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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文学档案:1978-2008[平装]
  • 共1个商家     22.10元~22.10
  • 作者:韩晗(作者)
  •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第1版(2011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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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12112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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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新文学档案:1978-2008》是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媒体推荐

    从历史的标准要求一部历史,这本书是一部杰出的文学史,它从当今的角度回望并洞穿地注视今天,给我这样的过来人以新鲜异样的眼光,给正在走来的年代一个内外穿越的视野。
      ——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作者 赵毅衡
    韩晗这部著作写得相当出色,很有才气,不是教材式的按部就班,有着自己的思路、体例,对作品的评点要言不烦,很有见解。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现代性》作者 陈晓明
    新时期文学已经有30年了,今年各地也纷纷举行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对文革后的文学状况确实也需要做学术性清理。所以韩晗的这个选题是很有意思的。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当代文学史》作者 洪子诚
    我差不多花了三个小时读完了韩晗的书稿,总的感觉就是惊喜。没有想到韩昭有如此的功力,写出了如此优秀的文字。虽然我不治文学史,但也充分享受到了阅读的快乐。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岳村政治》作者 于建嵘
    全著论从史出,结构严谨,体现了韩昭敏锐的批评视角与扎实的学术功底。尤其在书中深入比较研究了两岸网路文学的发展,从内容到体例上都非常完善。其出版不但填补了大陆学界“新时期文学”系统性研究成果的空白,更是台岛第一部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系统专著。
      ——台湾《中央日报》,2009年9月25日

    作者简介

    韩晗,男,1985年出生,河北衡水人。武汉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理事。
    除本著外,至今为止已在中国大陆、台湾两地出版学术专著《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三十年》、《话语的秩序》与《文化的撒旦和上帝》三部,以及文学作品四部。部分学术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与《中国文学年鉴》等权威刊物广泛转载。
    曾获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中国戏剧文学奖一等奖、中央美术学院青年批评奖等荣誉。

    目录

    谁能为这三十年写史? 1
    书写文学史的“三重立场” 5
    引子 10
    导论:从人的结构到人的解构
    ——兼谈“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传统诸问题 13
    一、1978-1984:解冻与去蔽 29
    1. 新时期文学肇始时的文学场分析 31
    2. 审美意义、社会意义与伦理意义的重建 39
    3. 人道主义论争与文学真理 45
    4. 张贤亮和戴厚英 51
    二、1985-1989:批评、重构和争鸣 59
    1. 后现代理论下的批评策略与创作立场 61
    2.“新诗”与先锋小说:叙事方式的重构 66
    3. 高行健与中国实验戏剧 76
    4.“寻根”语境下文学精神的探索 82
    三、1990-1997:消费时代的文学态度 87
    1.“重写文学史”与“人”的理论重现 89
    2. 王朔、贾平凹、王安忆与莫言 94
    3. 余华的“断裂”与苏童的“重生” 109
    4. 1997:一个文学以及政治的符号 116
    四、1998-2003:新世纪的焦虑与不安 125
    1. 三个鲁迅 127
    2. 文化散文:历史与文化的文本叙事 136
    3. 网络文学 145
    4. 阿来与全球化意识下的民族文学 154
    五、2004-2008:大众媒介下文学的“现代性”危机 165
    1. 阎连科、刘庆邦、陈应松与“底层叙事” 168
    2.“青春文学”的出现与沉寂 177
    3. 文学的市场化与批评的功利化 184
    4. 从读图时代到畅销时代 190
    六、结束语 195
    后记:谁的新时期文学?当代文学史何为? 199
    附录:论当代中国文学的危机及其出路 211
    成书录——代跋 224

    序言

    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本近三十年中国当代文学史。有关当代文学史的著作很多,但都是从1949年谈起,“当代”比“现代”长,而且越来越长,这个奇怪的命名错位,成为特殊的中国式“必也不予正名”。治中国文学的数量巨大的学者,当然也在关注1978-2008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只是称之为“新时期”。如果“新时期”延续至今,就不再是“新”时期。命名如此,各种著作的论述重点所在也如预想的一样,一般把重点放在一段时间,此后只是充满遗憾的余音。
    如果把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切成三个三十年,那么1978-2008是我们明明白白当之无愧的“当代三十年”。皇帝穿着别扭的新衣虽然人人都能看见,我们却需要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人韩晗把这句话说出来。现在韩晗不仅说了,而且把它说成了一本有条有理有据的书,学者们没有理由不仔细听听他的论辩。
    这个三十年的文学史,的确需要特殊的学养背景才能写出来:“当代”三十年的中国文化,几乎是坐过山车,转弯,转弯,再转弯,似乎能转的弯子已经转完,全世界又开始转弯,全球的文化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文化急速地融入全球变化的大背景,于是弯中有弯,弯道更弯。对于一个观察者,一方面是景象万千,山外有山,另一方面是应接不暇,纠缠不清。
    中国作家和诗人,在这三十年中更新换代的速度频率,应当说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代都剧烈:先前时代,更新是按年龄推移自动推进,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才人出;如今是奇峡深谷,急流中不由自主,不想下台的已经无法再写了,不想搁笔的却被新人替代了。作家不是模特,不是运动员,写作应当是毕生的事业,所谓文章老成,文坛本不应当如此迅速地更换“领唱歌手”。
    当年李鸿章看到那几艘笨拙的炮舰,就感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而1978-2008这三十年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文化在互联网上飞翔,整个人类文化已经不复旧观。当代中国文坛,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坛,而是中国与世界文化巨变中的文坛;不只文坛在变,而是整个文化在变,这个变中有变的局面,不是任何一国的任何一代人所能想象的。

    后记

    2005年之后,对于“文学史”的认识又重新被关注起来,这既与本世纪再掀“重写文学史”热潮有关,亦是受到西方文艺学、传播学等外来学科理论的影响所致。在这两重背景下,“文学”与“文学史”这两个概念又重新获得了被审视、认识的可能。如何认识这两个概念各自的内涵,或者说两者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构成了当下中国文论界与文学史界一个较为重要的命题。
    “当代性”是笔者在本文中着重提到的一个概念,目的是辅助诠释当下语境下文学与文学史的价值观念、存在形式与现代性危机问题。当意图去厘清“文学”与“文学史”作为一种文学体制个体时,两者如何相互作用或者产生何种作用便构成了一个具象的反思对象——此为“文学/文学史”这个重要命题的理论延伸。由此可知,以“当代性”这个切人点,分别解读“文学”与“文学史”的问题,则有助于对上述问题做一个根本性的梳理与解答。一、从“现代性”到“当代性”
    “现代性”是困扰文学史的一个问题,而“当代性”则是困扰文学的一个问题。
    在西方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研究过程中,“现代性”是一个发端较早的美学命题,也是一个历时I生的概念。“现代”的意义并不是为了树立某一种批评样式、文体风格或思想体系,而是为了厘清“现代”与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以及浪漫主义之间的差异。美学或哲学的“现代”,实际上是将美学或哲学的原理与范畴,从语言学、心理学与叙事学中“解放”出来,重新获得被诠释的可能。而“当代性”则是一个共时性的概念,即本身是与历史脱节的。与“现代性”相比,“当代性”更具备批判意识。
    “当代性”对于文学史的意义则在于:文学史的书写是后发的,即文学史的书写过程无法超越文学史书写者的自身局限性,而这层局限性又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研究者在做文学史的审理时,很容易以自己的眼光或判断力去审视之前的观点与个体组成,而这又是以“当代性”的视野为出发点的。

    文摘

    插图:



    “言说”在这里变成了一个有趣的工具。可以这样说,作家自身的文化背景构成了结构主义文本中的“言语”,而“汉语书写”则成为整个语境中的“语言”。当以“语言”为现象去探求“言语”与“语境”的本质时,所产生的文学意义,远远超过了单纯以“言语”向“语言”过渡时文本所带来的审美效能。
    其二则是对于“文学”自身的认同性。可以这样说,相当多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仍然是在依靠政府赞助、基金会补贴出版的,实际上这并不利于“族裔文化”的传播与保留。作为一种原本就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的“族裔文化”,若是再被更不为人所知的外在体系、结构所包裹,那么这种文化的存在意义也就只限于自我的内部传播。这样反复传播,导致的结果就是“族裔文化”与作为载体的文本相互依存,最后仍然不得不“原地踏步”。
    当然,这个“瓶颈”需要评论家——尤其是主流评论家与作家们共同努力,才能突破的。凭心而论,评论家中精通后殖民主义、族裔文化的并不在少数,但是他们却未能很好、很认真地将目光聚焦在我国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之上,而是盲目地将研究视域投向到拉美、印度、非洲等国的“族裔文学”。受到主流评论家青睐的少数民族作家也就仅有阿来、张承志、叶梅、霍达等少数几位。
    如果说五十多年前,玛拉沁夫先生向中国作协上书,要求政府扶持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声明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话,那么时隔五十多年的今天,“少数民族文学”亟需突破的“瓶颈”则应从“文学评论”与“市场关注”的角度来强调少数民族文学参与的重要性。当然,事关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评论的学术期刊、专家学者与出版社在这五十多年里仍有着令人瞩目的发展,但是与汉族作家的受重视程度相比,这个发展仍然缓慢了些。须知文学评论、文学理论研究的滞后,对于一种具体文学范式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阿来的《尘埃落定》之所以受到评论家们的关注,除了文本自身独有的影响力之外,作为作品本身的“文学”认同性,对于市场的切合性,仍然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