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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改革30年:10位经济学家的思考(附盘)[平装]
  • 共1个商家     39.60元~39.60
  • 作者:张维迎(作者)
  • 出版社: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版(2008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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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208078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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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中国改革30年:10位经济学家的思考》:成思危,吴敬琏,茅于轼,厉以宁,林毅夫,周其仁,钱颖一,陈志武,樊纲,张维迎名家齐聚,破解迷局。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第10届光华新年论坛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0名经济学专家对于改革开放30年的回顾、评价与展望。具体内容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这10位专家的演讲实录,共有10篇,分别是:对改革开放30年的三点体会(成思危);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怎样才能继续(吴敬琏);从制度演变看改革以来财富的创造(茅于轼);论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厉以宁);中国渐进改革的逻辑(林毅夫);取一个角度,看看中国改革开放30年(周其仁);从国际比较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钱颖一);中国改革开放30年(陈志武);改革开放30年的回忆、分析与未来30年的展望(樊纲);从改革开放30年谈收入分配问题(张维迎);第二部分是媒体提问(包括《经济半小时》的访谈。

    作者简介

    张维迎,1959年出生于陕西省吴堡县,1982年西北大学经济学本科毕业,1994年获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主要著作有:《企业的企业家一契约理论》(1995),《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1996),《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1999),《产权、政府与信誉》(2001)。另有数十篇中英文学术论文发表。

    目录

    序言:理解中国经济改革
    开篇: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在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的演讲
    上篇
    吴敬琏
    演讲: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怎样才能够持续
    延伸:增长模式与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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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茅于轼
    演讲:从制度演变看改革以来财富的创造
    延伸:从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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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以宁
    演讲: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中的十个问题
    延伸: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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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一:中国改革的成功与不足

    下篇
    林毅夫
    演讲:渐进改革的逻辑
    延伸: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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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其仁
    演讲:重新界定产权之路
    延伸:大路向不能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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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颖一
    演讲: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经济
    延伸:市场与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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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武
    演讲:改革开放160年
    延伸:对“中国奇迹”与改革路径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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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纲
    演讲:经济改革仍需“挖潜”
    延伸:对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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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维迎
    演讲: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分配
    延伸:理性思考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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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二:寻求进一步改革的动力
    致谢

    序言

    由邓小平发起的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回过头看,30年前,当改革开始的时候,至少有两件事我们没有预料到:
    第一,我们没有预料到改革的路程如此漫长。最初,改革领导人设想大约需要5~10年的时间完成改革;即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改革者仍然乐观地预期,到1990年、最晚到1995年,改革应该画上一个句号(所以有“三五八”改革规划)。但30年过去了,中国仍然处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仍然不知道改革将终于何时。
    第二,我们没有预料到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如此之快,改革的成就如此之大。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到2000年国民收入翻两番的目标,不少人抱有怀疑态度,甚至觉得有些“冒进”。但事实证明,中国经济的发展比邓小平预期的还要快。在过去30年里,中国的人均GDP每10年不到就翻一番。到2007年,已达到2500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1978年的第13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4位;中国进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例从1978年的第23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3位。当初,我们也不可能预料到30年后,人民币汇率会成为国际经济问题;我们更想不到,到2007年的时候,世界市值最大的10大上市公司有5家是中国公司。
    在我看来,中国改革的路程如此漫长,改革的成就如此之大,都来自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中国在30年的时间里,走了一条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道路。当初,我们不仅没有认识到建立市场经济是如此艰难,更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创造财富的威力是如此之大!
    要理解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改革及其成就,我认为有五个转变最关键:
    第一,资源配置信号由计划指标转向市场价格。
    资源是有限的,社会应该把有限的资源用在什么地方,才能创造出最大的价值?在计划经济下,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完全依赖于计划官员想像中的“社会需要”。比如,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最缺少的是轻工业产品。因为计划官员固执地认为,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重工业,所以大量的资源都投向重工业。结果造成消费品的严重短缺,老百姓需要的日常消费品没有一件不靠票证能买得到。
    市场经济中,价格是协调经济活动的信号,也是激励人们做出最优选择的机制。价格由产品的社会价值和生产成本决定,反映的是供求关系。改革开放以后,引入了市场,有了价格信号,需求诱发供给,什么样的产品消费者评价最高,资源就被引导到生产什么产品。价格不仅调节资源在不同产品之间的配置,而且调节资源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配置。记得20世纪80年代早期,一些重要资源(比如钢铁等原材料)基本都是由国家计划配给国有企业。后来,由于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出现——它们效率更高,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使这些本来归国有企业使用的资源,通过各种渠道转向它们,用来生产居民最需要的产品。逐渐地,短缺消失了,市场上的产品丰富起来。事实证明,用价格信号引导资源配置,远比国家计划更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创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价格机制是通过双轨制逐步引入的,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双轨制保证了从计划调节到市场调节的平稳过渡,避免了经济的剧烈振荡,由此使得改革与发展并行不悖。双轨制也缓解了改革中的利益冲突,使得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成为一个帕累托改进,而不是一场剥夺既得利益的革命。
    今天,价格信号不仅调节绝大部分产品市场,而且也调节要素市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所有要素市场中发展最充分的,市场工资已成为调节人力资源配置的主要信号。如果没有劳动市场的充分发展,就不会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向工业就业,也就不会有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而后者正是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门。中国的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受政府管制最多,存在的问题也最多。如何减少政府对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的干预,让价格机制(利率、地价)更好地发挥作用,使得死的资产变为活的资本,应该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政府还应该避免在劳动力市场上引入过多的政府干预,毁掉来之不易的改革成果。
    第二,经济决策的主体由政府官员转向企业家。
    现实世界中,任何资源配置都是由人做出的。企业也好,政府也好,本身只是一个组织形态,不会作任何决策,真正作决策的是人。不同的体制下,决策的主体不同。计划经济下的决策主体是政府官员,市场经济下的决策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队伍的兴起,经济决策的主体由政府官员向企业家的转变,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重大变化之一。
    企业家作决策的时候,要预测未来,以价格为信号,以利润为目标,要看投入创造的价值能不能超过投入的成本。如果亏损,他就面临破产,所以他的决策指向在多数情况下与创造社会财富的要求是一致的。对市场的预测越准确,企业利润越多,资源配置越合理,创造的社会价值就越大。而官员不同,他们在决策的时候考虑的主要是“政治账”和所谓的“社会账”,而不是经济账。不考虑市场需求,不计成本,不关心利润,即使决策失误,项目亏损,也不影响他们的职位升迁。所以,大量的政府投资变成了无效投资、浪费性投资。事实上,计划经济下政府官员挂在口上的“政治账”、“社会账”,通常不过是他们掩盖决策失误的借口而已。
    现在我们仍然处于官员决策和企业家决策并存的阶段。我们经济中存在的很多问题,是经济决策权没有真正从政府官员转到企业家造成的。在很多产业,我们仍然有大量的政府投资。企业投资需要政府审批,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直接对企业的经营自由造成损害。政出多门,政策多变,企业家总是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市场化改革没有完成的表现。如果我们能给企业家更多的自由,让价格信号更好地发挥作用,资源配置的效率就会进一步提高,技术进步会更为迅速,腐败现象也可以大大减少。
    第三,个人权益基础由政府职位转向私人财产。
    计划经济下,个人享有的权益基本上基于其在政府系统中的职位,个人对于社会资源的控制和享受是由其本人或家人的“官位”和“身份”决定的。职位越高,控制权越大,享受也越多。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要获得对财富的支配权和使用权,首先要获得职位。怎么获得职位,获得什么样的职位,不是依赖个人为社会创造了多少财富,而是依赖于更多其他的原因(如社会关系),依赖于某种泛政治化的、泛官僚化的过程。因此,谋求职位和追求幸福的过程并不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而更多地表现为财富再分配的过程、权力寻租的过程。大量的社会资源和个人才能被用于权力斗争,用于内耗,所带来的常常是对财富的破坏和毁灭,而不是财富的增加。
    在市场经济下,个人权益是由个人拥有的财产界定和保证的。在个人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一个人要获得财富,首先要为他人创造价值。个人追求幸福的过程,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市场竞争意味着一个人只有比他人能更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如同样的资源创造更大的市场价值,或者使用更少的资源能创造同样的市场价值,才能持续生存。市场竞争和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推动了专业化分工和技术进步,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加。
    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正是由于更多的人把追求利益的目标由政府职位转向私人财产而带来的。然而,也是因为我们的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社会中基于官职的权益与基于财产的权益同时并存,有官职的人依然拥有巨大的资源调配能力,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层出不穷,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在未来,只有将经济制度的利益基础由政府职位彻底转向私人财产,我们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根除腐败,降低无效率的收入差距,最充分地激发中国人创造财富的热情与智慧。
    第四,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由中央动员转向地方竞争。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下,经济发展战略是国家制定的,资源是由中央动员的。中国改革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通过地方分权化改革引入地区之间的竞争,这是20世纪80年代财政大包干(“分灶吃饭”)制度以及随后一系列分权化变革带来的结果。地方分权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是推动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最重要力量之一。
    地方分权调动了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财政包干制度于1980年首先引入,1984一年作了一些调整,1988年完全实现制度化。按照这一制度,下一级政府把本地财政收入的固定比例(或额度)上缴,剩余部分自留,不同级别政府以及相同级别政府部门的财政剩余部分不能由中央政府随意转移。这一政策实际上相当于对不同级别的政府进行了财产划分,将整个中国经济划分成很多小的公有经济体。每个地方都成了一个“公司”,每一等级的地方政府变成了其管理的公共经济的实际所有者。哪个地方经济发展快。哪个地方财力就大,官员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权益。在这样的体制下,发展经济成为地方政府的首要目标,由此导致了地区之间发展经济的竞争,刺激了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
    地区间竞争推动了整个经济的市场化转变。尽管地方政府也许会使用行政计划手段来控制本地企业,但是对其他政府只能采取讨价还价的办法。地方政府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加剧了中央计划体制控制的难度,最初迫使企业和地区通过“物资串换”的方式走向市场,整个经济走上“双轨制”,最终迫使中央计划体系逐步瓦解。尽管分权制伴随着地方保护主义的出现,但它同时也是摧毁市场分割的重要力量。经济越是有效率的地区,其生产的产品越有能力进入其他地区的市场,利用全国的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发展自己的经济。地区间的竞争也促使地方政府不断改善市场环境,吸引外来的投资者。
    地区之间的竞争也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民营化浪潮。这里的原因是,由于产品市场上地区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每一个地区都必须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以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市场份额。因为没有了市场,也就没有了财政收入。为了促使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地方政府就必须让渡全部或部分股份给经理人员,“不求所有,只求所在”。这是苏南企业民营化的主要原因,也是其他地方企业民营化的主要原因。
    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大多数的地方政府都在忙着“搞经济”,而大部分的中央部委都在忙着“审批”。尽管地方政府的行为经常受到批评,但在讨论中国经济改革成就的时候,我们绝不能忘记地方政府和地区间竞争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地方分权及由此带来的地区之间的竞争,民营化的速度不可能如此之快,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能如此成功。当然,如何从地区之间的竞争转向企业之间的竞争,让资源配置的决策真正由企业家作出,而不是地方政府官员作出,是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议题。
    第五,经济运行系统由封闭转向开放。
    谈到中国的对外开放,一般人想到的是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本、国际技术等。的确,早在200多年前,亚当?斯密就讲过,经济发展取决于分工,而分工程度受市场范围的限制。也就是说,市场范围越大,分工程度越高,交换越发达,经济就越发展。20世纪80年代再次启动的中国对外开放,扩大了市场范围,使中国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本和发达国家积累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制度,通过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创造国民财富,从而有条件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这是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重要基础。
    在我看来,对外开放更重要的意义或许是引入制度竞争,推动国内体制的改革。在封闭的经济中,没有比较,没有竞争,低效率的体制可以长期存在。但在开放的经济中,效率成为检验体制优越与否的标准,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的弊病暴露无遗,使得市场经济和非公有制企业被更多的人接受。事实上,正是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相比的低效率,推动了国有企业的转制和在竞争性领域的逐步退出。在开放的市场上,消费者用他们手中的货币投票。当国有企业失去了市场的时候,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
    对外开放还引进了新思想、新观念,以及新的游戏规则。比如前几年,我们在规范政府行为、减少政府权力、废除审批制方面做的许多工作,是跟加人世贸组织(WTO)密切相关的。因为加入了WTO,我们要跟国际接轨,原来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不符合WTO承诺的东西,都要逐一去掉。所以说,开放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因素。没有对外开放,就不会有今天的改革成就。
    以上五个转变,是理解中国市场化改革及其成就和问题的关键。遗憾的是,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年之久的今天,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舆论,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却与这些转变背道而驰:人们对价格机制的信赖不是在继续提高,而是在下降,各种形式的价格干预在民意的支持下频频出台;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掌控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企业的经营环境与创业条件不是在改善,而是在恶化,企业用工越来越不自由,新式“铁饭碗”重新成为社会就业的导向;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不是受到鼓励,而是受到指责,媒体和舆论把大多数经济问题的根源都归咎于他们;对外开放政策受到质疑,民粹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言论越来越有市场,有些政府部门也在收紧本已开放的大门……这些迹象表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前景不容乐观,改革任重道远!
    中国建立市场经济非常不容易。我们从计划经济时期完全否认市场,到改革开放之后部分承认市场,再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完全’承认市场,经过了几代人的努力,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而现在,社会上又开始蔓延着如此强烈的反市场倾向,这种倾向如果更多地演变为政府政策和国家法律,就会对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造成致命的伤害。这时候,需要经济学家站出来,对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梳理和澄清。
    2008年1月12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第十届新年论坛以“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与展望”为主题,邀请成思危、吴敬琏、茅于轼、厉以宁、林毅夫、周其仁、钱颖一、陈志武、樊纲等卓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三十年的成败得失和未来改革的方向、动力等问题进行探讨。由于论题重大,名家齐聚,这次论坛受到了新闻媒体和各界人士的热烈关注。在会后,很多听众表示,这是近年来少见的论题深刻、场面精彩的思想盛会。媒体也对论坛进行了广泛的报道。我们预期,这次论坛将对2008年各界纪念讨论“中国改革三十年”以及未来的改革推进产生积极的影响。
    为了让这次论坛的思想成果被更多的人了解、收藏,我们决定出版这本书。在编辑本书时,除了请参加论坛的经济学家对他们的演讲内容作了更细致的修订之外,我们还请每位经济学家自选一篇文章,反映其本人对中国改革的评价与判断,以使读者更完整地了解他们的观点。另外,我们还在每位学者文章之后,对他们的代表著作进行了推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就此作进一步学习或研究。我相信,对于关注中国改革问题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经济学家的思想状况的人来说,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30年的历程,但改革的前景依然充满不确定性。在社会制度变革中,短期内起关键作用的是政治领袖的个人选择,长期内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大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命运,取决于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我深切期望,中国经济学家的工作——包括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的举行以及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构筑良好的大众理念,推动中国改革继续向市场化方向迈进。
    2008年4月3日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文摘

    [开篇]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在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的演讲
    今天,我非常高兴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来和大家共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在这30年中,我第一个10年是从事科技管理和出国学习,第二个10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第三个10年在全国人大和民建中央工作。在此期间,我还和一些专家学者共同研究中国的经济和金融改革问题,一共出了20多本专著,其中包括复杂性科学、虚拟经济、风险投资、社会保障、事业单位改革、住房制度、股市、货币市场、通货紧缩、金融危机、商业银行改革、农村金融、农村消费市场、发展计划制订、对外开放战略、保税区改革等内容。
    今天,我想在会议给我规定的时间之内简要地讲三个问题,也是从我的工作和研究中取得的三点体会。
    我国改革开放的四个特点
    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绩是巨大的,大家有目共睹。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今天的世界地位,也没有我们在座各位的今天。我认为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尽管现在对制度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我个人的看法是制度本身包括体制和机制两个方面,体制讲的是结构,机制讲的是过程和程序,只有我们同时在结构和程序方面都进行改革,才有可能取得改革的成功。从复杂性科学的观点来看,在一个系统中,虽然每个人都是独立行动的,但不可能不受到别人和环境的影响,从而会产生一种自组织作用,推动系统向一定的方向发展。关于中国的改革,我认为有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自上而下。我们30年来的改革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的制度创新。例如,改革初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彻底改变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道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增添了活力。这些制度创新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特别是最近在各方面推进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都是重要的制度创新。
    第二个特点是量力而行。我国的改革并没有像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采取激进的办法,而是根据我国的国情,根据群众可以承受的程度,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量力而行,一步一步地推进。正因为这样,所以在改革的同时维持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基本稳定,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第三个特点是循序渐进。改革初期确实没有经验,要摸着石头过河。当然,摸着石头过河也有它不足的地方,就是一脚深一脚浅,有时甚至还有可能会摔一跤。但是总的看来,因为我们明确的目标是过河,只要能过河,那么开始时摸着石头也是必要的。当然,在改革取得了成绩和经验之后,也会找到更好的办法。回顾这30年的改革进程,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化,开始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第四个特点是路径依存。改革像下象棋一样,走第一步,就会影响到今后几步。所以如果一步走得不合适,可能以后的几步都会受到影响。而且你要退回来的话,像悔棋那样,你付出的代价会更大。大家可能还记得,2001年10月,当时政府推出一个按市价减持国有股的政策。我认为这个政策从动机来看还是好的,但是按市价减持这一点却遭到了公众的质疑。因为当时国有股是不能流通的,而流通股的股价是被投资者炒上去的,如果按市价减持国有股,必然会引起很大反弹。尽管政府不久就取消了这一政策,但以此为导火线,还是导致了连续几年的熊市。这说明改革过程确实很复杂,是路径依存的,采取的每一步措施对以后的改革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我认为在改革措施出台前,一定要谋定而后动,要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去推行。同时,最好是通过试点来摸索经验。现在看来,政府渐渐注意到了这一点。
    我认为,中国改革过程的这四个特点成就了中国改革取得的成功,这是值得我们记取的。
    深化改革需要处理好的四个关系
    现在,我国的改革可以说已进入了深化和攻坚的阶段,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关系或矛盾需要认真处理。
    第一是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尽管中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还需要作长期的努力。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可以说从理论上解决了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就是说执政党的主张要通过法定的程序变成国家的意志,一旦变成国家意志以后,任何党派、个人都必须遵守。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我们还是发现在法治和人治之间存在着矛盾和问题。众所周知,腐败问题是严重影响我国发展的一个问题,尽管这些年中央采取了标本兼治的办法,处理了不少腐败分子,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要彻底根治腐败还必须靠法治。
    现在有一些现象值得我们深思,我在人大工作很有体会。例如,有一些外商和一些非公经济人士向我反映情况,最后总是叮嘱我千万别跟地方领导说。我说你反映情况的目的不就是希望我帮你解决问题吗?为什么不让我跟地方领导说呢?他们说,你要说了,我在那里就没法待了。我给你反映这些问题,是希望你们立法,但你千万别说。这说明,地方领导在裁量很多问题上还是有很大的自由度。例如有一位企业家到某地把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挽救过来,由亏损户变为赢利大户。这时,地方政府一看有利益了,就采取强制手段将这个企业家扫地出门,仅仅归还他原始的投资,连利息都没给。我几乎每天都接触到这类问题,看起来都是我国法治还不健全的问题。最近,我还从网上看到有位记者写了一篇批评某地方政府的稿件,当地政府竟动用了公安人员来抓她。我想,这些问题都说明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推进法治,尽量减少人治。
    我曾经讲过,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这些年来,宪法经过多次修改,不断完善。特别是最近一次修改,写进了保护私有财产、保护人权等内容,应该说基本完备了。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很多人并没有把宪法当做一个根本大法来看待,这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违宪可以说是最大的违法,但是我们现在还未能真正树立宪法的权威。需要进一步根据宪法来审查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推出的法规,不符合宪法的一定要撤销。
    我还说过,依法治国的首要是依法行政或者依法治官。因为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相比处于强势,所以政府官员能不能依法行为是非常关键的。中央一再强调要依法行政,也就是要依法治官,只有依法治官治好了,才能够真正实行依法治国。
    此外,依法治国要靠全民的力量和觉悟,单靠监督部门的监督是不够的,还要依靠群众监督、民主监督,包括政协监督、民主党派监督、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监督,还有新闻媒体舆论的监督。我特别关注的是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我曾经在两岸新闻研讨会上讲过,媒体的作用应当是“振聋发聩,弃旧图新,抑恶扬善,务实求真”。我认为,我国媒体离这个要求可能还有一段距离。当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媒体的监督作用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是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始终是政治学中一个永恒的课题。我认为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把公平和效率结合起来了。就是说,一方面要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去追求经济发展的效益和效果,要大胆学习国外各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几百年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好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加以运用。因此,我国有了风险投资、股份制公司、资本市场、期货等。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特别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如果我们只讲效率不讲公平,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不稳定,就难以保证效率;但是如果只讲公平不讲效率,就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当然,在过去可能效率讲得多一点,现在我认为大家都比较注重讲公平。但我还是要说,我们千万注意不要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公平和效率两方面的关系是我们应该处理好的。例如一个企业如果只讲公平,而劳动生产率上不去,就没有可能去提高工人的工资。最后,如果企业关门,那效率和公平就都没有了。
    第三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应该密切结合起来,而不是相互较劲。我讲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不能违反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规律:
    一是不能违反价值规律。如果价格过分脱离了价值,采取限价或者补贴的方法都只能是权宜之计,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限价的结果可能会减弱生产者的积极性,造成市场供求关系的扭曲。而补贴的结果可能给有些人提供钻空子的机会。我们最近对成品油的补贴就造成了这个问题:不少香港的汽车都开到深圳来空车加油。不但油箱加满油,还要把油桶都加满;外国的航空公司都要在中国加满了油再飞走。
    二是不能违反供求规律。供应和需求始终是市场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以前的做法是多了就用刀子砍,少了就用鞭子赶。当用刀砍或用鞭子赶的时候,市场情况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应该相信市场的信号,不要用自己主观的判断来代替市场的信号。我国的电力建设就曾经发生过这个问题。有一段时期,政府认为电力建设多了,因而限制电力的发展,结果造成了一些地方的工厂在夏天停3天开4天,老百姓家里的空调也因缺电而不能用,只好到人防工程中去避暑。
    三是不能违反竞争规律。我们以前老是用“防止重复建设”来限制市场的新进入者,实际这个提法是不对的。没有新的市场进入者,没有新的竞争者,市场是不可能进步的。所以,后来的提法改成了“防止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这个提法就科学了。因为老的进入者对新的进入者总是有一种抗拒心理,就像挤公共汽车一样,当你没挤上去的时候,你就对车上的人说还能挤,一旦挤上去以后,就对后面的人说上不来了,别挤了,等下一辆吧。政府不应限制而是应该鼓励竞争,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够实现技术的进步,最后才会使消费者得到更大的实惠。
    第四就是集权和分权的关系。这也是政治学中一个重大的课题。我国在集权和分权方面都经过了一些改革,基本克服了“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弊端。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中央要有一定的力量和权威,另一方面也要给地方一定的事权。很多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在集权和分权的处理上引导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地方政府之所以追求GDP,追求政绩是一个原因,但追求财政收入也是一个原因。由于财政收入是分灶吃饭,我听说在有的市里,一个房地产商即使在某个区注册了一个房地产公司,但要在另一个区开发房地产时,还要在那个区注册一个房地产公司,以便增加那个区的税收。我认为在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中要考虑到,过分集中权力,会把矛盾过分集中;过分集中财力,也会把负担过分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要有巧妙的处理艺术。
    发挥专家学者在改革中的作用
    30年来,我国的专家学者在改革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尽管他们也挨了不少骂。实际上,没有一个专家学者的意见能够得到所有人的赞同。但是,我想大家都知道“厉股份”和“吴市场”在我国的改革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我首先希望专家学者做改革的促进派。专家学者不能代替政府来进行改革,但是他可以促进改革。我曾经讲过,专家学者在改革中主要有四个作用:第一是探讨理论基础,改革需要有理论做支持;第二是评介国外经验;第三是完善政策框架,因为政府制定的政策往往考虑得不那么周到;第四是分析实施难点。专家学者应该从这四个方面支持政府的工作,支持改革,而不是单纯地批评和指责政府。当然,批评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能提出建设性建议的话,恐怕作用就不够大了。
    第二,我希望专家学者一定要说真话、实话,将论点和论据相结合,要用科学的态度来说话。我曾经讲过,专家学者应该多说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当然,目前空话、套话一点不说可能也不现实,但要少说,因为无济于事。特别是在专家学者开始提出一个新理论的时候,往往不被大家所接受,处于非共识的状态。但是如果你的理论真正符合科学的规律,就会渐渐地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最后成为一种共识。所以,在你提出一种新观点的时候,往往会受到很多批评和责难。在这个时候,你不要灰心,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对的,你就要坚持研究,逐步完善你的理论。
    第三,我希望专家学者一定要踏踏实实地作研究,不要哗众取宠。现在,有的专家学者研究工作做得不够深入,但往往是老百姓爱听什么就说什么,这是不对的。我们是作学术研究的,要根据我们的数据,根据我们的事实,根据我们的分析和思考来说话,而不是领导和群众爱听什么我们讲什么。我希望大家能够做到“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尊重领导但不迎合领导,承认现实而不迁就现实”。
    3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挥问,改革100年、200年以后是什么样子,我们大家都很难想像。但是在这弹指一挥间,专家学者做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我希望专家学者一定要按照中央的精神,不断地推进改革开放,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做出更大贡献。“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我希望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通过共同的探讨,为今后的改革开放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2008年1月12日于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