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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套装全2册)[平装]
  • 共2个商家     34.10元~34.40
  • 作者:杨天石(作者)
  • 出版社: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第1版(2008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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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20306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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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套装全2册)》即为作者多年来研究蒋介石日记的成果精选本。
    做〔圣贤〕还是做〔禽兽〕,从向左到向右,如何对待被日本侵占的东三省,蒋介石〔闪击〕延安计划的撤销,且看蒋介石如何反腐败,〔百年老店〕的新审视,如何对待毛泽东。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套装全2册)》一书作者杨天石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著名的民国史专家,其在中国国民党史研究尤其在蒋介石研究方面最为权威。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者即长期阅读并深入研究保存在大陆和台湾的蒋介石日记的“类抄本”和“仿抄本”,多次赴台湾阅读蒋介石的“大溪档案”,多次赴美、英、日等国阅读与蒋介石相关的历史档案。2006和2007年,作者又两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阅读陆续开放中的蒋介石日记的手稿本。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套装全2册)》一书中,杨先生通过蒋介石日记这一特殊载体,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下蒋介石的个人生活、思想性格、政治作为、战略策略等等方面的详尽内容。这对于我们认识蒋介石其人,有着去伪存真的重要作用。正如台湾史学家吕芳上所说:“只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现,一个重要又备受争议的历史人
    物如蒋介石,才能真正走下神龛、走出政治的牢笼,真实的面貌才会呈现。”
    蒋介石作为民国时期的领袖人物,其个人的举手投足、喜怒哀乐,都凸显出一个大变革时代的风起云涌。因此,出版杨先生解读蒋介石日记的成果,于“恢复民族记忆”,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准确阐述中国近、现代史,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书所收各文,一部分为曾经发表过、深受读者和学界好评的篇目,作者并根据最新开放的日记手稿进行了增补和修订;另一部分为最新文章。精彩篇目如下:
    《中山舰事件之谜——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拐点》
    《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日方诱和与蒋介石的应对及刹车》
    《蒋介石与史迪威事件——战时中美之间的严重冲突》
    《如何对待毛泽东——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的心态考察》
    《蒋介石亲自查处孔祥熙等人的美金公债舞弊案——且看蒋介石如何反腐败》
    《关于宋美龄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的“绯闻”——驳考尔斯,兼辨李敖之误》
    《宋美龄的巴西之行与蒋介石的“婚外情”传说》

    名人推荐

    吕芳上 台湾原中研院近史所所长
    蒋介石日记的丰富内容,一如杨教授所言,是治民国史不能不看的重要史料,是史学家可以长时期、多方面挖掘引伸的宝藏。我们乐于看到杨教授第一部努力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著作的出现,民国史学界一定会热切期待他续集、三集……的出版,因为只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现,一个重要又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蒋介石,才能真正走下神龛、走出政治的牢笼,真实的面貌才会呈现。

    牛大勇 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
    读他(杨天石)的著作,我们总能发现以前不知道的知识。杨天石比较注重叙述,他不是要建立一个理论框架,或构建一个宏观体系。他擅长用叙述把历史的细节复原,在这种重建中追求新知。即便是专家看他的书,翻几页就会发现新东西。

    蒋永敬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
    天石参与民国史的工作,涉猎的范围,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国民党派系斗争等,特别对蒋介石的研究,都下过很深的工夫,有很多的发现和创见。

    李又宁 美国圣若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杨先生)不但博闻强记,而且目光敏锐,有淘沙拣金的本领。别人没注意的,他注意了,别人看不出所以然的,他看出了。他能宏观,也能微观。经他的整理和解释,许多史事和人物,都跳出纸面了。

    媒体推荐

    蒋介石日记的丰富内容,一如杨教授所言.是治民国史不能不看的重要史料,是史学家可以长时期、多方面挖掘引伸的宝藏。我们乐于看到杨教授第一部努力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著作的出现,民国史学界一定会热切期待他续集、三集……的出版,因为只有多方而的研究成果出现,一个重要又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蒋介石,才能真正走下神龛、走出政治的牢笼,真实的面貌才会呈现。
         吕芳上 台湾原中研院近史所所长
    读他(杨天石)的著作,我们总能发现以前不知道的知识。杨天石比较注重叙述,他不是要建立一个理论框架,或构建一个宏观体系。他擅长用叙述把历史的细节复原,在这种重建中追求新知。即便是专家看他的书,翻几页就会发现新东西
         牛大勇 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
    天石参与民国史的工作,涉猎的范围,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国民党派系斗争等,特别对蒋介石的研究,都下过很深的工夫,有很多的发现和创见。
         蒋永敬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
    (杨先生)不但博闻强记,而且目光敏锐,有淘沙拣金的本领。别人没注意的,他注意了,别人看不出所以然的,他看出了。他能宏观,也能微观,经他的整理和解释,许多史事和人物,都跳出纸面了。
         李又宁 美国圣若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简介

    杨天石,江苏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人学中文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清华大学教授、浙江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世纪》杂志顾问、《炎黄春秋》特约编委,《同舟共进》编委。曾任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长期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文化史。独著有《杨天石近代史文存》 (五卷本)《杨天石文集》《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海外访史录》《辛亥前后史事发微》《寻求历史的谜底》《黄遵宪》《朱熹》《朱熹及其哲学》《泰州学派》等,合著有《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及第二编第五卷、《南社》《南社史长编》等。现正主编多卷本《中国国民党史》。
    作者是我国著名的民国史专家,尤长于蒋介石和中国国民党史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者即长期阅读并深入研究保存在大陆和台湾的蒋介石日记的“类抄本”和“仿抄本”,多次赴台湾阅读蒋介石的“大溪档案”,多次赴美、英、日等国阅读与蒋介石相关的历史档案。2006年、2007年,作者又两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阅读陆续开放中的蒋介石日记的手稿本。本书即为作者长期研究蒋介石日记的成果之一。

    目录

    序言/ (台湾)吕芳上
    自序
    蒋介石日记的现状及其真实性问题
    一、早年经历与思想
    蒋介石为何刺杀陶成章
    附记:蒋介石的自我评估
    蒋介石的早年思想——从向左到向右
    “天理”与“人欲”之间的交战——宋明道学与蒋介石的早年修身
    蒋介石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蒋介石下海从商的缘由、经过与感受
    附记:孙中山也是股民

    二、北伐前后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的苏联之行——1923年蒋介石访问苏联纪实
    中山舰事件之谜——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拐点
    蒋介石与前期北伐战争的战略与策略
    “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追求法治始,破坏法治终
    附记:蒋介石的追悔

    三、抗日期间
    九一八事变后的蒋介石——调整国内外政策的开端
    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
    附记:蒋介石为何开辟新战场?
    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日方诱和与蒋介石的应对及刹车
    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
    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与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兼述蒋介石如何对待被日本侵占的“东三省”
    蒋介石与史迪威事件——战时中美之间的严重冲突

    四、国共矛盾
    第三国际的解散与蒋介石“闪击”延安计划的撤销——论“第三次反共高潮”并未成“潮”
    如何对待毛泽东:扣留、“审治”,还是“授勋”、礼送?——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的心态考察

    五、对内政策
    蒋介石亲自查处孔祥熙等人的美金公债舞弊案——且看蒋介石如何反腐败
    论国民党的社会改良主义——对“百年老店”的新审视

    六、家庭生活
    蒋纬国的“身世”之谜与蒋介石、宋美龄的感情危机
    关于宋美龄与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的“绯闻”——驳考尔斯,兼辨李敖之误
    宋美龄的巴西之行与蒋介石的“婚外情”传说——兼析其事与美国人要蒋交出军权之间的关系

    序言

    吕芳上*

    最近一百多年来,中国是处在剧烈变动的时代。许多动乱的发生和曲折发展的过程,里里外外,直接间接,似乎都不能不注意领导人物、群众活动、文化变迁、国际因素等的相激相荡,才构成中国现今的局面。至少在半个世纪之前,以近代史作为史学学术研究的一支,还颇见争议。近代历史虽有数据宏富之利,但更有问题复杂、事多隐晦,人多在世的困扰,尤难摆脱现实政治的纠缠。所幸五十年后的今天,尤其自1980年代以后,全球冷战架构解体,政治与学术空气益见宽松,近代史研究已渐成气候。以蒋介石研究为例,海峡两岸对蒋一向的“神”、“鬼”之辨,到如今视为有成有败,有功有过的“凡人”,蒋介石走入历史,社会因此更见成熟。

    1930年6月,陈寅恪为陈垣《燉煌劫余录》作序,说了这样一段话: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泉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发掘新资料、引进新理论、提出新问题、得出新结果,这是近代史学研究的基本精神。八○年代以来,即以近代中国政治史的研究而言,在抛弃旧有思维框架、运用科际整合方法,具备国际视野、重视团队合作的条件下,运用新资料,提出新问题,已逐步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和前所未有的视野。举例言之,台湾在八○年代解严之前,近代政治史本存有若干“禁区”,例如国民党内部派系问题、台湾史、中国共产党史、“汉奸”等的历史,都少有史家涉足;也有若干在国民革命史观下难予突破的研究困境,例如伟人事迹、群众运动等。到了二十世纪八○年代,世局发生重大变动,近代史研究也跟着发生意义深远的变革。以国民党史为例,在数据方面,国民党数据的空前开放,蒋介石档案的全盘解密,蒋介石日记的陆续公开,对民国史研究议题的开发、历史问题的解决均具正面意义;在历史解释方面,旧有思维框架的摘除、以多元取代一元的论述,历史不再为政治服务已完全可能。摆脱僵化史观、远离伟人教条,去除条条框框,“党史”、“国史”可以区分,“党同伐异”的话语系统逐渐淡去,把握宏观、研究微观,还原「史学是找资料证明的学问」,带给近代史学者更多发挥的空间。这也正是海峡两岸历史学者欢迎的气氛,想来也应是杨天石教授新着出版的重要时代背景。

    蒋介石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人物之一,如何依据原始资料还原其本来面目,一直是史家的兴趣也是任务。早在2002年杨天石教授即有感于民国史事不免加油添醋,民国人物难免涂脂抹粉,致事件云遮雾绕,人物面目走形,因此勤快走访四海,广搜史料,然后以专题发掘蒋介石自民初以迄1940年代史事,“目的是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以便进一步准确的阐述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本此精神,2006年3月,当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首次开放蒋介石日记时,杨教授是学者中进入档案馆内阅读日记拔得头筹者,上穷碧落下黄泉,他的勤快、执着与用功,直叫人敬佩。
    大体历史人物的研究,在握有最重要资料之后,得寻求基本史实的确凿、深切认识时代环境、掌握各阶段思想的发展,集中关键又发人深省的议题上进行发挥,不回避、不窜改、不苛求、不溢美,又能恰得其分,是为上乘之作。杨教授的诸篇论文根据蒋介石日记的手稿本,复又以各种文献、史料比证、勘核,可谓充分占有并正确运用史料的优势;从蒋介石自认对孙中山、陈其美忠心耿耿的刺陶(成章)案、经营上海号子(证券交易所)的失败、1923年蒋自认“吾前程发轫有望”的苏联之行说起,到蒋胡汤山事件、对日秘密谈判、史迪威事件中的蒋、史、宋(子文)角色与冲突、重庆谈判中蒋对毛泽东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的内心世界,乃至于蒋的私生活,每一议题都从疑点出发,回到论证严密的答案中。这本书的文章十分重要,是谈人人一直想知道又得不到正确答案的历史议题,这种问题意识的掌握,不只是史才、史识的兼备而已。

    2007年夏,个人有幸,与杨教授同时在胡佛研究所检阅蒋介石的日记。杨教授的文字斐然一如其便给口才,思路清晰,见识广博,予人印象深刻。杨教授早期治文学,然后有哲学训练的机缘,终乃投入历史的研究,其根柢之深厚,卓然成家,自有渊源。
    蒋介石日记的丰富内容,一如杨教授所言,是治民国史不能不看的重要史料,是史学家可以长时期、多方面挖掘引伸的宝藏。我们乐于看到杨教授第一部努力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著作的出现,民国史学界一定会热切期待他续集、三集————的出版,因为只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现,一个重要又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如蒋介石,才能真正走下神龛、走出政治的牢笼,真实的面貌才会呈现。
    2007年12月25日 敬序于南港
    自序
    人的本相常常迷失,历史的本相也常常迷失。
    人的本相迷失的情况很复杂。一种是因“捧”。将某一个人捧为天纵之圣,绝对正确,永远英明,仿佛斯人不出,世界就永远处于黑暗中一样。一种是因“骂”。将某一个人骂成十恶不赦,坏事做绝,祸国殃民,是千夫所指,人人皆曰可杀的天字第一号大坏蛋,仿佛一切罪恶,一切黑暗,均源于斯人。
    蒋介石一生经历了近、现代中国的许多大事。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护法;孙中山逝世后,领导北伐、清党、剿共、抗日、内战,很长时期内担任中国党、政、军三方的最高领导人,位居“元首”。既和中国共产党有过两次合作,又两次分裂。1949后退到台湾,既坚持反共复国,又坚持一个中国,在活过88年以后去世。在部分人的口中、笔下,他被神化、美化为千古完人,光同日月,“高勋盛德”,“光华流泽”,但是,在另一部分人的口中、笔下,他则被鬼化、丑化为人民公敌、元凶首恶、民族败类、千古罪人。
    两种情况,简单的捧和骂,都背离蒋介石的实际,造成其本相的迷失,因此需要寻找。
    廓清迷雾,寻找真实的蒋介石,正确评价其功过是非,揭示其本相,对于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国共关系,正确认识和书写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历史,有其必要;对于建立两岸的和平关系,实现中华民族的和解与和谐也有其必要。时至今日,距离蒋氏去世已经三十多年,距离当年国共大战、生死搏斗的年代也已快到六十年,尘埃早已落定,各种恩怨都已化为历史陈迹。人们全面掌握资料,综合蒋氏一生的前前后后、方方面面,对其做出比较科学、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已有可能。
    我从上一世纪70年代起,投身于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开始研究孙中山,其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研究蒋介石。第一步,在海内外广泛收集资料,第二步,选择若干重大问题进行研究。上一世纪30年代,蒋介石曾将他的部分日记和手稿交给他的老师和秘书毛思诚保存,我曾以这批资料为主撰写了一批论文。2002年,结集为《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由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其后,我又多次到台湾,研读蒋介石带到台湾的大量档案,特别是根据其日记所编写的《困勉记》、《省克记》、《学记》、《事略稿本》等资料,写成又一批论文。2006年3月,寄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蒋介石日记》的手稿本开放,我有幸受邀成为最早的读者之一。2007年,胡佛研究院继续开放日记的1932至1945年部分,我再次受邀访问该所。
    日记,记个人经历和内心世界,在各种历史文献中有其特殊价值。蒋的日记,长达五十余年,大有助与人们了解其内心世界和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秘密。当然,只看日记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大量阅读相关的档案资料和文献,反复比较、勘核,同时,将蒋的所思、所行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思考、研究,才有可能揭示真相,找出真实的蒋介石来。
    我在研究蒋介石的过程中,得到过许多鼓励。1988年,我的《中山舰之谜》一文发表后,胡乔木多次在谈话中称赞此文有“世界水平”,“不可多得”,又当面对我说:“你的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这样走下去”。2001年,我的《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完稿,经中共中央统战部审读,得到“华夏英才基金”资助,于2002年出版。但是,我的研究也碰到过若干困难。2003年,有少数几个人化名给中央领导和有关机构写信。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我的书,就张冠李戴,毫无根据地指责我吹捧蒋为“民族英雄”,要求对我加以惩处。幸赖中国已经处于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对我的书和我的研究采取肯定和支持态度,我的研究才得以坚持和继续。
    本书是我多年来所写关于蒋介石研究专题文章的一个选本。部分文章利用收藏在大陆和台北的蒋介石日记仿抄本或类抄本写成,部分利用胡佛研究院开放的日记手稿复印本写成(本书注释简称为“手稿本”)。由于类抄本经过不同程度的删削、改动,已非原汁原味,故此次再到胡佛研究院访问,又利用日记手稿的复印本对各文所引日记进行核对,并作了少量增补或修订。
    2005年我在胡佛研究院阅读蒋介石日记时,新华社有一位记者要求我简明扼要地对蒋介石“定性”,我曾说过三句话。一、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二、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是个很复杂的人物。三、有功有过。既有大功,又有大过。同年在香港凤凰卫视演讲时,我曾对此作过比较详细的阐述:大陆时期,蒋介石反清、反袁(世凯)、反陈(炯明)、创立黄埔军校,是功;领导北伐,领导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抗战,直至胜利,是大功;1927年至1936年的“清党剿共”和1946至1949年的三年内战,是大过。台湾时期,实行土改,反对台独,是功;白色恐怖,是过。我至今仍坚持这样的看法。也许有读者不同意,或者不完全同意。这是正常的。见仁见智,说三说四,都可以,但是,要用学术的方法、讨论的方法,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斯所祷也。
    看来,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恢复其本来面目,正确评述其功过是非,给以准确的历史定位,其事有相当难度,其时将不会很短,只有群策群力,通过长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道路解决。本书根据蒋介石的日记论述蒋介石生平的若干问题,故副题《蒋介石日记解读》,但是,本书远不足以概括蒋丰富、复杂的一生,也不足以表现蒋介石日记的丰富内容,故以后会有续集、三集的出版。
    感谢蒋方智怡女士开放蒋介石日记的无私而勇敢的决定。感谢胡佛研究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等机构多年来给与的阅读便利。感谢马若孟(Myers Romon)教授、郭岱君教授、宋曹琍璇女士、潘邦正博士、林孝庭博士等许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
    斯为序,并期待海内外广大专家、读者的批评。
    著者,2007年7月15日写于美国斯坦福大学之Blackwelder Court,时为第四次访问胡佛研究院也。

    文摘

    下册封面:







    一、早年经历与思想
    蒋介石为何刺杀陶成章
    1912年1月14日,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被刺。关于此案,当时人已经普遍怀疑是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所为;后来,毛思诚在编著《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时,也承认不讳。近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中正自述事略》残稿一册,发现它的记载较毛思诚所著详尽,且系蒋介石“自白”,因此,史料价值更高,有助于回答蒋介石刺陶这一疑案。《事略》以毛笔恭楷写成,文字略有蚀损。现将有关段落照录如下,凡蚀损处均以口口表示。可以意补的地方则以括号标明。
    《事略》述1908年的经历时说:
    是时之知交。以竺绍康为第一人……余无形中亦渐染其风尚。彼口(言)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不然,以口口(徐之)学行,其成就必不止此。又谈,陶之为人,不易共事。余闻此乃知陶、龚日常诋毁徐伯口口(生有)帝王思想者,实有其他意图。余当时闻陶、龚毁徐,仅以为伯生已死,即有过误,我同志不应再加猜测,诋毁先烈而已,而孰知伯生之死,为陶所逼口(乎)!自此,即甚鄙陶之为人,以其无光明正大态度,无革命人格。
    竺绍康,浙江会党首领,曾与秋瑾、徐锡麟共同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策划起义。1908年与蒋介石相识。1910年去世。锡麟,即徐锡麟,字伯荪,蒋介石写作伯生,章太炎写作伯孙。龚,指龚宝铨,光复会的重要成员。(按:徐锡麟和陶成章本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后来,因在革命途径及大通学堂应否续办等问题上意见分歧,二人发生冲突。)1907年,徐锡麟依靠表伯、山西巡抚俞廉三的关系,以道员分发安徽,被任命为巡警学堂会办,深得信任。7月,刺杀巡抚恩铭,被捕牺牲。关于此事,章太炎曾说:“其后伯孙人官颇得意,焕卿等不见其动静,疑其变志,与争甚烈,及伯孙杀恩铭,始信之。”竺绍康所言,“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指此。这一事实表现出陶成章性格的一个突出弱点——多疑,但据此即将徐锡麟之死的责任归在陶成章身上,并由此认为其“无革命人格”,显然不妥。
    《事略》又说:
    及陶由南洋归日,又对孙先生诋毁口口(不遗)余情。英士告余日:陶为少数·经费关系,不顾大体,掀起党内风潮,是诚可憾,嘱余置之不理,不为其所动,免致纠纷。余乃知陶实为自私自利之小人,向之每月接济其经费者即停止,不与其往来也。
    1907年春,同盟会内部发生反对孙中山的风潮,陶成章是参与者之一。1909年9月,陶成章因在南洋募捐未获满意结果,联络李燮和、柳聘农、陈方度、胡国梁等七八人以东京南渡分驻英、荷各属办事的川、广、湘、鄂、江、浙、闽七省同志的名义起草《孙文罪状》,指责孙中山有“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等罪状十二条,要求开除其总理一职,通告海内外。《罪状》并诬称孙中山贪污公款,在香港、上海存款二十万云云。陶成章并带着《罪状》,赶赴东京,要求同盟会本部开会讨论。《事略》所称“为少数经费关系,不顾大体,掀起党内风潮”,指此。这一事实同样表现出陶成章思想性格中的弱点,陈其美批评其“不顾大体”是有道理的,但由此判定其为“自私自利之小人”,也显然不妥。
    《事略》还说:
    当革命之初,陶成章亦口(踵)回国,即与英士相争,不但反对英士为沪军都督而颠覆之,且欲将同盟会之组织根本破坏,而以浙江之光复(会)代之为革命之正统,欲将同盟会领袖口口(孙、黄)之历史抹煞无遗,并谋推戴章炳麟以代孙先口(生),口(呜)呼革命未成,自起纷争。而陶之忌刻成性,竺绍康未死前,尝谓余曰:“陶之私心自用,逼陷徐伯生者,实此人也。尔当留意之!”惜竺于此时已逝世,而其言则余初未口(忘)。及陶亲来运动余反对同盟会,推章炳麟为领袖,并欲置英士于死地,余闻之甚骇。且怨陶之丧心病狂,已无救药,若不除之,无以保革命之精神,而全当时之大局也。盖陶已派定刺客,以谋英士,如其计得行,则沪军无主,长江下游必扰乱不知所之;而当时军官又皆为满清所遗,反复无常,其象甚危,长江下游,人心未定,甚易为满清与袁贼所收复,如此则辛亥革命功败垂成,故再三思索,公私相权,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
    本段中,蒋介石坦率地承认,他是刺陶案的主凶,并列举了许多理由,证明他的行动是有功于革命的正义之举。其实,陶有可责之过,并无可杀之理。在蒋所述理由中,有些还有可疑之处。例如所谓陶成章准备刺杀陈其美的问题。蒋介石是陈其美的亲信,这一点陶成章不可能不知道,他怎么会糊涂到向蒋介石透露刺陈方案,甚至动员蒋下手呢?倒是蒋介石所说的其他理由,对于说明陶成章的死因,有一定意义。如蒋介石称,陶成章“回国即与英士相争,反对英士为沪军都督而颠覆之”,以及“反对同盟会”等,应该说,这才是陶成章的真正死因。
    1909年秋,陶成章再次掀起反对孙中山的风潮后。因受到黄兴等人的抵制,于次年2月在东京重建光复会,以章太炎为会长,正式与同盟会分家。1911年筹备广州起义期间。两会关系有所缓和。不久,赵声在香港患盲肠炎逝世,陶成章怀疑为胡汉民所毒,再次对同盟会产生疑忌。同年7月,陶成章应尹锐志、尹维峻姊妹之邀,回到上海,组织锐进学社,作为秘密联络机关。当时,陈其美、谭人凤、宋教仁等正在上海筹备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以便在长江中下游发动起义。同月26日,陈其美、陶成章在沈缦云宅开会,讨论合作问题,二人发生争执。陈其美一怒之下,竟掏出了手枪。几天后,陶成章匆匆离沪,再赴南洋,上海一地存在着两个革命组织的状况也就因之未能改变。所幸的是,面对共同的敌人,双方大体仍能配合。11月3日,上海起义发动,陈其美率队夺取制造局,他只身入内劝降,被扣押。起义群众奋勇进攻,光复会的李燮和也调来军警助战。救出了陈其美。11月6日,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被推为都督,李燮和任参谋。对此,李燮和与光复会的人都很不高兴。有人主张逮捕陈其美,治以“违令起事,篡窃名义”之罪。李燮和不同意,于11月9日率部去吴淞成立军政分府及光复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宣布只承认苏州军政府为全省的军政府,“所有上海地方民政、外交等事,均归苏州军政府办理”。这样,同盟、光复两会矛盾再度公开化。
    上海光复之际,陶成章自南洋归国。他未能因应形势,和同蕴会弃嫌修好,相反,却继续鼓吹和同盟会分家,进一步恶化和,孙中山的关系。南京攻克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推举大元帅,一部分人主张推黄兴担任,以朱瑞为首的浙军将领则主张推黎元洪,强烈反对黄兴。时任浙军参谋的葛敬恩后来回忆说:“袒黄(亦即袒孙)、袒黎一时闹得不可开交。光复会分子反对同盟会日益露骨,陶焕卿、李燮和一派鼓吹与同盟会分家,我们就成了此等人的对象。”会议本已于12月4日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但于12月17日又改推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代行大元帅职权。这一变化,原因复杂,但同盟会方面认为和陶成章“嗾动军队”有关。12月20日,马君武鉴于孙中山即将回国,在上海《民立报》著文,盛赞孙中山的革命品格和经验,断言财政及外交等问题,“通计中国人才非孙君莫能解决”。该文称:
    孙君之真价值如此。日人宫崎至谓其为亚洲第一人杰,而尚有挟小嫌宿怨以肆诬谤者。其人必脑筋有异状,可入疯人院也。吾平生从不阿谀人,又以为吾国素知孙君,故默默然不赘论。今见反对孙君之人大肆旗鼓,扇惑军队,此事与革命前途关系至大,又孙君于数日内将归国。故不能已于言。
    马君武此文所称“挟小嫌宿怨以肆诬谤”,“大肆旗鼓,扇惑军队”的人,显指陶成章。辛亥革命前,马君武长期生活在德国,和同盟、光复两会之间的矛盾素无关系。他感到“不能已于言”而出面著文,可见陶成章的活动已经引起了严重的关切。当时,《民立报》和南洋同盟会员曾经为孙中山做过部分舆论鼓吹工作,陶成章等人认为意在为孙中山“骗取总统”。1912年1月,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陶成章曾致书孙中山,重提“南洋筹款”旧事。这就意味着,要将孙再次放到“大骗子”和“大贪污犯”的被告席上。孙中山因此愤而复书,责问陶在南洋发布《孙文罪状》的理由,并称:“予非以大总统资地与汝交涉,乃以个人资地与汝交涉。”这样,两人间沉淀已久的猜嫌再度搅起,革命队伍有再次争吵、分裂的危险。
    这一时期,陶成章与陈其美的矛盾也进一步尖锐化。突出地表现在几个问题上:
    1.陶成章拒绝陈其美的“协饷”要求。据章天觉回忆,陈其美为在上海筹办中华银行,曾向浙江都督汤寿潜要求“协饷”25万元,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当时,陶成章在浙江军政府任总参议,汤寿潜向陶征求意见,陶表示容“缓商”,汤寿潜即复电拒绝。后来,陈其美当面质问汤寿潜,汤答以陶成章“不允”。其他记载也说,陈其美曾因军需,向陶成章要求分用南洋华侨捐款,陶回答说:“你好嫖妓,上海尽有够你用的钱。我的钱要给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之用。”
    2.陶成章对陈其美在沪军都督任内的作为不满。樊光回忆说:“时陈其美在沪督任上,声名恶劣, (陶成章)当然是大不满意,间有讥评”。
    3.陶成章在上海练兵,并号召旧部。据《民立报》记载,1911年11月下旬,为了进攻为清军盘踞的南京,陶成章曾电饬浙江温、台、处三府,添练义勇三营,又电告南洋各机关,速汇巨款;同时又在上海成立“驻沪浙江光复义勇军练兵筹饷办公处”,准备在闵行镇一带练兵。这一举动,自然更易引起陈其美的警惕,认为其锋芒是指向自己的。1912年初,章太炎曾劝告陶成章:“江南军事已罢,招募为无名。丈夫当有远志,不宜与人争权于蜗角间。”所谓“与人争权”,自然是指陈其美等。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汤寿潜出任交通总长,所遗浙江都督一职建议在陈其美、章太炎、陶成章三人中择一以代。从当时舆论看,几乎是一片拥陶声。有的说:“成章早一日莅任,即全浙早一日之福。”有的说:“非陶公代理,全局将解体矣!”有的甚至说:“继其任者,惟有陶焕卿,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章太炎也积极为陶成章活动,认为“浙中会党潜势,尤非焕卿不能拊助”。陈其美不会乐意丢掉上海去当浙江都督,但由陶成章出任,陈其美也不会安枕。
    当时,上海已经谣传陈其美准备刺杀陶成章,王文庆在南京也得到“确实消息”。陶成章在沪“大不利”。于是,陶成章先后避居于客利旅馆、江西路光复会机关、汇中旅馆、广慈医院等处。1月7日,他在《民立报》发表通告,内称:
    当南京未破前,旧同事招仆者,多以练兵、筹饷就商于仆,仆未尝敢有所推诿。逮南京破后,仆以东南大局粗定,函知各同事,请将一切事宜商之各军政分府及杭州军政府,以便事权统一,请勿以仆一人名义号召四方,是所至祷!恐函告未周,用再登报声明。
    这一通告表明,陶成章已经十分清晰地感到了自身处境的危险,正在力图使对手相信,他不会组织军事力量,“号召四方”,构成什么威胁。1月11日,他又通电声明,不能胜任浙江都督一职,电文云:
    公电以浙督见推,仆自维辁才,恐负重任。如汤公难留,则继之者非蒋军统莫属,请合力劝驾,以维大局。
    蒋军统,指蒋尊簋,同盟会会员。陶成章此举仍然是为远祸保身,但是,他的“旧同事”们却不能理解他的苦衷,沈荣卿等以“全体党员”名义致电各报馆及陶成章,电称:
    顷阅先生通告各界电,骇甚。先生十余年苦心,才得今日之收果。吾浙倚先生如长城,经理浙事,非先生其谁任?况和议决裂,战事方殷,荣等已号召旧部,听先生指挥。先生为大局计,万祈早日回浙,筹备一切,若不谅荣等之苦衷,一再退让,将来糜烂之局不可逆料。敢布区区,敬达聪听。
    这份电报不啻是陶成章的催命符。
    1911年12月,还在浙军反对黄兴出任大元帅的时候,陈其美就曾请浙军参谋吕公望转告陶成章“勿再多事,多事即以陶骏保为例”。陶骏保原为镇军军官,1911年12月13日为陈其美枪毙,可见,当时陈其美已萌发了除陶的念头。这时,沈荣卿等又坚持要陶成章出任浙督,并且“号召旧部”,听陶指挥,这样,自然使陈其美感到事不宜迟。
    《事略》又说:
    余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牵累英士,乃辞职东游,以减少反对党之攻击本党与英士也。
    这里,实际上是在承认,“除陶”是陈其美指使的了。
    在《事略》中,蒋介石自诩他的“除陶”是“辛亥革命成败最大之一关键”,实际上,他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革命队伍的团结,削弱了革命力量。此后,光复会即烟消云散,原成员和同盟会更加离心离德了。
    陶案发生后,舆论哗然,蒋介石不得不避走日本:刺陶的另一凶手王祝卿逃到浙江嘉兴,被当地光复会员雇人杀死。1912年9月,黄兴、陈其美入京,共和党设宴欢迎,邀请章太炎“同食”,但章太炎拒绝参加,他发表公开函件说:
    陶成章之狱,罪人已得,供辞已明,诸君子亦当闻其崖略。自陶之死,黄兴即电致陈其美,嘱保护章太炎,仆见斯电,知二竖之朋比为奸,已发上冲冠矣!
    黄兴要求保护章太炎,但章太炎却将黄兴视为“朋比为奸”者,表现出对同盟会的深刻的猜忌和隔阂。
    原载《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
    附记:蒋介石的自我评估
    本文发表后多年。发现1943年7月26日蒋介石日记云:“看总理致吴稚晖先生书,益愤陶成章之罪不容诛。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这则日记很有意思,说明蒋始终认为他在1912年刺陶是“革命行动”,出于“大义”,其授意者虽并非孙中山,二人之间也始终未谈及此事,但蒋介石自我估计,孙中山之所以长期信任他、重视他,却和此事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