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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兜售繁荣[平装]
  • 共1个商家     23.50元~23.50
  • 作者:保罗·克鲁格曼(作者),刘波(译者)
  •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第1版(2010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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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508619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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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兜售繁荣》:在这个危机阴霾不散,失望情绪弥漫的年代,谁才是直一正的繁荣点金之手?

    媒体推荐

    克鲁格曼可能是他所在的年代最有创造力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人》
    克鲁格曼是经济学界的超级明星,他文笔犀利,看问题总能一针见血。
      ——Sylvia Nasar 《纽约时报书评》
    在该书中,克鲁格曼透析了为什么庸俗的经济思想能数度导致错误的政府政策。在分析的过程中,他为读者了解美国最近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最好的读本。
      ——Marc Levinson 《新闻周刊》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保罗·克鲁格曼 译者:刘波

    保罗·克鲁格曼,现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理论:克鲁格曼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和索洛的爱将,1994年成功预言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独享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政治评论家、前美国政府经济顾问。在过去十余年间,他出版了近二十本著作,发表文章数百篇。他的文笔清晰流畅。深入浅出,在公众眼中,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大众经济学家,被誉为“自凯恩斯以降,文章写得最好的经济学家”。

    目录


    导言:寻找魔术师
    第一篇 保守主义经济学的兴起
    第一章 对凯恩斯主义的攻击
    第二章 税收、管制与经济增长
    第三章 供应学派

    第二篇 保守派的政绩
    第四章 经济增长问题
    第五章 收入分配
    第六章 预算赤字
    第七章 国外的保守派

    第三篇 风潮左转
    第八章 凯恩斯主义历久弥新
    第九章 OWERTY键盘经济学
    第十章 战略贸易论者
    第十章 附录 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
    结语

    序言

    一位印度籍经济学家曾在研究生经济学课堂上讲解他的转世轮回理论。他说:“如果你是善良高尚的经济学家,你下辈子就会成为物理学家。如果你是邪恶奸猾的经济学家,你下辈子就会成为社会学家。”
    一位社会学家也许会说,这段话表明了经济学家的思维误区:经济学在根本上是一门人文学科,而经济学家却希望它能拥有像自然科学那样的高度精确性。当然,毫无疑问的是,经济学刊物中充斥着数学计算,因为自古以来,人们就喜欢用数学的外衣来包装平庸的思想。但优秀的经济学家都知道,这段话说的完全是另外一层意思:经济学是很难的,它比物理学要难,不过幸运的是,它并不像社会学那么难。
    经济学为什么这么难呢?复杂性是原因之一。我们不能把经济放在一个小盒子里来研究。物理学很能解释那些简单的、有一定规律的系统,如围绕太阳运行的恒星、在氢原子的轨道之间跳跃的电子等。但在面对一些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时,物理学的解释力就要差多了。例如,虽然我们花了大笔资金来研发卫星和巨型计算机,但天气预报还是经常出错。如果你请那些研究气候变化规律的人进行一些推测,如推测全球变暧的前景,他们会给出各种各样的答案,还会展开激烈的辩论,就像当你向经济预测师询问某项经济政策的影响时,他们也会给出五花八门的答案一样。
    经济学之所以难的第二个原因,恰好就应了上述那位社会学家的批评:经济学研究的是人,而人的行为不是简单、机械的。

    后记

    20世纪70年代,保守派理论主导了严肃的经济问题的讨论。一些领头的保守派经济学家提出了很有说服力的反对政府干预的理论,将自由派逼得招架不住。这些理论是精湛的,而且常常带有强烈的保守主义色彩,可以说,这些理论的主张者在1980年赢得掌权的机会是在情理之中的。
    但是,里根政府后来奉行的经济学理论却是极其肤浅的。令严肃的保守派深感震惊的是,事实证明,1980年的真正赢家是供应学派分子,那是一群空想家,他们的理论像小孩子的游戏一样简单,他们对传统经济学不屑一顾,而那不是因为他们发现了正统理论的错误,而只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把正统理论弄明白。
    在接下来的12年里,虽然保守派依然控制着白宫,但精湛的经济学理论的提出者又逐渐变成了自由派。凯恩斯主义理论得到复兴,那些主张以政府积极干预改善市场运行的新理论又变得流行起来。与保守派在20世纪70年代的崛起不同的是,自由派的这场复兴并不是一场很团结、很紧凑的运动,但到了1992年,我们已经可以说,温和左派已是最善于提出严肃经济学理论的人。比尔?克林顿在该年的竞选胜利似乎使他们的理论获得了付诸实践的机会。
    但是,像1980年一样,一群持有一套粗糙的、简单化理论的人又似乎成了1992年大选的真正赢家,至少在克林顿执政之后的最初几个月里看起来是这样的。这群人就是战略贸易论者,他们对经济的理解只能说比供应学派还要浅薄。
    这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政治家都不严肃地直面美国经济的种种问题,而是想走捷径,这就使他们不断把一个伟大而成熟的国家的经济决策权交到一群江湖术士手中。
    我们已经看到了供应学派的统治所带来的后果。他们虽然没有使美国经济陷入灾难,却带来了一个额外的问题:庞大的预算赤字影响了美国经济的实力,而且几乎完全主宰了美国的政治讨论。供应学派还实行了劫贫济富的税收与社会政策,使美国的社会环境严酷化、鄙俗化。
    而战略贸易论者又会带来什么后果呢?他们对美国经济问题的诊断也许是大错特错的,但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的政策也会具有强烈的破坏性?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问现在美国应该怎么做,然后再猜测它在现实中会怎么做。
    美国应该怎么做?
    美国面临着两个主要的经济问题:生产率增速过低,贫困率上升(这是生产率增长乏力和收入分化加剧联合造成的结果)。除了这两个问题外,其他问题都是次要或无关紧要的。例如,预算赤字只是阻碍了美国生产率的上升,除此之外并没有多大危害,而第6章已经讲过,这种阻碍作用是很明显的,但并不是压倒性的。所谓的“美国国际竞争力不足”的问题几乎完全是个伪命题。
    因此真正的问题是,美国政府应该如何解决这两个大问题。回答很简单:它不应该采取任何行动。
    我的意思是说,美国政府不能以下面的假设作为决策的前提:美国能完全解决生产率不足与贫困问题,一方面使生产率增速恢复到1973年以前的高水平,另一方面消除贫困或者使贫困问题变得微不足道。原因很简单:没有人知道我们应该如何实现这两个目标。生产率增长乏力问题的根源很深,也很不清楚,贫富不均加剧和贫困问题的原因似乎也同样模糊。如果克林顿总统非要寻找那种自称能解决这些问题的顾问,他最终只能找到一些因为无知所以无畏的人。
    不过,虽然美国政府无法允诺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但它可以采取很多措施降低这些问题的危害。
    要提高生产率的增速,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合理的措施,以下列出有限的几条。第一,美国不能一边抱怨经济增长过慢,贸易赤字过大,一边又继续保持庞大的预算赤字,因此我们应该放手增税,并削减那些纯属浪费的政府开支项目(例如农业补贴)。第二,不断上升的医疗费用不仅给联邦预算带来了明显的负担,而且严重影响了私人企业就业者的实际收入,因此我们应该考虑对严重扭曲的美国医疗体系实行重大改革。第三,美国的许多监管既缺乏效率又造成了不必要的代价,因此我们应该更有效地利用一些能发挥市场激励作用的创新机制,例如针对污染和交通堵塞征收的税收(还要提及的是,允许私人以象征性的低费用在联邦土地上采矿和放牧是一项奇怪的政策,应当予以废除)。
    虽然以上建议中的几条在政治上很难实行,但我们并不需要对美国经济政策的面貌进行激烈的变革就可以实施上述所有措施,这些措施也不大可能让美国经济恢复奇迹般的增长(不过奇迹也许总有一天会实现)。实行这些政策,只会使美国的财富增长几个百分点而已。
    贫困问题又如何应对呢?我们也可以列出几条措施。第一,我们应该将更多资金用在可以帮助贫穷儿童的项目上,例如为贫穷母亲提供营养与医疗服务、向资金紧张的校区提供援助等。第二,我们可以加大对有子女的贫困家庭的支持(跨国比较表明,美国的贫困儿童之所以远高于其他工业化国家,主要但并非唯一的原因是,美国用于帮助儿童脱贫的公共开支比其他发达国家少)。这些措施都要花钱,但花费不会很大,因为美国的穷人太穷了,只要花一点点钱,就能大大改善他们的境况。
    像我为促进经济增长提出的建议一样,这些扶贫措施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这些措施不足以阻止底层社会的土崩瓦解,也无法使工资极低的工人变成高薪的“符号分析师”。但这些措施至少能让无数美国人的生活变得不那么凄惨,并至少给予一些贫困家庭子女脱贫的机会。
    毫无疑问,我的建议也许遗漏了一些值得追求的政策,而且一些建议的合理性也有待商榷,但我列出这些政策主要是要向读者表明,美国的经济政策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在通常情况下,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最好是寻找根本性的解决方法,而不是修修补补的改良措施。但是,如果重大问题没有合适的解决之道,我们就没有必要顽固地坚持以重大问题作为经济政策的目标。有时大事并不一定更有价值。正如雷蒙德?钱德勒指出的,在有关上帝这样的大事上,有一些写得非常差的书,而在一些看似平庸的小事上却有一些十分精彩的著作,例如关于如何在保持基本诚实的前提下维持生活的著作。
    因此,联邦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尽力在各项经济政策上实行正确的措施,以经济学界公认的正确方法来提高生产率,以可用的工具帮助穷人。
    不过公允地说,克林顿政府在上任几个月以来确实在试图实行一些与上述建议类似的措施。首先它提出了一套合理的可以削减预算赤字的方案。但问题在于,它似乎同时在另一些重大问题上逐步犯下错误,因为它错误地认为,美国的经济问题与“国际竞争力”有关,而并非本质上的国内问题。
    对国际竞争力问题的痴迷
    罗伯特?普雷斯顿在影片《音乐家》(The Music Man)中扮演一位四处游走的推销员,他特别善于在小城镇卖乐器和仪仗队制服。而为了在“小河城”卖出他的商品,他需要让该城的头面人物相信他们面临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他能解决的。当地人原本并不认为台球厅有多大的坏处,但经过他的宣传,人们越来越觉得台球厅代表了一种即将爆发的社会危机。显然,为了消除这种危机,人们就需要用装备良好的学校乐队为这个小城营造健康的氛围,于是这位推销员的商品也就有了销路。
    许多政策企业家(诚实地说,还有不少教授)也在玩着类似的把戏。他们先提出一套针对某个问题的应对方案,然后努力说服政治家和公众,相关的问题是存在的。他们经常失败,例如,《华尔街日报》的罗伯特?巴特利虽然竭力想让人相信,如果美国不恢复金本位,就必然遭遇金融混乱,但从来没有多少人听信他的话。但有些时候,政策企业家及与他们结盟的政治家能创造出很成功的虚假议题来蒙骗很多人,并借机推行他们所喜欢的政策方案。
    让供应学派与罗纳德?里根激动不已的虚假议题是所谓“大政府”的危害:美国政府向公众征收的税收过高,然后把这笔钱浪费在大量无用的官僚身上,向没有资格获得福利的穷人滥发赏赐。当然,“大政府”的说法有一定的确实性:税收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是一项不小的负担,美国确实有一些无用官僚和冒领福利的人。但这套分析严重偏离了美国经济现实,未能揭示美国经济的真实问题。“大政府”的神话不仅转移了美国人的视线,使他们无法直面实际问题,而且还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各种新问题。
    供应学派现在已经退缩回了智库之中,不过他们仍然梦想着卷土重来。就目前而言,反对“大政府”不再是具有煽动力的口号,美国的中产阶级更对那些财富来路不明的富人感到愤怒,而不是冒领福利的穷人。但现在得势的一批政策企业家已经使许多美国人相信,美国这个“小河城”在面临一个新问题,即“国际竞争力”五个字。
    战略贸易论者现在已经让美国公众相信,与其他发达国家争夺全球市场是美国目前面临的最严峻的经济挑战(大部分战略贸易论者也打心底里相信这一点,因为玩世不恭的政策企业家毕竟只是少数)。莱斯特?瑟罗的《世纪之争》一书的副标题是“美日欧经济大战一触即发”,该书的封面还耸人听闻地宣布:“本世纪最具决定性的战役已经开打……而美国可能已经决定要不战而降。”
    遗憾的是,像里根创造的浪费的“大政府”的神话一样,所谓美国国际竞争力问题也是个伪命题。就像美国确实有一些低效的官僚和福利欺诈事件一样,美国在国际竞争中也确实遇到了一些麻烦,但克林顿的言辞和里根的言辞一样,都远远没有真正反映美国的问题所在。
    “国际竞争就像战争一样残酷”,绘出这样的虚假画面来谈论经济问题确实有一些现实用处。选民通常不愿支持增税、削减公众福利等政策,而如果打出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号,就能比较容易说服选民,克林顿总统1993年的《国情咨文》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但大谈国际竞争力最终会产生破坏作用,因为这很可能导致政策失误,并使人们忽视真正重要的问题。
    战略贸易论者的得势带来了两个主要风险。一个风险是,要是按照他们的方法争取国际市场,国际市场就会被摧毁;另一个风险是,政府在一个领域固守一种愚蠢的意识形态,会使方方面面的经济政策的质量都受到损害。
    贸易战风险
    贸易战有两种,一种是想象的,一种是现实的。保护主义者和战略贸易论者声称,我们始终处于贸易战之中,那只是一种想象。但现实中也会爆发真正的贸易战。
    战略贸易论者的空想是,国际贸易在本质上是一种国际竞争,相互贸易的各国其实是在争抢战利品。但这一观点几乎完全不符合现实:一国从国际贸易中取得的利益几乎完全取决于它自己的表现,根本无须和别国争抢。但是,一旦各国相信,国家之间需要你争我夺,一旦可从贸易冲突中获利的特殊利益集团绑架了各个国家,它们就会陷入通常所说的贸易战。
    在贸易战中,各国为了追求一些虚幻的优势而限制来自别国的进口。贸易战与真实的战争区别很大。一方面,贸易战并不会死人;另一方面,真实的战争有赢有输,但贸易战几乎不可能有赢家,因为如果一国设置贸易壁垒,主要的利益受损者将不是外国出口商,而是本国居民。也许可以说,贸易战就是每个国家用几乎所有弹药向自身开火。
    我们来看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贸易战的教训。1929年美国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随即引发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战。由于当时各国都为了摆脱大萧条而采取了一些孤注一掷的行动,贸易战就愈演愈烈。但很快,大多数人,甚至一些曾为《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投票的参议员也发现,保护主义走得过头了。从1934年开始,美国就努力与其他国家协商降低关税,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政治与经济环境都非常有利于贸易自由化。但全球贸易体系一旦破裂就很难复原,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在1970年才恢复到1914年的水平。
    在20世纪90年代,另一场世界贸易战一触即发。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经济因素又出现了,尤其是在欧洲,经济持续低增长,失业率居高不下。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政治因素促成了贸易自由化,例如发达国家有一个强大的领导国,而且有赢得“冷战”的共同目标,但随着美国的相对衰落和“冷战”的结束,这些政治因素就消失了。各国只要犯一些小失误,就会导致恶性循环,从关税到报复关税,再到相互责备,最终会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贸易锐减的恶果重演。
    那将会是一场大灾难吗?不会,但它会大大加剧美国的问题。对于像美国、欧共体、日本这样的巨大的、基本上自立自足的经济体而言,国际贸易的不足不算什么大问题。就算是一场极其惨烈的贸易战,也只能使它们的实际国民收入降低一两个百分点。但一些较小的国家,由于内部市场狭小、资源有限,就更为依赖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这些小国在贸易战中只有两条路,或者争相与大国结成商业联盟,或者遭遇各国的冷落,陷入危险的境地。如果大的发达国家爆发贸易战,世界很可能陷入政治动荡;而较小较穷的国家,如拉美各国、从苏联分裂出来的各国,可能会爆发日益强烈的反西方情绪。
    因此,国际贸易正处于危险状态,我们稍有不慎就会跨入一个贸易战的时代。一旦贸易战爆发,美国将至少难以摆脱罗纳德?里根留下来的预算赤字,甚至可能受到更大的冲击。但恰恰在这个时候,美国的战略贸易论者认为,我们应当对别国采取强硬措施,以实现美国的“国际竞争力”。
    想想这样的场面:克林顿政府的官员不顾正统经济学家的意见,执意认定日本的贸易顺差是美国许多经济问题的根源,从而不仅要求日本采取措施减少贸易顺差,而且要求日本接受具体的出口数量限制。面对这样的要求,日本人会感到愤怒,他们会指出,日本的储蓄率很高,把储蓄的很大一部分投资于海外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这就会带来巨大的资本项目赤字,而贸易顺差只不过是资本项目赤字的必然结果。这一辩解是正确的。日本人还会反问,美国到底要让他们怎么做,是让预算收支出现巨大的赤字,从而把庞大的私人储蓄都吸收掉,以免其造成贸易顺差吗?这行得通吗?
    但是,克林顿政府中的战略贸易论者仍然在一场经济峰会上提出了他们的要求,并遭到了日本人的拒绝。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就面临一种两难局面。放弃这个议题,将会示人以软弱的形象,但在日本拒不服从的情况下,美国唯一可行的政策选择就是禁止日本产品的进口。这就是一种保护主义,日本将发动反击,欧洲国家也将效仿。不出两年时间,40年国际贸易自由化谈判的成果就会付诸东流。
    这样的景象是天方夜谭吗?不是。在本书写作时,这个故事的很大一部分已经成为现实了。美国财政部通常是坚守自由贸易思维的堡垒,但在1993年5月,时任美国财政部副部长、负责国际事务的劳伦斯?萨默斯在一场演讲中断定,“日本的贸易顺差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因素”,它对“全球经济发展构成了明显的阻碍”,接着劳伦斯宣布,“美国将更加看重结果而不是过程,而且结果必须是量化的”。劳伦斯的意思路人皆知:几周以来,美国贸易代表一直向记者表示,美国很可能要求日本在下一次工业化国家的“七国集团”会议上对其贸易顺差设定上限。而面对美国的压力,日本官员和公众则愤愤不平,拒不从命。
    也许可以期望,当本书出版时,我在此描绘的这幅图景将被事实证明为耸人听闻。但只要克林顿政府坚持这种战略贸易论的空想,贸易战的风险就会居高不下。
    因此,战略贸易论者的崛起带来的直接威胁是,他们一心关注所谓的国际竞争力问题,可能引发一场贸易战。像供应学派造成的预算赤字一样,贸易战也不会毁灭美国经济,但正像预算赤字难以消除一样,贸易战的风险也会长久存在。
    不过,战略贸易论者的崛起还会带来一种间接风险。如果政府坚守一种为真正的专家所公认为错误的意识形态,就会使它在所有领域都难以作出正确的决策,包括那些与这种意识形态看似完全无关的领域。
    当坏理论驱逐好理论的时候
    国际经济政策并不代表一切。事实上,战略贸易论者所犯的主要理论错误之一便是,他们夸大了国际因素的影响,贬低了国内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一个固执地盲目追求“国际竞争力”的政府,在预算、医疗、环保等其他领域却可以作出理性、正确的决策。
    但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一旦一个政府在一个领域里接受了一套从根本上错误的理论,“格雷欣法则”就会生效,甚至在一些看似毫不相关的领域里,这些坏理论也会驱逐好理论。
    克林顿执政初期的一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战略贸易论对医疗这个几乎完全与国际无关的领域产生了影响。绝大多数研究医疗经济学的人都会承认,布鲁金斯学会的亨利?阿龙是这个领域的头号专家。阿龙坚守自由派立场,并在1992年大选中积极支持克林顿。但是,后来克林顿政府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医疗改革工作组,起用了500多人,其中却没有阿龙。为什么呢?似乎是因为阿龙站错了队伍。这个工作组的组长是艾拉?马加齐纳,此君的职业是商业咨询师,在思想上是个战略贸易论者。马加齐纳在1990年写了《沉默的战争》一书,由此可见,他认为国际贸易相当于一场战争。在1983~1984年民主党内关于产业政策的大决斗中,来自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曾猛烈批判战略贸易论者,尤其是马加齐纳。由于这段往事,马加齐纳在成立该工作组时就没有考虑阿龙这位来自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而且,似乎是出于对职业经济学家的不满,他几乎把所有曾研究过医疗经济学的人都拒之门外。
    这个例子说明了一个普遍的道理:如果一条经济学说是明显错误的,通常好的经济学家很早就会指出其错误,或者与已指出其错误的经济学家站在一起。但如果这一错误的教条被政府采纳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它就会驱逐好的经济学理论,就算一些好理论从表面上看与这种教条并无直接冲突,也会遭到驱逐。
    在本书写作之时,形势还很难判断。但医疗等重要领域初步的事态发展表明,战略贸易论这种愚蠢的简单化政策正在损害克林顿政府进行良好决策的能力,而且这一损害波及的范围大大出人意料。
    经济学家的角色
    一次,一位从政的经济学家向我描述了他的工作,他有丰富的经历,也因此而变得愤世嫉俗。他说:“我主要是在揭穿和打击那些不良理论,但就像在抽水马桶里冲蟑螂一样,它们迟早又会爬上来。”关心实际政策的经济学家的角色也许是很尴尬的:他们常常会长年累月地构造一条复杂精致的理论,或者用现实证据来验证自己的思想,但政治家总是会采纳那些早在几十年前甚至几百年前就被经济学界证伪了的理论,还会发表一些与事实截然相反的言论。
    这令人沮丧,他们也许应该放弃现实而严谨的研究,或是退回到学术的象牙塔中,或是把自己打扮成一位政策企业家。毕竟,如果最终得到采纳的总是简单化的理论,那么严密的政策思考与谨慎的现实研究还有什么用呢?
    一个简单的回答是,放弃是不对的。如果好理论的提出者不为其思想据理力争,它们就没有权利抱怨结果对他们不公平。
    但是,严密的理论仍然常常会败给流行的无稽之谈。在这种情况下,支撑所有严肃的经济学家的最终信仰是,正确的理论虽然一时蒙尘,但最终会光芒四射。政策企业家的那些粗糙理论是没有连续性的,而优秀的经济学思想有着深厚的积淀。20年之后,供应学派将完全沦为历史的陈迹,但严肃的保守派经济学家的睿智洞见将留存于世。20年之后,战略贸易论将是一门僵死的学问,但QWERTY经济学仍将是人类思想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或者说,我们希望如此。人终不免一死,但我们必须相信,精湛的理论永世长存。

    文摘

    第一篇 保守主义经济学的兴起
    第一章 对凯恩斯主义的攻击
    1981年,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发表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观点。他宣称:“共和党现在是更有想法的党。”莫伊尼汉一直是位温和的民主党人,但曾在尼克松政府任职。他曾在两件事上让许多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派大为光火,一是他无所顾忌地谈论如何将黑人家庭与白人家庭隔离的问题;二是他撰写的一份秘密备忘录曾被公之于众,他在该备忘录中建议以“善意漠视”的态度对待种族问题。但到了1980年,由于美国政治风气的大大右转,莫伊尼汉的立场反而变成了左翼立场,因此,他对共和党的赞誉其实是一种认错和白责。
    莫伊尼汉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作为一位罕见的书生气的政治家,作为一位自诩在学术上认真诚实的前哈佛大学教授,他觉得自己必须承认保守派学说对美国社会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在经济学领域的影响。他这种谦虚大度的风范令人钦佩,但也有些可笑,因为就在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保守主义虽然夺取了现实的权力,却同时迷失了自己的灵魂,走上了一条在思想上和道德上逐渐堕落的道路。
    但本章和下一章的主要目的是要探讨,从20世纪60年代到1980年左右,在严肃的思想家中,保守主义思潮为何取得了越来越牢固的主宰地位。我想向读者展示,右派的攻势为何能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主宰美国各个学科的思想,尤其是经济学思想。在后面的几章中,我们还将考察,在向华盛顿进军的过程中,这场攻势是如何变得越来越粗俗、越来越自甘低贱的,以及其中的学者一派是如何脱离政治、回归学术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