场里已经得到证明的畅销书。这些十拿九稳的出版物的目的娱乐多于教化,范围主要包括几个著名诗人和散文家的著作、科举应试手册、医书、“小说”、名作选本及流行时尚和时事。
    晚明出版者的兴趣也会被消费者的口味所激发。对于同样的著作,读者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印本而非抄本,他们看中抄本更多地是因为其美学价值,尤其是书法,而不是其内容的稀有。这种更注重抄书者,而不是书本身及其内容、价格的现象,突出说明了到16世纪末的江南书业中印本在总体上崛起的程度。
    总之,让我强调一下16世纪印本的崛起并没有终结中华帝国晚期手抄本的影响和使用。首先,即使在印刷业的这场繁荣之中和之后,那些相对比较富裕的人仍然在说找不到他们想要得到和阅读的某些书籍。16世纪晚期,据胡应麟说,文人们仍然被周代(约前1000-前221)书籍、唐诗和宋代作品的短缺所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