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微信

推荐商品

    加载中... 正在为您读取数据...
分享到:
  • 探索经济繁荣:对经济增长的描述性分析[平装]
  • 共1个商家     47.00元~47.00
  • 作者:丹尼·罗德里克(DaniRodrik)(作者),钱颖一(丛书主编),张宇(译者)
  •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第1版(2009年9月1日)
  • 出版时间:
  • 版次 :
  • 印刷时间:
  • 包装:
  • ISBN:9787508616032

  • 商家报价
  • 简介
  • 评价
  • 加载中... 正在为您读取数据...
  • 商品描述

    编辑推荐

    《探索经济繁荣:对经济增长的描述性分析》:经济增长领域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之谜的解释
    钱颖一
    达龙·阿西莫格鲁
    格里高利·克拉克
    布拉德福德·德龙
    乔治·德梅尼
    威廉·伊斯特利
    里卡多·豪斯曼
    西蒙·约翰逊
    丹尼尔·考夫曼
    兰特·普里切特
    詹姆斯·鲁滨逊
    阿尔温德·苏布拉马尼扬
    乔纳森·坦普尔
    巴里·温加斯特
    苏珊·沃尔科特

    媒体推荐

    这是一部非常及时且极其重要的著作,包含了很多顶级经济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目前有很多增长描述会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及“因地制宜”这样的观点致以礼节性的颔首致意,但随即就去利用一个单一模型去解释200个不同国家的命运并给它们提出政策建议。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发现一组既重视理论模型,又关注各国本身具体情况的研究是一件令人非常兴奋的事情。这本著作集包含了观点、证据和政策含义,所有这一切都值得包括学术界和政界在内的很多人去聆听。
      ——Michael Woolcock,世界银行与哈佛大学
    这本颇具价值的著作集填补了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与区域研究之间的鸿沟。其中的文章对很多重要的问题给出了描述性的证据,而经济学家们也坚信这些问题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影响。文章为我们展示了一些新的程式化事实,其中,很多问题无疑会令发展经济学家和增长经济学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变得忙碌起来。
      ——谢长泰,芝加哥大学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 译者:张宇 丛书主编:钱颖一

    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罗德里克教授致力于国际经济学、经济发展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近年来,他主要研究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以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结果等。主要著作有:《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全球化、制度和经济增长》、《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等,其中前一部著作的中文版已由《比较》编辑室编辑出版。

    目录

    第一章 绪论:从国别描述中我们学到了什么?
    第一篇 历史视角下的经济增长
    第二章 澳大利亚的经济增长:一个加利福尼亚的视
    第三章 同一种整体,很多个国家:印度的经济增长(1873~2000年)
    第四章 一个来自非洲的成功故事:博茨瓦纳

    第二篇 走进与走出经济增长
    第五章 “玩具集藏”,社会主义的明星与民主主义的滑铁卢?——经济增长理论:越南与菲律宾
    第六章 走向困境的增长:1966年之后的印度尼西亚
    第七章 独立之后的印度:一个经济增长的描述分析第八章 谁能解释毛里求斯奇迹?米德、罗默,萨克斯还是罗德里克?
    第九章 委内瑞拉的增长破灭:一个新古典主义的故事?
    第十章 两个转轨国家的历史、政策与发展绩效

    第三篇 细论制度
    第十一章 中国的改革是如何奏效的
    第十二章 持续不断的改革,不温不火的增长:玻利维亚的治理之谜?
    第十三章 财政联邦主义,良好的治理与墨西哥的经济增长

    第四篇 没有发展的经济增长
    第十四章 不伴随发展的政治经济增长:巴基斯坦的案例研究
    致谢
    参考文献

    文摘

    插图:


    第一章 绪论:从国别描述中我们学到了什么?
    来自国别描述的回答
    由于国别描述的内容太过丰富,在这样简短的介绍性章节中显然无法窥见这些结论的全貌,在这里我也不打算进行这种徒劳的尝试,然而,我们仍然有必要对本书所浮现出的一些主题进行勾画,这将会对读者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
    制度水平是关键
    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够提供可靠的利益保护,协调利益冲突,维护法律和秩序,并且能够基于社会的利益与成本形成有效的经济激励,而这些正是经济得以实现长期增长的基础。这就是由各个案例分析所得到的最明显的结论。在我们的样本中,中国、博茨瓦纳、毛里求斯以及澳大利亚这四个成功的典范之所以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其原因就在于它们拥有或创建了能够产生市场化激励、保护现有及未来投资者利益以及有利于社会政策稳定性的制度体系。
    先来看一下由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以及詹姆斯。鲁宾逊提供的博茨瓦纳的案例分析。博茨瓦纳的人均收入在1965~1998年期间以年均7.7%的速度增长。实现这一高速增长的原因可以近似地概括如下:法律与秩序得以维护;钻石收入出奇得高;政府机构办事高效;公共部门普遍(而不是偶然性)遵循强硬的预算约束规则;在教育、卫生和基础设施领域进行了大量公共投资;汇率被设定在竞争性的水平上。然而在“华盛顿共识”看来,博茨瓦纳的政策却并非都这么令人满意。博茨瓦纳政府曾经广泛干预经济,而公共部门在经济中的比重也要明显高出非洲的平均水平。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鲁宾逊等人认为,博茨瓦纳问题的关键在于其制度安排为现实和潜在的投资者提供了有效的产权保护。作者们为这些观点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政策和历史根据。
    当缺乏良好的公共制度安排时,经济就很难在既有的基础上实现增长。即便当经济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增长时,这种增长要么是极其脆弱的(如1997年之后的印度尼西亚);要么则无法在健康、教育或者性别平等方面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如巴基斯坦)。在针对印度尼西亚的分析中,乔纳森·坦普尔(Jonathan Temple)描述了该国在1997年所遭遇的崩溃,并以此作为不良制度安排下经济停滞的一个案例。巴基斯坦尽管在近年来一直维持可观的经济增长水平,却未带来社会的发展,这一切也都被威廉·伊斯特利详尽地记录在有关章节中。伊斯特利把这种失败归结为“流寇综合征”(Olson,2000),即国家制度被一个高度分裂的军队所掌控,以至于在位者们几乎没有动机去提供公共产品,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国家制度并不是唯一的问题所在。与此相比,社会安排也同等重要,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持续的影响。格里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和苏珊·沃尔科特(Susan Wolcott)对印度经济发展史的讨论就表明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印度之所以会出现退步,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不能“使用”技术,而非技术的扩散不充分。他们针对印度纺织业的证据表明,当同一种机器在印度和英国两国同时使用时,该机器给印度带来的利润要比英国少得多。虽然印度可能拥有最先进的技术,但印度的问题既不在于分配的无效率,也不在于技术的缺乏,而在于技术使用上的低效率。作者们推测,这一问题的答案可能与雇佣关系的特性及变化有关。在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中,工人们会比在单纯的监督或直接的金钱激励下付出更多的努力,因为他们认为其他人也都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工作。由此,作者们认为,印度处于“相互逃避”而非“相互促进”的均衡之中。根据这一观点,印度的贫困与政府政策或公共制度之间其实并不存在明显的联系。
    贸易——或者政府的贸易政策——并没有与制度安排扮演同样重要的角色
    在我们的样本中,所有成功国家都从贸易和外国投资中获益,但正如我们的描述所表明的那样,如果我们认真审视一下相关证据,就会发现,国际经济一体化或反一体化导向下的具体公共政策安排与该国的经济运行之间并没有太多的关联。
    以澳大利亚为例,澳大利亚相对于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经常被归咎于该国内倾化的政策取向。然而,正如伊恩·麦克莱恩(Ian McLean)和艾伦·泰勒(Alan Taylor)所指出的那样,这个结论里面包含了一个时间悖论。在20世纪最初的30年里,澳大利亚政府的政策突然由开放转向了封闭(征收高额关税、实行进口许可证管理并禁止从亚洲移民),然而澳大利亚相对于美国以及加利福尼亚州的衰退要明显早于这种“增长战略”的转变。
    毛里求斯提供了另一个启示。阿尔温德·苏布拉马尼扬和德韦什·罗伊(Devesh Roy)的研究表明,毛里求斯的贸易保护程度一直以来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中最高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毛里求斯的贸易保护程度才有所降低,然而其经济的高速增长比这一政策转变早了20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在20世纪80年代提高了一倍,但该国在10年之后才开始放松其严苛的贸易体制。而钱颖一认为,中国对外贸易与外资开放程度的扩大则主要归因于中国的制度变革。
    地理并不决定命运
    让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澳大利亚和毛里求斯。如同麦克莱恩和泰勒所强调的,在所有OECD成员国中,澳大利亚是唯一拥有辽阔热带土地的国家。澳大利亚的国土绝大部分由沙漠和干旱地区构成,那里不仅降雨量稀少,而且雨量多变,土地也十分贫瘠。毛里求斯也是一个热带国家,该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口,出口的产品又很容易受到贸易条件波动的影响。作为一个内陆国家,博茨瓦纳的地理条件非常不利,但它同样也没有受到恶劣地理条件的影响。博茨瓦纳和毛里求斯都从一个极端贫困的初始条件出发开始了经济发展历程,它们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优越的制度安排能够克服不利的地理条件和初始条件的限制。
    完善的制度是可以获得的。但这通常需要反复尝试、与传统决裂的勇气以及对当地具体条件的关注。
    本书的阐述超越了“制度重要论”的简单思想。实际上,案例研究的一个优势就在于它可以用丰富的事例告诉我们,优越的制度从何而来,它们的具体形式如何,它们应该向什么方向演化才能够支持长期的经济增长。
    在博茨瓦纳的案例中,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鲁宾逊认为,博茨瓦纳良好的制度安排源自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部落制度鼓励了人们广泛参与政治并限制了当权者的行为;殖民主义者直到殖民活动的晚期才对博茨瓦纳产生兴趣,因此英国殖民活动对博茨瓦纳的部落制度所产生的冲击相对有限;农村利益集团的相对强大使博茨瓦纳的地区比较优势和当权者的经济利益出现了部分交叠;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一点在于博茨瓦纳独立后的执政者所展现出的明智且富有远见的领导才能。以上罗列的诸多要素的最后一条提醒我们,优越制度的起源并不是确定的,有时候政治领导人所作的选择往往会对结果造成很大的影响。
    或许没有哪个案例能够比中国更加清楚地说明这一问题。钱颖一对中国的讨论把焦点集中在了“过渡性制度安排”上,这种制度安排是显著区别于既有制度体系的一种制度安排。“最佳经验”的制度安排常常是发展中国家制度改革的目标,而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恰恰具有这样一种优越性:它可以更好地适应经济效率的提高和政策的灵活性。钱颖一认为中国的领导者其实并没有一个周详且尽善尽美的改革计划,却能建立一个非常灵活的制度体系。为此,钱颖一举了四个具体的例子来进行说明:双轨制改革使价格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由浮动,但同时也适当地保留了计划定价的影子;乡镇企业代表了一种介于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之间的中间型所有制形式;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赋予了地区极大的自由,并且在地区之间创造了一个健康的竞争环境;匿名存款在促进金融发展的同时也抑制了政府剥夺大额存款人的权力。所有这些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这些改革带来的经济效益要远远大于行政成本。这些改革能够改善经济激励,同时既不需要对收入分配进行重大调整,也无须进行大刀阔斧的(也是极具风险的)制度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