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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错把妻子当帽子(萨克斯医生讲故事)[平装]
  • 共3个商家     18.40元~21.32
  • 作者:奥利弗·萨克斯(作者),黄文涛(译者)
  •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第1版(2010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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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508619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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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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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品描述

    编辑推荐

    《错把妻子当帽子(萨克斯医生讲故事)》是一部浪漫的科学传奇,一曲动人的生命之歌!
    《错把妻子当帽子(萨克斯医生讲故事)》最会说故事的神经科医生,带你感受大脑的惊人潜能!
    《错把妻子当帽子(萨克斯医生讲故事)》风靡1000万读者,重印高达15次的畅销人文经典!
    叶永烈(著名作家) 王浩威(著名学者、神经科医师)
    韩林合(北大哲学系教授) 吴岩(科幻作家、北师大中文系教授)
    蔡康永(学者、艺人) 侯文咏(畅销书作家)
    姬十三(学者、科学松鼠会掌门人) 徐来(文化批评人、作家)
    联袂力荐!
    《错把妻子当帽子(萨克斯医生讲故事)》英美最畅销的“神经故事集”简体中文版全新推出!世界上最神奇、最莫测的事物,便是人类的大脑大脑,是人对自身了解最无穷尽、也穷尽不了的地方。人的心灵,比我们以为的更丰富,更生动;人的精神,也比我们估计的更浩瀚,更伟大。每一本萨克斯医生讲述的神经故事,均获得亚马逊网站读者五星好评,且被各大媒体、网站推荐。无论是神经学专业读者,还是普通大众,都能从书中共鸣出心声。萨克斯以轻灵生动之笔触,让科学领域以外的人也能认识科学,在科普世界让人有多重角度的思考。《错把妻子当帽子(萨克斯医生讲故事)》是萨克斯医生的著作中最有名的一部。这本书中的故事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告诉我们,“病”这种东西,未必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缺陷、不适与疾病,会产生出另一些发展、进化与生命的形态,激发出我们远不能预料的创造力。普通读者能通过阅读《错把妻子当帽子(萨克斯医生讲故事)》这些故事感受到人类心智活动的繁复和奇妙,更能以新的眼光重新发现日常与人生。

    媒体推荐

    迷人的文字、温暖的情感、广博的知识,萨克斯为传统的故事带来全新的力量,他的科学故事,将病历变成了优雅的艺术。
    ——《时代》杂志
    一本充满激情和智慧的精彩之书。萨克斯有一种天赋,他可以找到增长我们经验并理解人之为人的方式。
    ——《华尔街日报》
    一部多才多艺的杰作,令人感动。萨克斯于希望被放逐之地找到希望,这种艺术让本书成为无价之宝。
    ——《芝加哥论坛报》
    萨克斯的故事如此动人,它们不仅给现代医学以启示,更给现代人的生活以巨大的启发。
    ——《纽约时报》
    萨克斯作为神经医学专家,对疾病和人同样感兴趣。他以平等的视角,用小说家高超的技巧讲述脑神经病人不为人知的精彩故事。
    ——《出版家周刊》
    萨克斯医生开创了一种迷人的、浪漫的医学故事传统。他以罹患各种神经疾病的人为主人公,故事饱含同情心和丰富深刻的思考。无论对专业读者和普通大众来说,本书都非常值得一读。
    ——《图书馆杂志》
    萨克斯的文笔不逊于任何流传世间的名著。他用自己独特的、审慎的天真以及超乎寻常的好奇心提醒我们:平凡的生活是如此珍贵。
    ——《星期日泰晤士报》
    萨克斯有着惊人的天赋,他的文笔明晰晓畅而又动人心弦,人物刻画精致细腻,让当今大多数的小说家相形见绌。
    —— 《每日电讯》
    萨克斯用他的故事给我们的人生以绝妙的启迪!
    ——《卫报》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奥利弗·萨克斯 译者:黄文涛

    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1933年— ),经验丰富的神经病学专家,具有诗人气质的科学家,在医学和文学领域均享有盛誉。他在牛津大学皇后学院取得医学学位后,于1960年移居美国,在旧金山实习并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度过住院医生时代后,于1965年加入纽约市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后来成为该院神经病学教授,同时就职于该院精神病治疗中心和医护工作中心。他擅长以纪实文学的形式,充满人文关怀的笔触,将脑神经病人的临床案例,写成一个个深刻感人的故事,被书评家誉为本世纪难得一见的“神经文学家”,被《纽约时报》誉为“医学桂冠诗人”。
    萨克斯至今已被牛津大学等11所大学授予荣誉博士称号;常年为《纽约客》、《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专栏供稿。他的这些“神经故事集”,自问世以来,不胫而走,在欧美创造畅销奇迹,使他跻身亚马逊畅销作家行列,该系列不到两年重印十五次,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畅销书,繁体中文版由天下文化引进,在台湾更是持续热卖,坊间热议,屡屡脱销。《错把妻子当帽子》一书是萨克斯医生讲的神经故事中最广为人知的一本,被改编成同名歌剧,在伦敦现代艺术剧院上演。
    奥利弗·萨克斯得过的写作奖项包括霍桑登奖和乔治-波克奖,也是古根汉学术奖获得者。他是美国艺术和文学学会的会员。

    目录

    序 姬十三
    自序
    失去左脑会怎样
    导言
    第一章 错把妻子当帽子
    第二章 永远十九岁的水手
    第三章 灵肉分离的人
    第四章 拼命把自己摔下床的人
    第五章 六十岁才开始使用的双手
    第六章 神秘的幻影
    第七章 倾斜二十度走路的老人
    第八章 她的左边不见了
    第九章 听不懂你说什么,但知道你在撒谎
    激情过分燃烧
    导言
    第十章 百老汇的抽搐之王
    第十一章 唤醒沉睡的爱欲
    第十二章 永远在说故事的人
    第十三章 整个世界与她无关
    第十四章 两分钟内,五十个人“附体”
    时光不停倒流
    导言
    第十五章 昨日重现
    第十六章 六十三岁的不良“少女”
    第十七章 回到印度去
    第十八章 那段拥有狗鼻的岁月
    第十九章 被遗忘复又被记起的谋杀案
    第二十章 能看到“上帝之城”的修女
    心智简单者的世界
    导言
    第二十一章 白痴布道者
    第二十二章 脑子里装了两千出歌剧的人
    第二十三章 完全不懂计算的数学奇才双胞胎
    第二十四章 自闭症画家
    附录 综合参考文献

    序言


    因为写这篇序的缘故,仔细阅读了奥利弗?萨克斯的生平,发现其实我早就与他有些联系。萨克斯的研究理念,可以说师承苏联神经科学家鲁利亚,而这位前辈,曾经因为在大脑皮层功能研究领域的探索性研究,被我三年前的博士论文多次引用。
    四五十年前,关于神经系统可塑性的研究,还远没有现在这么深入,大脑内“神经线路”的联系,一旦固定还能否改变,还没有一个笃定的结论。鲁利亚和萨克斯认定大脑有“卓越的可塑性、惊人的适应能力”,而且这些“不仅仅是在神经或感知障碍的这种特殊(而且经常是令人绝望的)环境下才会出现”,他们主张不单单要面对来问诊的病人,更要看到处在日常生活环境中的病人。这些见地,在当时的情境下,可谓先锋。
    萨克斯和鲁利亚的交情,始于1974年前后的一段通信。那年萨克斯在挪威的一个边远山区,遭遇了一头愤怒的公牛,情急之下他急转逃生,一脚踩空,左腿肌腱断裂,神经损伤,造成了严重的残疾。他慢慢发现这条腿仿佛不再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奇异的遭遇让他以一个病人的视角审视自己的身体和心理。他将之称为“医学的机缘”。正是因为这个机缘,他和鲁利亚讨论起人体的整体机能,关于个体和环境的联系。鲁利亚鼓励说“你正在揭示一个全新的领域”,这样的信件给了他极大的支持。
    萨克斯的这段遭遇,后来被写成《单腿站立》一书,于1984年出版。事实上,从1973年起,他就开始以亲身的医患经历,写作了一系列的“医疗轶事”,《觉醒》、《错把妻子当帽子》,这些都成为世界范围的畅销书。他将病患案例文学化,将虚构与真实融为一体,饱含同情,着力描写患者的各种身心体验,给读者打开一道通往奇异世界之门。这一系列的书,获得了极大成功,被翻译成多国语言。萨克斯目前就职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为顶尖医师的同时,也成为了著名的畅销书作家,被称为“脑神经文学家”,被《纽约时报》誉为“医学桂冠诗人”。
    萨克斯的书中描写了很多例“病感失认症”,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话题。由于中风或其他原因,病人可能无法辨认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甚至觉得那是别人的。他们会在火车上指着自己的手对邻座说:“对不起,先生,您把手放在我膝盖上了。”即便被旁人提醒,这些可怜的病人都很难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对自己身体的错误感知,有时会发展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记得英国《卫报》曾有个记者写到自己的遭遇,他有天早晨起来,感觉“自己跟电视机遥控器一样高”,“脚陷进了地毯里”。此后,他时不时被猛然抛进童话世界:手指变得有半里长,走到街上,路旁的车看起来像威尔士矮脚狗那么大。有时办公的时候,身体突然缩小,椅子变得好大,感觉自己就好像走进了仙境的爱丽斯。还记得阿兰?德波顿描写过一个家伙,他把自己当做一个煎蛋,始终不敢坐在椅子上,后来有个朋友出了个招,在椅子上放了块面包。如此,他终于肯把自己像三明治一样放在椅子上了。
    萨克斯将神经病学的理论和案例深入浅出地写进书里,既轻盈又沉厚。本来,神经病患,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类与自己很少发生关联的遥远而陌生的群体。萨克斯以客观平等的态度看待他们,与他们交流,在书中展现了他们的心灵世界。那是另外一个伟大而奇异的境界。每一个患者,其实都有自己独特的、值得尊重的人格世界,有着我们未必能够达到的宁静和辽远,甚至是通透。
    每一本萨克斯医生的书都可当做非常精彩的医学传奇集。《错把妻子当帽子》展现了24个脑神经失序的患者,这本书大多数讲述的是“白痴天才(或称白痴学者)”的事迹。这些故事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告诉我们,“病”这种东西,未必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缺陷、不适与疾病,会产生出另一些发展、进化与生命的形态,激发出我们远不能预料的创造力。普通读者能通过阅读这些故事感受到人类心智活动的繁复和奇妙,更能以新的眼光重新发现日常与人生。《火星上的人类学家》描写的则是另一种“变形记”。书名同题文写的则是一位自闭症患者、杰出的动物行为科学家谭普?格兰丁。一方面,她有韧性、真诚、坦率、非常敏锐,然而,另一方面,由于病症带来的情感缺陷,使得她在感知情绪时会有障碍,在社交中常感困惑。文中也提到阿斯伯格综合征——因为去年的一部动画片《玛丽与麦克斯》 而让影迷们熟知的病症。阿斯伯格综合征和自闭症的关系,学界尚不是很清楚,两者有类似的症状,例如人际交往障碍、刻板、重复的兴趣、自我中心。然而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更不易被发现,他们在外在表现上很难与正常人区分开。影片中的麦克斯就是一个四十四岁的肥胖古怪的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不擅长交际却又渴望温情。我们自认为是正常的地球人,将这些病人视为“火星人”,其实我们又何尝不被他们当做是“外星人”呢?又何尝不处处表现出怪异的举动呢?这正是萨克斯想告诉读者的。
    萨克斯的“小说”谈的不仅仅是猎奇的故事,他探讨的是人性的无限可能性,人与人之间微妙的超越我们现有认知的关系,他希望“火星人”与地球人相互了解,相互表达。这是萨克斯文学的珍贵之处,也是中信出版社这套书的珍贵之处。
    姬十三(科学松鼠会创始人、神经生物学博士)

    自序
    帕斯卡尔认为:“作者最后写入书中的内容,其实应该放到开篇。”的确,我就是在撰写、整理并编排了这些奇异的故事之后,才选定篇名和两段引言的。现在,我该好好检视自己的成果和目的了。
    引言中的一语双关以及两者的对比,其实就是麦肯齐所说的医生和自然学家的不同之处,这恰好与我的双重身份吻合:我觉得自己既是自然主义者,又是一名医生,对疾病和人类怀有同样的好奇心;也许,我可以大大方方地说,自己是个理论家兼剧作家,同时被科学与浪漫的情怀深深吸引着,也不断在他人身上看到这两点特质。不可否认,动物也会患病,但只有典型病症的患者才会兼具科学与浪漫的特点,深陷其中的病人尤为突出。
    我的工作和生活都与病人休戚相关,患者和他们的病情促使我不断思考。若非生活在这种环境中,我可能不会想得这么深刻。通过这些思考,我提出了和尼采同样的疑问:“说到疾病,我们不禁会问,没有它们我们还活得下去吗?”之后,我不断思考这个问题背后的自然规律。我的病人给我抛出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常常让我重新审视病人。于是,下面要讲述的故事和展开的研究,便自然而然地化为一个又一个的疑问。
    既然是作研究,如何又能讲故事或谈病例呢?希波克拉底提出病史的概念,认为疾病从发端到严重再到陷入危机,乃至最后恢复健康或不幸丧命,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因此,他引入了病历,也就是对疾病的自然发展过程进行描述,“病理①”一词的原意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这种观念。病史虽然也是自然史的一种形式,但它告诉我们的不是某个人的经历、外貌,或他与疾病的抗争史,它不涉及患者本身,就算提到患者时也总是一笔带过(比如:第二十一对染色体白化病女患者),同样的话既可以形容人,也可以形容老鼠。如果想要把承受痛苦和折磨、与疾病抗争的那个人称为“主体”,我们必须援引故事来使病例的描写更加生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看到“病人”,又看到“病症”,才能看到真实的人、患者与疾病的关系,以及和他们肉体的关系。
    高层次的神经病学和心理学还包括了病人的基本状况,患者的个性特征也对疾病产生影响,研究疾病与研究患者本人缺一不可。如何看待这类疾病,以及如何呈现它们、研究它们,的确需要新的学问,我们或可称之为“自我身份的神经学”。因为它要面对的是掌管自我身份的神经基础,是脑与心智最古老的问题。或许,基于某种需要,必须在生理和心理之间有所界定,加以分门别类,但是研究和故事却自然而然关系到这两方面,而且无法切割。当然,这既是我非常着迷的地方,也是整本书想表达的理念。叙述的方式可以把两者的距离拉近,并把我们带到身体机制与生命的交汇点,让我们看清楚生理的变化是如何影响人的一生的。
    作为一种传统,富有人文色彩的医学故事在19世纪达到顶峰,之后就逐渐衰落,随后,客观而冷静的神经学逐渐兴起。卢瑞亚②写道:“19世纪伟大的神经病学家与精神病学家都有着很强的叙述能力,现在几乎找不到这样的人了……必须加以复兴。”他最后的一些著作,譬如《记忆大师的心灵》、《破碎的人》都尝试着找回这种失落的传统。因此本书的每个病例也都力图恢复以前的传统,回归到卢瑞亚所说的19世纪的叙述风格,回到第一位医疗史专家希波克拉底的传统。也就是回到普遍性的和史前的传统:那时的病人总是把他们的故事告诉医生。
    经典的寓言故事总蕴涵着丰富的原型:英雄、受害者、殉难者和勇士。神经病患者集这些人物的特征于一身—而我要讲的故事,则远不止这些。倘若沿用那些虚构的隐喻的术语,又如何为本书中诸如“永远十九岁的水手”之类的奇异人士归类呢?或许我们可以说,他们正在一个我们无从了解和认识的国度里长途跋涉,这就是我为何觉得他们的生活和经历充满传奇色彩;为何使用奥斯勒的天方夜谭这一比喻来做引言;为何在谈论病例时,迫切地想援引故事。科学和浪漫就在此热情相拥,卢瑞亚把它叫做“浪漫的科学”。它们在事实与寓言中汇合了,这个交汇点便是此书中每位患者的生命特质,就像我在《觉醒》一书中提到的一样。
    这是怎样的事实!这是怎样的传说!我们该用什么与之媲美?目前可能还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比喻或神话来进行比较,难道新象征、新寓言即将来临?
    *
    本书中的八篇文章曾经发表过:《永远十九岁的水手》、《六十岁才开始使用的双手》、《完全不懂计算的数学奇才双胞胎》、《自闭症画家》(刊登于《纽约书评》);《百老汇的抽搐之王》、《错把妻子当帽子》、《昨日重现》(刊登于《伦敦书评》),其中《昨日重现》的简写版被称为《音乐的耳朵》;《倾斜二十度走路的老人》(刊登于《科学》杂志)。《觉醒》中罗斯?尺的原型取材于《六十三岁的不良“少女”》,那是我对于患者的最早描述,也是哈罗德、平特受启发而写成的《一种阿斯拉加》中德博拉的原型。(最早是以《左旋多巴引发的无尽乡愁》之名,刊登在1970年春季的《柳叶刀》①上。)关于“幻影”的四个故事,头两篇曾以《病室怪人》之名刊于《英国医学期刊》。两个短篇故事摘自曾经出版的图书:《拼命把自己摔下床的人》摘自《单脚站立》,《能看到“上帝之城”的修女》摘自《偏头痛》。其余十二篇全是新作,未曾公开,皆于1984年秋冬完成。
    我要特别向本书的编辑致谢。首先要对《纽约书评》的罗伯特?西尔维斯和《伦敦书评》的玛丽–凯?维尔摩斯,纽约高峰出版社的凯特?埃德加和吉姆?希尔贝曼以及伦敦达科沃斯出版社的科恩?海克拉夫特致以诚挚的谢意,他们都为本书的润色做了很多工作。其次要感谢我的神经科同事詹姆斯?博登?马丁医生,我给他看了克里斯蒂娜和麦格雷戈的两卷录像带,并且与他就《灵肉分离的人》和《倾斜二十度走路的老人》两篇文章进行了深入探讨;感谢迈克尔?克雷默医生,他是我在伦敦的前任领导,他描述了一个与《单脚站立》非常类似的例子,收录在《拼命把自己摔下床的人》一文中;感谢唐纳德?麦克雷医生,他那个视觉失认症的精彩例子和我的病例不谋而合。我的文章写完两年之后,无意间发现了这个病例,就把它写进了本书的后记。我也要向纽约的好友兼同事伊莎贝尔?罗萍致谢,她与我一起讨论了许多病例,并介绍我认识了克里斯蒂娜(《灵肉分离的人》的女主角)。而且罗萍与自闭症画家荷西很小就认识了,因此,我从罗萍那儿可以了解到很多荷西小时候的情况。
    在这里,我更要对患者们慷慨无私的协助(有些例子是患者的亲人提供的)表示感谢。他们知道自己虽然无法直接受益,还是允许我,甚至鼓励我写下他们的生命故事,希望别人通过学习和了解,或许有一天能够治愈这些疾病。由于个人隐私和专业需要,本书中真实姓名与场景细节和《觉醒》一样都经过修改,但我的初衷在于保留病人对于生活的基本情感。
    最后,我要以超越感激的诚挚,将此书献给我的良师。

    奥利弗?W.萨克斯

    文摘

    第一章 错把妻子当帽子
    皮博士是杰出的音乐家和歌唱家,多年来享有盛名。他在当地的音乐学校任教。在他与学生交流的时候,发生了奇怪的事情。有时某个学生站在他面前,皮博士却认不出是谁,确切地说,认不出面前这张脸。但学生一说话,他就可以通过声音认出对方。类似的场景数不胜数,让人觉得尴尬、困惑,甚至害怕,有时简直就是一场闹剧。皮博士不仅越来越认不出别人的脸,还把物体当成走在街上的人。他如同和蔼的长者一样,轻拍消防栓或站牌的顶部,把它们当成小孩子的头;在家里,他会亲切地和家具上的雕花把手聊天,发现对方没有回答于是惊诧不已。对于这些莫名其妙的错误,大家刚开始总是一笑而过,皮博士自己也不以为意。他向来不就爱讲冷笑话,逗大家发笑吗?他的音乐才能依旧让人惊叹,身体也没有哪里不舒服,他感觉棒极了!那些怪异的举动虽然非常可笑,但也蛮有创意的,应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没必要大惊小怪。直到三年前患上糖尿病,他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皮博士知道糖尿病会影响视力,于是就去咨询眼科医生。医生看完病历,对他的眼睛做了详细的检查。“你的眼睛没问题,”医生作出判断,“但大脑主管视觉的部分可能有问题。这方面我爱莫能助,你需要去看神经科医生。”经过介绍,皮博士来到我这儿就诊。
    他用耳朵“看着我”
    刚见面的刹那,我可以明显看出:他并没有一般的痴呆症状,看上去很有修养,魅力十足、说话流畅,而且富有想象力和幽默感。我不知道这样的人为什么会来看病。
    不过他有些地方是有点奇怪,说话时虽然面对我,却又有点不对劲,那种感觉难以名状。我突然意识到,他不是用眼睛而是用耳朵对着我。他不像一般人那样注视对方,他的视线奇怪地转移,从我的鼻子跳到右耳朵,转到下巴,又移到右眼,好像是在专注地研究这些部位,却无视我整个人、整张脸和面部的表情。我也不太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是有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在他身上找不到与正常人交谈时该有的神情。他正在看着我,在我身上扫描,到底是……
    “出了什么问题?”我好半天才开口问他。
    “我也不知道,”他微笑着回答,“但是大家都觉得我的眼睛有问题。”
    “而你却不知道自己的眼睛有什么问题?”
    “不知道,是有那么点儿……我老犯错误。”
    我出去和他太太聊了几句。当我回来的时候,皮博士正静静地坐在窗口,那样子不像是在观看,而是在神情专注地倾听。“车辆川流不息,”他说,“喧闹的街道,远处的火车,就像一首交响乐,你不觉得吗?你听过奥涅格的交响乐《太平洋234》吗?”
    我心想,多可爱的一个人啊!他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呢?他会让我给他作检查吗?
    “你可以为我作检查了,萨克斯医生。”皮博士仿佛看穿了我心里的想法,平静地说。
    他的右脚是只鞋?
    包括肌力、协调性、反射性在内的神经系统常规检查顺利完成后,我的心也随之放下了,他可能也和我一样。但检查他的反射能力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身体的左半边有一点不正常。我脱掉他左脚的鞋,用一把钥匙挠他的脚心。这个动作看似无聊,却是反射性实验的必要步骤。之后,我起身拧紧我的眼底镜,并要他自己穿上鞋子。出乎意料的是,过了一分钟,他竟然还没穿好鞋子。
    “要我帮忙吗?”我问。
    “帮什么忙?帮谁的忙?”
    “帮你穿鞋啊。”
    “哦,”他说,“我忘穿鞋了。”但是又低声说:“鞋子?鞋子?”
    看起来,他有点困惑。
    “你的鞋子,”我重复了一遍,“你也许该把它穿上。”
    他不停地往下面看,专心地找鞋子,但是目光又不在鞋上,最后他的目光停在脚上。“这是我的鞋,对不对?”
    是我听错了,还是他看错了?
    “我的眼睛,”他把一只手放在自己的脚上,说,“这是我的鞋,不是吗?”
    “不对,那是你的脚。你的鞋在这儿。”
    “啊!我还以为那才是我的脚呢。”
    他在开玩笑吗?他是疯了还是瞎了?如果这是他犯的“不可思议的错误”,那这是我遇到的最不可思议的错误了。
    为避免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我赶紧帮他穿上鞋。皮博士自己似乎一点也不觉得困扰,他看起来非常平静淡然甚至还挺开心。我再次翻阅他的检查结果。发现他的视力非常好,能够轻易地看见地上的大头针。不过如果把大头针放在他的左边,有时候他就找不到了。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这么说,他可以“看见”东西,但是他看见的是什么呢?我翻开一本《国家地理》杂志,请他描述上面的图片。
    他的反应相当奇怪。和看我的时候一样,他的目光总是从一点跳到另一点上,总是注意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他十分关注那些色彩亮丽、形状鲜明的图案,并作出相关评论。但是他没有一次看到完整的景象,他只看到细节,这些细节就好像雷达屏幕上的光点。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始终无法把细节与完整的图像联系起来,始终看不到事物的全貌。不管面对的是一片风景还是某个景象,他都没有感觉。
    我让他看封面,上面画着一望无际的撒哈拉沙漠。
    “你在这幅图里看到了什么?”我问。
    “一条河,”他说,“还有一家旅店,旅店的露台伸出河面。人们在露台上享受晚餐,到处都是遮阳伞。”他一边盯着封面以外的半空中看(如果这也叫“看”的话),一边扯一些不存在的东西,好像图片中缺少的东西让他联想起了河流、阳台和遮阳伞。
    我那时一定目瞪口呆,但他觉得自己已经圆满完成了任务,嘴角挂着一丝微笑。他认为检查已经结束了,起身寻找他的帽子。他伸出手,抓住他妻子的头,想把她的头拿起来戴上。很明显,他把他的妻子当成了帽子!而从他妻子的表情来看,她好像早就对此习以为常了。
    对于发生的这一切,我无法用传统神经学或神经心理学来进行解释。他许多方面的功能仍然正常,但有些功能丧失殆尽,这真是难以理解。他怎么能把妻子当成帽子的同时,却在音乐学校里教书呢?
    连自己都不认得
    我需要作进一步了解和观察,看看他在熟悉的环境里,比如自己家中是什么样子。
    几天后,我到皮博士家里拜访他们夫妻二人,我的手提箱里放着《诗人之恋》的乐谱(我知道他喜欢舒曼)和一些测试认知能力的材料。皮夫人把我带到一间宽敞的房间,这房子令人想起颓废派盛行的柏林。一架陈旧的贝森朵夫钢琴庄严地立在屋子中央,四周布满了乐器架、乐器、乐谱……屋子里还有书、画等,但只有音乐才是重心。皮博士大踏步走了进来,身躯微弯,心不在焉地朝落地钟伸出手。一听到我的声音,他就纠正了自己的错误,走过来和我握手。我们相互问候,又聊了一会儿最近的音乐会和演出。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问他能否唱一曲。
    “诗人之恋!”他赞叹着,“但我看不了乐谱了,你来弹好吗?”
    我说让我试试看。在那架性能非常好的老钢琴上,我这种水平也还听得过去。皮博士虽然上了年纪,却有着费舍·迪斯考般醇厚的嗓音;而且他的乐感非常好,音乐天赋也非常高。看来,音乐学校不是因为怜悯才聘用他的。
    显而易见,皮博士的颞叶完好无损;音乐皮质区也非常好;但是我不知道他的顶叶及枕叶,特别是掌管视觉的那个区域出了什么问题。我从工具箱里拿出柏拉图多面体,打算从这些开始实验。
    “这是什么?”我抽出第一张图问他。
    “当然是立方体了。”
    “好。那这个是什么?”我举着另一张图问他。
    他要求仔细看一下。很快,他有条不紊地说:“十二面体。我看其他的就不必了……二十面体也难不倒我的。”
    显然,他区分抽象形状的能力没有问题,那辨认面孔呢?我拿出一盒扑克牌,王子、王后、国王还有大小王,这些他都能快速认出。但毕竟纸牌是模式化的图案,这样判断不出他看到的是脸孔还是图案。我从手提箱拿出一本漫画书给他看。像上次一样,绝大部分他都说对了。丘吉尔的雪茄、特大号的鼻子,只要抓住关键特征,他都能辨认出来。但卡通图案也有一定的规格与样式,现在要看看他对于呈现在眼前的真实面孔有什么反应了。
    我打开电视,把声音关掉,播放了一部戴维斯早期的影片。屏幕上,影片的情节渐至高潮。或许是对演员不熟悉吧,皮博士没有认出女主角;但令人惊讶的是,虽然戏里面感情热烈、情节曲折,他却说不出演员脸上的任何表情。皮博士完全看不出所以然来,他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也不晓得谁是谁,甚至连角色的性别也认不出来。他对这幕戏的评论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他的表现如此差劲,也许是由于好莱坞电影与现实生活脱节造成的。我忽然觉得,他可能更善于分辨真实生活中的人物。墙壁上挂着家人、同事、学生以及他自己的照片。我选了一堆照片拿给他,完全不知他会如何表现。结果,看电影时发生的笑话再次上演,但这种事发生在真实生活中,就是个悲剧了。他基本上谁都不认识,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他认出其中一个人是爱因斯坦,因为他抓住了爱因斯坦蓬乱的头发和八字胡的特征;另外一两个人也是这么认出来的。“呀,保罗!”他看着他哥哥的照片说,“他的大嘴和大门牙,化成灰我都认识!”但他一眼就认出保罗了吗,还是基于一两个特质才对身份作出合理的猜测?把这些醒目的标记去掉,他再次陷入迷惑之中。这不仅是认识和感知发生故障,他的整个宏观系统都出现了严重问题。在他眼里,即使是再亲近再疼爱的人的脸也都成了深奥的难题。他对这些面孔视而不见。这些面孔他一个也不熟悉,那不过是一组一组的特征罢了,统统都是“它”。由于只对外观有反应,而不是认识某个人,所以他才对谁都没感觉。对我们来说,一个人的脸是他的标志,我们通过这张脸才认识这个人;但皮博士却没有这样一个“人”的概念,他看到的这些都“里外不是人”。
    不认识玫瑰和手套
    在来皮博士家的路上,我顺道去了一家花店,买了一朵非常贵的红玫瑰,把它别在扣眼上。这时我把花拿下来给他。他接过花,当时的样子不像是一般人从别人手中接过一朵花,倒像是从植物学家或形态学家手中拿到一份标本。
    “差不多六英寸长,”他评论说,“有红色的螺旋形状,系着一条绿色的线状物。”
    “对。”我鼓励他,“那你认为这是什么呢,皮博士?”
    “不好说,”他似乎有点困惑,“它缺乏柏拉图多面体的对称性,然而它或许具有更高级的对称形态……我想这东西应该是一朵花。”
    “应该是?”我反问。
    “应该是!”他坚定地回答。
    “闻闻看。”我提出建议。他又是一阵错愕,好像我要求他去闻一个高级对称体。但他仍然礼貌地照做了,将花放在鼻子边上。这一刻,他突然回到了真实的世界。
    “真漂亮!”他赞美着,“初开的玫瑰花,浓郁的芬芳!”然后他开始哼唱:“退色的玫瑰,枯萎的百合……”看来,了解现实不一定非得依靠眼睛,还可以依靠鼻子。
    我开始做最后一项测试。时值早春,乍暖还寒。进门时我把大衣与手套都扔在了沙发上。
    “这是什么?”我举着手套问他。“我能看仔细点吗?”他从我手里接过手套,像刚才检测那些几何体一样,开始检测这只手套。
    “表面平整,”停顿了半天,他才说,“能包住东西,它好像有……”犹豫了一下,他又说,“有五个小袋子,不知道能不能这么说。”
    “是啊,”我慎重地答道,“你已经描述完了,现在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吗?”
    “是某种容器?”
    “对,”我说,“那用来装什么呢?”
    “装该装的东西呗!”皮博士一下子笑了,“装什么都行啊。比如说零钱包,装五种大小不同的硬币,也可以是……”
    他又开始信口胡说了。我打断他的话:“你不觉得它很眼熟吗?你不觉得它正好能装下你身体的某个部位吗?”
    他的脸上依然没有任何灵光闪现。①
    小孩子说不出“表面平整……能包住东西”之类的话,但是任何一个孩子看到手套都能认出来,同时想当然地把它和手联系在一起;皮博士却没有,他觉得那东西很陌生。视觉上,他迷失在一个了无生机的抽象世界里了,毫无疑问,他因缺少视觉上的自我,无法把这世界逼真地呈现出来。他对事物只能略知一二,却无法面面俱到。
    像电脑一样的人
    在谈到失语症和左脑损伤的病人时,杰克逊说他们失去了“抽象性”与“命题式”的思考能力,并将他们与狗相提并论(或者说,用小狗和失语症患者作比较)。皮博士恰好相反,他就像一台机器。他不仅像电脑一样冷漠地看待这个世界,更令人诧异的是,他还像电脑一样机械地拆解这个世界,他使用的方法和主要的特征都与电脑一模一样:电脑本身对现实一无所知,只能通过模式化的程序对事物进行识别。
    即使做了这么多的实验,我还是不知道皮博士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子。他的视觉记忆与想象力是否仍然完整呢?我让他设想,由北门走入某个广场,一路上会经过哪几栋建筑物。结果他列举出的建筑物全都在右手边,左边的一个都没有。接着,我让他想象由南门进入广场。这次他说的也全都在他的右边,恰好是那些刚才漏掉的建筑物;而上次提到的那些建筑物,这次都没说出来。我们可以推断出,他没有看到这些建筑物。这说明他的左边的确有问题,他视觉上的缺陷不仅是外部的,还是内部的,而且同样影响到他的视觉记忆与想象。
    他对内在的高级形象化的事物的反应又如何呢?想到列夫·托尔斯泰全凭想象来塑造和刻画人物形象,我就询问皮博士有关《安娜·卡列尼娜》的事情。他轻易地说出故事梗概,重点的地方都没有漏掉,但角色的长相、视觉上的情节与场景只字未提;他记得人物的对白,却记不住他们的脸;他可以把很多地方说得几乎一字不差,但对原著的视觉描述却是一片空白,而且他的话里没有真实的感觉、想象和情感。可以推断,他也有内在的失认症。①
    毫无疑问,他的问题在于几种特定的视觉功能缺陷。分辨脸孔、景物的能力受到严重的损害,几乎丧失殆尽;辨别事物架构的能力却依然存在,弄不好还有所提高。当我和他下棋的时候,他能够轻易地看清棋盘上棋子的移动。实际上,他轻轻松松就把我打败了。
    卢瑞亚说泽特斯基不会下棋,但是他“鲜活的想象力”保存完好。泽特斯基和皮博士就好像人和其镜中影像,遥相呼应。他们之间最可悲的差别是:卢瑞亚说泽特斯基不屈不挠地摆脱困境,极力想恢复他失去的能力;而皮博士不想做任何努力,也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反而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缺。到底谁更可悲,谁更倒霉呢?是知情的人,还是浑然未觉的人呢?
    疾病带来的礼物
    检查结束后,皮太太招呼我们用餐。餐桌上放着咖啡和一些可口的甜点。皮博士饿坏了,一边哼着小曲,一边享用这些点心。他顺手将盘子拉向自己,流畅而富有节奏地吃了这个又吃那个,整套动作如溪水流动一样富有旋律,简直就是一首歌颂美味的圣歌。这时,门外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巨大的咚咚声。皮博士的动作就这么被打断了,他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也不再吃东西了,脸上一副漠然呆滞的表情,眉头紧锁,眼神迷离地看着餐桌—他不再觉得那是一张摆满美食的桌子。他太太给他倒了点咖啡,浓浓的香味勾住了他的嗅觉,将他拉回现实中来。于是,吃东西的旋律又开始了。
    我不禁担忧起来,他的日常起居怎么办?穿衣洗澡上厕所怎么应付?我跟着皮太太走进厨房,想问问皮博士是怎么穿衣服的。“和吃东西的情况一样,”她解释说,“我把他常穿的衣服挑出来放在固定的位置,他唱着歌就穿上了,没什么问题。他做什么事都唱歌,但是一旦被打断,他就失去头绪了,完全停在那里,衣服变得陌生,连自己的身体也不例外。他无时无刻不在唱歌:吃饭唱,穿衣唱,洗澡唱,做每件事都要唱。要是不把每件事变成歌曲,他就什么都做不了。”
    谈话的时候,我注意到墙上的画。
    “是的,”皮太太说,“他画画和唱歌一样好,每年学校都会展出他的画作。”
    我好奇地逛了一圈,发现这些画是按年代排列的。他早期的作品自然写实、生动活泼,而且全部都是工笔画。几年之后,这种画风的作品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抽象和偏重于几何、立体的手法。最后这几年的作品简直毫无意义—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的—只有混乱的线条与斑驳的污点。我对皮太太发表了上述的评论。
    “哎呀!医生,你太俗气了!”她惊讶地说,“难道你没看出他艺术风格的成长经历吗?没看出他是如何丢弃早期的现实主义,不断成长为抽象派艺术家的吗?”
    “不,根本不是这样的。”我不敢对皮太太这样说,只能自言自语。他的确经历过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和抽象主义的阶段,但这并不是由于艺术风格转型,而是因为疾病不断恶化造成的。随着视觉失认症不断恶化,所有的想象和表达能力、对现实和具体事物的感知能力也在逐渐消亡。墙上展示的画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悲哀的神经病病史。
    但我想,皮太太是不是也说对了一部分呢?疾病和创作之间,冲突是常有的,但两者也可能巧妙地共存。也许在他的立体主义时期里,艺术创作和疾病同时发展,共同合作,从而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既然他表现主义的能力不断弱化,想必在抽象主义的想象力上反而有所增强。所以他对线条、花边、轮廓等构图元素越来越敏感,逐渐用毕加索式的风格去观察、描绘,逐渐把抽象的元素纳入图画中。这样一来,表现主义的风格自然不见了……最后的那几幅画恐怕只剩下难以分辨的混沌了。
    我们回到那间放着贝森朵夫钢琴的大厅。皮博士正哼着曲子,吃着最后一块蛋糕。
    “好了,萨克斯医生,”他对我说,“想必你一定觉得我的事情很有趣。你能告诉我哪里出了问题,并给我一些建议吗?”
    “我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我回答,“但我知道哪里没有问题:你是一位了不起的音乐家,音乐是你的生命。如果要我给你开药方的话,那就是不间断的音乐。音乐一直是你的中心,现在,就让他渗透你的生活吧!”
    四年过去了,我再没见过他。但我常常想,皮博士处理视觉图像的能力莫名其妙地丧失了,非凡的音乐能力却完好无损,他该怎样理解这个现实世界呢?我觉得,对他而言,音乐已经取代了图像能力。他无法进行形体的想象,却可以读懂肢体的音乐,这也是他的动作和行为如此流畅的原因;一旦内在的音乐停止,他就掉进了一种混乱的静止状态。当然外在世界的音乐如果停止了,也会是这样。①
    叔本华在《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一书中说,音乐是纯意志的表现。如果叔本华见到完全失去对表象世界的感知、只剩下音乐和意志的皮博士,他该多高兴啊!
    皮博士的病情日渐严重(他大脑的视觉区有个肿瘤,视觉在不断地退化)。不过谢天谢地,他还能唱歌。皮博士就这样陶醉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并以音乐传授学生,度过他的一生。
    后?记
    皮博士认不出手套为何物,这种失能我们该作何解释呢?很明显,他虽然能作出大量认知性的假设,但始终不会作出判断。人类的判断力是直觉的、个性化的、广泛的、具体的。我们能够辨别存在的事物,是因为它们彼此之间与自身存在关系,而这正是皮博士欠缺的地方(虽然在其他领域,他的判断能力敏捷而准确)。是不是由于缺乏视觉信息,或者视觉信息处理不当造成的呢(古典的结构神经学可能对此有过解释)?还是皮博士的神经信号出现了问题,导致他不能把自己见到的东西联系起来?
    各种解释或解释模式之间既不排斥,也不矛盾,虽然角度不同,但它们能共存且都是对的。不管以直接还是间接方式,古典神经学都承认了这一事实:麦克雷发现缺陷结构,即视觉运作的过程与整合存在缺陷,这样解释不够充分,但间接地承认了这一点;戈尔德施泰因谈到“抽象态度”时直接引述了该观点。但这种经过分门别类的“抽象态度”之说还是不能把皮博士的问题说清楚,准确地说,不能明确揭示出他整体判断力的丧失的原因。事实上,除了“抽象态度”以外,皮博士一无所有;也正是这种荒谬的“抽象态度”让他什么都不认识,谁都认不出来,严重地丧失了判断能力。
    让我觉得奇怪的是,神经学与心理学谈到过很多问题,唯独没有提及判断力,而判断力的崩溃恰恰是造成神经心理失调的根本原因(皮博士的案例比较特殊,更常见的是科萨科夫额叶综合征,参见第十二、十三章)。判断力与身份辨认的能力总是最先受损,但神经心理学却只字不提。
    然而不管是康德的哲学理论,还是经验主义和进化论的观点,都认为判断力是我们拥有的最重要的能力。无论动物还是人,没有“抽象态度”也能好好地活着,但一旦失去判断力就会迅速走向灭亡。判断力是高级生命和智商的第一要件,但机械的古典神经学却忽视它、曲解它。如果追溯这些悖论始于何时,我们可以发现,它们自从神经病学创立之初就已发端,随着神经病学的发展,这些悖论就一直存在并越来越明显。和古典物理学一样,古典神经学也十分机械化,从杰克逊的机械模拟到如今的电脑模拟都能证明这一点。
    不可否认,人脑就像一部机器或一台电脑,古典神经病学中提到的观念也没有错,但构成我们生命本质的“心智”,不仅具有抽象化和机械性的特点,还非常人性化:它不仅能够分辨、归类,还能不断感觉和判断。人一旦丧失心智功能,就会像电脑一样,皮博士就是如此。同样的道理,如果把某个人的感觉与判断功能删除,那他就彻头彻尾地成了第二个“皮博士”,再也不能认识具体的客观事物了。
    通过这样一个既有趣又吓人的类推,可以发现,当代的认知神经学、认知心理学面临的问题,和可怜的皮博士遭遇的困境再相似不过了!我们需要具体客观的现实,皮博士也是;我们的认知科学忽视的地方,也恰恰是皮博士的盲区;和皮博士一样,我们的认知科学本身也患有失认症。不过,皮博士的案例倒为我们敲起了警钟:如果某项科学回避判断(特别是关于个人方面的)并且缺乏人性化,一味地抽象化、程序化,后果将会多么可怕。
    无论是为了进行观察和研究,还是为了找出真正的病因,我都该对皮博士的案例进行后续追踪。然而受到环境的限制,这件事竟成了我最大的遗憾。
    *
    医生们都不愿摊上疑难杂症,特别是像皮博士这样的怪病。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1956年的《脑》杂志上发现一篇非常类似的详细病例,这个发现让我欣喜若狂,也松了口气。从神经心理学与现象学来讲,两个病例非常相似(甚至可以说相同),但是根本的病因(严重的脑损伤)和个人环境则全然不同。该案例的作者认为,他们这个发现“在神经病史上是首例”。显然,他们也和我一样,对自己的发现惊奇不已。① 在这里,我对该案例只作部分引述,并作了简单的修改,有兴趣的读者请直接参阅麦克雷和特罗雷1956年的最初报告。
    该患者是一个年轻人,年仅三十二岁。他曾经经历过一次严重的车祸,三个星期不省人事。“……他抱怨说失去了识别面孔的能力,连他的妻子、儿女都认不出来。”他对每个面孔都感到陌生,唯独记得三张脸,这三张脸都是他的同事的:一个人的眼睛眨个不停,另一个的脸颊上有颗很大的痣,第三个则是因为“他又高又瘦,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麦克雷和特罗雷特别提到,病人只有通过这些典型的特征才能认出他们三个。和皮博士类似的地方还有,他常常通过声音来分辨身边的人。
    麦克雷和特罗雷曾经详细描述,这个年轻人甚至连镜子里的自己都不认识:“在康复的初期,尤其是刮胡子的时候,他常常怀疑那张瞪着他看的脸是不是自己的,虽然他也知道那张脸肯定不是别人的。有好几次,他扮鬼脸、吐舌头,说‘就是想确认一下’。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瞄一眼就知道’,而是要小心翼翼地研究镜子里的脸,然后慢慢地想起来。他凭借头发、脸部的轮廓和左脸的两颗小黑痣来辨别自己。”
    他常常不能一眼认出东西来,但可以先找到一两个特征,然后猜测,当然偶尔会错得离谱。作者特别提到,他识别有生命的物体时相当吃力。
    然而辨识简单形象化的物体,比如剪刀、手表、钥匙等等时,他却从不出错。麦克雷和特罗雷还曾经提到:“他对地形的记忆有点奇怪。他可以找到从家里到医院的路,但是说不出途中经过的街名(与皮博士不同的是,他还有轻微的失语症),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的。”
    显而易见,他对人物的视觉记忆,即使是那些车祸发生前所熟悉的人物的记忆也遭受到严重的损害。行为记忆(或特定的习惯行为)依然保留完好,但人物的面孔和外表却忘得一干二净。经过仔细的探寻,专家发现,他梦里面的视觉影像也消失了。和皮博士一样,这位患者不仅丧失了视觉认识能力,还完全失去了视觉想象力与记忆力等视觉重现最基本的能力(这些能力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具体能力)。
    最后,还要说一件有趣的事。皮博士把他的妻子当成了帽子,而麦克雷的病人也不认识自己的妻子。他索性让妻子找个标记,最好是“……一件显眼的衣物,比如一顶帽子”。
    第二章?永远十九岁的水手①
    想明了记忆在我们此生中有何等地位,那么请让你的记忆流失,哪怕只是零星片断的缺失。失去记忆的生活不能称之为生活……记忆让我们思想连贯、明白事理、产生情感,也是我们行动的原动力。没有它,我们将一无所有……(我只能无力地等待,看着它把一辈子的生活化为乌有,就像我母亲曾经经历的那样……)—路易斯·布努艾尔②
    这段感情深沉而又骇人听闻的话语出自布努艾尔的回忆录,他的话使人想到临床、实用、存在以及哲学等都要讨论的基本问题:如果一个人丧失了大部分记忆,忘记了自己的过去,甚至记不起早上做过什么,这个人会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他会处在一个怎样的世界?他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这随即使我想起一个曾经诊视过的病人,他是诠释这句话的最好例证。他叫吉米·格林,1975年年初住进纽约的“老人之家①”。他看起来英俊聪明,但是记性很不好。他的转院记录较隐晦:不能自理,精神错乱,思想怪异,没有判断能力。
    永远都是十九岁
    吉米长得很帅,友好而亲切,一头卷曲浓密的头发,虽年届五十,身体依然健壮结实。
    “嗨,医生!”他说,“早安!我可以坐在这张椅子上吗?”他总是很和蔼地和我聊天,回答我的问题。他告诉我他的名字、生日以及他的出生地,康涅狄格州的那个小村庄的名字。他深情款款地描述每一个细节,甚至还画了一幅地图。谈及他们家曾经居住的房子,他连那里的电话号码都记得;他谈起他的学校,曾经的校园生活,亲密的同窗,还有他对数学和科学的痴迷;说到他的海军岁月时,他更是激情洋溢。1943年参军入伍的时候,他才十七岁,刚刚高中毕业。由于对工程类学科很有天分,他很适合搞无线电技术。从得克萨斯州一个速成班毕业之后,他就在一艘潜艇上从事无线电报务员助理的工作。他清楚地记得他服役过的每艘潜艇的名字以及它们的使命。他还记得摩尔斯电码,利用摩尔斯电码发报和打字都非常熟练。
    这是一段充实有趣的生活,他对于早期的回忆生动详细,令人动容。然而不知为什么,他的回忆到了某个阶段就戛然而止。他又开始回忆和再现他的军旅生活,从战争结束一直到彼时对未来的憧憬。他爱上了海军这个职业,想为此奋斗一生。但考虑到兵役法的限制,加上朋友们的劝说,他觉得上大学是最好的出路。当时他哥哥在一个会计学院念书,还和一个来自俄勒冈州的漂亮姑娘订了婚。
    因为回忆,吉米得以重温旧梦,整个人显得神采飞扬。但是,他的神情仿佛不是在诉说过去的光辉岁月,而是在描绘现在的幸福生活。让我备感诧异的是,在他的回忆里,从学校到参军的这段日子,句子时态发生了变化:由过去时态改为现在时态。在我看来,他不像是小说中叙述所用的现在时,倒更像是在描述当前的感受。
    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突然在我脑海里闪现。
    “今年是哪一年啊,格林先生?”为了掩饰疑惑,我假装漫不经心地问他。
    “1945年啊,大夫。你猜怎么了?”他仍然津津乐道,“我们打胜了这场战争,罗斯福死了,杜鲁门执政,前途一片光明。”
    “那你呢,吉米先生,你现在几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