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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济学大师们[平装]
  • 共2个商家     35.30元~37.24
  • 作者:托德?布赫霍尔茨(ToddG.Buchholz)(作者),黄延峰(译者)
  •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第1版(2012年6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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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508633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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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经济学大师们》编辑推荐:两个世纪以来,那些故去的经济学大师给我们留下的闪光智慧;一部有温度的200年经济学历史的纸上纪录片!《经济学大师们》就像一部有温度、有质感的黑白纪录片,不仅清晰地梳理了数位历史上有分量、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思想和经典理论,生动地讲述了他们的人生故事,而且用一定的笔墨,介绍了此大师与彼大师的个人关系以及在学术观点方面的交锋,将一幅比较完整的经济学人和经济学思想的历史画卷,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

    媒体推荐

    如果你今年只读一本经济学的书,读这本。
    ——劳伦斯?萨默斯,前美国财政部长,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对于希望在谈论经济学和世界市场时显得很博学多才的外行读者来说,本书值得一读,令人愉快,富有价值。
    ——《国家评论》
    对仍然富有生命力、给我们带来繁荣的经济思想来说,这是一本很有必要的指南,是一部上乘之作。
    ——小阿尔弗雷德?梅拉伯,《理解新经济》的作者
    用闪闪发光的智慧照亮了经济学。
    ——美联社
    既有效果又有趣味,应该大力推荐。
    ——《图书馆杂志》
    用能够理解的、日常的观察视角成功地表述了宽泛的经济理论和哲学。
    ——《书目》杂志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托德?布赫霍尔茨 译者:黄延峰

    托德?布赫霍尔茨,一位在国际上受人称赞的经济学家,曾经担任白宫经济政策主任。他还是富有传奇色彩的老虎对冲基金的经理人,拥有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经济学和法学的高级学位,在哈佛大学教授经济学。
    他著有《经济学的第一堂课》、《昨日CEO的明日智慧》和《未来市场的九大震撼》等书。

    目录

    序言 IX
    修订版序言 XIII
    第一章?经济学家的坏名声由何而来?
    重商主义与现代经济学的起源 007
    经济学家真的一无是处吗? 009
    第二章?亚当?斯密:自由市场与“看不见的手”
    亚当?斯密首先是位哲学家 019
    经济学测验只能得50分的重农主义者 021
    驱动经济发展的只能是利己动机 024
    自由市场中有只“看不见的手” 027
    20个与4 800个的天壤之别 029
    一支铅笔背后的国际贸易故事 032
    自由市场与普通人的幸福生活 036
    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下,政府应当扮演什么角色? 038
    当下他的思想再度流行 045
    第三章?马尔萨斯:一个悲观的人口预言
    从乌托邦的美梦中惊醒 051
    惊世骇俗的人口增长预言 053
    被历史抛弃的预言家 060
    世界末日离我们还有多远? 062
    移民带来的是威胁还是机遇? 068
    全球变暖的结果有多可怕? 071
    第四章?大卫?李嘉图:最富裕的经济学奇才
    比较优势理论——一人捕鱼,另一人盖房 079
    自给自足不是发展经济的最好选择 082
    经济的未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087
    永远供过于求的商品是不存在的 095
    第五章?约翰?穆勒:大多数人的幸福捍卫者
    功利主义与幸福的计算公式 106
    当推理机器出现故障 110
    “不做吃饱喝足的猪” 111
    以归纳法与演绎法来探讨生产与分配问题 114
    以实证法和规范法来确立税收和社会福利制度 117
    战胜了风车的勇士 123
    第六章?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有自己独特的时间表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课程的开始 132
    当经济学遭遇进化论 136
    经济时间不同于物理时间 139
    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是如何作出的? 146
    需求弹性就是我们对商品价格的敏感度 150
    贫困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153
    第七章?从凡勃伦到科斯:事关社会与法律制度的经济学
    穷小子和旧制度学派 160
    炫富心理与凡勃伦效应 162
    工程师和商人,孰优孰劣 166
    加尔布雷斯对广告的严厉批判 170
    新制度学派与法律经济学的兴起 175
    第八章?梅纳德?凯恩斯:带领人们走出大萧条的救世主
    放荡不羁的通才 192
    战争与和平的经济代价 196
    1929年大萧条和古典经济学的落幕 197
    用乘数效应撬动经济复苏 202
    物质的充裕会让我们一直幸福下去吗? 211
    第九章?米尔顿?弗里德曼:向凯恩斯宣战的货币主义者
    货币供给量与货币流通 216
    凯恩斯让货币学派黯然失色 219
    幸运之神站在了弗里德曼一边 224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230
    谜一样的货币流通速度 232
    学术争论让经济学历久弥新 234
    第十章? 詹姆斯?布坎南:从经济市场中的个人选择到政治 市场中的公共选择
    特殊利益集团是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243
    政府为何要进行行业管制? 246
    精简政府机构不过是一句实话而已 248
    退休后,谁来为你的养老金埋单? 254
    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咬合 256
    凯恩斯对现代政府的定义 258
    不切实际的政治理想 260
    政治上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 265
    第十一章?理性和非理性:一个匪夷所思的现实世界
    股票经纪人应当去做管道工 276
    因华尔街而获诺奖的经济学家 279
    锋芒毕露的理性预期理论 283
    预期模型失效了 286
    行为经济学帮我们作出理性的选择 288

    后记 293
    致谢 305

    序言

    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文森特?凡高就绘制了28张自画像。我避免采用这种自省方式,而且设法让我的两只耳朵还能挂在我的脑袋上,不想被割掉。1989年年初,我把本书初版手稿交付给E?P?达顿出版社,出版社的编辑打算出精装本,之后我就没有再读过本书。我猜想某些作者会重读他们的著作,可以经常回忆起遣词造句的熟练技法和先见之明的想法。我没有重读我的著作,而是在随后的10年中持续地观察世界经济,为的是看到本书的观点和伟大经济学家的思想是如何经受住考验的。此次的修订版受益于我从担任白宫经济学家、华尔街顾问和投资基金经理的高度,以及从为人父的角色出发对经济趋势和经济危机的悉心研究。当我写作本书第一稿时,这些身份我还一个也没有。
    世界的变化是惊人的,多数变化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新药品、新技术、更多的就业、轻度的通货膨胀和较低的犯罪率给美国带来了福音。1989年,我们还没有互联网,没有防止脱发的药物,汽车安全气囊的数量也很少,对失业率下降到5%以下不抱希望,也不幻想美国的股票价格能在20世纪90年代增长两倍以上。在发行本书第一版的那些年里,我们的所见所闻也证明了这样一种现象,我称为“剪刀经济”。技术已经发展到让美国人可以不必利用中间商就能够购买到许多商品。如果互联网能让人们一边比较一边选购,谁还需要一个股票经纪人或者保险代理人呢?几秒之内,你可以直接从阿拉斯加购买红大马哈鱼,或者购买一张去非洲国家马里通布图的机票。消费者要比从前具有更大的掌控权。随着电缆、卫星、光纤和无线技术围绕着电视、电话和计算机业务展开竞争,即使过去的垄断性公共事业也已经垮掉了。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有一个广告的出现特别引人注目,这是一家新成立的电信公司自吹自擂的广告,大幅的画面描绘的是列宁的塑像,只不过在他的脖子上绕着一条绳子,标题文字是“帝国无永恒——让你为维修人员等上5个小时的公司更不是永恒”。
    有3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对世界和平来说,最具有积极的意义。柏林墙轰然倒塌,让成千上万的东欧人从此摆脱了单调乏味的工作,投身于竞争性的市场。在市场的大潮之中,很多人获得了成功,其余的人还在挣扎求生。柏林墙倒塌之后的几年内,因为新解放的思想寻求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捷克和保加利亚版的这本书面世。其次,日本经济改革使其自身从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威猛巨人变成了20世纪90年代的一个谦恭侏儒。主要原因是东京股市崩盘。2007年的日经指数跌至17 000点,而1989年的日经指数却攀升到了39 000点。那些对优秀的日本管理技术的所有描述又该作何解释?再次,中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它的制造企业大量生产,产量超过了除美国和日本之外其他国家的总和。
    俄罗斯经济的崩溃
    随着苏联和美国发起冷战,洲际弹道导弹已经各就各位,并且互相瞄准对方,时刻准备着摧毁人类。许多地缘政治战略家认为一个僵持的均衡,或者说一个“稳定的冷战”是一个好的结局,这种局面很有希望会延续到21世纪。罗纳德?里根确定无疑是最乐观的冷战斗士,连他都没有想到苏联会像1989年后那样迅速而平和地瓦解。他的许多顾问以及差不多所有他的反对者都强烈要求他审慎行事。当里根恳求当时的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拆毁这堵墙”时,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对这一强有力的却又是天方夜谭式的大胆提议表示无法接受。为何要激怒苏联这只大“熊”,并且要求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事实证明,这头“熊”并不是那么强壮,而且这一任务也不是那么遥不可及。仅仅几年之后,东柏林的人和西柏林的人就带着镐头和锤子来到柏林墙进行通宵庆祝,他们的收音机高声播放的是年轻的、使人精神振奋的美国摇滚乐曲。类似的欢庆活动在华沙、布拉格和布达佩斯也有举行。
    在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的大胆领导下,联邦德国接纳了民主德国,用慷慨的财政礼物为民主德国的居民提供资助。今天,民主德国的居民仍然比他们同一个国家的“表兄堂妹”们挣的钱要少,但他们的的确确适应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波兰、捷克和匈牙利也在竭力进行自身的经济改革。尽管经济仍然动荡,民主选举却在继续强化市场取向的政策,并且埋葬苏联的意识形态。格但斯克是波兰团结运动的发源地,在最近去那里参观期间,我对波兰年轻人所具有的企业家才能印象深刻,他们在整个波罗的海的港口城市都开设了商店。在布拉格和布达佩斯,还有塔林和爱沙尼亚,人们的生活色彩缤纷、生气勃勃,再也不是原先毫无生气的单调灰色。
    在俄罗斯,发展之路崎岖不平。1998年,俄罗斯看上去已经丧失了经济活力,因为卢布贬值大半,恐慌的抛售者又推波助澜,使得俄罗斯的股票市场遭受重挫,哀鸿遍野。持有俄罗斯债券的外国投资者可以把它们当墙纸用。为什么俄罗斯的资本主义试验会失败呢?在通向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上发生了一件不是太有趣的事情:这个国家走了一条危险的弯路,从而进入了“裙带”资本主义,在这种体系中,以前公有制时期的老板充分利用了他们的关系,变着法地把以前的国家垄断转变成了他们可以继续加以控制的私人垄断。矿业公司的经理们通过火车、卡车走私贵重金属,甚至将其塞进风衣的口袋中携带出境,从而为他们聚敛了财富。苏联警察的铁腕丧失了控制力,并且这个新生的推行民主政治的俄罗斯只有一个脆弱的法律体系来处理犯罪问题和解决商业纠纷。莫斯科的高级夜总会里充斥着新近富裕起来的诈骗钱财之徒,这里更像是在阿尔?卡彭控制下的芝加哥,而不像是一个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身价过亿的大亨们建立了他们的私人保安队伍。而且,总统鲍里斯?叶利钦所领导的政府找不到强制这些财富巨头们缴税的办法。因此,俄罗斯政府迅速积累了巨额的财政赤字,被迫通过向外国人出售债券而从他们手里借钱。1996~1997年间一个疯狂的股市泡沫形成之后,这个国家看起来腐败、无力偿还债务,而且随时会爆发危机。因此,俄罗斯人和外国人偷偷地将他们的钱从这个国家转移出去,新中产阶层逐渐获得的不太多的一部分财富也就缩水了。
    这里面有教训吗,或者仅仅是一个令人沮丧的故事?俄罗斯于1998年的经济崩溃告诫我们,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可靠的法律体系之上。自由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完全的混乱无序,它需要有基本的规则。没有法院保证合同的效力,没有警察惩罚黑手党成员,并且没有机构收税,俄罗斯走弯路进入裙带资本主义无异于一趟死亡之旅。在西方国家,人们称法律是盲目的,而俄罗斯的问题是它对法律盲目。当然,俄罗斯过去也曾失败过,但整个20世纪就是经济的失败史。在参观像圣彼得堡和在乌克兰的敖德萨这样的古城,并且目睹激动人心的19世纪建筑和让人惊叹的歌剧院之后,你就会明白,苏联的问题不是它能不能赶上资本主义,而在于它连1917年的标准都达不到。让我们期待在21世纪发生一场新的俄罗斯革命,一场既能为经济解放又能为法治找到归宿的革命。
    日本经济的大萧条
    当我撰写本书第一版时,学者和记者们正在给日本戴上世界经济之王的桂冠。《日元!日本的新财政帝国及其对美国的威胁》和《颠倒乾坤:我们如何把自己的未来交给日本》之类的书籍描绘了这样一幅画卷:日本将要称霸世界,美国人要做的是只能从事薪水低一点的工作以求收支平衡。日本的投机商收集凡高、莫奈的作品以及购买高尔夫球场的会员资格,似乎它们只是象征着一些纪念品而已。他们尽量购买洛杉矶市区的中心地段以及夏威夷最好的房地产。日本的银行控制了金融业,并且经分析家计算得出,东京帝国大厦下面的土地要比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所有土地还要值钱。一位杰出的日本政治家写了一本抨击美国霸权的畅销书《日本可以说不》。如此一个经济强国何以走向衰败呢?结果证明,日本的投资者并没有能够点石成金,而是把珍贵的资产变成了不值钱的小玩意儿。伴随着东京股票市场毁灭性的滑坡,印象派画家的油画价格随同夏威夷的不动产价格一起跌落了。他们在电影公司上的投资留给他们的是惊人的巨额亏损,因为狡猾的好莱坞制片人已经把他们榨干了。返回头再看日本,由于房地产价格和收入下降,狂妄自大变成了谦卑和恐惧。1998年,利率降到了零,意味着你可以从政府手里免费借到钱。只有一件事是上升的,那就是失业率。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很快就有了答案:日本中央银行在1989年提高了利率,有意戳破了股市泡沫。但是,那并不能解释接近10年的经济衰退。有两个元凶浮现在我的脑海。第一,日本政府鼓励它的主要公司控制制造业,而此时美国正在转向服务业,如金融业和医疗保健业。尽管日本银行在世界经济中占有规模上的优势,但它们在营利能力和复杂精密的金融产品设计上却落后很多。从股票指数基金到复杂的衍生品,许多新的金融产品都是美国或英国创造出来的。为什么日本不能开发这些产品?因为在本国,它们面临的竞争压力小。日本大藏省(2001年1月分解为财务省和金融厅)保护保险公司免受储蓄银行的伤害,同时又保护储蓄银行免受法人银行的伤害。然而在美国,这些行业面对的却是相互之间残忍的竞争,日本政府却创造出了“藩”,企业躲在官僚主义的樊篱之后安然无忧。大藏省基本上是强制家庭将他们的钱存放到收益低得可怜的银行账户,从而让公司成了“受制听众”。亚当?斯密应当能预见到它的发生,由于他们让本土市场处于波澜不惊的状态,从而让他们在现实世界里进行搏杀的能力受到了损害。
    第二,在信息技术方面,日本也显得势单力薄。当我的一个日本朋友第一次接触互联网,并且注意到几乎所有的网页都是英文时,他摇摇头说道“我们有麻烦了”。尽管日本在制造产品如电子产品方面成功地赢得了市场份额,却发现产品价格受到了来自韩国和马来西亚工厂的冲击。很快他们就放弃了拼杀,并且关闭了日本的工厂,去中国开办了更廉价的工厂。“终身雇用制”的概念宣告死亡,这使工作中的男女老少的自信心备受打击。日本评论员称这一现象为“甜甜圈”经济,因为日本的经济已经变得中空了。
    这些结构性缺陷与无力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相伴而生。从本质上讲,日本银行等待降息的时间过于漫长,并且日本的大藏省在经济衰退期间又提高了税率。凯恩斯(见第九章)在大萧条期间告诫世人:当经济每况愈下时,你不应当惩罚消费者。直到现在,这一启示显然还没有在日本深入人心,虽然从1991年开始,本书第1版在他们那里就能买到。
    中国经济的崛起
    自1990年以来,中国的崛起成就非凡,但也有点可怕,因为它的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10%的增速在增加。如果你阅读美国的财经报刊,你会看到几乎世界经济的每一次短暂停滞都会归因到中国身上。油价高?中国肯定在囤积石油。利率低?中国一定在大量抢购美国的中期国债。制造业的工作岗位较少?肯定是让中国抢走了。的确,中国已是当代全球经济中一股庞大的力量,尤其是在考虑到仅仅25年前这个国家在经济上还是体弱多病时,更是如此。尽管目前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取得了胜利,但接下来的10年将对它构成极大的挑战。当中国不得不用较少的年轻工人来养活较多的老年人时,它便撞上了一堵人口墙。这个国家快速上升的中产阶层的消费将更多地用于国外旅游、卫生保健和奢侈品的购买。当民众从穷人步入中产阶层,他们渴望得到3件东西:汽车、蛋白质(肉和谷物)和医疗保健。这为外国人在中国销售商品提供了巨大的机会。有钱后换车的行动已经起步,你会看到北京的街上塞满了汽车,这些汽车喷着尾气,并且挤占了通常是自行车的车道。未来的中国将会成为实现全球繁荣的一股稳固的、迷人的和充满希望的力量。
    态度胜过纬度
    包括许多经济学家在内的多数人在对一个国家的经济进行思考时,就好比是一个购房者考虑购房一样。哥斯达黎加很是酷热难耐呢!委内瑞拉有石油是多么幸运啊!去澳大利亚购房又不会带来什么好处,真遗憾呐!“位置、位置、位置”,这种陈腐的思想可能对在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购买一套仿殖民地时期式样的三居室会很奏效,但在分析一个国家时它简直毫无价值,请允许我以墨西哥为例。墨西哥恰好与美国接壤,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但它并没有获得发展,美国的财富和技术也没有因此而减损很多。现在来看繁荣的澳大利亚,即使你在洛杉矶机场换乘飞机之后,也就只要12个小时的航程!这里原本是罪犯的流放之地,他们是乘坐漏水船只航行到此的。
    经济学教科书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用于关注“要素禀赋”,该理论告诉我们:如果上天赋予大量的矿藏和自然资源,这个国家就有很大的优势。真的吗?中国香港就是一堆岩石巨礁。荷兰就是下沉的威尼斯,只是没有迷人的桥梁或意大利式的冰激凌,可是在17世纪,它却超越了禀赋较好的邻国。然后是今天的以色列,它可是上帝选择的子民在此居住,但上帝却选择不给他们一滴石油,而在阿拉伯半岛却遍地是自喷的油井。读读马克?吐温对干旱空旷的不毛之地的描写吧:以色列的土地天生就长不出足够的绿色植物,连晚餐盘子中的一小根香菜也不会有,然而在那里蔬菜却遍地开花了。在经济发展的竞赛之中,你会把赌注压在哪一边,是拥有百万吨自然赋予的锌矿资源的国家?还是智商得分高出数个点,并且思想可以自由传播的国家?
    自然禀赋的极大丰富甚至可能会是诅咒。非洲许多地区的地下满是金属,可是经济发展却很缓慢,因为寡头政治的执政者紧握权力,他们阻止资本在社会上的散播。回想一下教科书中展示每个国家的自然资源的地图册。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时,我总是觉得不公平,因为苏联似乎拥有所有极好的东西,甚至有铝土矿,这听起来有点神秘,它是地球版的氪星石。但是,苏联的体制却是点金成石。它把珍贵的金属和肥沃的土壤变成了饥饿和贫穷。回归到1 500年前,当时的元朝正在烧制花瓶,中国拥有抢先英国进入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所有技术,但当时的官吏对待贸易和资金流动的态度是重重地一脚踩死。因为苏联的“左派”拒绝相信“态度战胜纬度”,他们对苏联70年的“恶劣天气”感到遗憾,并以此作为经济发展缓慢的借口。正如罗纳德?里根说的那样,苏联的农业只在4种情况下不正常:春天、夏天、冬天和秋天。
    那么,什么是最应该考虑的呢?是态度,而不是纬度。最能说明一个国家态度的可能要算从经济学大师那里“悟出道理”的智慧了。
    经济思想史告诉我们,成功经常也会导致饥饿,也会让人变得谦卑和柔顺。而这正是你在下面章节的字里行间要加以体会的。
    20世纪90年代给了我们许多新的机会来验证经济学大师的智慧,并对他们的思考进行评价。现在,21世纪正在提出它自己的挑战,而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就在这里,等着助我们一臂之力。

    后记

    穿透乌云的希望之光
    自从亚当?斯密以来,我们经历了很长一段经济思想的发展之旅。这条路是如此漫长,经济思想发展得又如此快速,以至于我们就像是滑着旱冰浏览卢浮宫里陈列的几个世纪的杰作一样,刚好还有足够的时间一瞥蒙娜丽莎那让人迷惑不解的微笑。给可怜的经济学家一点同情吧。他被寄予厚望,认为他可以从盘根错节的经济思想史中把“真理”挑选出来,之后自信满满地向总统建言。
    即便是最聪明的脑袋也会让经济学弄得晕头转向,这一点似乎才是不变的“真理”。自吹自擂会招致惩罚。傲慢的经济学家会从取代普罗米修斯的位置中汲取经验教训,老鹰会啄食他们的肝脏,直到他们学会谦卑。为什么经济学难倒了那么多人,甚至吓跑了更多的人?和生物学家不一样,经济学家不能利用准确监控的对照组来进行科学实验。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自然科学都有对照组。天文学家也没有多余的月亮样本供他们利用,跟经济学家处理一个家庭主妇的随机样本没有什么两样。但至少天文学家不必担心那个星球会突然地像消费者那样表现出反复无常。天文学家预测了哈雷彗星何时再次出现,所以他们在预测方面有着相当良好的记录。而经济学家在预测家庭储蓄率方面,则有着相当差劲的记录。在苏联曾有一个笑话,有人问“共产主义是生物学家发明的,还是政治家发明的”?“当然是政治家。生物学家会先用小白鼠做试验,看看可行不可行。”不幸的是,小白鼠也不能给经济学家太大的帮助。小白鼠可能在循环系统方面与人类的相似,但经济学不只是解剖,更多的是一种思想问题。
    经济学并不像亚当?斯密和他的一些理性传承人尝试描述的那样,是一门精确定律的学科,也许可以说它是一门关于趋势的学问。除非当炫耀性的凡勃伦商品进入市场,否则较高的产出通常意味着较低的价格。除非是对通货膨胀的恐惧将利率推高,否则较多的货币供给通常意味着较低的利率。除非当“动物本能”使投资者产生恐慌或者兴奋,从而造成投资的突发性振荡,否则股票价格通常代表着对未来现金流的理性预期。除熊彼特所谓的“超人式”企业家能够获得超额利润外,投资人通常会冒险投资,直到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些并不精确的破坏科学方法的力量并不一定是非理性的(即疯狂的)。它们可能是不理性的和不可预知的,就如同在量子物理中,电子的运动并不疯狂,它们却对我们建构原子模型的方法提出了挑战。作为经济学家,我们还没有理解所有的事。另外,故意嘲笑入选“名人堂”的杰出经济学家发现的趋势会招致经济灾难。价格补贴、贸易保护主义、听之任之的污染政策很快便会产生高物价、高税收和污浊的空气。尽管有好与人争论的名声,但很少有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会建议采取上述政策。
    做一名经济学家并不容易。像往常一样,凯恩斯找到了最为亮丽的词句来描述经济学大师,称他们“必须像艺术家一样超然脱俗和公正纯洁,不过,有时也要像政治家一样流于世俗”。国王的文臣武将全都满足不了这个职位的要求。
    本书所考察的经济学家没有一位能够在一般与特殊、未来与现在或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完美无瑕的平衡点,也没有人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方面表现得同样惊人。他们的能力是有边界的,其中有些人是非常明白这一点的。
    然而,他们都知道一件事:他们不能忽视政府和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亚当?斯密猛烈抨击政府支持行业协会的贸易限制,马尔萨斯则主张《济贫法》会加速贫穷,李嘉图警告说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将英国带入一个新黑暗时代的深渊,马克思认为政府只是剥削和压迫的工具,凯恩斯则试着摇醒在危机之中沉睡的政府官员。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尽管极端主义者在孤独地呐喊,我们已经知道政府未必就是邪恶的或善良的。虽然政府的政策有时会起到拯救的作用,有时会带来恐怖的后果,但他们既不是救世主,也不是撒旦。
    虽然我们在前面所研究过的每一位经济学家都有其不同之处,但他们都一致地警告我们:面对政治压力,政府总是会采取毁坏良好经济状况的措施。美国国会议员可以将整个职业生涯用于安慰和安抚那些愿望良好的经济政策的受害者。国际贸易自由化伤害了某些国内生产商,低通货膨胀率伤害了贷款人,低利率伤害了债券购买者,技术创新伤害了某些工人,而对污染征税则伤害了厂商。
    不要受到诱惑,认为愿望良好的经济学给受害者造成的损失会完全抵消受惠者得到的好处。愿望良好的经济学不是一个“零和”博弈,就像从佩特拉那里得到钱付给波拉一样。事实上,我们可以给愿望良好的经济学下一个定义:即便有人因此而蒙受损失,但在整体上它是产生正收益的政策。
    因为即便是愿望良好的经济政策也常常会有人成为受害者,经济学家就很难说服民主政府采纳好的建议。愿望良好的经济学可能并不是受人欢迎的经济学,特别是就短期而言更是如此。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和较多的投资带来的影响,可能要假以时日才能表现出来,特别是通过电视画面上落寞的农民和抑郁的房主表现出来(这些房主在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期间享受到了急骤增长的资产价值,到了20世纪80年代又因为通货膨胀趋于缓和而经历了艰难的岁月,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早期他们又开始享受资产价值的猛增)。遗憾的是,相对于宣传快乐而平和的画面来说,媒体一般偏爱短期爆发的扭曲而激烈的影像。
    愿望良好的经济学,不可能在专业媒体人称为15秒的“原声插播”中表达清楚。在15秒内,某集团众多说客中的一个就可以彻底打垮一位公正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真正需要的是如何使用标语口号和如何撰写时事评论小册子的经验,而新闻节目需要的则是耐心地倾听不同的主张。
    不过,我们还是实在点吧。在很大的程度上,媒体只不过是反映了观众对麻辣趣闻的需求罢了。很显然,人们喜欢看可怕的新闻故事,就像他们爱看恐怖电影一样。出现荒唐的新闻节目这种过错,有一些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不能对市场经济表示同情,然后再苛责广播电视网迎合大众。
    作为大众的一分子,对于经济文献,我们至少存在3种心理障碍。首先,我们喜欢信息的一闪而过。其次,我们喜欢结果立现,并且很快失去耐心。凯恩斯有一点错了。从长远来看,我们或者至少我们的子孙后代还没有死。如果我们屈服于今天的每一个强烈要求,我们留给明天的就是一无所有。如果我们不知道储蓄,如果我们一味地借钱,如果我们今晚跳舞跳得太愉快,那明天将会是漫长而又艰难的一天。只有当人们有长远打算时,社会才会繁荣。这并不是说一个由小气鬼组成的社会会更加繁荣兴旺。中世纪的人对于天堂和来生的痴迷可能会使他们逐渐丧失在现世进行创新的动力和追求卓越的努力,而活在当下的我们却把今晚当成千禧年的欢乐时光并因此欣喜不已,全然忘记了明天和后天。
    再次,尽管我们关注短期,我们发现难以辨别何时是“美好时光”,即使我们已身处庐山之中也未必识得它的真面目。经济上的快乐,并不等于暴富。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经济事件,但也只不过带来了每年5%的经济增长。生活水平增长5%并不能让靠救济过日子的人昂首入住豪华的宫殿,也无法将稀粥换成法国人喜欢吃的鹅肝宴。年复一年的变化是缓慢进行的,但当一个穷人临死之前,他会发现他的生活水平已经提升了4倍。生活很少是无忧无虑的,常常只是过得去而已。就算是较高的生活水平能够带来快乐,对我们来说,它也常常姗姗来迟。当快乐最终来临时,我们已经到了唱“过去的好时光”这样的怀旧歌曲的年纪了。就像是在时光旅行时,我们用近视眼镜透过挡风玻璃向前凝视,不过又用玫瑰色的眼镜瞄着后视镜。按照这种方式前进可就麻烦了。让经济学家为我们指出正确的方向也很困难。
    报纸几乎很少会宣称盛世的到来。只有史书才能这样做。回顾过去,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经济学的盛世。持续的经济增长延续了好几年。凯恩斯的理论显得很强势。然而,当时的新闻报道强调的却是绝望和经济的不确定性。美好时光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就已经流逝,就好像我们拥有期盼经济经久不衰的权力一样。只有经济衰退才可以登上报纸的头版。正如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所说,和平岁月在史书中只是散落在各处的短暂插曲,而战争和革命才是主要内容。贝卡里亚说得更加精辟:“快乐只存在于没有历史的国家。”
    塞缪尔?戈德温警告我们不要作什么预测,特别是涉及未来的预测。不要理他。尽管随处可见全球饥荒、绝望和苦难的悲观论调,我们还是有理由坚持乐观主义。没有什么保证,也没有压倒性的胜算在握,一切只在情理之中。回想一下,国民所得取决于劳动、资本、自然资源和技术。近期以来,在这些生产要素的每一项上取得的进步都表明了长期的经济增长是可以实现的。
    在美国以及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劳工似乎比10年或20年前对于管理人员有了更好的认识。受日本管理技术的影响,在大型工厂里的工人们在设计和优化生产流程方面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此外,工会也认识到它们的蓬勃发展是建立在公司成功经营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设法获得高薪却没有同时提高生产率的基础上。美国工会似乎愿意接受在经济衰退期间降低工资而不是临时解雇工人,允许他们的收入随着公司经营状况的起伏而增减。反过来,管理人员终于也明白了,工人应当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具有更大的利害关系。许多员工现在接受公司把股票期权当做报酬的一部分这种做法。劳资双方更加合作的关系促进了经济增长。
    与10年前相比,资本市场更加富有效率。国际金融资本在国家之间流动得更加顺畅。效率低下的政府和公司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因此要改善它们做事的方法,以免在吸引投资人方面败下阵来。厂商发现,增资建设新的工厂和购买新的设备变得更加容易。从前,厂商会围绕着他们能够获得融资的地理区域画一个圆圈。100年前,这个圆圈的半径可能是16公里。如果当地居民没有储蓄足够的资金,厂商从银行里就一点钱也借不到。经过一个世纪之后,这个圆圈的半径已经扩大,现在等于地球的半径。今天一家位于美国匹兹堡的公司能够在澳大利亚发行债券,即使这家公司的所有匹兹堡的邻居都将他们的钱藏在床垫里而不购买共同基金,也没关系。
    技术代表了生产函数中最迷人和最不可预测的那部分变量。谁知道下一个数学家图灵或冯?诺依曼何时会出现,以及他们会把我们带到何处呢?他们将现代电脑带进了我们的生活,但即便是他们也对互联网如此快速又如此强有力地把世界联系在一起感到惊讶。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一个女学生只需轻轻点击一下鼠标,就可以开始迪士尼世界的虚拟之旅,或者观看美国航空航天局关于太空船的简介。刚果一个突然查出前列腺癌的患者可以下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成果,并拿给他的医生参考。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疯狂地投入超导性质的研究工作,这是一个几乎可以消除摩擦力给我们带来阻力的研究课题。超导物质和纳米技术,能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实现交通运输和传输资讯。生物学家争先恐后地(我们希望是小心谨慎地)利用DNA重组技术改进营养源,并消除疾病的祸根。在机构的层面上,我们看到大学研究中心和企业间的合作正在迅速增加。由这两类机构的精英们合作成立的合资企业,更是加速了已如闪电般的科学进步的步伐。
    当然,每当技术给我们提供了萃取、回收或补充地球物产(以及太空资源)的新方法时,我们的自然资源就会成倍地增加。
    当然,我们不应追随着潮流,怀着不顾后果的乐观主义冲向未来。每一项积极开发的可能性中都有风险和缺陷。回想一下生产函数,工会和管理层并不总是握手言欢的。工厂的创新可能会取代一些工人,罢工可能会随之发生。资本市场可能会受阻于内部人交易和其他骗局。自然资源可能会被不负责任的厂商自私自利地加以开发,如此等等。
    最后,我们必须考虑所有塑造我们思想的那些其他的政治、心理和制度因素。技术可以开花结果,但部落禁忌会阻止进步。例如,如果我们认为沙子是神圣的,我们可能就不会有玻璃或半导体了,迈阿密海滩上的度假屋也会大大减少。诚然,古代和中世纪对于借贷的约束限制了几个世纪之前的经济发展。此外,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斯隆发现的那样,经济增长需要受过教育的大众。斯坦福大学的保罗?罗默极力主张,经济学家要像研究工厂和道路的缺点一样,把大量的时间放在研究“思想分歧”上。罗默认为大多数技术不会偶尔蹦出来,或者像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一样自动交到人的手中。因为有如此众多的人受惠于半导体和化学疗法等发明,社会应当鼓励科学家和工程师,或者是给予他们减税优惠,或者授予他们专利权,专利会给发明人一个暂时性的利益独占的保障。就像约瑟夫?熊彼特说过的那样,经济增长也需要企业家的推进。有谁知道心理和精神的力量是推动我们前进,还是弄得我们团团转,抑或是让我们退回到原始落后的状态呢?有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那样的企业家吗?
    熊彼特在他精彩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对资本主义的未来进行了思索。对熊彼特来说,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像利润下降这样的经济因素而是来自政治因素。事实上,资本主义的极致成功将会毁掉资本主义。由于资本主义创造出一个有大量闲暇时间的高级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开始质疑资本主义的道德框架,他们开始对收入不均、公正与污染等提出疑问。最后,他们那些辛辣的问题会烧穿资本主义薄弱的道德基础,并且他们会主张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承诺物质福利,并为那些在这个世界上寻求公正的渴望提供道德支持。熊彼特有一个现在很出名的质询,他问道:“资本主义能够存活下去吗?不,我认为它不能。”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长发披肩、硬摇滚音乐、迷幻色彩绘画与吸毒的泛滥,熊彼特的预言似乎要变成现实了。刚从欧洲殖民地解放出来的第三世界国家转向了社会主义阵营。直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还有拿到博士学位的人在开着出租车时抨击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体制。
    但是,20世纪80年代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雅皮士、短发、条纹衬衫和不发达国家开始标榜他们不再阅读《资本论》,改为阅读《穿出成功》。甚至苏联也努力要使其僵滞的经济苏醒过来,不再主张中央计划经济了。以下是摘自《纽约时报》专题报道的几条标题:“南斯拉夫向资本主义的倾斜变成了倒栽葱”,“亚当?斯密在安哥拉推搡着马克思”,“拉美国家经济不振的彻底诊断:促进企业家精神突袭占领这个区域的一本书”。最后,再读读《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全球迈向自由市场:随着世界经济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资本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会同样转向亚当?斯密”中的几行文字:
    在莫斯科,企业家同志正在经营着他们自己的漂亮小店和汽车修理厂,而在中国,许多农民正在设法将他们自己种植的产品卖出去……似乎不论你往哪里看,政府已经在转向市场体制,用亚当?斯密那只天才的看不见的手来振兴他们的经济。经济学家说,关于给予市场更多自由发挥空间的重要性,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达成了异乎寻常的一致意见,那便是,自由市场首要的机制是有利于明确表达消费者的欲望、鼓励发明创新和惩戒缺乏效率的生产者。
    虽然现在的俄罗斯和远东地区走得跌跌撞撞,但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早期,走向市场的趋势还是得到了更广泛的增强。例如,当1995年共产党在波兰赢得民主选举时,他们承诺遵守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罗马尼亚也与土耳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丹尼尔?奥尔特加扬弃了他原来的信仰,参加了尼加拉瓜的竞选。当英国和加拿大的工党取代保守党执政时,他们在严格控制预算和国有企业民营化方面比他们的前任迈出的步伐还要大。当时英国首相布莱尔第一波行动之一就是将英格兰银行(英国的中央银行)从政治支配中解放出来,使其能够自主决定货币政策,无须顾及难以取悦的政治家所施加的压力。难怪玛格丽特?撒切尔声称布莱尔做得非常出色。
    虽然重回市场机制并不会魔术般地变贫穷为富有,至少各国政府已经放弃了对市场经济体制那种僵硬的、意识形态上的憎恶。最重要的是,令人惊奇的通讯技术给世界带来了互联网,使得人们几乎不可能被蒙在鼓里,或者始终保持沉默。
    当然,物质上的富足不会解决某些熊彼特认为让知识阶层感到苦恼的问题。社会不平等和贫穷仍然存在。如何才能最大化地减轻这些问题?不会妨碍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税收和财富再分配会有所帮助。许多经济学家提倡用消费税来最终取代所得税。
    然而,有一个问题可能不是市场或精明的政府所能解决的。新的发明使得传统的工作和角色成为过去时,人类能否跟上这些新发明的步伐呢?人类的自我教育能否快到足以应付计算机时代和后计算机时代?绝大多数人可能会做到。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日趋复杂,越来越多的人会被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体系遗漏掉,那些有心理问题、身体残疾和智力障碍的人将会软弱无助。与200多年前相比,生活在当今世界更容易获得物质财富,却更难以解决心理问题。20世纪城市的精神生活与过去农村的物质生活一样艰难困苦。身处现代世界,一个人很容易就会失去自己的立足之处,就像《摩登时代》里的查理?卓别林,不是在工厂里团团转,就是沦落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
    我们的生物钟可能不再与我们的生活方式保持同步。200年前,妇女在20岁之前就生育子女。但在那个年纪,她们就已经知道这个世界必须提供什么,知道她们可以拥有什么样的工作,知道她们可以期待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她们可以教育她们的孩子如何生存。今天有多少20岁的人知道他们能够做什么,或者知道当他们25岁时将要做什么?现代社会为我们提供的机会太多,以至于我们无法很好地预知自己未来的生活,更不用说我们的后代了。我们的孩子不再由了解这个世界的人抚养长大,并不是因为父母变得愚蠢或懒惰了,而是因为这个世界大得无法掌握了。父母最后必须学会教育他们的孩子如何处理不确定性,而不是教导他们如何确保稳定性。
    在列举了让人闷闷不乐的新情况之后,我们还是忽略了许多其他可能性,其中包括自然灾害。加利福尼亚州可能会漂浮在太平洋上,瘟疫可能会杀死几百万人,干旱可能会再让几百万人忍饥挨饿,战争可能会夺去许多人年轻的生命。我们轻而易举就可以为美国和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描绘出一幅令人绝望的前景画面。
    经济学家一定要研究所有这些事件,它们全都会朝着经济学家的画架冲撞过来,把他想呈现给世人的用心描绘的精制图画泼溅得污迹斑斑。
    对于大多数生活在地球上的人来说,用两条腿走路不见得会比用四条腿走路过得更好。请给经济学家一点鼓励吧,因为当观点产生分歧时,是他们解释并且描绘了这个稍纵即逝的闪光瞬间。

    文摘

    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下,政府应当扮演什么角色?
    亚当?斯密可不是躲在象牙塔里搞研究的理论家。他想让这个世界跟着他的感觉走,因此热切地与政治家和政治掮客来往。当首相皮特采纳了他的建议,或者首相福克斯引用了他的话时,他会激动不已。对于福克斯引用了他著名的一段话却没有读过他的任何著作,他应该是原谅了福克斯的。
    总统哈里?杜鲁门曾经恳求赠与他一位说话不要模棱两可的“独臂”经济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他对经济学家的表述方式“烦得要死”,经济学家总是说“从这方面看,我们能够做……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也许吧”。亚当?斯密有两只手,但他会自信地把手指向政府要遵循的最佳政策。他提醒立法者,特殊的利益会对那些增加一国财富的措施施加很大的压力。他的警告应该仍然还在整个世界的议会和国会里回荡。亚当?斯密“自由市场论”这条经济学路径并没有让他像伏尔泰小说中的潘格罗斯博士那样被谴责为“天真的乐观”,这位博士无视他周围的所有证据,认为他生活在一个“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另一方面,就像威廉?萨菲尔的那句话,亚当?斯密又不是一个“消极的牢骚大王”。相反,他认识到了障碍,并且表明如何绕过它们。让我们审视几个受关注的政策。
    国内贸易限制。回想一下前面描述过的竞争性市场体系,在这个系统中,进入一个行业的压力迫使价格和利润下降到“生产成本加上正常投资回报”的水平。亚当?斯密观察到有时商人确实将过高的利润带回了家,为什么他的模型没有奏效?亚当?斯密描述了两种局面来解释超额利润。
    第一种情况,仅仅是因为自然资源或条件的限制,企业家们不能进入极为有利可图的行业。例如,只有靠近西班牙赫雷斯的土地才能够生长出酿制雪利酒的葡萄。纵然是皇室成员自愿用他们皇家的土地来种植葡萄,富于创业精神的英国人也不能在白金汉宫周围种植酿制雪利酒的葡萄。因此,在赫雷斯的土地所有者可以享受到较高的利润。当然,企业家能够尝试劝说人们饮用波尔图葡萄酒作为替代品,这样就将雪利酒的超额利润抹掉了。
    亚当?斯密指出,第二种情况比较有害。当一小群商人加入保持高价的联盟之中,不正常的利润会持续下去。他写道:“同业中的人甚至是为了娱乐和消遣也很少聚在一块,但他们只要聚在一起,结果不是图谋对付公众,便是搞些提高价格的障眼法。”根据亚当?斯密的观点,商人之间这种魔鬼协议通常不够牢固。因此,商人们怂恿政府去做这种棘手之事。除非政府对垄断联盟表示支持,否则商人的阴谋诡计常常不能阻止竞争者进入市场。亚当?斯密对许多为了联盟利益而对贸易和分工加以限制的矛盾做法进行了抨击。学徒制的法规和垄断联盟对竞争是一种扼杀。亚当?斯密描述了一个愚蠢的后果:马车制造商不能合法地为他的马车制造轮子,但是轮子制造商却能够生产车厢放到自己生产的4个车轮之上。如果车轮制造商通过法律禁止竞争,他们就可以要高价。除了学徒制的法规之外,亚当?斯密对英国的《济贫法》也评价不高。为了获得救济,居民们必须要满足(在当地)居住一定期限的要求,这就意味着当劳动者有不同类型的改变时,他们不能畅通无阻地从一个行业跳到另一个行业,或者从一个城镇迁移到另一个城镇。亚当?斯密猛烈地抨击了政府许可的垄断,指出这种垄断“让市场持续地供货不足,从来没有对有效需求进行充分的供给,以大大高于正常水平的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由此提高他们的……工资或利润”。
    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是如何看待亚当?斯密对于密谋的惧怕呢?自从西奥多?罗斯福反对垄断以来,美国对垄断和寡头垄断(共同控制一个行业的一小群公司)给予了较多关注,超过了对学徒制的关心,因为在美国从来没有像在欧洲那样盛行的学徒制。美国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担心大型公司可以保护自己免于市场竞争,从而大获其利。因此,多年以来,政府将几千家公司告上了法庭,即使这些公司通过它们的律师进行了抗议和大吵大闹,但美国政府还是依据《谢尔曼反垄断法案》和《克莱顿法案》指控它们操控价格和限制竞争。此外,美国司法部常常设法阻止公司的合并。整个20世纪7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和法学教授一致同意:虽然操控价格是罪恶的,通过合并变成“大块头”却未必有害无益,因为变得庞大的公司不必限制竞争者的加入,事实上可能还会增进效率,持这种观点的人有大学教师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施蒂格勒和理查德?波斯纳,他们曾经是芝加哥大学的学生。
    此外,许多当代的学者主张,过去那种反托拉斯的人看待市场的眼光太狭隘。现代的竞争包括外国公司,并不只是包括国内企业。他们将20世纪80年代通用汽车公司的失败与现代汽车公司的胜利相提并论,以此作为证据。现代汽车是韩国的一家汽车公司,在它登陆美国市场的几个月内就对底特律这座汽车城形成了冲击,并让通用汽车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变得非常难看。在个人电脑市场,从车库起家的投资人组建了一个以水果命名的公司来挑战IBM和霍尼韦尔这样的庞然大物。不无讽刺的是,苹果电脑刚开始进入英国时还被当做粗陋的美国进口货,后来苹果电脑公司成长为影响巨大的行业领袖,并且为更不起眼的新秀如红杏电脑所模仿。
    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的一次出色演讲中,史蒂夫?乔布斯回忆了从大学退学走上挑战IBM的人生之路:“我没有了学生宿舍,所以我只能睡在朋友房间的地板上。我退掉可乐瓶子以得到每瓶5美分的押金,再用它去购买食物,而且在每个星期天晚上我都要步行约11公里,穿城而过,去哈瑞克利希那寺庙吃每周才能享用一次的美餐。我喜欢这样。我追随自己的好奇心和直觉偶尔学到的很多东西,在后来被证明是无价之宝。”在3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司法部一直都在打击IBM。但它却是利用如史蒂夫?乔布斯这样一个辍学学生,而不是利用刻板的反垄断律师来创造更为激烈的竞争。
    在“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的影响下,里根和布什政府阻止的公司并购案要比他们的前任少得多,因为他们已经受到了很多的批评。相反,他们开始着手于价格操控的诉讼。来自芝加哥学派的批评意见是:价格操控不过是变成大公司的象征,而里根政府批准的合并会很快造就出垄断企业。
    少数几个垄断企业已经崛起,事实上,世界经济的竞争一如从前那般激烈。尽管一些委靡不振的企业存留了下来。最近几年,最引人关注的反垄断案是美国司法部发起的针对微软公司的案子。政府的反垄断监管机构认为,微软在计算机操作系统上的垄断使得它阻止了竞争者将其产品展示给消费者。许多记者将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比做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暗示通过垄断计算机操作系统,盖茨能够做到标准石油垄断石油市场般的程度。当芝加哥学派的智囊之一、前法官和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博克带头对垄断者发表一个简短的抨击时,微软的反对者们莫不欢呼喝彩。在播放了给人深刻印象的比尔?盖茨这位世界首富心神不宁的证人录像之后,微软与司法部了结了此案。然而,让微软的反对者感到遗憾的是,解决方案没有强迫微软将软件代码的内核分拆开,或者阻止它为视窗软件编写新的程序。事实上,解决方案不过是强迫微软与其他公司“分享”界面而已。情况常常是,当律师在法庭上进行争辩时,技术上的新飞跃就会让法庭的解决方案变得既过时又浪费。
    不过,最大的讽刺已经显而易见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许多杰出的经济学家声称,亚当?斯密所说的完全竞争的简单世界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公司的膨胀已经变得没有多大意义了。然而,许多现代经济学家坚持认为,由于国际竞争的存在,亚当?斯密的洞察力每天都在变得更加光芒四射,并且与当前的重大问题更加密切相关。
    国际贸易限制。亚当?斯密写道,“如果每个家庭的治家之道是精明的,那把它放到一个伟大的王国中也就很少是愚行了”(治家如治国)。在论证了绝对优势理论之后,他毫不留情地猛烈抨击商人们为了能够保护自己免受外国生产者的竞争而游说政府,并且政府也听从他们的摆布。通过关税和配额,政府等于强迫消费者对商人进行了补贴,因为消费者支付的要比必要的价格高得多。在没有外国竞争的情况下,国内的商人提高了他们的价格和利润。对抗自由贸易的力量看起来“像是一支编制过于庞大的常备军……令政府恐惧,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威胁立法机关”。让亚当?斯密感到伤心的是,反对自由贸易的政府官员因为吹捧式的宣传而得到奖励,而那些为大众利益而战的人受到的却是侮辱和无耻的虐待。
    当今,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等我们谈过李嘉图对亚当?斯密理论的改进之后,我们再深入探讨。不过,即使我们接受了亚当?斯密的基本理论,他会允许任何自由贸易的例外情况存在吗?是的,但不会很多。亚当?斯密仔细思考过“幼稚产业”的主张,并且否定了它,这种主张要求对外征收“临时性”的关税,只是为了在产业的早期发展阶段提供保护。几年以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美国欣然接受了“幼稚产业”的主张,200年之后的日本也学会了培育扶植幼稚的半导体产业。但一旦产业成熟,政府能否将政治意愿聚集起来取消这种保护政策,亚当?斯密表示怀疑。尽管这个产业已经有了成人的胃口,它还是会学婴儿一样哭叫。或者用这种主张的新版本来说,这个产业会像一个衰老的老人那样呼哧呼哧地喘息,并且流着口水,继续要求政府提供帮助对抗竞争。美国的钢铁业曾经基于这两个理由大声叫嚷着要求保护,一开始是作为一个“老糊涂”,后来是作为一个“重生的婴儿”。但是,对于钢材行业的保护是一件特别有害的事情,因为它迫使所有东西(从洗碗机到自卸卡车)的价格上涨,并且减少了美国机械设备的出口。
    2002年,美国小布什总统封堵了外国钢材出口商面前的这道屏障,对他们向美国出口的钢材销售额强行征收8%~30%的进口关税,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很快就感到他们像被夹在了老虎钳里,因为美国的钢材价格飙升了30%~50%,远远超过日本和欧洲的价格水平。愤世嫉俗的人认为小布什通过关税方案是为了拉拢摇摆不定的俄亥俄州、西弗吉尼亚州和宾夕法尼亚州钢铁工人选民。在世界贸易组织于2003年裁决该关税非法之后,小布什放弃了原来的立场,并且废除了此项关税,但在此之前,提高关税已经伤害了美国汽车制造商作为钢材消费者的利益,并招致欧洲人威胁要联合抵制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橘子。
    对于将关税作为反抗其他国家贸易保护的报复行为,亚当?斯密一点也不赞成,因为报复性关税只是减损了更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潜在财富。当然,一个能够敦促最先违规一方罢手的成功的报复行为是好上加好。但是,人们怎么能够知道一个报复性的关税会不会因果报应地引发第三个关税呢?因为各国出于报复其他国家而设置了部分的高额关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愈发严重。亚当?斯密不无恶意地说:“判断这种报复是否能取得如此效果也许不属于立法者的学科领域……而是属于阴险狡猾的动物的技能,这种动物通俗地讲就是政治家或政客。”虽然美国在明确地保护某些行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还是经常把日本当做一个自由贸易的明目张胆的犯规者而加以引用。
    有两个报复性的技巧值得一提。据说自从日本遭遇不可思议的管制之后,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亨利?罗索斯基幽默地建议,让日本的进口货经由爱达荷州博伊西的报关代理人之手进入美国。罗索斯基要求充实人员,将他们的工作安排在每周星期一,工作时间为早9点到晚5点,并且是在名称以字母“r”结尾的9~12月办公。另外一个例子说的是美国前得克萨斯州州长约翰?康纳利,在1980年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时,他同意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庸俗地提议要阻止日本的商品进口到美国,并且告诉日本人要“乖乖待在横滨的码头上,坐在他们的丰田车中听他们的索尼音响”。在竞选中花费了几百万美元之后,康纳利在美国收到的选票数目与他可能在横滨收到的选票数目一样多。
    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基本原理只是偶尔向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诉求弯腰。例如,他同意用关税抵消对国内产品征收的国内税。他也接受以国防的理由为关税所作的辩护,因为知道英国的安全需要一个健康的造船业。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认为这样的保护阻碍了“财富的增长”。
    如果政府不应保护本国产业、规范管理劳动用工或者袒护商人的话,那它应该做什么呢?亚当?斯密何时才会给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脱掉镣铐锁链呢?亚当?斯密明确地界定了政府的恰当角色:首先,提供国防服务;其次,通过法院制度进行司法管理;再次,维护公共机构和资源,如道路、运河、桥梁、教育体系和国家主权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