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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阿根廷文学[平装]
  • 共1个商家     9.90元~9.90
  • 作者:盛力(作者),叶向阳(编者)
  • 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第1版(1999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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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560014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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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遥远的美洲沉睡千年,那片大陆就是诗,只等着善歌者去吟咏。拉普拉塔河地区的第一位诗人是1536年随门多萨远征的米兰达·德·比利亚法尼亚教士,他的《哀歌》是征服者的史诗。“阿根廷”先存在于诗,然后才成为历史的真实,是马丁·德尔·巴尔科·森特内拉所作的一首长诗——记述拉普拉塔河流域征服史的《阿根廷》——给了那片土地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
    殖民时期的阿根廷文学无足称道。17世纪巴罗克风格的诗人惟有路易斯·德·特哈达值得一提,18世纪的文学同样乏善可陈。19世纪初,阿根廷爆发五月革命,讴歌独立与自由的一代诗人应运而生。独立后的阿根廷力图从一切方面挣脱宗主国的束缚,“37年一代”浪漫主义作家肩负起用语言锻造民族精神的历史责任。进入国家建设时期之后,“80年一代”作家又在语言与文学的探索上迈出重要的一步。
    19世纪也是“高乔诗”的兴盛时期,从伊达尔戈到埃尔南德斯,几代高乔诗人为阿根廷文学扎下民族的根。本世纪初卢戈内斯等现代派诗人在改造语言及文学风格方面作出大胆尝试,为1922年“马丁·菲耶罗派”的诗歌革新开辟了道路。
    阿根廷文学最精彩的部分是当代文学,博尔赫斯、科塔萨尔等文学大师不仅为阿根廷文学,而且为拉美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作出了革命性的贡献。阿根廷文学终于脱颖而出,成为一种结合世界性与民族性,融会整个西方文明并且勇于创新的生机勃勃的文学。

    目录

    一、移植的文学幼苗
    1、荒漠微光
    2、征服者的史诗
    3、“异形珍珠”
    4、歌颂美洲山水
    5、“五月诗人“
    6、找到“语言“之前

    二、尘埃落定话“浪漫”
    1、公众教师·阿根廷书店·沙龙风浪
    2、文明与野蛮

    三、走进历史的歌手
    1、高乔诗的兴起
    2、吉他依次传递
    3、“曲终人散“
    4、走进传统

    四、承前启后的一代
    1、一代名流
    2、浪漫情感
    3、潮起潮落

    五、借鉴、创新与飞跃
    1、“天鹅诗人“
    2、五色斑斓的一页
    3、过渡的一代
    4、另一种小说

    六、先锋派文学时代
    1、“极端派诗人”
    2、博尔赫斯现象
    3、汹涌小说潮

    七、新小说与其他
    1、另一座高峰
    2、戏谑与现实
    主要参考书目
    文学大事年表

    文摘

    书摘
    阿根廷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旗手当然非埃斯特万·埃切维利亚(Esteban Echeverria,1805—1851)莫属。埃切维利亚是自觉创作阿根廷民族文学的第一人,他的文学实践与理论、为该国的文学留下深远的影响。
    埃氏幼年丧父,十几岁时又丧母,年轻时即以勤奋学习来排遣丧亲的哀痛。1825年负笈欧洲,在巴黎索堡大学修业。他钻研帕斯卡尔、孟德斯鸠以及夏多布里昂的著作,也熟悉英法等国当代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埃切维利亚1830年返国,为阿根廷带来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成果及理论。埃氏回国后,曾发表过一些匿名诗,如1832年发表的《埃尔维拉或拉普拉塔河的新娘》。这首诗比西班牙第一首浪漫主义诗歌——里瓦斯公爵的《摩尔弃婴》——早了一年,可以被视作与宗主国文学分道扬镳的标志之一(西班牙自18世纪起一切方面均追随法国,对美洲的文化影响已日益减少)。1834年,诗集《慰藉》(Los consuelos)出版,埃氏即声名鹊起。在那19世纪的30年代,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校园里聚集着来自全国的年轻人,布大当时的青年导师——阿根廷启蒙学者迪埃戈·阿尔科塔——积极倡导哲学研究,打开了莘莘学子的思想大门。大学生如饥似渴地捧读从法、英、德国进口的大量政治、法律、文学书籍,被新的流派及理论弄得眼花缭乱。正当这班鼓吹“思则新脑筋,写则新文章”的青年学生探索新的文学道路之时,从巴黎浪漫主义之都归来的埃切维利亚自然引起他们的瞩目,成了他们的良师益友。
    埃切维利亚与这班大学生的交谊始于布城的“阿根廷书店”。那是一家颇具时代气息的书店,老板马科斯·萨斯特雷是个极有眼光又不乏魄力的年轻书商兼社会活动家,他的书店一向及时地从欧洲进口各种新书,自然引得一班求新、慕新的青年不断上门,埃切维利亚也是书店常客,一来二去地便与这些小他五六岁的大学生们成了契友。书店老板从他的这些顾客身上预见到阿根廷即将迎来的全新文化时期,便积极倡导、组织“文艺沙龙”。这个倡议很快得到大学生及一些年岁稍长的新潮文人的响应。1837年5月,萨斯特雷先将他的“阿根廷书店”迁至城边一个合适场所,并于同年6月正式举行沙龙成立大会,还请了长一辈的比森特·洛佩斯主持开幕仪式。“文艺沙龙”盛极一时,初创时人数达50之多。小小的沙龙后来掀起了大浪,整整一代浪漫主义诗人、作家从这里走出,文学史上称之为37年一代作家。其中的佼佼者与活跃分子,除下面要重点介绍的几位作家之外,还要特别提到博学多才的胡安·包斯蒂斯塔·阿尔维迪(Juan Bautista Alberdi,1810—1884)。阿尔维迪著有大量风俗派文章及文学评论,还创作剧本和小说(《日光巡礼》)。他不仅是作家,更是法学家、政治家,其政治著作影响很大,主要有《法学研究引论》、《经济研究》、《战争罪行》及《阿根廷共和国政治组织的基础和出发点》(Bases y puntos departida para la organizacion potitica la Republica Argentina),后者成了阿根廷1853年宪法的主要依据。
    埃切维利亚则是这群青年作家的当然领袖。由他引入的“浪漫主义情感”成了沙龙文友的共同追求。沙龙成员在聚会上直抒胸臆,呼吁创作自由,打破文学创作的种种清规戒律,用不受拘束的方式去描绘自然、抒发感情、增强民族意识。在阿根廷当时那个十分保守的社会,浪漫主义运动不仅是一股文学潮流,更是一种思想的反叛。正如作家们自己所说,他们的宗旨是要赶上“世纪的思想脚步”。不过在沙龙成立之初,那还只是个读书会的形式。在定期举行的聚会上,沙龙成员们朗诵自己的新作,或是介绍从欧洲大师的原著翻译过来的文学精晶。夏多布里昂、拜伦、雨果、大仲马等文学巨匠的著作,像眩目的光源为他们指明新的道路。
    埃切维利亚的长诗《女俘虏》(La cautiva)正是在这些读书会上首次公之于世。这篇阿根廷浪漫主义文学的“处女作”分两次在沙龙聚会上由年轻诗人、作家、文学评论家胡安·马利亚·古铁雷斯(Juan Maria Gutierrez,1809—1878)朗诵,一条崭新的美学道路展现在了文学青年面前。
    阿根廷虽然是拉美现代主义的中心,第一代拉美现代主义代表诗人或曰现代主义诗歌先驱却都不是阿根廷人。当时阿根廷的代表诗人奥夫利加多虽然在诗歌创作方面有不少革新,但其气质、风格以及民族主义精神都与这个新运动相左。另一位写有不少奇诗的诗人帕拉西奥斯,虽说为包括达里奥在内的许多现代派诗人所称道,却一向自认为“讲道士”,并称那些具有贵族气派的现代主义诗人令他“望而生畏”。尽管如此,90年代初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已受到新美学的沐浴,一些受法国新思潮影响的诗人也已在探索新的形式与风格。另一方面,布城良好的文化环境及与欧洲息息相关的有利条件又引来了不少拉美杰出的作家、诗人,1893年,已经因发表了《蓝》而闻名的达里奥从智利来到布城,很快像磁石一样吸引了一群年轻诗人,造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
    上一章中提到,达里奥是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人,在阿根廷生活的时间也并不是很长,似乎不应把他当成阿根廷作家,但我们又不能不详细介绍这位天才诗人。一则,他是整个拉美现代主义运动的旗手,阿根廷也是因为有了这位临时公民才成为现代主义运动的中心;二则,诗人一向把自己当成美洲公民乃至世界公民,对留下过生活足迹的好几个国家一智利、阿根廷、西班牙、法国——都有一种仿佛对祖国的深情,诗人自己说:“我在战斗的,同时又是注重实际的智利生活过;我也在阿根廷共和国生活过,对我来说,那块土地犹如故乡,蓝白两色的国旗时时勾起我一种对祖国的眷恋;我还在西班牙——‘母亲祖国’——生活;更在法国——世界共同的祖国——生活过。”(《达里奥自传》)奥夫利加多则用以下这段话称道达里奥:“这位诗人不是阿根廷人,实在也算不得美洲人,其诗艺的祖国不在这片大陆而是在美的怀抱。”(《阿根廷文学院学报》,1951)不管怎么说,阿根廷始终以这位天才诗人为荣,布宜诺斯艾利斯国家图书馆前面那座惟一的塑像——达里奥的半身铜像——便是最好的证明。
    达里奥在布城生活的五年是现代主义文学运动最终确立的关键时期,可我们介绍这位作家,又不能局限于这段时间,因为达里奥的整个人生与这个文学运动密不可分,其创作,自1888年的《蓝》至1916年的《生命和希望之歌》(Cantos de vida y esperanza),正好综合了拉美现代主义的整个历程,也体现了这一运动的所有内在矛盾。所以我们还是费些笔墨,对这位革新了西班牙语文学的天才作家作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
    达里奥原名费利克斯·鲁文·加西亚·萨米恩托,从小有诗童之称。中美洲那个小小的国家及其邻国的令人窒息的政治、社会气氛无法使诗人振翅欲飞的心灵得到满足,1886年达里奥只身来到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当时的圣地亚哥虽然“纯文学”阙如,但其大都市的气派及文化气息却使诗人从精神到意趣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初出茅庐的达里奥靠在报馆工作维持生活,空闲时间则刻苦学习。诗人性格豁达,很有人缘,再加上才华横溢,虽尚无名气,却很快结交了不少像他那样上下求索的青年文人,更与总统的儿子佩德罗·巴尔马塞达·托罗成了好友,在朋友家的书房饱读法国巴那斯派作家戈蒂埃、门德斯等人的作品。诗人当时尚未精通法文,许多著作都是读的西班牙文本。其时,法国象征派文学刚刚兴起,在法国以外的地区尚未流行,圣地亚哥虽非“近水楼台”,达里奥却因踏进了一个特殊的圈子而成为最早接触法国新文艺思潮的拉美作家之一。对达里奥来说,法国作家的作品无异于一个巨大的文学宝藏,他早就熟读雨果等浪漫主义大师的作品,这时接触到新的文艺思潮,更是从理论、风格到语言来了一个全面的吸收,从里到外浸透了法国精神。
    拉美作家对法国文学的倾慕已非一朝一夕。从独立革命开始,他们便有意识地为摆脱宗主国西班牙的影响而追随法国文学。另一方面,西班牙文学在“黄金世纪”及巴罗克时期之后也早巳趋向没落,直至18、19世纪仍无太大起色,不少西班牙作家也是唯法国文学马首是瞻。在拉美的两大文化中心——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墨西哥城,作家们几乎无人不识法文,并且大都曾负笈巴黎。达里奥的早期诗作如《痛苦》(1887)、《抒情诗集》(1888)受贝克尔等西班牙诗人的影响,自《蓝》以后,其作品便主要受法国作家,特别是马拉美、雨果的影响(浪漫主义诗歌的激情与雄辩虽已令现代主义诗人们厌烦,但雨果的魅力始终不减)。
    博尔赫斯平和、谦逊、表面上看来并不很艰深的作品蕴藏着力量与智慧。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受到作家与批评家们的推崇。他从来不是畅销书作家,却是最重要的文学研究对象。有趣的是,一向强调自、我、从不谈“文学责任”的博尔赫斯,偏偏在60年代成了那一代最富战斗性的左派作家的老师,甚至有“没有博尔赫斯的散文就没有拉美当代小说”的说法。另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包含深遂哲学思想及渊博知识的博尔赫斯的作品不单吸引了熟悉世界文学的读者,也使一般读者为之倾倒。一位曾自动为笔者当过半日导游的阿根廷司机便对笔者说过这样的话:“您读过博尔赫斯的《阿来夫》吗?天啊,他写得多好!”也许是博氏作品的幻想之美、创造之美产生了巨大的魅力,我们常常习惯于说:“我该如何写自己一生的历史”;博尔赫斯却教我们说:“我将如何‘虚构’自己的一生”,或:“如何把自己的一生编成一本成句成章的像样的书”。博尔赫斯以其对文学的独特理解重造了文学,正因为如此,博尔赫斯是不可模仿的。
    博尔赫斯生前得到各种荣誉,世界各著名大学请他讲演,授他名誉博士头衔,他也得到过各种文学奖,不过始终投能得到诺贝尔奖。原因或许有多种方面,但据智利左派作家博洛迪亚·泰特尔鲍姆(Volodia Teitelboim)在其近作《两个博尔赫斯》中披露,主要原因是博尔赫斯1976年对智利的访问。博氏是为接受智利大学授于他的荣誉博土的称号而出访的,当时正是皮诺切特将军统治时期,博尔赫斯访智期间见了那位总统并说了一些支持那个政府的话,泰特尔鲍姆认为博尔赫斯被智利政府所利用,说自己在见到博尔赫斯与皮诺切特握手的场面时,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遗憾地感叹:“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原来是一个可悲的公民。”瑞典王家学院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所以博尔赫斯虽被多次提名,终与诺贝尔奖无缘。博尔赫斯的遗孀玛丽亚·科达马则透露,博尔赫斯在访智之前曾接到某记者从瑞典打来的电话,劝他取消此次旅行,执勘的博尔赫斯回答他说:“世上有两件事最难容忍,一是威胁别人,二是被人威胁。”博尔赫斯于是下决心访问智利。科达马的透霹应该不是虚构,但那真是命运的讽刺;一向把文学与政治分家的博尔赫斯恰恰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与那项文学奖“交一臂而失之”。
    从另一方面来说,正因为博尔赫斯历年被提名又历年被否决,世界各地的博尔赫斯迷们也就对他更加着迷,这又是博尔赫斯现象的一大奇处。从博尔赫斯去世至今,他的传记仍一本本推出,未出版过的作品仍时有发现,他的手稿以极高的价格在欧洲拍卖。博尔赫斯逝世十周年之际,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纷纷撰文、演讲,盛赞这位“二战后最伟大、最博学的教授”、“当代最伟大的作家”,认为:“博尔赫斯在三个方面对西班牙语文学乃至当代世界文学产生影响:一是使西班牙语更具弹性和表现力,二是突出了虚构的意义,三是将短篇小说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博尔赫斯用他那既古典又现代的诗、文、小说,彻底动摇了文学的概念,引发了一场真正的文学革命。”
    博尔赫斯是一个说不完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