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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文学与神学的边界[平装]
  • 共1个商家     29.50元~29.50
  • 作者:杨慧林(作者),谢天振(丛书主编),陈思和(丛书主编),宋炳辉(丛书主编)
  •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第1版(2012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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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309089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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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在文学与神学的边界》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简介

    杨慧林,1954年出生于北京,文学硕士、哲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比较文学与宗教学教授。代表性著作有《基督教文化精神论》(1995)、《信仰与理性的辩难》(1999)、《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2001)、《神学诠释学》(2002)、《移动的边界》(2002)、《欧洲中世纪文学史》(2002)、《西方文论概要》(2003)、《西方文艺理论史》(2007)等,并在美国出版英文论文集Christianity in China; The Workof Yang Huilin(2004)、合作主编Sino—ChristianStudies in China(2006)。其学术研究主要集中于基督教与西方文学、神学与人文学术、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等三种关系。

    目录

    代序:当代人文学术中的“意义”问题
    文学与神学
    对《约伯记》的再读解
    中世纪文论与中古人文学科的发展
    诠释和想象的空间:批评史中的莎士比亚与《哈姆雷特》
    “笑”的颠覆性与神学逻辑
    ——《玫瑰之名》的神学批判
    当代神学对文论研究的潜在价值
    20世纪西方文学的神学倾向
    “反向”的神学与文学研究
    ——齐泽克“神学”的文学读解
    基督教的“废墟”与文化“记忆”
    意义与诠释
    基督教释经学的实质
    从“差异”到“他者”:对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的神学读解
    伽达默尔与神学诠释学
    “全球化”与基督教的自我诠释
    当代神学的生态关注:两种神学进路的对比和启发
    神学的“事件”
    “穷人”何谓?
    中国与西方
    中西“经文辩读”的可能性及其价值
    《圣经》“和合本”的诠释学意义
    汉语语境中的基督教诠释
    佛教与基督教对话中的三个问题
    学术制度、国家政策和语言的力量
    宗教研究的“比较”意识与“对话”精神
    汉学及其“主义”中的身份游移
    结语:难懂的马里坦

    文摘

    版权页:



    一、汉语语境中的“本地化”理想及其现实
    天主教学者对“本地化”及其相关概念进行过相当细致的辨析和归纳。其中较近的著作如钟鸣旦(Nicholas Standaert)《本地化:谈福音与文化》(1993),柯毅霖(Gianni Criveller)《晚明基督论》(1999)和吴智勋主编的《神思》第47辑《教会本地化》(2000)。通过这些学者的讨论,“本地化”得到了越来越清晰的限定。然而在具体的汉语语境中,还需要进一步区分这一概念的理想界说与其实际意指,并且进一步发掘从“适应化”、“本地化”到“处境化”的可能延伸。
    “适应化”(accommodation或adaptation)被认为始于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和利玛窦的(Matteo Ricei)传教策略。按照钟鸣旦的归纳,这一传教策略包括四步:“适应之道”是指学习中文、入境随俗、儒服儒冠等;“向社会名流传福音”是要通过研读孔孟经书,打入官场与儒生之间;“引进西方科技”,意在“激发饱学之士的兴趣”;而“包容之心”,则表达了传教者对中国文化及其价值系统的开放态度。因此质而言之,这四步的主旨无非都是对受众及其语境的“适应”而已。
    然而从受众的方面看,“适应”所“激发”出来的接受方式,并不是相应地“适应”对方,却是欣然接受对方的“适应”。比如钟鸣旦提及徐光启、李之藻的道德诠释、杨廷筠的补儒易佛和“驱魔辟邪”式的民间诠释等三种接受之道;道德诠释与民间诠释自不待言,即使杨廷筠根据拉丁文直接音译那些“言亦不能尽解,喻亦不能近似”的“超性之理”,也只是想证明佛家之说的“番非真番,译非真译”,以便取而代之。所以他所谓的“回归原始本意”,实际上亦是使基督教成为“对儒家的有利贡献”。至于杨廷筠关于“性教”、“书教”和“恩教”的解说,同样会追溯到尧、舜、周、孔的历史启示,以证明基督教以及“西儒”可以“恢复……儒家正统”并且“将隐藏在原始儒家中的部分完全启示出来”。当然,中国知识群体中的早期基督徒从“惩愚儆惰”等。角度读解基督教,或许只是要通过最平易的方式为基督教的存在一辩;而问题在于他们的辩词确实标志了汉语基督教的一个基本解释维度,乃至也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适应化”的实际内容。
    “适应”本来并非不可能“由同致异”,并非不可能“由同处入,从异处出”。关于这一点,赵紫宸曾经就基督教传入欧洲时借助希腊哲学、佛教传入中国时借助老庄思想进行过比较。其中佛教的策略,几与基督教的“适应化”无异。比如托譬老庄、吸引士大夫、利用皇帝和官府,“有知识的,……以知识为进阶而引导之;没有知识的,……以经像雕镌、因果报应、法器道场等等邀引之”。然而为什么基督教未能像佛教一样“由同致异”?赵紫宸试图以所处时代的不同作答,并且认为“宗教总须自己去求”,而基督教是“西国人来传……中国人不曾去求”等。其实这样的比较并不一定恰当。西方人在中世纪前期所经历的,既是欧洲的基督教化,也是基督教的欧洲化;基督教同犹太教的真正分离,应当说是与这一过程同步的。汉地佛教之于印度佛教的关系则与此相似:它没有像东南亚地区那样“经由佛教而印度化”,却产生了自己的经典、教理以及全然中国化的禅宗。蕴含在这里的已不是“适应化”的策略问题,而是诠释活动所必然导致的“本地化”。
    在钟鸣旦的论述中,“本地化”(inculturation)首先是与“涵化”(acculturation)相对应:前者在于“本有文化将另一文化中的某些新元素吸收为已有”,形成两种文化的整合,例如“佛教之于中国”以及“初世纪时的欧洲教会”;后者则是外来影响改变原有的文化,造成“文化的疏离或割让”,除去印度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之外,又如“非洲因基督宗教而西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