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微信

推荐商品

    加载中... 正在为您读取数据...
分享到:
  • 从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国时期文学、电影与文化的转型[平装]
  • 共1个商家     22.00元~22.00
  • 作者:陈建华(作者)
  •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版(2009年10月1日)
  • 出版时间:
  • 版次 :
  • 印刷时间:
  • 包装:
  • ISBN:9787563390168

  • 商家报价
  • 简介
  • 评价
  • 加载中... 正在为您读取数据...
  • 商品描述

    编辑推荐

    《从革命到共和:清末至民国时期文学、电影与文化的转型》是有关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文学、电影与文化的研究,按内容可分为四个部分。

    作者简介

    陈建华,生于上海。1988年获复旦大学文学博士,2002年获哈佛大学文学博士。1989-1991年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作访问学者。曾任教于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美国欧柏林学院,今执教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发表专著《十四至十七世纪中国江浙地区社会意识与文学》、《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与季欧梵合著)、《“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革命与形式——茅盾早期小说的现代性展开,1927-1931》、《帝制末与世纪末——中国文学文化考论》,及文学创作《陈建华诗选》、《去年夏天在纽约》、《乱世萨克斯风)等。

    目录

    革命话语与文学革命
    “革命”话语的转型与“话语”的革命转型——从清末到1920年代末
    孙中山“革命”话语与东西方政治文化考辨——关于“革命”的历史化与“后设”诠释问题
    民族“想象”的魔力——重读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拿破仑与晚清“小说界革命”——从《泰西新史揽要》到《泰西历史演义》

    报刊杂志与政治文化
    《申报·自由谈话会》——民初政治与文学的批评功能
    共和宪政与家国想象——周瘦鹃与《申报·自由谈》,1921-1926
    1920年代“新”、“旧”文学之争与文学公共空间的转型——以文学杂志“通信”与“谈话会”栏目为例

    文学、电影与都市文化
    中国电影批评的先驱——周瘦鹃《影戏话》读解
    格里菲斯与中国电影的兴起——1920年代通俗文学与电影的整合及其文化政治
    殷明珠与1920年代初好莱坞明星文化

    文本、文学主体与欧美现代主义
    现代文学的主体形成——以周瘦鹃《九华帐里》为中心
    质疑理性、反讽自我——张爱玲《传奇》与奇幻小说现代性
    张爱玲与塞尚——1940年代的“写实”与“超写实”主义

    序言

    本书是有关清末至民国时期的文学、电影与文化的研究,按内容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四篇文章,是讲清末“革命”话语的;第二部分的三篇探讨民国初期报纸副刊与文学杂志的政治文化;第三部分的三篇关于中国早期电影与都市文化;第四部分讨论的是文学文本、类型与文学主体,最后两篇是谈张爱玲的,涉及1940年代欧美现代主义与本土文化的接受和挪用等问题。
    第一篇文章原是2005年夏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思想研究所作的报告,谈到自己怎么开始“革命”话语研究的,我想那一方面是在海外,得益于那种乡愁中的距离感,另一方面我对文本辨证的兴趣则受赐于过去在大陆的学术训练。当然也谈到福柯了,勾起在美国学院最初与文化理论遭遇的惊喜和困惑,其实那时的北美学界对于福柯几乎是一面倒,只是近些年对他有了更多的批评,有更清晰的认识。那篇文章除了回顾,也提出了新的问题。那时正在继续茅盾早期小说的研究,触及1920年代末“革命文学”的争论,却发现“革命”已经铺天盖地,巨浪滔天。随着北伐战争军事上的胜利,“三民主义革命”仿佛继人大统,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在这情势下,共产党人转入地下,以文学为战场争夺“革命”主权,“左联”的产生意味着反抗力量在理论和策略上的整合。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型过程中,话语语码随之变化,“五四”的反偶像传统转向党派和群众政治。

    文摘

    插图:


    在围攻中,鲁迅的“醉眼”被大做文章,被提到认识论的高度而加以批判,讥讽他已成为过气大佬,不能“认识”当前“革命文学”的“突变”的形势,跟不上时代。李初梨在《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c的乱舞》一文中,以“鲁迅的社会认识的盲目”为小标题,即抓住这一点做文章。鲁迅在《“醉眼”中的朦胧》中说:“这艺术的武器,实在不过是不得已,是从无抵抗的幻影脱出,坠人纸战斗的新梦里去了。”这本是针对李初梨的把“艺术的武器”当作“武器的艺术”的说法,讽刺创造社新秀们沉溺于理论,将之作为行动的“幻影”。李初梨则搬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话,“不把普罗列塔利亚奥伏赫变,哲学决不能实现,没有哲学的实现,普罗列塔利亚自身也不能奥伏赫变”。表示意识自身的突变合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唯物论”,并声称鲁迅由于“不能认识这种意识争斗的重要性及其实践性”,他的“骂法”是他的“头脑的昏乱”的产物,“毫无现实的意义”,因此算不得“武器的艺术”。
    鲁迅在《“醉眼”中的朦胧》中提到“奥伏赫变”这个词意谓“除掉”,但“我不解何以要译得这么难写”。彭康的《“除掉”鲁迅的“除掉”》一文就针对鲁迅的“不解”而专门解说“奥伏赫变”之义。说他们之所以使用“奥伏赫变”,因其在德语中内涵极其丰富,难以用某一译名表达,于是他在马克思主义的图谱中分梳此词的意义,说“奥伏赫变”指社会变革的过程,“这种过程在意德沃罗基的战野上也是一样。因为意德沃罗基是现实的社会底反映”。彭康这番解释天花乱坠,极卖弄理论之能事,不过也引经据典,有板有眼,也显示了这帮后进小子不可小觑。文中对鲁迅的“理论的无知”加以嘲笑:“以上本是极端简单的叙述,而我们的文艺家鲁迅竟没有理解,以‘除掉’两字将‘奥伏赫变’底重要意义‘除掉’了。但是‘除掉’了以后,还留着一个对于理论的无知没有‘除掉’。”
    从大方向说,鲁迅同他的论敌们并无根本歧异,但在论战中不仅表现出他和新生力量之间在理论语言上的“代沟”,也体现了他的吊诡。对他来说,“革命”不能代替文学,在这方面他是坚守着“现代主义”和“自由思想”(钱杏邨语)的信念的。因此当他回答论敌说“我自己是照旧讲‘趣味’”时,听似负气之词,却也是“个人”立场的负隅顽抗,更显得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