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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晦庵书话[平装]
  • 共1个商家     13.00元~13.00
  • 作者:唐弢(作者)
  •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2版(2007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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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108026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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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晦庵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继承了中国传统藏书家题跋一类的文体,中国古书加写的题跋一般不长,大都是含有专业知识的随笔或杂记。

    作者简介

    唐弢(1913-1992),浙江镇海人。现代散文学家、文史研究家。20世纪30年代起从事创作,以散文、杂文为主。40年代创办《周报》,主编过《文汇报》副刊《笔会》。出版杂文集、散文集、评论集二十余种。40年代以来,以“晦庵”为笔名撰写“书话”,用序跋式散文形式,钩稽现代文学、文化、出版工作的大量史料。

    目录

    序书话序《守常全集》《或外小说人》科学小说闲话《呐喊》半农杂文撒碎了的《旧梦》《童心》朱自清走向坚实乡土文学革命者!革命者!诗人朱湘两本散文骈肩作战“怎样研究”丛书《世界文化》第二期翻版书《子夜》翻印版且说《春蚕》再谈翻版书“有人翻印,功德无量”革命的感情郑振铎与《新社会》《人道》“取缔新思想”关于禁书关于禁书之二关于禁书之三书刊的伪装“奉令停刊”别开生面的斗争……读余书杂诗海一勺译书过眼录书城八记

    序言

    1962 年北京出版社印行《书话》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序言,即这本书中《书话》部分的序,将我写这方面短文的前因后果,冷暖甘苦,从解放前直到解放后,一一作了说明。这回《晦庵书话》付印,以前的连同旧序在内,一并收入。关于书话本身,本来可以不必再说什么。但因书名和作者署名都已改变,为了感谢几位先辈和朋友的关怀,新的掌故又确有一记的价值,少不得再来饶舌几句,作为这一次改版的序文。  我用“晦庵”——这个曾经宋儒朱熹朱老夫子用过的名字,始于1944年。我还记得,柯灵同志主编《万象》到第四年第六期,也即1944 年12月,上海的形势发生变化,刊物预告下一期将要革新的“新年号”,终于没有出版。半年之后,好像蜜蜂飞钻蜘网似的,又出了1945 年的6 月号——第四年第七期。我在这一期里发表了两篇杂文,十二段书话。杂文是为原来的“新年号”执笔的,写得较早,用的是“韦长”、“怀三”两个笔名;书话则系新作,署上了《帝城十日》用过的“晦庵”两个字。  这个署名留下一点时代的痕迹。那时柯灵同志虽然尚未被日本宪兵逮捕,我也还没有完全躲避起来,却已化名王晦庵,蛰居在沪西徐家汇一角,连和熟人的来往也减少到最低的限度。“晦庵”的署名是这一环境下的产物。所以,严格地说,它并不是我的笔名,而是王晦庵先生的略称。至于以后凡写书话,便署“晦庵”,只是一直沿用下来,习惯成自然,说不上有什么别的含义了。不过很多人却以为这是阿英同志的化名,特别是当后来《人民日报》刊登《书话》的时候。  我在这里不能不想起王伯祥先生。他是一位对文献掌故极有兴趣的前辈,生平收过许多笔记和史料。每次见面,总要谈到《书话》,还介绍一些刊物向我约稿;不知他从哪里听来晦庵是阿英的传闻,便力为辩说,指出弢同韬,别号晦庵,意义正可相通,不应另攀他人。我还必须提及侯金镜同志。1962 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同侯金镜同志和几个人在北京饭店门前树荫下散步,当着我的面,金镜同志向李希凡同志打听晦庵是谁,说自己原以为是阿英的文章,直到《“怎样研究”丛书》谈到阿英,才觉得作者另有其人。希凡同志哈哈大笑着答:“你猜吧,近在眼前哩。”他睁大极度近视的眼睛,恍然大悟地望定我说:“是你呵!我每次都将《书话》剪贴在本子上,赶快写下去吧。”我也还得谈到赵家璧同志。据《阿英文集》编者吴泰昌同志告诉我,家璧看到目录后提了个意见,说是别的都很齐全,可惜把《书话》给漏掉了。以上是我此刻能够列举的例子。站在《书话》作者的立场,我对这三位表示深切的感谢,并且想补说一句:有人以为《书话》是阿英同志的作品,不仅由于阿英写过同类性质的文章,还因为他用过笔名魏如晦,抗战初期在上海办过风雨书屋,取“风雨如晦”的意思,看来人们又把“如晦”和“晦庵”联想在一起,认作一个人、一回事了。  至于这次改书名为《晦庵书话》,作者也直署本名,并非王麻子、张小泉似的,要挂出招牌,表示只此一家,别无分出;倒是根据几位朋友的意见,将全书内容变动一下,稍加扩大,收人其他几个部分,因而有必要另取书名,以便和已经出版的《书话》区别开来。  变动的内容大致是这样:《书话》初版40 篇,其中第二篇为《科学小说》,谈鲁迅翻译的儒勒·凡尔纳两部作品。到再版的时候,国内的舆论,对凡尔纳突然提出责难,曾经出版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和《神秘岛》都无法重印,《书话》也遭池鱼之殃,我应出版社之请,另用《闲话〈呐喊〉》替下《科学小说》,仍凑足40 篇之数。现在气氛早已改变,决定两篇同时收入。  在这《书话》部分的最后,又附录了难明(周遐寿)、丁守和、方行(鹤亭)和我关于编印李大钊遗著的通信和文章,全部书影也重新调整、补充和铸版,使这一部分比原来的《书话》丰富一些。  除原来的《书话》外,本书又收录了《读余书杂》、《诗海一勺》、《译书过眼录》和《书城八记》等四个部分。前三个部分是全国解放前为书报杂志包括《万象》在内而写的书话。那时的情形是:随手买到一本,随笔写上几句,兴之所至,根本谈不到什么预计和规划。因此有的作家一谈再谈,有的作家没有提及——这一点并不代表我的主观的好恶,正如将诗集和译本另立专栏——《诗海一勺》和《译书过眼录》,而把其余的称之为《读余书杂》,这三个部分并不代表我所涉猎的全部的书籍一样。这些只是我看过和谈及的极小的部分。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大都也加上了书影。《书城八记》写于1965 年,那时我第一次心肌梗塞稍稍恢复,第二次心肌梗塞尚未发生,带病执笔,聊以自遣,曾在香港《大公报》副刊《艺林》上陆续刊载,谈的是买书、藏书、借书、校书、刻书的掌故。此后两三年中,我的线装书籍遭受损失,荡焉无存,转借又极不易,虽然八篇短文留了下来,应当插入的书影,却只好付诸阙如了。  现在,书话和书话一类的文字多了起来,这是好现象。至于写法,乐水乐山,见仁见智,本可以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我又觉得,争鸣和齐放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在整个过程中,关键在于使某一形式的特点更鲜明,更突出,更成熟,使特点本身从枯燥、单调逐渐地走向新鲜、活泼和多样,而不是要冲淡它,调和它,使它淹没于混沌汗漫之中,落得一个模模糊糊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书话又自有其自身的特点,应当根据这个特点去进行不断的探索与追求。  我想从写作《书话》的经历中谈一谈个人的感想。记得《书话》在《文汇报》副刊《文化街》发表的时候,有一次在开明书店遇见叶圣陶先生,他说:“古书讲究版本,你现在谈新书的版本,开拓了版本学的天地,很有意思。”从现在收录的《〈子夜〉翻印版》、《〈饶了她〉》、《玉君》、《再记〈玉君〉》、《〈月夜〉志异》等篇看来,我的确谈了不少版本的异同和优劣。但是,这并非出于我个人对版本的兴趣,而是透露了一个事实:我写《书话》,继承了中国传统藏书家题跋一类的文体,我是从这个基础上开始动笔的。我的书话比较接近于加在古书后边的题跋。后来,当我谈到朱自清、刘半农、梁遇春的散文的时候,赵景深先生竭力支持我,曾经为我找寻材料,提供书籍,他说:“其实《书话》本身,每一篇都是十分漂亮的散文。”他指的是我较早写的片断,三言两语,一百几十个字。有的人认为写得太短,而他,还有周遐寿先生,都曾写信给我,对那些短文表示好感。中国古书加写的题跋本来不长,大都是含有专业知识的随笔或杂记。我个人认为:文章长短,不拘一格,应视内容而定;但题跋式的散文的特点,却大可提倡,因此,正如我在《书话》旧序里说的,我也曾努力尝试,希望将每一段书话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  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这样,我以为书话虽然含有资料的作用,光有资料却不等于书话。我对那种将所有材料不加选择地塞满一篇的所谓“书话”,以及将书话写成纯粹是资料的倾向,曾经表示过我的保留和怀疑;而当一位我所尊重的老朋友,对我说我在《科学小说》里谈到儒勒·凡尔纳的故事漏掉了许多材料的时候,我的吃惊,我的发呆,我的失声而叫,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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