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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平装]
  • 共1个商家     36.00元~36.00
  • 作者:柳红(作者)
  •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版(2010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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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549500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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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
    这是他们的故事,也是你们的故事,还是我们的故事。

    媒体推荐

    只有80年代具有这样一个巨大、开放、令人振奋的舞台。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80年代是一切从头开始、英雄不问来路的时代,是思想启蒙的时代,是求贤若渴的时代,是充满激情畅想的时代,是物质匮乏、精神饱满的时代,是经济学家没有和商人结合的时代,是穿军大衣、骑自行车、吃食堂、住陋室的时代,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一起创造历史的时代。
      ——柳红

    作者简介

    柳红,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1960年生,山西人,1982年毕业于上海机械学院,工学学士;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系,经济学硕士。

    目录

    序言
    序言
    自序
    楔子
    第一代(1900一1920)
    三本书的命运
    三位开路先锋:孙冶方、薛暮桥和于光远。三幅人物肖像:一位犀利,一位沉稳,一位潇洒。他们风格互补,是一个组合、一个团队、一道风景。
    两份《初步意见》的背后
    这分明是‘出边演边排边导的历史剧。历史常常是这样,高瞻远瞩的思想,一时不被接受。不过,凡是代表历史进步方向的,终究会成为人们的共识。
    鲜为人知的莫干山会:记1982年苏联东欧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
    莫干山会在思想上和所涉及问题的面上是广泛而深刻的,但是影响有限。它本可以开得更精彩,影响更大,但是不得不压着嗓子说话。
    薛暮桥:把“漏洞”改成“大门”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凡是能赚钱的都可以干。在不违反国家计划和国家政策法令的条件下,大利大干,小利小于,无利不干。
    蒋一苇:挺进,挺进
    “壮志未酬”这几个字,是肺腑之言,我们这一代人很少有什么个人之计,无非想做点事以振兴华夏,但艰难曲折,难以想象。
    访日归来
    中国人领受欧风美雨是从日本开始的。遗憾的是,中国近现代历史最大的特点就是中断,一次次中断,一次次重来。
    承前启后的结构组
    事关“结构”,此前都用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中两大部类的关系,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农、轻、重比例关系来分析阐述。提出经济结构,具有极大的创新性。
    光荣绽放的工经所
    马洪和蒋一苇作为工业经济和企业管理两个方向的带头人,鼎力相助,成就大事。他们有足以服众的个人魅力和领导才能,联络和组合各路英才,形成智囊。
    遥想“技术中心”当年
    马洪开创了一条决策咨询的道路,超越条条块块,超越学科专业。把经济、技术、工程相结合,同时考虑制度因素,使前者不空洞,使后者不孤立。
    “孙冶方奖”的精神
    孙冶方基金奖属于大胆突破敢于创新的人。第一一不尚空谈;第二强调突破,第三勇于坚持真理。
    徐雪寒:丹心雪寒
    他错过了建立计划经济的历史,一跃为市场取向改革奔走呼号。他的头脑里,大概从来没有插入计划经济,早年和晚年,两段市场经济对接起来顺理成章。
    新老交替:经济中心的投票
    当时的中心是精干的,没有官僚层次的,大学毕业生可以直接面对部长,甚至国务院领导。老年人有开放的胸襟。因此,它们才有了不起的工作量和影响力。
    常识战胜愚昧:面向新技术革命的对策研究
    一场全国性大科普运动,几乎成了认识世界、了解中国、发展科技的思想大解放。历史关头,朝野做出了选择:追随世界潮流。那是摧枯拉朽的力量!
    杜润生:善待天地人
    他说“我们欠农民太多”。农民穷,中国穷,农民古代化,中国不可能现代化,谁要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忘记农民,谁就是数典忘祖!

    第二代(1920一1940)
    体改委:改革的“中枢”
    它一成立就迅速生根,发展一张横向纵向的网。政令一出,即可到达每个节点。
    改革,从来不是口号,不是抽象的概念,是实施。
    吸引外资:谁利用谁
    “文革”时期,不要说向国外借钱,即使向国外买设备、都是卖国主义、爬行主义。
    因此,要借外债,引进外资,阻力非常大,每走一步都是较量和博弈。
    探索与选择:对南斯拉夫、匈牙利的历史性考察
    20余年过去,匈牙利成为欧盟成员,完成了政党轮替,南斯拉夫已经分解,连这个国名也不复存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世人瞩目。再过20年又会怎么样呢?
    刘国光:从标兵文章到双重模式
    两种经济学在我身上交错并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立场、劳动人民立场、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的立场,是正直的经济学人应有的良心。
    完美的互动:胡耀邦与周叔莲的书信
    在那个时代的洪流中,他们竟这样汇合了。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的一种绝响。很难再见到这样完美的、亲切的、有效率的、对历史有深刻影响的互动了。
    颐和园讲习班
    这个有“黄埔一期”称号的“颐和园讲习班”,永远和激情、开创、突破联系在一起,化作一块数量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发展道路上的奠基石。
    开讲西方经济学
    如果不是在改革初起,那样大张旗鼓地讲西方经济学,中国会在僵化的思想体系中耽搁更久,改革开放,也全然没有思维的基础和与外部世界交流的符号。
    东欧来风:布鲁斯
    经济改革往往因为触动某些当权者的既得利益而遭到他们的反对。归根结底,改革是政治和社会问题,人民大众的态度和反应非常重要。
    东欧来风:奥塔·锡克
    这是中国阳光灿烂的思想解放时期。波兰拒绝布鲁斯,捷克拒绝奥塔·锡克,中国向他们敞开了大门,表现出求贤若渴,力图改革的历史勇气。
    东欧来风:科尔奈
    在一个社会里,出产什么样的杰出人物,或者这些人物得以杰出,需要特殊的土壤,他们遥相呼应,在意识、理念、勇气和智慧的发掘程度上互相影响。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道口有道
    必须与两个轨道相接:一个是国际经济和金融的轨,一个是中国改造既有体制的轨;要以非常思路,非常速度,办非常学校。
    西天取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最早的访问学者
    黄范章、乌加培、赵人伟、吴敬琏是1980年代初作为访问学者负笈英美的4位。
    历史选择了他们,他们也抓住了历史的机会。
    1985:巴山轮之行
    明确了改革目标是商品经济,改革的道路问题就显现出来了:是激进的“一揽子”,还是渐进?
    《经济研究》:沉重的转型
    我编《经济研究》没别的企求,只是想把自己当成一块砖,让后来的年轻人能在这块砖上平坦地走过去。
    董辅初:守身为大
    “保身”是不同流合污,不够!保身的人,可能丢弃原则,背弃真理,抛弃节操,守身是坚守节操。
    对话1987
    争取群众的理解,需要把经济学家在沙龙里议论的主题变成群众的语言;需要把改革的底交给群众,同舟共济,共同承担改革的欢乐和风险。
    改革思路的碰撞
    经济学的创新需要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创新和争鸣是不可分的。只有在争鸣的学术环境中,集体的智慧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
    第三代(1940—1960)

    序言

    柳红请我为她的书写序。为人写书序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斟酌再三,不是要不要写,而是如何写。
    这本书里的文章,我陆陆续续地读过一些,它把我带回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很多事件是我亲身参与、经历的,也有我忘记的事情;很多人物都是我熟悉的,有师友,有同事,有学生,其中一些已经过世了。柳红告诉我,我是她所采访的经济学家中最年长的人。长江后浪推前浪,这就是历史。
    《八。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讲的是改革初期中国经济学家对于经济改革的影响和贡献,特别是以北京地区为主的经济学家。在前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前后,出版过很多纪念文集和相关的书,总有上百种。与那些书相比较,柳红的书给我留下两个深刻印象:其一,聚焦在80年代,然而又没有完全孤立地谈80年代。通过写老一代经济学家,让人们看到了80年代以至更久远的历史的延续。老一代,不论参加革命时间早晚,受教育程度高低,都经历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及1949年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生活:经历过中国在50年代前后的社会制度转型,也意识到这个新社会制度中的某些体制框架还要再度转型。这一个个经济学家个体,他们的背景,以及对80年代改革的参与,反映出了历史的传承性。这如同经济研究的对象——以老百姓的衣食住行为前提的国民经济运行,像河水一样绵延不断。

    后记

    两年前,也就是2008年,中国大陆大张旗鼓地纪念改革开放30年,包括媒体对改革人物的各种评选。我理解,纪念的本意一方面是缅怀,缅怀那些为中国走上改革之路而奋斗牺牲的思想先驱和行动者:另一方面,是反思,为了面向未来。而当时呈现的却是一场场浮华的“盛宴”,形式大于内容。以经济学界为例,集中于个别人物和事件。在这里,历史失之于简单。而这个现象,与30年中最重要的10年——1980年代的改革历史和人物开掘不够有关。虽然时间并不久远,虽然很多当事人健在,但是,历史被有意无意地遮蔽、遗忘、误解了。
    一个有趣的现象,可以作为对上述判断的一种证明。那就是,近年来,陆陆续续地,有人出来声明自己是80年代某个概念、名词、思想的“首创者”,媒体也热衷于用“第一人”的标识。一面是对历史的遗忘,一面是对历史的在意。遗忘,是遗忘那个时代提供的特殊机会和可能,遗忘大家思想交锋和碰撞的前提,遗忘老中青三代一起探索的启发,遗忘那些走入历史的思想和事业的领袖式人物;在意,是站在与80年代气质完全不同的今天,在意个人的名利。在2008年,最大的一起争论便是关于“价格双轨制”发明权的归属。因为人们对于80年代的陌生,在模糊的历史背景下,这样争论的结果也无从清晰。争论者激动甚至激愤,媒体受众并不理解各方的要点和语境。

    文摘

    插图:



    1969年12月,他去国家计委在湖北襄樊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那时,没人读书,干一天活儿,收工就歇了。只有薛暮桥,拿个小马扎趴在床边写书。很多人反对他写,他也不辩驳,那不是他的个性,只是默默不停地写。年过六旬的薛暮桥虽说被分派干“轻活”,有些“轻活”实在不轻。一个雨雪交加的夜晚,没人愿意去看花生地,就派他这个老“走资派”去了。他坐在小板凳上,浑身湿透,冻得发抖,一边看着,脑子里一边想白天写的书,突然有了思路,清晨回宿合赶紧把夜里想的写下来。每一稿写完,订起来,包上皮,用美术字写上书名。回北京探亲时,拿块黑底红花头巾包上,放在行李里,是他最呵护的一件东西。一度薛暮桥曾获准回到北京,无事可做,在家写书。夫人罗琼是“文革”前全国妇联第一书记,此时虽未官复原职,已开始上班。她特别反对丈夫写书,唯恐再因言获罪,不明白他在写什么,究竟能写出什么来。薛暮桥不想让家人担心,趁她上班,赶紧写;等她一下班,就把书稿藏进抽屉里。好景不长,他又因为“历史问题”,被勒令返回干校。不抵抗,服从,只是无论走到哪儿,他都带着那个花包袱。直到1976年,8年中写了6稿。起初,薛暮桥是想写成《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但越写越困难,没办法摆脱斯大林的定论,加上不能碰的禁区,写出来的稿子他不满意,觉得跟“文革”前相比进步不多。
    1975年国庆,薛暮桥和许涤新受邀参加国庆宴会,次日,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人民日报》上,这等于宣布他被解放了。随后,他成为计委经济研究所顾问,时年7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