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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识笔记[平装]
  • 共1个商家     25.70元~25.70
  • 作者:朱锡庆(作者)
  •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第1版(2011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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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508629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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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品描述

    编辑推荐

    张五常、周其仁作序推荐
    为什么中国在这30年能取得突发猛进的发展?这和19世纪美国的发展,以及更早之前英国的大发展之间,是否有一种共同的根源?
    当中国几亿农民打开装知识的口袋,这些天量知识从何而来?知识如何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是否所有经济增长都是知识增长带来的?知识增长又和制度变迁有何种关系?知识笔记带你进入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另一个世界。

    媒体推荐

    同学们要多学写朱锡庆《知识笔记》这类文章,或起码要天天拿着自己认为是有趣的观察来思考,以需求定律及经济概念印证。是对是错不重要,因为尝试得够多,真理的掌握自己会知道。朱锡庆提供的是一个渐入佳境的例子。
      ——张五常
    锡庆选取的方法是“有场景的经济学”,也是科斯毕生坚持的真实世界经济学的那种路数。同气相求,我的评价高是正常的。不同意的读者,打个折扣阅读本书,看看是不是觉得物有所值吧。
      ——周其仁

    作者简介

    朱锡庆,生于1962年,长沙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头衔。专注于知识来源问题的研究,2004出版《有场景的经济学》,及此次出版《知识笔记》,为研究过程中的中间产品。其中有关副产品的论述是原创性质的分析,因为可以解释很多现象的起源而开始受到重视。

    目录

    推荐序一 经济解释过三关-张五常
    推荐序二 制度变迁与知识方向-周其仁
    自 序 十年思考一个问题
    第一编 选择的记忆问题
    1 有记忆的选择-5
    2 选择的错误-10
    3 习性经济学-15
    4 说话的方式和思考的方法-20
    第二编 分工问题
    5 风翻书,读哪页-35
    6 媒体四问-40
    7 斯密的幽灵-52
    8 他乡的机遇-56
    第三编 制度的起源与合约的种类
    9 顺路客-65
    10 读书的悖论-70
    11 诡异的出租车-75
    12 关系的实质-79
    13 秩序与文本-83
    14 交叉合资的意义-87
    15 美貌溢价与丑陋罚金-91
    16 无端的权力-97
    17 原形与变相-101
    18 致命的例外-105
    19 大学里的黑帮-110
    20 流氓成王-118
    21 傻子的量度与果农的策略-123
    22 大学存在的原因-131
    23 后30年的一个大问题-136
    24 最原始的问题:爸爸是谁-140
    25 房价不仅仅是房子的价格-150
    26 村姑之问-154
    27 纽约历险记 -158
    28 圈子的性质-162
    第四编 中国经济奇迹之谜
    29 中国经济发展的知识来源-172
    附录 中国后续发展的知识来源问题-191
    附录 租值启动的过程-204
    30 农民工返乡的原因和性质-215
    31 空旷的村落-222
    32 游运与配载-226
    33 台海局势的经济分析-232
    34 地震的副产品-237
    35 自信的来源-240
    36 事无定数-243
    附录 朱锡庆的好文章-247
    37 制度的累积特性-250
    38 开放的意义-254
    第五编 求知的方法
    39 自成一派的张五常经济学-263
    40 不懂,就不要乱动-269
    41 《佃农理论》的意义-273
    42 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279
    43 其仁的风采-283
    第六编 其他
    44 适应性行为-290
    45 无知的困境-293
    46 知识资产的积累与交易-297
    47 人弹经济学-302
    48 赵高试验-308
    49 必要的冲撞与妥协的意义-312
    50 知识贬值一例-316
    51 所乐何事-320

    序言

    经济解释过三关
    张五常

    二○○○年七月我到广州中山大学讲话,跟着在该市的白天鹅宾馆住了两个晚上。大连王玉霞要赶来倾谈一下,当然欢迎,跟着她又说一位在长沙某校教经济的也要来,也欢迎。那是朱锡庆。加上今天在佛山的李俊慧,我们倾谈了一整晚。
    过了几天我在香港某酒店的大厅参加了一个有几位讲者的关于文化的讲座。我历来不喜欢参与讲座,讲完自己的时间就离场。一位中年男子在场内跟出来,很有礼貌地介绍自己。是刘晓明,长沙的一位副市长,负责那里的经济,问我可否做他们的顾问。我响应说自己退了休,不想做有大责任的事。他跟着问可否介绍一位我的学生。我想了好一阵,说:“几天前的晚上我跟一位在你们长沙教经济的青年谈了一晚,他比我最近十年在港大教过的学生都要好,你可以考虑用这个人。”
    我的太太在旁,刚好有朱锡庆的电话号码,给了刘市长。市长当晚就约见锡庆了。我不知道跟着几年长沙的经济戏剧性地起飞与这件琐事有多少关联,但应该是长沙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小故事。类似的小故事在神州大地不少吧。一个面积那么大、人口那么多的国家,从无到有发展得那么神奇,不可能没有很多有趣的小故事。我老是喜欢把温馨的记住,把有反感的忘记,所以能活到今天。
    不久前锡庆给我一叠文稿,说要出文章结集,请我写序。结集名为《知识笔记》。我翻阅了一阵,对自己说:是经济解释。不是严谨的学术论著,属随笔或小品。纯为满足作者自己的好奇心而动笔的文字,在刊物市场不多见。写这类文章要有自己的兴趣,希望这里那里有三几个知音人。没有什么金钱回报,在职业上不会因而升职。然而,这类文章写得多了,熟能生巧,写得深入一点,发挥得较为严谨、详尽,有机会成为一个思想家,时来运到可以写出一家之言。这比昔日伯牙与子期的故事要热闹一点,好玩一点。
    同学们要多尝试写这类文章,虽然在大学教经济凭这类文章升职可以免问。今天免问,但十九世纪经济学在英国发展起飞时,这类文章受到密尔、马歇尔等大师重视。那是在数学微积分引进之前的事了。同学们不妨细读拙作《佃农理论》的第三章,追溯该题材的思想史,会知道在数学引进之前的想法错得比较少,在观察上是远为丰富的。
    我要说明,虽然锡庆在文章内几次提到我的影响,但他写经济解释起自认识我之前。我给他的唯一“指导”,是他当时的文字难读,他后来很快就改进了。
    写经济解释,要写得好,有三关要过。第一关是琐碎的现象或观察要知得很多,尤其是街头巷尾的观察。政府或机构发表的数据没有多大用处,且往往误导。多而琐碎的观察也可能错,但日积月累地修正会变得可靠。学院派的学术文章通常不接受这种个人的随意观察,反而接受那些不知何处弄来的机构数据。我认为这是今天的经济学报文章一般缺乏普通常识的原因。
    如下的故事可教吧。一九七三年我发表《蜜蜂的神话》,其中所有数据是自己到农场调查所得。要发表该文的学报的主编是科斯,他要求我提供数据的来源。但我有的只是个人的笔记,怎可以被行内接受呢?科斯当然相信我,知道我对真理历来执著,但怎可以违反要有刊物数据的行规?后来该文被行家们认为是实证研究的经典(科斯说实证研究无出其右),它的第一个脚注可能有点说服力。我是这样写的:
    “事实像玉一样,得之不仅成本高昂,且往往难以鉴证。我因而非常感激如下的养蜂者及农民(列出十三个人的名字)。他们提供了宝贵的数据,其中几位把他们的账簿及合约给我参考。科斯提供调查蜜蜂的灵感,巴泽尔在旁监视着我调查得透彻,唐小姐是助理。这调查得到国家科学基金的资助,是为研究一般合约而用的。”
    严谨得有点发神经,但可能因为这样,后来一九七七年发表的《优座票价为何偏低了?》,我完全没有引经据典行家们也接受。是的,到那时,我对机构发表的数据一般有保留,相信自己的眼睛,认为不相信我说的你最好不读。我的眼睛不一定对,但看错了的可以改。问题是机构发表的数据我们不易考查其真实性,或究竟代表着的是些什么,而靠发表学报文章为生计的人可能在有意或无意间歪曲了事实。
    纯为好奇心的驱使而写出来的解释文字是不会歪曲事实的。观察当然可以失误,尤其是真实世界的审查一般不容易严谨。个人的经验是知得多而杂比知得精而深入重要。这跟行内作实证研究的朋友的取向不同:科斯喜欢花几年时间调查一家机构或一个行业,而受到戴维德影响的朋友会花一两年时间调查一件反托拉斯案。
    我走的是多而杂的路。好比去年在某收藏家协会讲话,我直言自己对收藏的认识主要是为调查讯息费用而起,需要知道得多而杂,所以没有一样收藏品我是专家;然而,论到不同收藏品的知识,我认识的人中我知道得比任何人都多。这取向给我很大的优势:任何有关市场信息的问题,我可以立刻用多方面的实例作考虑,天马行空地这里考证一下那里考证一下,有需要时才深入地追查某类收藏品的某一要点。选择以收藏品为讯息费用的重点题材是因为这类物品的讯息费用特别高。
    解释现象的第二关是要毫无成见。这里要注意:“固执”与“成见”不是同一回事。固执是认为自己掌握到真理的坚持;成见是没有经过慎重思考的误信,或是价值观的自以为是。多有成见的人可以很聪明,在某些学问上可以有成就,但不宜学经济!经济学是我知道的最容易被价值观左右的学问,屡有成见是思考经济问题的大忌。垄断对社会有害吗?说有是成见。最低工资可以帮助穷人吗?说可以也是成见。不是说成见一定错,但客观的推理不容易得到这些结论。
    成见是个人品味的判断,或者有不需要认错的意识,也可能有切身利益需要维护。自然科学不会遇上这些麻烦,但也算是科学的经济学则频频遇上。当年读经济思想史,李嘉图对我的影响很大。记载说,他永远不管答案是谁先想出来的,永远不把自己放在问题之上。
    最后要过的第三关很苛求,那是要把经济学的概念掌握得通透。说过了,经济学不可或缺的理论只有需求定律,但概念掌握不到家这定律无从发挥。局限有多种——成本、租值、利息、收入、财富、产权、交易费用等——每种的转变都可以翻为价格之变。这些概念非常重要,因为每一项的阐释都代表着人类行为的规律。得来不易,要经过西方经济学二百五十年的刻苦耕耘,其间参与的天才无数。这样的经济学范畴跟物理等自然科学是截然不同的。用物理学的理念来处理经济问题不对。萨缪尔森等大师对经济概念的掌握不到家,解释行为或推断现象的本领因而乏善足陈。
    这里要指出的,是经济学的概念不可以单在课堂上学得明白。把概念的定义背得滚瓜烂熟不等于懂得怎样用。我在《经济解释》中不厌其烦地重复又重复地解释上述的概念,也多方引进真实世界的例子作示范,但只能教同学们知得深入一点,体会多一点不同概念的复杂变化。不足够。要学得怎样用,同学们一定要日夕不倦地尝试以这些概念推出假说来解释街头巷尾的观察。我自己尝试了半个世纪,心领神会,深信需求定律的解释力。然而,无论我怎样倾囊相授,我只能减少同学们登堂入室的时间。必需的是同学们要亲自跑到真实世界那里去。
    这也是说同学们要多学写朱锡庆《知识笔记》这类文章,或起码要天天拿着自己认为是有趣的观察来思考,以需求定律及经济概念印证。是对是错不重要,因为尝试得够多真理的掌握自己会知道。朱锡庆提供的是一个渐入佳境的例子,我因而嘱咐他要把每篇文章的发表日期放在前头。

    二○一一年八月一日



    制度变迁与知识方向
    周其仁

    认识锡庆好几年,是老朋友了。不过,2008年7月一起到芝加哥大学参加讨论会,还是让我对这位老友的思想功力,有了新的
    认识。
    那场讨论会是科斯主持召开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那一年,科斯教授98岁了,非要亲历亲为,开这么一个主要由中国学者参加的研讨会,足以说明中国的改革经验在这位开创了新制度经济学、毕生关注经济学进展,却从来没有来过中国的老人家心目中的分量。
    对受邀的中国经济学人来说,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又可以当着科斯教授的面讲自己的见解,是一生难得再有的机会。谁也不愿意错失这天赐的良机,于是大家摩拳擦掌,带上自家最好的宝贝,要到那经济学的武当山上去比试一回。
    锡庆的题目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知识来源。好题目。试想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的改革开放把数以10亿计的庞大人口——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卷入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大潮,其间必不可少的天量知识,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的,农业国工业化要消费大量新知识。锡庆分得清楚,一类是工业知识,那是传统农业代代相传的直接经验所不能自发生成的技术性知识;还有一类是合约知识,也是过去的熟人社会难以积累,却能在高度流动的陌生人之间建立信任、交往关系与契约组织的社会性知识。没有这两类知识,大规模的工业化、城市化无从想象,也根本不会发生。
    中国并没有像日本那样,有一个自明治维新以后就得到超前发展的教育。特别是农村和农民,生活贫穷与知识匮乏互为因果,没有可能为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备下必要的人力资本。当然,比起印度与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农村人口的识字水平与初级计算能力还算是比较好的。但问题是,读写计算的本事不过只是吸收新知识的必要条件,即便几亿中国农民都打开了要装知识的口袋,那惊人庞大的知识流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这就是锡庆要回答的问题。他的答案,读者可以在本书第四编的文章里读到。其实,本书集合的大多数文章都是为回答上述问题所作的准备。不少读者或许熟悉20世纪60年代后兴起的人力资本理论,也知道“知识驱动的增长”在新增长理论里的地位。不过锡庆给我的启发,是不要以为除了知识带动的增长还有别的什么增长。他根据中国经验得出了更一般化的结论——所有经济增长都是知识推动的增长。引人入胜的问题是,在各个特别的约束下,不同的经济究竟从哪里发现了哪种类别的知识切实推动了增长,或者就是因为开发不出需要的知识而陷于停滞。
    我自己对中国经验的理解是权利的重新界定。前苏联模式以国家的合法强制力消灭一切私人产权,排除市场交易,使整个国民经济像一个超级国家公司一样靠行政命令来运行。以科斯的企业理论来衡量,此模式的交易费用几近为零,但组织成本无穷之高。危机屡屡逼出改革,但困难是怎样使一向志在消灭私产的国家转向承认并保护私产。中国的经验是通过承包合约重新界定权利,在全盘公有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合法的私产。改革中,原来政企合一的国家超级公司分解成为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国企、股份制公司以及地方政府公司,与新成长的外资外企、民资民企以及无数城乡社区的集体企业共同组成一个混合产权的市场。
    这套理解的基线是制度与组织成本的节约。但是,要有收益和收入才谈得到费用的节约。否则,包括制度与组织成本在内“费用节约”,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恰恰也在芝加哥的研讨中,我突然意识到“节约交易费用”有沦为一种新的流行套话的危险。
    锡庆关注增长的知识来源,着眼点正是收益。这或许是让成本分析变得较有内容的一个重要法门。不仅如此,我还看到了一个更完整的中国故事:开放引入外源性知识而增加收益,改革显著节约了原先超级国家公司的组织成本,一个重新扩展的市场则提出了层出不穷的如何进一步节约交易费用的新问题。
    那次研讨之后,有关制度变迁与知识增量的关系就不断缠绕在我的脑中。很有规律,每次见到锡庆,不管谈什么,这方面的想法就特别容易被激活。前年我们几位同事和同学一起访长沙,我请锡庆讲讲当地经济,他只用30分钟就勾画出这个中部崛起的新兴工业城市的经济轮廓。至今我们都还清晰地记得,他用浓重的长沙口音作出的概括:“要么一个资源点,要么一个知识点。”到了本书中,他有更精彩的提炼,即资源不外是由知识定义的。这么说来,哪里只要能找到一个知识支点,哪里的经济就全盘皆活。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具有增加生产、促进交易的性质。观察表明,除了生产性的技术知识以及扩展信任与合作的合约性知识的空前普及,形形色色的“寻租知识”也在我们这里大量耗费着人们的精力。怎样分析这部分“知识”的由来与后果,又如何把此分析加到知识驱动增长的完整解释里去呢?
    本书直面这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其中,我以为最精彩的,是那组关于“知识的度量问题”的系列文章。作者针对现在大学里的种种制度败象,诸如在论文发表、职称评定以及科研成果申报中甚至可以称得上“黑帮勾当”的造假行径,提供了入木三分的经济分析:“歪门邪道成为一种争胜的手段被引入学术竞争的游戏,因为正道与邪术成本相差悬殊,正道难敌邪术,看着学术流氓成王的例子一个接一个地发生,仿效的人越来越多,邪术迅速扩能增强,就像侵入人体的癌细胞四处蔓延,以至于最终游戏规则事实上被篡改,游戏的性质被完全改变。”于是,“各种各样有关学术骗术的知识日积月累、广泛传播。但这种知识是反生产性的”。追下去,要害在于“现行学术评价规则”;再追下去,在于“知识质量考核的困难”。还要不停地追,因为作者认定,“大学评价制度的取舍不仅影响教师晋升,而且关系到大学能不能成为中国经济后续发展知识源头的大
    问题”。
    最后要说,锡庆选取的方法是“有场景的经济学”,也是科斯毕生坚持的真实世界经济学的那种路数。同气相求,我的评价高是正常的。不同意的读者,打个折扣阅读本书,看看是不是觉得物有所值吧。

    2011年7月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自序
    十年思考一个问题

    这是我2000年以来所发表文章的一个结集。这些文章是一种什么东西,我自己也说不清楚。首先,它不是论文;但也不是散文,因为我不是按散文那个套路来写的,我的套路是,叙述一个事例,经分析,得到事理。还有,通常经济散文有科普的味道,是一种知识的通俗和普及,但我力求有新知识,哪怕是点滴。
    我的计划是首先积累起一个事例库,从细节开始,整理脉络,得到一个事例,保存下来,周而复始。十余年下来,事例个数已相当可观,数以千计。庆幸的是,有些难得的事件,从头至尾,我参与其中,知道过程中绝大部分细节。为什么这样做,缘于一个基本信念,事例是经济研究唯一可取的素材。我反对用公式处理数据、推出结论的研究方法,因为数据不是信息的完整载体。这类实证研究尽管也可以归为经验研究,但是残缺太多。给定几个假设前提,然后进行演绎,建立理论模型,严谨,精细,但无用,问题可以严重到与事实完全脱节,以至于流变为一种诈术。事例是经济研究唯一可取的素材,作为我的基本信念有两个渊源。其一,中国历史上的湖湘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本质特征是所谓实学,具体而言,是以史料为素材来从中提炼认识,建立理论。其二,经济学200多年的历史,从斯密开始,其后断断续续有一些人,以实例为研究的素材,形成了一种气若游丝的传承。实践理性尽管是我国的一种传统,但从素材中提炼认识的方法是有问题的,朱熹提出格物致知,但如何个格法呢?通常是靠所谓的悟。不仅各有各的悟性,而且靠悟所获,有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问题。与此不同,不列颠的经验主义却发展出一整套从素材中提炼认识旳分析方法:分门别类,条分缕析,寻找变量因果关系,认识效率大幅提升了。我本人的认识方法是东西方经验主义的一个集成,实例是唯一可取的素材,但是用分析而不是靠悟来认识。概言之,用实例,经分析,求可以证伪的知识。
    最近100多年,中国社会沧桑巨变,再一次处在千年大转折这样的历史关口。尤其是最近30年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不仅造就了所谓中国经济奇迹,而且是一种千年一遇的遭遇。这样的历史关口,提供了产生影响深远的伟大认识或思想的丰富素材,知识含量很大旳事例俯拾皆是。当下的中国,知识含量很大旳事例之丰富,更胜孔子、斯密所处的那个环境,以至于已经百岁的科斯对中国人寄予厚望。无须天才,认识素材如此丰富,伟大认识或迟或早要产生。
    经历了十几年闭门读书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一个极偶然的机会,被一个单位找去,要求帮助分析和解决一个现实的问题。从那以后至今的十余年,我有一种很特殊的经历,先后被不同的机构找去,协助他们解决一些现实的问题。这些机构包括政府、开发区、企业、媒体;问题各种各样,包括出租车运营牌照的定价、国有企业的改制、开发区的产业规划和招商、传播媒体资讯的釆集和播出、企业内部制度建设。通常,我不是以做课题的形式参与,而是以作为主事人的顾问身份卷入全过程,得以掌握事件进程中的绝大部分细节。这种特殊的经历有两个方面的收获:其一,结识了一批对做事很投入同时也很有见地的主事人,而且成了长久的朋友;其二,得以积累起一组极富认识价值的一手事例。受此启发,同时又有意识地搜集了一组二手事例,这些事件尽管不曾亲历,但有身临其境之感,这就是说一手事例的亲身经历对于搜集二手事例有很大的帮助。正是因为这种经历,再加上后来张五常教授的教诲和示范,使我从纸上凭空演绎社会变成了一个经验论者。对于湖湘学派始自胡氏父子以史为据的认识传统,对于经济学始自斯密以例立论的认识传统,深以为然。如果说这本集子有什么价值,主要是对这个大转折时代一瞬即逝却又富有认识价值的一些事件的及时记录。就知识生产的流程而言,这本集子里的作品不是成品,而是粗加工的半成品。当我捜集事例累了的时候,或许会转向,对这些半成品进行后续加工提炼,再用一个体系把这些认识的片段组织成一个所谓的
    理论。这里不得不说的是,成体系的知识产出有一个漫长的生产周期,尤其对于经验论者而言,从事例收集开始,到最终出来一个理论,要耗上一生的光阴。现在大学里比喂“猪快长”催肥还要愚蠢的评价制度,却把节奏完全打乱,以至于使大学成为生产信息垃圾的基地。很庆幸,本人供职于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自生自灭,却也自由自在,以至于可以悠闲地做事。节奏不乱,日积月累,不成一家之言,也有一孔之见。
    这本集子里的作品尽管是不成体系的认识片段,但有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这就是知识的来源问题。前后花了十余年,却只写了五十几篇短文,其中绝大部分在讨论知识的来源问题。角度不同,事例不同,问题却是同一个:作为人类社会唯一发展动力的知识
    之源。
    中国最近30年的发展是一个堪称奇迹的伟大故事,收集细节,梳理脉络,无形之中就会惊奇地发现,这个阶段有一股非同寻常的知识增量。再追溯在中国之前的典型发展案例,比如19世纪之后美国的发展,以及美国之前英国的发展,无一例外,都可以发现,在这个阶段在这个区域有一个非同寻常的知识增量。富有讽刺性的是,在写这个序的时候,整个西方世界都陷入了一场危机,乱象丛生,透支的累积效应使很多国家面临越陷越深的主权债务危机;削减开支、平衡预算的种种努力又使福利难以为继,以至于出现骚乱。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形成了一个无解的死结。究其实,西方世界问题的根源在于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知识断流,新经济之后知识流量突然大幅变小。没有料到有如此大的创新波动,知识流量出现巨幅涨落,整个就乱了套。为什么在某个时期会形成非同寻常的知识增量,又为什么在某个时期会形成如退潮一般的流量减少呢?要分析知识流量的涨落,必然要追根溯源到知识的活水源头。这本集子如果说有什么意义,就是对知识的几大源头作了一个梳理。尤其,活动本身是一个重要的知识源头,被长久地忽视了。活动本身有一种重要的副产品,这就是经验知识,或者说,活动本身是经验知识之源。忽视这个来源的知识,有好多现象就不能理解,比如分工到底有什么用,为什么制度内生于过程。忽视这个来源的知识,所有东西的起源就无法解释。还有,忽视这个来源的知识,有好多奥秘发现不了。比如,中国数以亿计的农转工,是通过边干边学来完成知识更新的,其奥秘在于知识更新的成本为零,而且还有点收入养家糊口,是当时唯一可行的途径。
    把时间尺度拉得足够长,从100万年以前的太古时代到现在,自然还是那个自然,自然禀赋可以定义为,定义域为一个百万年长周期的时间的常数函数,即,F(T)= C。可这期间人类的生存状况却是完全不同的景象,从初民时期的茹毛饮血,到如今竟然能在太空中穿梭。其中,只有一样东西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人类的知识积累量,在任何阶段,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是知识增量(获得新知识)。经济学把资源稀缺当做一个基本问题,不得要领。其实,稀缺的本质是无知。在这一点上,哈耶克是深刻的,把知识问题当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在这个集子里的全部作为,最初是受哈耶克《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这篇文章的启发。
    完成一件作品,要感谢的人可列出一份清单。感谢张五常教授及张夫人,十年来出入张家,如同家人一般,张五常教授还为本书代序;感谢其仁一直以来的关怀,以及为本书代序;感谢志浩兄、晓明兄、旭辉老弟以及其他朋友,先后在不同的阶段,让我可以参与到他们主持的事情中;感谢中信出版社,尤其是蒋蕾和黄维益,使本书出版极顺利;感谢小盘让我在寒冷的冬季到温暖的海边整理完书稿;感谢祚祥老弟及其他同事在湖畔或茶楼一起讨论带来的启发;感谢内子所做的一切。女儿从出生到长大,我从没给她礼物,这本书当礼物给女儿。

    2011年8月14日于长沙理工大学可谈斋

    文摘

    版权页:



    媒体四问之三:个性与共享的冲突
    今天在座的诸位,有编导、记者、主持人,你们中有的人把头发弄得奇形怪状,眉毛抹得五颜六色,整个人看起来怪模怪样。这个样子,像刷了一层油漆,去谈恋爱,会把对象吓跑吧,我不用问也知道,这部分人是主持人,剩下来素面见人的是记者和编导,我当然知道浓妆艳抹是为了出镜,要不然看画面,脸色煞白如死人。因为有摄像这一环节,光可能歪曲你的形象,你却通过极夸张的化妆,借光来形成一种假象。但是,这个不能全部解释你的怪模样,比如说,你现在不出镜,为何要这样?还有,发型为什么那么怪?光只影响颜色不影响形状。对此,你们说是要营造一种个性。那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记者、编导不如此这般搞怪,难道他们不要个性?所以这不是涉及审美的个性问题,你这么做,不但不会变美观,反而是一种丑化。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
    我们知道,出租车都把车身漆成红色,车顶置一盏顶灯,这个东西叫幌子,是一种标志,其作用是便于乘客在各种车辆中辨识出租车。理发店在门口置一个转筒,那也是一种标志,便于顾客在各种门面中识别,一个不雅的例子是,厕所门上有一个头像,那是避免便客尴尬的标志,没有这个东西,就会男女混厕。
    你们奇怪的外形,也是一种标志,把你、演员、嘉宾以及请上台去一起游戏的群众作一个区分,便于观众辨识。所以,奇怪外形限于场面混乱的电视娱乐节目主持人,其他主持人没有这个需要。电视娱乐节目主持人不仅外形都怪,又各有各的怪招,那是因为通常好几个一起主持,怪中有怪是你个人的标志,方便观众认出你。为什么不主持的时候也这么怪。那是为了节约费用。主持时变怪,下台复原。上台又变怪,发型这样颠来倒去,耗时耗钱,一怪到底算了。概言之,主持人奇怪的外形其实是一种标志,这是一个信号问题。
    经济学可以解释主持人奇怪的外形,这门学问对你们经营节目也有些帮助。让我们比较一下中央台的春晚和湖南台的超女。论演技,春晚那些已成名的大腕当不输超女这些黄毛丫头。然而,春晚独占那一夜所有频道,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在那一个晚上不看电视。我把春晚做一个案例来研究,在网上看过很多帖子,其中有一帖印象尤深,大意是,年纪大的人埋怨,花里胡哨不知道闹腾些什么;新人类却不屑地说,又土又俗早该完蛋。而超女呢,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在几十个频道的竞争中脱颖胜出,让人尖叫、捶胸、顿足、大哭、狂笑。饶有意味的是,由此衍生一种所谓超女经济。这个节目不仅带动了广告、唱片、短信,还有敏感的商人开发出与超女有关的五花八门的产品,以至于有好事者称超女为“钞女”。不禁要问,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是什么?
    娱乐归于艺术,本质是一种情感上的共鸣。然而情感又是很个性化的东西,每个人的喜怒哀乐相同的部分远少于相异的部分。同时,媒体又是一种共享手段,一个信息源让很多个体可以同时接收到。所以娱乐媒体碰到一个冲突:情感的个性化与传播的共享性不相容,产生的一个现象是众口难调。这是春晚的困境。对应于这一现象,经济学上有一个阿罗不可能性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