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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平装]
  • 共3个商家     24.60元~25.60
  • 作者:克劳斯?布鲁恩?延森(KlausBruhnJensen)(作者),吴信训(丛书主编),何道宽(丛书主编),刘君(译者)
  •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第1版(2012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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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30909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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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在哲学、符号学、社会学、阐释学、控制论科学的跨度之大,令人咂舌。对于《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世界知名传播学者利文斯通如此评价,“在这本集系统性、思想性和启发性于一身的著作中,延森既提供给媒介与传播研究~套激动人心的基本理论,又赋予了我们一套宏大而实用的工具”。

    作者简介

    作者:(丹麦)克劳斯·布鲁恩·延森(Klaus Bruhn Jensen) 译者:刘君

    克劳斯·布鲁恩·延森,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媒介、认知与传播系教授,“计算机与传播中心”副主任,美国富布赖特高级学者;研究领域涵盖传播理论、数字媒介和研究方法论。曾任丹麦首相媒介委员会顾问、挪威奥斯陆大学客座教授等职。担任多部社会科学索引(SSCI)学术期刊编委,包括《传播学学刊》、《欧洲传播学季刊》、《新闻学:理论、实践与批判》、《广播与电子媒介学刊》、《社会符号学》等;担任《国际传播百科全书》传播理论与哲学卷的负责人。发表论著多部。其中,英文论著主要包括《媒介与传播研究手册(第二版)》(Routledge,2012),《媒介融合》(Routledge,2010),《交互界面:∥文化——作为政治资源和美学形态的互联网络》(Claire Harrison,2005),《媒介与传播研究手册》(Routledge,2002),《世界的新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项目成果)(Routledge,1998),《社会符号学视野下的大众传播》(sage PublicalJons Ltd,1996)等。
    刘君,文学博士,福州大学人文学院教师,哥本哈根大学博士研究生,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传播、国际传播与文化全球化、数字媒介与网络社会、影视批评。主持或参与多项国家级和省级课题,包括丹麦国家人文科学研究项目“中国农村的社会与政治组织”子项目“新媒介与中国社会变迁”、“十一五”国家课题“我国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新闻学科子课题等。曾参编四部论著,发表多篇中英文论文于社会科学索引(SSCI)和中文社会科学索引(CSSCI)期刊,包括《当代亚洲研究》等,并被《新华文摘》与《人大复印资料》摘编与全文转载。

    目录

    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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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版序言
    前言
    第一编传播的批判导论传播——核心的观念
    一、传播的目的
    二、案例分析:关于天气的讨论
    三、理论和实践中的交流与传播
    四、本书的梗概
    第二章“我犯错,故我在”——思想史中的传播与实用主义
    一、与经典的交流
    二、重现亚里士多德
    三、康德与若干哥白尼式的转向
    四、皮尔士实用主义
    五、案例研究:诠释社群
    六、语言学转向
    七、一次交流的转向
    第三章产生影响的差异——媒介与传播研究的科学与艺术
    一、学科的冲突
    二、意义存在于何时?
    三、案例分析:三种产生影响的差异
    四、从信息到意义
    五、传播——介于传输与仪式之间
    六、施为性与交互性
    七、传播的范围
    八、可控制的媒介
    第二编三个维度的媒介
    第四章媒介物质——传播的物质条件
    一、最初决定论
    二、三个维度的物质载体
    三、案例分析:三级传播
    四、从物质到媒介
    五、第四维度
    第五章媒介意涵——传播的话语、体裁与形式
    一、媒介曾是讯息
    二、媒介与形式
    三、网络中是否存在着一个文本?
    四、案例分析:搜索媒介
    五、三个维度的元传播
    六、转化与变迁
    第六章媒介制度——介于行动与结构之间
    一、“启发思维的制度”
    二、传播的二元性
    三、案例分析:手机传播中的“移动”是什么意思?
    四、交流的权利
    五、保留部分的权利
    第三编媒介与传播研究的双重诠释
    第七章科学的媒介——从事传播研究
    一、科学的符号
    二、新媒介,老方法
    三、信息和推论
    四、案例分析:普遍性的归纳
    五、最终的统一
    第八章传播的未来——介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实用主义
    一、“没有什么东西比好的理论更为实用”
    二、实践中的理论
    三、现代主义的实用主义
    四、后现代主义的实用主义
    五、案例分析:漫画传播
    六、第三条路径
    参考文献
    译后记

    文摘

    版权页:



    插图:



    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人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对于上述问题进行了重构。他(1983)提出了最终决定论(determination in the final instance)与最初决定论(determination in the first instance)的区别框架。在重新评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霍尔质疑了绝大多数的批判性理论不加分析地采纳社会经济基础从根本上既决定人类生活,又决定人类如何创造历史的观点的做法。与之相反,霍尔一方面承认经济基础与物质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类行为与社会交往,另一方面强调技术的发明在社会运用中具有相对不确定性和可变性。技术具有产生意料之外,甚至无法预见的深远影响的潜能。
    举例而言,在过去十年间,手机短信息服务(Short Message Service,SMS)成为推动移动通信技术风靡全球的关键因素(Castells,Fernandez—Ard色val,Qui,& Sey,2007)。然而,鲜为人知的是,短信息在发明之初只是作为一种单向服务,它被服务提供商用于告知消费者有等待接收的语音信息(Gow & Smith,2006:55)。这跟今天短信息的双向交互的传播形态大相径庭。尽管短信息已经成为移动传播第一畅销的服务,但无论从技术的潜在可能,还是总体的盈利驱动来看,都无法对今天短信息的风靡做出解释。因此,技术因素(以及经济因素)充其量是为收发短信息的社会行为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种物质的潜在最终都将通过一种社会形式得以实现。格里戈里·贝特森则认为,不同物质得以实现的特定方式形塑了物质之间的差异,并且影响着消费者的日常交流和服务商的盈利情况。从上述观点出发,最初决定论隐喻着一种对待传播的物质基础的不同的、或者说否定的观念。虽然新技术重新划分了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界定,但它并未准确地预测什么能够成为可能。因此,技术的社会应用必须植根于物质;这种应用往往需要经历一系列漫长的、累积式的发展,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与重构,并且经历“文化的创造”(culturally invented)(Carroll,1988:143)。这正如泥土变成石碑,金属形成模具,电磁演化为广播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