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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济学的真相:超越看不见的手[平装]
  • 共1个商家     23.80元~23.80
  • 作者:考什克·巴苏(KaushikBasu)(作者),曹占涛(译者)
  •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第1版(2011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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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50604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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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经济学的真相:超越看不见的手》:世界为什么误解了亚当·斯密200年,诺奖得主乔治·A·阿克洛夫、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鼎力推荐顶尖经济学家考什克·巴苏对全球经济热点的新视角解读。

    媒体推荐

    “考什克·巴苏利用精心挑选的故事和简洁而微妙的思想实验,一次又一次地驳斥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带领我们取得最好结果这个神话,他熟练地向我们说明,事实远不是这样的。《超越看不见的手》含有伟大的智慧,它描述了现代经济理论中的自由市场常常带给我们令人震惊的后果。这本书还为经济理论指明了一种方向。”
      ——乔治·A·阿克洛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在这本杰出的著作中,考什克·巴苏审视了经济学中的基本假设,并提出了崭新而重要的问题。在呼吁一个更加美好、更加公平的社会的过程中,巴苏没有给自满以任何空间。这本发人深省的著作将在经济学界及之外的领域引起激烈的辩论。”
      ——林毅夫,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超越看不见的手》对经济学家思考经济理论和政策中的很多重要议题的方式发起了挑战。这本著作既为经济学的门外汉而写,也为经济学家而写。它描绘了一种新的经济学图景,并将启发读者重新思考现在的行为,重视那些经常为现在的经济分析所忽视的议题。尽管读者可能不会完全赞同巴苏的建议,他对于经济学未来的争论的重要贡献却不可忽略。”
      ——史蒂文·G·米德玛,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
    “标准经济学视角是有问题的,新的视角成为必需。这本极具可读性、非常及时的著作既适合普通读者,也适合职业经济学家。”
      ——阿加·克莱默,伊拉斯姆斯大学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考什克·巴苏 (Kaushik Basu) 译者:曹占涛

    考什克·巴苏,著名经济学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康奈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和C.Marks国际研究教授。他现在是印度财政部首席经济顾问,也是美国人类发展与可行能力协会主席。他的著作包括《政治经济学的前奏:关于经济学的政治和社会基础研究》以及《关于人和关于地方的经济学》。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异议的必要性
    不满与说教
    斯密神话
    本书结构
    关于理解的讨论

    第二章 看不见的手定理
    竞争与社会福利
    标准批判

    第三章 正统学说的局限性
    二重解释
    可行集的拓展
    偏好的演化
    社会规范与文化
    关于激励相容性的讨论
    论个人主义方法论
    关于知识的讨论

    第四章 法律与经济
    卡夫卡的看不见的手
    法律对经济的影响:标准观点
    作为聚点的法律
    聚点视角的启示
    作为聚点的法律:博弈论解释
    更多的研究方向

    第五章 市场与歧视
    自由市场能否减少歧视
    文献
    生产力的自我强化
    企业家
    一个新的理论模型

    第六章 群体的交互作用
    身份与个人主义方法论
    理论的构成因素
    利他主义、信任与发展
    群体内部的利他主义:一把双刃剑
    身份与恶性肿瘤

    第七章 契约、强迫与干预
    自由契约原则
    强迫与自愿
    大数原则
    行为与规则
    多重均衡
    干预的范围

    第八章 贫困、不平等与全球化
    全球治理
    不平等
    全球化的一些事实
    关于全球化的若干评议
    不平等与贫困:五分位公理
    全球化与否之下最小化贫困的不平等
    政策启示

    第九章 全球化与民主倒退
    民主赤字
    全球化及其影响
    美元化与民主
    民主的全球性组织

    第十章 我们应当怎么办
    诠释与改变世界
    反对不平等:以环境问题为例
    贫穷、财产与继承
    全球政策协调
    “对未来的殖民”与工人的股权
    失望与希望
    注释

    序言

    在经济学中,大量文献证明了自由竞争市场是如何具有若干吸引人的特质的。作为一个“如果……那么……”的命题,命题本身无疑是有效的。自由市场能够提供一种有价值的社会性的运作模式。即使这些社会目标并没有得到组成社会的个人认真审视。或者,就像经济学家们所指出的那样,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自由市场的均衡会是有效的,即使它只是每一个个人追求狭隘自我利益的结果。这些结论由很多带有现代经济理论的精确性、力量性特点的定理所给出。
    像游说者、律师、政治家和有影响力的经济记者这样的专业人士,如果被过时的经济学文献的错误所误导,他们就不能意识到。尽管教科书中理论上的自由市场可能具有上述的所有优点,但这种自由市场在现宴中并不存在或可能不存在。更进一步说,人们甚至不能做出一个“保留性的断言”(limiting claim)——认为接近极端的完全市场条件就能使我们达到某种社会理想。自由市场观念是一项强大的智力成果,同时也是一项伟大的审美巨作,但是对它的过分滥用已经对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当我们制定政策、考虑全球化问题和回应异议的时候。
    本书试图表达一种不一样的声音。它的建立基于这样一种理念:不论是来自街头巷议还是来自顽固的抗议者,尽管他们对全球化和公司化的反对可能是无法自圆其说甚至是前后不一致的,但他们的声音是对当代经济学及其对世界政策制定的不适当影响的一种真正、合理的批判。
    我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用到被称作当代经济学重要标志和必备工具的代数、微积分、几何学,当然也更不会用牵强的拓扑学。这样一来,即使没有经济学基础的人们也能理解我的观点。与此同时,这也是一部有意向职业经济学家发起某种挑战的专著。但是。因为本人熟知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为自己打造了不容置疑的学术外壳,因此我承认,我取胜的关键来源于那些没有接触过经济学的人们的支持。然而,这并不是否认,在当代经济学家中,尤其是位于最前沿的经济学家们之中,有人会持有和本书接下来论述的相似的态度和方法,但是他们只构成了一小部分。
    本书主要是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提出了一种对社会和经济学进行实证分析的特别视角。它也对规范性的经济学进行了评论,但少之又少。
    当代经济理论的很大一部分结论是被数理经济学家的研究推动的。这就意味着,尽管某些思想可能非常重要,但在数学运用上不足够艰深,则它很可能会被束之高阁。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要理解为就是值得推崇的);科学期刊不愿出版缺乏挑战性分析的论文,而且复杂化是一种持久性的力量。这种对复杂性的追逐不利于经济学原理的发展。我们总是试图去发现更复杂的真相或真理。以至于将最简单的真理忽略了。
    有这样一个故事,它的作者已经不得而知。夏洛克·福尔摩斯和华生医生在一次前往英国乡村的侦查途中疲惫不堪,决定在野外搭起帐篷休息。睡到半夜,福尔摩斯推醒一旁的华生,说:“看到这么多星星你想到了什么?”华生揉揉眼睛,看着无边无际的天空,说:“生活在伦敦,人们是意识不到天上会有这么多的星星的。嗯,既然有如此之多的星星,我们可以推断存在着如此之多的星系。如果有如此之多的星系。我们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存在着一些像地球一样的行星。既然存在一些这样的行星,就必然会有智力生物在这样的行星上。因此我得出这样的推论:在我们之外的宇宙中存在智力生物。”福尔摩斯愤怒地看着他回答道:“我们的帐篷被偷走了。” 华生的错误在经济学研究中也是相当泛滥的。我决定远离形式主义并不仅仅是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更是为了避开不必要的复杂化的陷阱。这是一种自我约束的机制,它源于这样一种理念:一些社会科学中至关重要的观点有时可以是非常简单的。然而我们的教授们受到“华生的错误”的影响,使我们越来越远地偏离了这一理念。
    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我之前的作品《政治经济学的前奏:关于经济学的政治和社会基础的研究》的续篇。但我还是完成了它。使它能够独立存在。事实上,如果想要读懂这本书,只需要初级的经济学的基础和演绎推理的偏好就可以了。我从零开始,叙述了一些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这些出现在第二章,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们只需要快速浏览这一章就可以了。为了让本书更利于独立阅读,我总结了一些在我的《政治经济学的前奏》中出现过的观点。和《前奏》相同,本书的核心理念是:经济必须被看作是深深根植于社会和政治之中的。在这里,我更进一步认为,想要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打破“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束缚。如果做不到这样的话,这种束缚将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缺陷,也会成为给经济学着色甚多的保守主义的根源。至少,我们应当考察社会规范与身份(identity)的空间,考察它们是如何影响经济以及经济又是怎样塑造准则的。如果处理得当,这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我们从事经济学研究和制定政策的方式。
    在平凡的日常生活情境中,规则的重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我生长在加尔备答一个传统的孟加拉家庭。在这里,如果有孩子在场,大人们在谈论哪个亲戚有婚外情时会压低他们的声音。当谈论哪个亲戚在玩股票时,也会同样压低他们的声音。我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理所应当地接受了这一行为暗含的社会规则。而我并没有意识到,在另外的环境里,这两种谈论场景中的分贝可能是完全相反的。
    这些规则和共同的理念,以及强加于个人的社会压力,如果我们认为它们对经济运行无关紧要,将会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然而,另一方面,正确合理地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又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在提出了待分析的复杂问题的同时,我们还不得不沿循完全未知的思想路线,因为经济学家们的个人主义的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了。因此,虽然本书的观点可以讲给门外汉,但并不意味着这只是一本床头读物。读者们必须用严谨的态度来对待它。
    每当审视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时,我们就会发现很深的断层贯穿于这门学科的实证和规范部分。随着我们为了消除这些构造上的缺陷而对经济学进行部分重建时,我们就会清楚地发现,原本一些被主流经济学家斥之为错误的政治议案在本质上与经济理论是相容的。这样一来,我在这里所做的分析对于规范性思想与政治活动就具有了重大的意义。当然,本书所面临的挑战也是巨大的,而且我不得不承认鉴于我个人经验和能力所限,我能够做到的,只是在这一巨大的领域发挥我微薄的力量。正如作为天主教修女和艺术评论家的温迪嬷嬷在评论大卫·霍克内的画作《尼克家泳池中出水的裸体皮特》时所说的:“艺术家们只能创作出以自我为中心的作品……让霍克内出于崇高的政治原因,从而决定创作一些类似布拉德福特雨中等候救济的长队之类的画作,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仅仅有意图并不足以让作品本身取得辉煌的结果。”
    现在应该很清楚了,这是一本雄心勃勃的著作。它既希望能够使那些关切经济、政治和社会日常事务的门外汉感兴趣,同时它也希望能够让专业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重新审视他们学科中的基本假设。但是,且让我到此为止吧。经验告诉我,给读者们过高的期望只会带给他们失望。我刚刚完成博士学位回到印度时,我母亲出于对我能力的信任,说服加尔各答郊区的一所贫困儿童学校的校长邀请我为孩子们作一次演讲。在演讲开始之前,母亲向校长介绍了我有多么闻名和出、色。随后我们来到教室,四五十名十几岁的孩子在大厅里吵吵闹闹。校长开始讲话了,他告诉孩子们能听到我的演讲是他们的荣幸,我致力于在印度传播教育,以及我是一名热衷改革的经济学家。他的介绍没完没了,并且介绍我时总是说“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如何如何。起初我还为介绍的长度和内容感到困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可怜的人忘了我的名字,他只是为了等待一点提示而在拖延时间。但是他没有等来。最后,他只有放弃了,转向我说:“对不起先生,请问你的名字是什么?”这些孩子很穷,但他们并不傻。教室立刻骚乱起来。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差的一次演讲。
    我只想说,我的希望是,尽管本书能够到达的高度可能会因为它的作者自身的能力而受限(我很了解它的严重性),但它还是会在智力上和技术上提供一些新的思路。从长远角度看,本书可以作为一种引导,它将人们引向积极的经济学,并且由此而产生的政策和行为会将人们领向更加美好的世界。
    对于如此巨大的一项工程,仅仅凭借我自己的智力是远远不够的。这些年来,我在拜读这些人的著作以及与他们之间的交谈中,深受影响。他们是:乔治·阿克洛夫、肯尼斯·阿罗、普拉桑塔·帕坦尼克、埃里尔·鲁宾斯坦、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阿马蒂亚·森、约根·威布尔。我的书中无疑会有受他们影响的痕迹,进行这些谈话的地方本身就很有纪念意义。我尤其要感谢鲁宾斯坦选择了雅法的阿拉伯咖啡厅进行我们的长谈。我青睐于普通市民常去的地方,因为在那里,人们可以透过世俗的事物来观察生活的状态。而这家咖啡厅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另外的与斯蒂格利茨和安尼亚·希费林的难忘的谈话发生在2007年1月10日,以印度自由战争的革命策源地和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左翼学生积极分子的聚集地而闻名的加尔各答咖啡厅。然而。在这里喝咖啡的时候,我们的谈话常常被照相机的闪光灯打断,因为斯蒂格利茨的到来总会在当地的媒体中引起一阵狂热。
    我曾和威布尔在很多地方有过交谈,并在很多地方共同工作过。但我最喜欢的地方是瑞典南部的马格勒海姆,那是位于斯卡纳地区的一个小村庄,在残破的布拉罕瑞莫拉或者说蓝鹭工厂附近。我常常出现在约根位于乡村的旧房子那里,它离乡村旅店约克莫朗不过几英里的路程。北部风景宜人,有着潺潺的溪水,洒在坡地的阳光,悠闲的牧马,茅草屋顶的老农舍。这里人烟稀少(这可能并不是很准确,因为我出生在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南加尔各答,并在那里长大)。每当来到这里,我总像是回到了家乡。这里提供了会谈、讨论和作研究所需的最完美的环境。
    森是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时候的导师。我很庆幸他一直担任着这个角色,并且为我的多项研究提供了帮助。我钦佩他超人的智慧和卓越的演绎推理能力,而且我没有见到过任何人在这方面能够超越他。2005年秋季学期,我有幸和他一同为哈佛的研究生们作了一场关于社会选择和福利的演讲。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经历,利用讲座的机会,我提出了一些问题,并在后来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写下了这本书。
    如果只停留在这里的话,对其他的场所和人们是不公平的。比如和S·苏巴马廉在他圣托马斯山脚的金奈的家中的谈话,以及和卡拉·霍夫在美国纽约州伊萨卡的大学城贝果的谈话,等等。但是这名单太长了,我不可能全部列出。 我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帮助,没有他们。我不可能独立完成这本书。对有关议题的讨论,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对手稿或特定章节的审阅和评论,我很感谢玛莎·青木、普拉纳布·巴丹、阿伯吉特·巴纳吉、阿拉卡·巴索、卡尔纳·巴索、阿夫纳·本、拉里·布卢姆、雪莉·柯勃、迈克尔·多尔夫、帕特里克·艾默生、阿曼达·菲尔柯、贾扬·维韦克·吉利、嘉兰斯·格尼库特、霍基特·戈什、赫伯·金迪斯、约翰·格雷、理查德·霍尔、速水佑次郎、罗伯特·霍克特、卡斯滕·赫尔曼、卡拉·霍夫、古惠珍、路易斯·菲利普·洛佩兹·卡瓦、阿尼涅·梅尔滕斯、穆库尔·马宗达、理查德·米勒、塔潘·米特拉、卡尔·奥·雅纳、富兰那·蒙吉纳、维克多·尼、尼桑真知子、帕特里克·诺伦、卡琳’·尼堡、特德·奥多诺霍、斯蒂芬.潘泽、威尔逊’佩雷斯、让·菲利普·普兰特、彼得·雷尔顿、约翰.罗默、爱德华特加·萨维德拉、尼拉姆·塞西、拉吉夫·塞西、托尼.夏洛克斯、爱丽丝。辛德谨、尼维卡·辛格、罗希尼·萨满那赞、苏巴马廉、理查德‘斯威德伯格、埃里克·邵柏克、爱德华多·赞布拉诺以及霍马·扎尔加姆。
    大部分的写作工作是在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完成的。我在90年代中期来到了康奈尔大学,希望这所远近闻名的大学能给我带来智力上的升华与组织上的活力。然而我同时获得了与之同程度的人文关怀,这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来自于不同系的同事们在我刚刚来到学校时就给了我友好的支持。卡赞斯坦夫妇(玛丽和皮特)、雪莱·费尔德曼、以撒·克拉姆尼克、米里亚姆·罗迪、埃里克、卡拉·邵柏克都是我那时最好的朋友,并且直到现在我们还保持着相当深厚的友谊。当我还在印度的时候,我为《印度时报》写过一篇书评,那是关于哈洛德·拉斯基的传记的书,当时我并没有太多关注它的作者克拉姆尼克和巴里·舍曼。当我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并没有预料到有朝一日我会和我所评论的书的作者成为同事,所以评论也是有褒有贬。我刚刚抵达康奈尔,克拉姆尼克打电话给我说,他现在是政府管理系的教授,没有想到他的书评者会来到康奈尔任教。我也有同样的讶异,我所评论的作者竟然是我新同事中的一员。我们共进午餐,进行了一次长谈,从哈洛德·拉斯基谈到政治,从这个世界谈到整个宇宙,简直无所不包。之后不久,亨特和伊丽莎白·罗林斯也加入到我们中来,这个跨学科领域的朋友圈是我和我的妻子在这所大学中最宝贵的财富,我们一直珍视至今。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工作,手稿终于于2008年夏天在位于锡耶纳的圣卢嘉勒高等公立学校完成了。圣卢嘉勒高等公立学校是锡耶纳大学的一部分,在那里,我曾接受乌戈·帕加诺和罗伦佐·萨考尼的邀请,担任经济学和伦理学的客座教授。在这里,我得到了我需要的能让自己潜心研究的封闭的环境,并且,非常幸运,美丽的托斯卡纳使我置身于中世纪学术和科学研究的浓厚氛围中。我也感谢弗朗西斯·马提尔利在我于锡耶纳期间给予的慷慨援助。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得到了优秀的文书上的支持,为此我要感谢我的助手艾米·奠施。我很感谢我的研究助理张双,他在最后的阶段阅读我的手稿并对它进行了评论。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编辑赛斯·狄克对这本书的内容很感兴趣,他在工作职责之外,对这本书的整个出版过程,提出了许多建议。我还要感谢三名匿名审稿人,他们把匿名评论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其中一名推荐人史蒂芬·迈德玛——我后来得知了他的身份——在最后一轮的修订提供了宝贵而且详尽的意见。
    我的父亲,柯沙布·姜德拉·巴苏,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出生于一个庞大而贫穷的家庭,他早年的生活充满磨难。带着从教练学校的学生那儿得来的微薄的不定期的收入,他成为当地的一名律师。对于一个从未接触过商业和法律的人来说,想在加尔各答北部争得一席之地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他成功了,他成为了加尔各答的首屈一指的大律师,并且也成为加尔备答的市长。
    作为一个孩子,比父亲的经历更令我着迷的是他无人能及的强大的演绎推理能力,以及阅读的同时又能倾听别人谈话的神奇能力。在我走进父亲的房间把学校的报告拿给他看时,不了解父亲的客户们往往会停止他们的交谈,而父亲总会为此感到厌烦。
    在他上了年纪以后,我渐渐领悟到他的智慧。那时学校刚刚开始教授几何学,我的第一次考试很糟糕。父亲很失望,因为他认为几何只是常识而已。这是唯一一次他在我的学习上的直接投资,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来教我欧几里得几何。他只是简单地浏览了几页我的教科书,就完全熟练地掌握了其中的定理,好像他一直以来就是一名几何学老师似的。
    我是父亲的老来子,我出生时父亲已经四十七岁了,并且一直职业繁忙。这样一来,我和他的交流就少了很多。然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拥有很多愉快的回忆,他给予我的智力上的启蒙令我至今难忘。此书谨献与我的父亲。

    文摘

    版权页:



    从大多数方面来说,现在的这个世界比过去的要好得多。最起码,我们从积累起来的更多的财富中获得了极大的舒适。即便不考虑这点,我们现在再也不用总是担忧另一个民族的军队会过来掠夺我们的土地和财产。当外出就餐归来,我们也不会担忧有陌生人闯入并霸占了我们的房子。身体上的弱小并不一定伴随着经济上的赤贫。现在的个人和国家都拥有很多被认为是最基本的、不容侵犯的权利。我们不需要每时每刻都用武力或欺骗来维护这些权利。其他人会认可并尊重这些权利。当他们没有这么做时,社会或政府会强迫他们遵守。
    认为我们在平均水平上并没有我们的祖辈幸运,似乎是个很奇怪的说法。然而,在这本书中我将证明我们真的没有乍看上去的那么幸运。我们并非对21世纪的法律和意识形态下产生的巨大发展毫无觉察。即使在过去,那些在我们今天看来野蛮、挑衅的行为和道德上不能容忍的征服,用当时的道德观、意识和行为标准来衡量通常都是公平的。柏拉图或离我们更近一点的托马斯·莫尔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受到尊敬并得到照顾。但是即使对他们来说,把女人和奴隶排除在这个体系之外也没有什么错误。在17、18和19世纪,大规模的美国土著人被迫与他们的土地分离,有时是迫于武力,但更多情况下是通过所谓的自愿交易——那些土著人几乎不懂的复杂的合同。因为在欧洲人到达之前,他们既没有接触过土地买卖。也没有接触过合同——就像他们后来的贫穷所表明的那样,他们被无情地剥削了。但是很多人都认为所发生的事情既合法也道德。
    一些关于这些“自愿”条约和交易的记录是非常具有悲剧色彩的。就像在1755年发生在南卡罗来纳州的那次一样,500多名彻罗基族人和几乎相同多的移民者见面了。南卡罗来纳州的州长詹姆斯·格林主持了这次会议。双方交换了礼物,盛满了肉的银色的碗和杯子,彻罗基族人很高兴,并且宣称他们的部落希望将“他们所有的土地和水源献给大不列颠帝国的国王……因为他们认为他是他们土地和水源的主人。”这些移民者意识到这只是语言上的一种隐喻手法,只是为了表达对他人的友好。这一点在彻罗基族人对进奉礼物后拒绝接受任何回报时显得尤为明显。但是这样一种奉献对于移民者而言正是求之不得的。为了使之成为一项契约,移民者说服彻罗基族人接受一点点报酬,后者出于礼貌接受了。然而,彻罗基族人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即将失去自己的土地。
    在某种层面上,这样一种交易是自愿的,然而,当交易的一方由于在其历史中从未经历过土地买卖而不理解这种交易的含义时,这种自愿交易的意义和影响就要受到质疑了。很多移民者认为这样的交易是公平的,当然也有一些移民者就是想赤裸裸地去利用土著人的这种单纯。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他的船员到达现在的美国(巴哈马)时,阿拉瓦克族人用食物和礼物来迎接他们。他们不知道哥伦布将要利用他们升官发财。用哥伦布的话说是:“他们给我们带来了鹦鹉和棉花球……和许多其他的东西……他们没有任何武装,而且也不了解武器,因为当我给他们看一把剑时,他们沿着刀锋拿剑,并割到了自己。”在意识到这些人的单纯后,他进一步推测“他们会是很好的奴隶,用50个人,我们就能将他们全部制服,并让他们唯命是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