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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舒立观察:中国十年之真问题[平装]
  • 共1个商家     16.72元~16.72
  • 作者:胡舒立(作者)
  • 出版社:中山大学出版社;第1版(2010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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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306036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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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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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商品描述

    编辑推荐

    《舒立观察:中国十年之真问题》:胡舒立:
    2009年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为世界年度100名思想者之一
    2007年获得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颁发的年度刘易斯·李仰士奖
    2006年被英国《金融时报》列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专栏作家”之一
    2006年被《华尔街日报》列入“亚洲最值得关注的十位女性”之一
    2003年被《世界新闻评论》授予“年度国际编辑”的称号
    2001年被美国《商业周刊》选为当年的50名“亚洲之星”之一

    媒体推荐

    《舒立观察:中国十年之真问题》
    谁揭露了中国共同基金的经理人串通起来操纵股市的“基金黑幕”?
    谁曝光了“银广夏陷阱”和“庄家吕梁”?
    又是谁在媒体中率先全面揭开上海社保大规模投资背后交织的权力寻租“灰幕”?
    站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立场,胡舒立和她的团队,始终为改革鼓与呼,忠实记录和助推中国转型与经济腾飞……

    中国证券界“最危险的女人”
      ——【美】《商业周刊》
    中国最强有力的财经媒体主编
      ——【美】《纽约时报》
    在混沌的中国媒体市场中为有理想的新闻人树立了专业主义的标杆。
      ——《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简介

    胡舒立,女,1953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2009年11月辞去《财经》杂志主编,就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担任院长。胡舒立女士现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财新传媒总编辑,《新世纪》周刊总编辑,《中国改革》杂志执行总编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8年创办《财经》杂志,并担任主编11年。
    2001年担任香港凤凰卫视财经新闻节目总监。
    1992年至1998年在《中华工商时报》任国际新闻部主任和首席记者。
    1982年至1992年在《工人日报》担任国际新闻编辑和记者。
    2001年,被美国《商业周刊》选为当年的50名“亚洲之星”之一。
    2003年,被《世界新闻评论》授予“年度国际编辑”的称号。
    2006年,英国《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分别将她列入“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专栏作家”和“亚洲最值得关注的十位女性”之一。
    2007年,获得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颁发的年度刘易斯·李仰士奖。
    2009年11月,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为世界年度100名思想者之一。
    1994年,获得了斯坦福大学新闻学院奈特奖学金,攻读发展经济学。早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得新闻学学士学位,其后在美国福坦莫大学与北京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合作的项目中获得EMBA学位。

    目录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政经风云

    告别“红色资本家”/002
    市场中的阳光/004
    行政体制、机构设置和政治体制改革/006
    金融改革不容迟疑/008
    选择“好的市场经济”/010
    事业单位改革的“破”与“立”/012
    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014
    全方位改革的意味/016
    “两会之春”与改革之路/018
    理解“解放思想”/020
    中共十七大之公众期待/023
    中国在历史性临界期/025
    勿忘改革之由/028
    借鉴印度改革/030
    “大部门制”的政改意蕴/033
    “举国体制”淡出正其时/036

    实事求是地对待民营企业/038
    民间金融、政府信用和道德风险/040
    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和银行信用/042
    宏观调控与民营经济/044
    “官商勾结”和民营经济/046

    对腐败现象要有经济学思考/048
    从马招德到马德:“卖官链”经济分析/050
    胡锦涛“七一”讲话之重心/052
    反腐全球化/054
    “情妇”进入司法解释的意味/056

    抗击SARS以防为主,不搞“内紧外松”/058
    疫情消息不宜“出口转内销”/060
    环保事件是全局性大事件/062
    特大雪灾呼唤“气候觉醒”/064
    奥运火炬、家乐福与汉藏团结/067
    多难兴邦与制度建设/069
    把握好“警而不惊”的分寸/072
    群体性事件求解/075
    怎样与工人对话/078

    第二章 法治天平

    修宪重在正名/082
    反垄断也是行百里者半九十/084
    报道权、批评权与公司名誉权/086
    “周正毅案”应有透明度/088
    “大姚审计”发出改革预警/090
    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势在必然/092
    采访权、知情权和人身权/094
    “毒奶粉事件”:政府该做的和不该做的/096
    从“扁案”看法治/099
    预算透明:“阳光财政”一束光/102
    绿坝与滤霸,公权力与社会权利/104

    第三章 民生情怀

    现有户籍改革只是有限的进步/108
    改革权衡与弱势群体利益/110
    改革:市场化与就业机会/112
    “祝均一案”警示社保转轨风险/114
    社保改革的真正难点/116
    “三农”首重民生/119

    谨防医保改革刮“共产风”/121
    医改需要“人和”/123
    务实看医改/125

    勿忘“住的呼唤”/128
    也看“房地产新政”/130
    房价猛涨与政府缺位、错位及越位/132
    “房地产新政”方略需调整/135

    第四章 经济大势

    要什么样的8%/138
    检讨增值税/140
    行政性调控须淡出 市场化调控当跟进/142
    统计数据误差的制度反思/144
    调控应治本/146
    税收再创纪录之后/148
    过热、价格与改革/151
    莫让“回暖”遮望眼/153
    绸缪刺激政策的退出机制/156

    第五章 产业观潮

    新浪们为什么搭不上NASDAQ快车/160
    3G选择:技术最优还是制度最优/162
    棉花放开、粮食放开与农业自由化/164
    问责中石油/166
    中航油:重组还是破产/169
    阜新矿难再逼煤矿改革/171
    电力改革的推进、渐进及其引申义/173
    成品油价格接轨不可迟疑/175
    自主创新的土壤是什么/177
    医治“石油瘾”的选择/179
    “国标大考”考什么/182
    面向4G的3G反思/184

    第六章 金融激流

    勿忘君安教训/188
    对二板市场的期待与担忧/190
    正视机构投资者缺陷/192
    金融资产管理、银监会与深层次改革/194
    辨识“全流通”新说法/196
    “中小企业板块”遗憾的背后/198
    透明度是重振证券业之本/200
    以对内开放回应外资撤离/202
    创业板的错位与复位/205

    批评权、知情权,还有“新基金”使命/207
    事实胜于雄辩 是非终有分明/209
    “亿安科技案”还没有完/211
    银广夏停牌的下一步当是彻底查处/213
    安然、银广夏和证券市场监管/215
    “格拉索薪酬事件”之关联/217
    王小石、证监会和监管腐败/219
    金融监管框架改革应首去“官本位”/221
    管理流动性过剩之道/223
    次贷风暴之鉴/225
    热钱之忧/228
    此救“房”不是彼救“房”/231

    缘木岂能求鱼/234
    全球科技股灾之于中国的三个警示/236
    吕梁的贡献/239
    反思银广夏“造假工程”/242
    吕梁究竟在哪里/244
    市场理性拒绝人为“平准”/246
    真有千亿资金该干什么/248
    如何平息市场的非理性亢奋/250
    何必讳言“不救市”/252
    “流动性亢奋”之忧/255

    “套钱”之心不可太切/257
    不以上市迟早论英雄/259
    勿忘“窗口”教训/262
    承认资本的权力/264
    大型国企应当先做“私募手术”再上市集资/266
    银行贷款问责不“为IPO讳”/268
    银行改革与上市,哪个该有时间表/270
    中国银行IPO凯旋之后/272

    如何看待人民币汇率问题/275
    外汇储备注资银行的两刃/278
    “人民币解冻”的意义/280
    国家外汇投资公司以何为先/282
    人民币汇率该不该贬/284

    第七章 纵目全球

    “WTO冲刺”的含义/288
    开放须双向/290
    “雪拥蓝关”之时/292
    诉诸“激进改革”/294
    恐怖袭击、WTO与经济全球化/297
    理解“入世”承诺不可刻舟求剑/299
    证券业开放与WTO承诺底线/301
    WTO五年/303
    金融开放可再进一步/306

    对中美关系不必太过悲观/308
    日本货、全球化和中国对外开放/310
    胡布峰会的意义/312
    中国想要什么样的世界/314
    走出国际关系的“资源陷阱”/317

    中国如何应对国际油价飙升/320
    测温“中国热”/322
    反思优尼科收购案/324
    国际定价权不可争而得/327
    警惕“隐性贸易保护主义”/329

    序言

    【序言】
    一以贯之
    ——关于“财经观察”的问答
    -Q:杨哲宇(本书选编者)
    -A:胡舒立(《新世纪》周刊总编辑)

    -Q:《财经》是1998年4月创刊的,但“财经观察”出现得好像晚一些?
    -A:我记得是从1998年8月开始的。为了谈那年增长率“保八”的事,王烁让我写一篇评论。写好后,他希望我每期都写,后来就按他的要求坚持下来了。当时,《财经》全职人员只有四五个,我是主编,王烁是执行编辑,其实就是第一“大编”了。从那以后,他也一直是“财经观察”的编辑。

    -Q:你是记者出身,对写评论有特别的偏好吗?
    -A:说实话,我很喜欢写评论。上大学时,我评论课的成绩就比较好,后来也很希望有机会写社论。不过,机会并不很多。我一直认为,写评论,特别是写社论性质的评论,是非常严肃的事情。“社论是报纸的旗帜。”在传统“党报”体系中,发表社论是相当重大的事情,对此观点我也是深以为然。所以,《财经》创办之初,并没有搞社论或是有社论意味的评论。8月那次尝试之后,我受到鼓励,就以个人署名文章的形式来写每期的准社评了,叫“财经观察”。这篇东西放到杂志的最后一页,也是想低调一些。

    -Q:这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社评了,有点类似香港《信报》早期社评的形式,由本人署名,对吧?
    -A:这是我们的一种探索,与传统社评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最初,《财经》是月刊,“财经观察”每月一篇,主要都由我自己来写。后来,杂志变半月刊,再办双周刊,节奏越来越快,所涉问题也越来越广泛,我就不可能从头到尾都独自操作了。最初,绝大部分还是我自己干,最近一两年,许多都是请记者或我们的经济学家起草后,我再来修改,你的编辑工作也值得肯定。最重要的当然还是王烁,他始终负责题材的选定和最后的编辑把关,十几年如一日。在《财经》内部,大家都明白,“财经观察”虽然由个人署名,但不是纯个人栏目。“财经观察”从确定选题到最后的发稿,有一套严格的程序。“财经观察”作为署名文章,一方面,具有个性化色彩,我有义务和责任将其做好;另一方面,缺点由我负责,成绩应该归功于大家。

    -Q:今天再读这些文章,特别是处在当前这一你职业生涯的特殊时期,你有什么别样的感触吗?
    -A:它们应该是我担任《财经》主编11年职业生涯的一个侧面记录,很有意思。其实,每一篇文章都可以唤起当时的一段故事,可惜现在没有时间把它们全部写出来、串起来。在《财经》成立五周年的时候,就曾想过出一本书,叫《我与“财经”》,当时想把所有的“财经观察”背后的故事串起来。很遗憾,一直没有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十周年的时候,就更没时间去干了。但是,这件事情总有一天是可以做的。把每年的文章精选出几篇,再配上当时的故事。

    -Q:我们常说新闻作品是“易碎品”,现在让读者回过头去,重读这些文章,你认为价值何在?是否可以说,它提供了一种思想史,更具体地说是中国改革思想史意义上的史料?
    -A:说是“思想史”之史料,可能过誉了,但对读者或多或少还有些参考价值吧?我觉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其一,新闻的易碎性,这确实是我们常讲的话题,也是客观存在。其二,正是知道了新闻易碎,我们才希望自己的作品不碎,至少不易碎。我在1994年出版的那本《改革没有浪漫曲》后记中写到,新闻本身是易碎的,但新闻记者对于永恒性的追求是始终不渝的。我是从日报的新闻记者做起的,这么多年,想的就是能写一点有生命力、以后看了不遗憾或少些遗憾的东西。后来,有机会做《财经》杂志,更是怀着这种心愿来做编辑、做记者的。

    -Q:《财经》希望其作品“不碎”,其标准是什么呢?
    -A:“不碎”当然也是相对的。我觉得,如果说有个标准,就应当这样衡量:作为时代的记录员,在每个时期写的作品,固然有那个时期的历史局限,但要寻求超越,从而能够经得起更长时期的历史考验。

    -Q:这也许正是《财经》之所以为《财经》的原因,写“财经观察”时这种意识是不是更强烈?
    -A:我确实希望,这约1700字所表述的东西,能在比较长的时间站得住脚,回过头来看不感到脸红。1700字的容量非常有限,很难把每件事情都说得很周到,这就是为什么包括我在内的多位编辑不断地对其修改完善,甚至在大样上仍要看和推敲多遍的原因。现在回过头来看,虽然不能说每一篇都完美,但是,可以说,“硬伤”不是很多,这一点是令我欣慰的。

    -Q:本书选入的140多篇文章,贯穿其中的思想就是为改革鼓与呼。我们不断地说“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时而加快,时而滞缓。这些文章也记录了这一过程。你如何评价改革的历程?是否偶尔也会感觉到有些无奈?
    -A:新闻评论这种体裁,与学术文章及一般的理论文章的写法是不同的,它追求快节奏的出版、语言和文章结构所带来的冲击力,因此,不应把新闻评论看做完整的学术阐述。以此为前提,“财经观察”确实倾注了对改革的急迫之情。尽管文章表达的向往,并不能都变为现实,只是折射了我们自己以及与我们心心相印的改革者们真切的心声,客观上对改革起到了“鼓与呼”的作用。回过头来看,有些文章不但是急切的,甚至是过于急切,这既是可以理解的,也还是有意义的。我们常说,“取法乎上,得乎其中”。

    -Q:《财经》的宗旨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三独”(独立、独家、独到),还有一种表述是“复杂的自由主义”。无疑,在《财经》的各类稿件中,“财经观察”是最直接地体现主张的。现在回过头来讲,你是否对实现的程度比较满意?
    -A:我只能说还算欣慰吧。第一,“财经观察”总是能保持独立的气质,也许与有些人的想法一致,也有可能与之不同,但是,无论如何,是我真实的看法,是“我们”的立场。第二,所有的评论虽然重心各有不同,但能够体现某种一致性。“一致性”是很难的。在《财经》创刊十周年的时候,王烁定了一个题目,叫“财经十年——一以贯之”。汪丁丁以及很多人都讲过,《财经》的特点是consistency。我觉得,写几篇好文章、做几篇好报道,这些并不难,难的是这么多年的一致性。汪丁丁在《财经》创刊十周年时说过,要完整地揭示真相,并且用一种正确的方法去表达真相,这是很难的。《财经》的十年就是这样一点点走过来的。回过头来看,坚持consistency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比别人强,而是说,要不断地学习,去提高自己。consistency并不是说,有一个简单的教条,可以处处搬来套用;也不是一种单纯的信念,只要“信”就万事顺遂,它是在找到了正确的认识框架和方法之后,不断学习和改进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完善自身的过程。

    -Q:“财经观察”基本做到了这一点。另外,读者可能会好奇,“财经观察”的选题是怎么定的?
    -A:选题与每期《财经》杂志都有相辅相成的作用,有时候会以《财经》的主体报道作为评论的对象,但更多时候与重点报道无关,有时甚至有意与其错开。总的来讲,在两周之内发生的事情很多,我们的选择无一不是紧扣经济社会热点问题,但与杂志报道有补充、呼应的作用,很难具体地讲每篇“观察”选题确定时的情形。

    -Q:每篇“观察”都有鲜明的主题思想,这自然是你的阅历、观察、思考的结晶。但是,我想知道,每篇的主题思想是如何突破那些大而化之的信念,直达事实和思想的深处的?
    -A:谢谢你的肯定。正如我刚才所说,选题经过了非常细致的筛选和深入的讨论。我自己在写作之前,会把所有能找到的相关资料都看一遍,所幸我们有互联网这一工具,使得熟悉背景的工作做起来相对容易了。我争取自己写作的时候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另外,我还要真诚地感谢很多同事的帮助,特别是遇到专业性非常强的问题的时候。很容易理解,在信息爆炸、知识分科越来越细的时代,所谓的“万事通”是不存在的。我得到了《财经》当时的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学术顾问汪丁丁、首席研究员陆磊等多位专家的智力支持;《财经》当时的助理主编、研究部主管编辑叶伟强等同事都给予了我很多专业上的帮助。法律、财税、农业等问题,也不全是我日常知识积累的重点,我之所以能迅速进入某一领域,也得益于相关的专业记者或主管编辑。所以,尽管是我署名,但是,“财经观察”是许多人智慧的结晶,这样说并非客套。

    -Q:你一再强调写作中分寸的重要性,特别是立论的分寸把握。可以具体谈谈吗?
    -A: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俗话说“文如其人”。我这个人性子比较急,有的时候非常急;但是,我写文章又非常审慎。每一个提法都要想很长时间,加很多的限定。有时候,我自己也会想:人,是多么矛盾!不过,我自己觉得,“财经观察”所体现的风格,可能倒是更接近于我作为一名文人或者说记者的本来面目。我是一个写东西比较慢的人,写封信都要想很长时间。这一方面是我不够有才华的表现,“下笔万言,倚马可待”,我是绝对做不到的;另一方面,在这个快节奏,甚至不无浮躁的时代,能够沉下心来写东西,能够反复推敲,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记得鲁迅说过,写一篇作品,初稿写完要放在抽屉里,两三天以后拿出来再看一遍。我即使做不到这么沉着周详,最紧张的时候也会隔几小时再看一看,这样改写过的文章才能更少遗憾。

    -Q:这本书分为七个专辑。我发现,你写得最得心应手的,是被命名为“政经风云”的这一辑,介乎政治与经济之间。你写得可谓“凌云健笔意纵横”,这是因为有话要说,因而情感充沛、思如泉涌,还是别的什么?
    -A:这还是因为一方面,我是新闻记者,而不是经济学家。另一方面,虽然经济学的造诣远远谈不上,但是,经济学的方法论对我影响很深。也可能恰恰是因为经济学修养不够,所以,写东西的时候,遇到比较贴近现实生活题材的时候,写起来更容易一些。我不认为这表明我在这些领域有过人之处,只是因为这些问题分析起来相对容易一些。其实,我发现,当初在做SARS报道的时候,《财经》记者写起来就比较自如。把一个经济专业问题,用通俗的语言同时又富有激情地表述出来,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经济学本身是一门科学,表述的时候,为了追求严谨性,评论这种体裁所要求的晓畅和生动,就会遇到困难。相反,既涉及经济又不囿于经济的题材,处理起来就会容易一些。我想,仅此而已。

    -Q:如何看待过去有些文章,如《何必讳言“不救市”》等,造成的社会轰动?
    -A:“财经观察”有不少篇章影响很大,大部分时候得到了读者的肯定。我们的观点,在1700字内经过了反复推敲,我自认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坦诚地说,我们就是这样看问题的!有争论是正常的,真理只有在不同观点的自由碰撞之中才能璀璨。不能不说,宽容对待异见,理性分辨是非,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比较稀缺的元素。那种动辄追究动机和背景、惯于深文周纳的做法,应该说是历史上不健康因素的残留,是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
      《何必讳言“不救市”》这篇文章是一篇非常有争议的社评。受到的批评,包括在互联网上受到的批评也比较多。首先,我很感谢大家的关注;其次,即使是有所批评,也很正常,也是我们应该承受和面对的。不过,我至今认为这篇文章的观点和表述都是立得住的。

    -Q:你是新闻科班出身,当然知道中国新闻史上有“文人论政”的传统,最为后人崇敬的就是《大公报》的张季鸾、《观察》的储安平。我冒昧问一句,你有没有一种使命感,或者说,一种自我期许、自我定位,来延续这一传统?
    -A:我当然很敬佩这些先贤,但自认并没有前辈们那样伟大的抱负和才气。我更多地把写评论看成一项工作,一种责任。或者说,《财经》有这样一个舞台,需要这样的一个角色,既然需要我去做,我就会尽力把它做好。在与很多的读者交谈后,我发现,他们很注意“财经观察”,这样,原本被放在杂志的末页,后来放在了卷首。有些人甚至对我说,看《财经》杂志,首先就读“财经观察”;如果没有时间看别的,就只看“财经观察”。我听了以后,觉得责任非常重大。另外,也可能因为这个栏目篇幅比较短,比较易读,大家都能看懂。

    -Q:你已经出过好几本书了,影响也都比较大,比如《改革没有浪漫曲》、《新金融时代》等。你怎么看待即将出版的这本书在你职业生涯中的地位?
    -A: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刚才说过,作为一名新闻人,我其实比较喜欢写评论,这是我职业偏好中的一个侧面,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我最喜欢的就是当记者,可以采访很多人,也可以写东西。不过,我对写评论也情有独钟。当年在《工人日报》工作的时候,我就希望去评论部工作。1992年到了《中华工商时报》,9月赶上纪念创刊三周年,准备出一期24版的报纸,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仅见的篇幅。我就自告奋勇地说:“让我写社评行不行?”大家就让我写。我写了篇社论,题目叫“不同寻常的时刻”。当时就觉得很过瘾。现在回想起来,那篇文章还明显带有党报社论味儿,不过,我确实是喜欢写。这是我的内心偏好。我把社论看得十分神圣,又认为自己少有机会去接触,心里痒痒的。以后写“财经观察”,自身对社会、对改革的认识水平都较当年有很大提升,我对评论的爱好也有机会去释放。当然,我也发现了自己很多的不足,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多么了不起的评论家。写得越多,更知道自己能力有限,做事情只是职责所在,尽力而为。这样写了十多年以后,有读者欢迎,有同行认可,我当然很高兴,但也觉得可能有些过誉了。
      其实,写好评论还是要具备更深厚的理论功底,而且是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哲学、管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甚至人类学等尽可能全面的理论功底,尽管“术业有专攻”,但单打一肯定不行,靠“聪明劲儿”和玩弄文字技巧来支撑更不行。毕竟,“绳短不可以汲长”,我自己欠缺的实在是太多了。

    -Q:接下来,你要“二次创业”。你对自己的“笔政”作何展望?
    -A:我还是这样想:有责任、有义务,就要写,此其一。其二,我希望未来能把自己所要表述的东西,从比较凝重的感觉中适当地释放出来,变得轻快一些,只是不知道我是否能够做到。
      当下的社会五光十色,我们经历的东西多姿多彩。稍微释放一些凝重感,可以在多样化的尝试上有一些进展。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有大才华的人,只是一名普通的新闻人,被各种机缘推到了某个位置上。当要做的事其实超过自己能力的时候,一方面要有担当、不退却;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活得更加本色。。

    文摘

    理解“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并不是一般口号,而有其具体的指向,主要是指冲破“左”的思想禁锢。如邓小平南方谈话时所说,”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胡锦涛此番“6·25”讲话,以“解放思想”为“四个坚定不移”之首,正是邓小平主张的继续和弘扬。
    近两周来,业界人士议论关注最多的事项之一,即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6·25”讲话。通过新华社的报道,可知此次讲话涵盖甚广,内容相当丰富。全文提纲挈领之处系“四个坚定不移”,依次为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科学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我们认为,此次胡锦涛总书记完整提出“四个坚定不移”颇具新意,而将“解放思想”列于四项之首,并称之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意义格外重大。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曾这样说。正是邓小平在1978年亲自引导和大力支持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之成为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当年启动改革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曾发表重要讲话,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在此后29年的中国改革历程中,解放思想的基本方针并没有变。但改革也有过反复,有过徘徊和犹疑。改革的每一步大的腾跃都需要新的巨大思想动力。当此之时,再度高扬解放思想的旗帜,往往成为寻求改革突破的重要手段。最典型的是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改革春风重临华夏大地。这一年,“解放思想”再度成为舆论主基调,为秋季中共十四大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略奠定了思想基础。
    “解放思想”并不是一般口号,而有其具体的指向,主要是指冲破“左”的思想禁锢,坚持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邓小平南方谈话有此感言,所以他强调,”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胡锦涛此番“6·25”讲话,以“解放思想”为“四个坚定不移”之首,并将这一精神贯穿全篇,正是邓小平上述主张的继续和弘扬。
    解放思想必须实事求是,当前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近年来,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繁荣成就巨大,越来越得到国际认可;另一方面,中国自身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推进过程中,面临大量挑战。在复杂的形势下,一些人的认识出现了混乱,甚至陷入某种“民粹”情结,以不切实际的分析吊高“胃口”,很容易引致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