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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文十三步[平装]
  • 共1个商家     28.10元~28.10
  • 作者:刘再复(作者)
  •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第1版(2010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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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508624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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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人文十三步》
    *人文十三步,步步踏实;思想之盛席,席席求真。
    *本书是刘再复的人文备忘之书,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丰富的切入生命本真与思想之核的人文读本。全书选自刘再复先生十二部学术思想专著和一部散文集,皆为其相关领域之代表论述,涉及主题之宽广,作者学识之渊博,人文关怀之深切,思想见解之独到,均令人震撼不已,可谓人文之经典,思想之盛宴。

    媒体推荐


    ▲《人文十三步》乃是:刘再复人文书系的精华会萃,大时代思想足迹的深度记录。
    ▲文化名人如金庸、刘心武、余华、范曾等人联袂为本书推荐。
    ▲本书是刘再复作品系列中的一本,全面反思国民性的代表作,直指民族魂的探讨。最新经典再版,不论是装帧形式还是全书内容,都呈现出出版新意。

    作者简介

    刘再复——1941年出生于福建南安刘林乡。196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并到北京工作。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主编。曾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科罗拉多大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加拿大卑诗大学、香港城市大学等院校分别担任过客座教授、讲座教授、名誉教授与访问学者。
    著有《性格组合论》、《鲁迅美学思想论稿》、《文学的反思》、《放逐诸神》、《罪与文学》(与林岗合著)、《现代文学诸子论》、《高行健论》、《告别革命》(与李泽厚合著)、《传统与中国人》、《共鉴“五四”》、《红楼四书》、《李泽厚美学概论》、《刘再复散文诗合集》、《刘再复文论精选》、《人文十三步》《人论二十五种》、《双典批判》、《漂流手记》(十卷)等四十多部学术论著和散文集。作品已翻译成英、日、韩、法、德等多种文字。

    目录

    目录

    一、《罪与文学》选读
    (一)忏悔文学的基本形态
    (二)柏拉图对文学的指控
    (三)关于宗教大法官的寓言

    二、《现代文学诸子论》选读
    (一)金庸在21世纪中国文学的地位
    (二)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现代小说史

    三、《放逐诸神》选读
    (一)文学史悖论
    (二)中国现代小说的政治式写作
    (三)告别诸神
    (四)文学对国家的放逐
    (五)“解放”的困顿

    四、《共鉴五四》选读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批评提纲
    (二)五四五说——与李泽厚的对话

    五、《鲁迅论》选读
    (一)鲁迅研究的自我批判
    (二)论鲁迅状态

    六、《李泽厚美学概论》选读
    (一)中国现代美学的第一小提琴手
    (二)真正的原创性美学
    (三)李氏美学体系图式

    七、《思想者十八题》选读
    (一)双向思维与大时代的基调
    (二)再论第三话语空间

    八、《大观心得》选读
    (一)我的六经
    (二)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

    九、《双典批判》选读
    (一)中国的地狱之门(序)
    (二)抹黑对手——《三国演义》中历史的伪形
    (三)“女性物化”图表

    十、《红楼梦悟》选读
    (一)悲剧与荒诞剧的双重意蕴
    (二)《红楼梦》与中国哲学

    十一、《共悟红楼》选读
    (一)通观美学与青春图式
    (二)红楼女性的文化投射

    十二、《红楼人三十种解读》选读
    (一)“梦中人”解读
    (二)可人解读
    (三)富贵闲人解读
    (四)卤人解读
    (五)槛外人解读

    十三、《红楼哲学笔记》选读
    (一)《红楼梦》的澄明五境
    (二)《红楼梦》与西方哲学

    序言

    序言:二十年思想的踪迹
    这部刘再复著述选编本的取名不过是一种“方便法门”,约略接近于他二十年来思考的轨迹。其实海外期间刘再复的人文著述并不止“十三步”,一些引发很大反响的作品,如他与李泽厚的对话录《告别革命》,就没有收录进来。但这总算勾勒出一个轮廓,再现这位敏锐而深刻的思想者对宇宙人生和社会现实对话的心路历程。
    二十年差不多就是一代人的时间距离了,而差不多一代人的时间足可以尘封旧事。通过刘再复的著述和出版就可以透视这种历史的残酷性。八十年代,他在文学和人文研究领域,引领思潮,推动拓展学术研究的思维空间,他的名字可以说是文坛和学术圈再熟悉不过的名字了;而他那个时期的论文和著作,如《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性格组合论》、《文学的反思》、《鲁迅美学思想论稿》,《论中国文学》更是为那个时代的读者广泛阅读。无论是得到高度赞赏还是引起激烈的争辩,都说明了他的思想的影响力。可是这一切到了八十年代末端就嘎然而止。从那以后他离开他熟悉的土地而生活在异国,虽然他继续写作,勤奋思考,但在简体中文的阅读范围内,有将近二十年的时间,读者见不到他九十年代以来写的文章或著作。作为一个依赖于语言和文字而工作的人,刘再复从简体中文的阅读视野里消失了。读者找不到他,他也无从寻找自己的国内读者。对于曾经熟悉他的读者,他的一切仿佛就此尘封,就此不见踪影。对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来说,简体中文作者的刘再复就是一个“新作家”,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作者。直到近年,刘再复的一些曾以繁体中文形式出版过的作品和著作,才得以陆续以简体中文的形式出版面世,进入大陆更为庞大的读者天地。在老一辈读者眼里,刘再复仿佛“复出”;而在新一辈读者眼里,刘再复是“新进”;但在他自己的世界里,我相信是一切都没有改变。他还是像他八十年代时那样,思考、读书,写作。二十年来他的写作和著述出版就是这样交织起一个年代错落的故事。为了让这个年代差错的故事不再差错下去,让曾经熟悉他的读者了解这二十年的“空白期”刘再复还写了些什么、思考了些什么,让新一代读者能够了解二十年来刘再复著述的概貌,于是就有了这本《人文十三步》的编选。顾名思义,里面收录的篇章都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他曾经以繁体中文形式出版过的十三部文学研究和人文思考的著述中选录出来的。虽然有只选一点不及其余的不足,但也有择取要篇,显示著述风貌的长处。
    八十年代末突如其来的巨变虽然将刘再复抛离了原来的生活轨道,他从此海外漂流,“梦里已知身是客”(他的散文语),但并没有使他放弃一以贯之的散文作者、学者、思想者的人生本分。相反他比以前更执著,更勤奋,更用心,将祖国的语言背在肩上,走到哪里,写到哪里。有笔有纸的地方,就是故乡,就是家园,就是精神生活的天堂。二十年来他写下的散文集、文学评论和人文探索的单本著作,粗略的估计也有三十本左右,还有更多没有来得及结集的单篇文章和选本不计在内。刘再复二十年来的写作呈现出一个清晰的轨迹,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散文的写作。还在国内的时候,就出版过好几本散文集,如《太阳?土地?人》、《洁白的灯心草》、《人间?慈母?爱》等。他的散文诗脍炙人口,以赤子之爱抒写思想者的悲欢歌哭。如他的《读沧海》、《又读沧海》、《榕树,生命进行曲》和《寻找的悲歌》就广为传颂。出国浪迹四方,他的散文视野更广阔,笔调更深沉。他的海外散文总名为“漂流手记”共十卷。2009年花城出版社出过十卷“漂流手记”的选本,取名为《远游岁月》。他的散文名篇感人至深,多篇作品被海外中文教育读本选为课本或者被海外中文学校朗诵比赛指定为必诵作品。许多海外读者,可以不了解他的文学评论和人文思考,但却被他的散文所感染和吸引。笔者以为,他的散文当之无愧是当今中文世界的一流散文,相信这一点会慢慢得到大陆读者的共鸣。
    除了散文创作,刘再复海外写作第二个聚焦点就是他的老本行文学评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大学毕业之后,他就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一九八四年底即担任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不但是他的热爱,也是他的“本职工作”,可以说刘再复就是一个文学人,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出色的评论家。他二十年来的文学评论和研究,一方面是延续了大陆时期已经形成但来不及形诸笔墨的问题意识,而另一方面又面对海外中文研究遭遇的种种状况发展出自己的思考和见解。《罪与文学》、《放逐诸神》可以看作是前者的代表;而《现代文学诸子论》、《高行健论》可以看作是后者的代表。中国现代文学尤其在42年延安整风之后,逐渐走向了教条化、公式化的写作模式,对五十年代之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八十年代刘再复提出“人物性格二重组合原理”和“文学主体性”理论,就是为了摆脱这种积重多年的极端化写作模式。到了海外,刘再复的思索更加深入,从文学史的角度来探讨这个积弊深重的源流因果,于是有《罪与文学》的写作。而对鲁迅和张爱玲的评论,最能看出大陆和海外文学研究中潜藏着的“学术政治”的倾向。如果在大陆可以概括为“扬鲁贬张”的话,那海外就是反其道而行之,“扬张贬鲁”。在大陆,其实“贬张”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纠正;但在海外若要直言不讳地指出张爱玲的不是,则要有相当的勇气和冒相当的风险。在“张迷”、“张痴”气氛浓厚的海外,几乎无人敢说张爱玲的不是。刘再复本着学者的坦诚与海外现代文学评论界对话,写出《张爱玲的小说与夏志清的现代小说史》一文。他肯定张爱玲早期小说对人性深刻的发掘,也指出张爱玲后期写作大失审美水准及其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原因,尤其不赞同海外学界对张爱玲的过度溢美。刘再复的文章,在海外中文学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海外的二十年,刘再复把相当大的精力用在人文思索上,这构成他写作的第三聚焦点。与其说刘再复是一个专家型的学者,不如说他是一个思想型的学者。如果要他在诗和思想之间做一个二选一的选择,他一定不会像柏拉图那样干净利索:驱逐诗,拥抱哲学。他一定面有难色,就像遭遇康德悖论那样,迟疑慢考,然后笑一笑说:我能不能两样都要?是的,他一定会两样都要,既要诗,也要思想。诗是他的本色生命,而思想则是他展开生命的翅膀。在大陆时期的写作,他的思想大多或者化为意象而潜藏在优美的散文诗文字中,或者凝结为问题意识而展开在文学对象的评论之中。到了海外,他思想者的特性不但得到了更充分的舒展,而且还寻找到更贴切的文字表达形式。它们不再是寄居的形态,而是独立的个体,就像孩子已经长大成人,脱离父母家庭的庇护,独立地面对人生世界。这些写作的聚焦,就是他人文思索的文字。它们占据了他非创作类写作的绝大部分。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刘再复的人文思索涉及的论题非常广泛,有对传统经典别具匠心的阐释,如《我的六经》;有对现代美学经典著述慧心独发的解读,如《李泽厚美学概论》;有对传统文化糟粕的现代批判,如《双典批判》;更有漫游于人生天地,禅悟于大荒无穷,借助《红楼梦》而抒发覃思妙悟的《红楼四书》。这些形态独特的著述,如果把它们看成是学理的探讨,看成是文学的评论,固然没有大错,但是还不足够,甚至是忽视了最基本的地方。它们首先是人文的思索,是思想的表述。刘再复到了海外,也许是因为退去了以前种种“桂冠”,丢掉了以前种种“名号”,于是更显示出思想者的生命本真气质,他就是一个思想的探险者,跋涉于宇宙人生的大天地,求索于亘古及今的大传统,看见什么景致,悟得什么智慧,便用优美的文字表述出来。于是成就他著述中别开生面的人文思索。
    或许会认为刘再复去国他乡这么多年,中国的人文思想环境和氛围就像它的经济一样,一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的文字思考是不是已经与这片土地远隔了?尤其相对于八十年代他曾经的思考主题,已经迥乎不同,一些见解简直南辕北辙,那它们是不是和我们今天面对世界有了隔阂呢?以笔者的认知,这种顾虑是多余的,至少它是一个误解。只要是真正的思想,它不可能没有背景,它不可能没有对话的对象。区别在于是显在还是隐在,在于是深层还是浅层。不错,在刘再复海外时期的文学评论和人文思索的著述中,那种与具体现实问题的针对性相关的特征是淡退了,借用佛教的术语,以前讲“救世”,如今讲“自救”,看起来是大大的不同,而一旦弄清楚那个相对于言语的背景,即可知它一样有鲜明的针对性。思想者一定是一个优秀的对话者,他不会无病呻吟,不会对空放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刘再复的理论主张之所以被认为现实感强,历史针对性鲜明,乃是因为他的言说所关怀的对象非常具体,语言不脱语境,人们皆是身处其中,很容易感同身受而被领悟到。到了九十年代,此情此景不再,他将这类“时局”、“形势”意义上的现实从自己身上放逐出去,将人事纠缠、成败得失从自己身上放下,转而面对历史,立足生命,思考更普遍、更深邃、更永恒的古今大疑问和人生大困惑。这既是思想能力的提升,也是思想境界的提升,这个提升自然带来了他思考、关怀的对象更加广阔、博大。换言之,它不再是一人一事,一言一行,而是直探本源,直指本根。思想的背景深阔了,关怀的对象广大了。如果对这一点欠缺解悟,便会觉得刘再复的言说“脱离实际”;而一旦有了解悟,便会觉得他的深思智慧,“正是说到了痛处”。
    例如他有一篇讲演整理成文《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这篇文章也收编在本书中。乍看过去,贵族精神不但多年无人提起,而且自现代革命以来,这是一个带有强烈贬义的词。在现代语境中,它只和背逆潮流、垂死挣扎、孤芳自赏连在一起,从来没有和什么正面的价值沾过边。“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这样的“最高指示”我们耳熟能详。在过去讲革命的年代,需要发扬的是“泥腿子”精神;而现今讲经济的年代,恐怕需要发扬的就是“孔方兄”精神了。贵族精神更没有它的地位了。显而易见,刘再复这个时候讲贵族精神,不但在舆论气氛上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而且在学术话语中,也不见得有“前沿性”。但是,我要说,他的这篇讲演是高贵的。它的高贵正在于它“逆历史潮流而动”,它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那种英勇气概。而且,他的这篇讲演也是前沿的。它不是学术话语里那种喋喋不休的,人言我言的前沿性,而是在一个被俗气潮流所覆盖的世界里呼唤正面价值的前沿性,是言人所不言的前沿性。只要我们略为意识到在物质世界、金钱世界的迷失,只要我们对当代功利取代一切的价值观略有所省悟,只要我们对现实世界的污浊本质略有痛感,读一读刘再复《中国贵族精神的命运》,谁又谓它“脱离实际”呢?
    古人说开卷有益。无论是读刘再复的散文还是人文著述,正是应了这句古话。编者编选这本书,正是希望它能起导读的作用,使读者有可能循此进入他深邃的思想世界,追步他思想的踪迹。

    2010-11-3
    林岗 于中山大学



    文摘

    “五四”五说——刘再复、李泽厚对谈录

    (一)“五四”了不起
    刘再复(下称刘):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90 周年,香港三联约我写一本书,我就把这两年发表的有关“五四”的访谈、对话、文章汇为集子,也借此更加明确地表述一下自己对“五四”启蒙运动的思想。此集您如果能作序言就好了,可惜您已封笔,只好作罢。不
    过,今天我还是想再听听您对于“五四”有没有新的想法。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和《告别革命》中,您已作过充分论述。十几年、二十几年过去了,语境变了,不知道您有无修正或补正?
    李泽厚(下称李):我读了你最近发表在《书屋》的文章和访谈,写得很好。我对“五四”的看法没有改变。在诋毁“五四”、尊孔成为时尚的今天,我更顽固地坚持原有的看法。“五四”了不起。胡适、陈独秀、鲁迅之大功不可没。
    刘:“五四”了不起,您的态度一直很鲜明。我虽然谈论“五四”的缺陷,但也充分肯定其历史功勋。白话试验,文字奉还,个性呼唤,发现传统资源不足以应付现代化的挑战和理性逻辑文化的阙如等,都是功不可没。
    李:谈论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近现代文化史,前不可能绕过康、梁,后不可能绕过陈、胡、鲁。他们是重要的文化历史存在。可以不讲陈寅恪、钱锺书,但不可不讲鲁迅、胡适。
    刘:陈、鲁、胡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其思想代表了一个时代并辐射了几代人。康、梁那个时代讲的新国民,着眼点还是“群”,陈独秀、鲁迅、胡适却破除“国家偶像”,着眼点是“己”, 突出的是个人。所以我说康梁时代是“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五四”则是“人—个体”意识的觉醒,之后还有“阶级”意识的觉醒。三者形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流。李:“五四”时期各种思潮汇聚,当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就很盛行。“五四”突出个人,张扬个性。可惜后来“个性”又被消灭了。“五四”的了不起,正在于它的主题鲜明,击中要害,中国缺的正是个性和个体独立的精神与品格。
    刘: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解决。在中国,支撑个人独立不移的品格真不容易。我喜欢用“个体灵魂主权”一词来表述。觉得康梁时代关注的重心是国家主权和相应的社会制度合理性问题,而“五四”关注的重心则是个人灵魂的主权。反对奴性,反对国家偶像,反对族群
    偶像孔夫子,都是在呼唤灵魂的主权。

    (二)反孔也了不起
    李:“五四”批判孔家店不同于“文革”的批孔,两者实质内容恰好相反。汉代“独尊儒术”以来,唐、宋、元、明、清都尊孔,其中的确有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方面。康有为的变法改制还必须打着孔子的旗号,可见走向现代化,举步维艰。直到“五四”才直接挑战孔
    子,结束两千年一贯的尊孔历史。“文革”时的批孔尊法恰好是维护专制统治。第一幕是了不起的悲剧,第二幕是可笑的闹剧。
    刘:第一幕中孔子虽然承受中国文化负面的全部历史罪恶,但批判的毕竟不是孔子儒家的原典,而是被宋儒明儒和后人改造过的变形的孔夫子。从这一意义上说,“五四”的批孔,反而去蔽存真,扬弃了真孔子的覆盖层,使孔子的原典学说具备恢复本来面目的可能。您写《论语今读》,不就得益于“五四”的批判,直面没有被遮蔽、被改造的孔子吗?“文革”第二幕,我们亲自经历过,那确实是相反,狠批的是孔子原典和孔子本人,把孔子说成是“巧伪人”,把《论语》一段一段宰割,而把“五四”批掉的“忠”字举得高入云天,愈批愈走远,不仅离孔子原典愈远,也离“五四”的现代精神尤其是科学民主精神愈远。去年我应《金融时报》张力奋兄的邀请,写了《谁是最可怜的人》,认为孔子最可怜,因为他被随便揉捏,随便解释。其次孔子的儒家原典具有很高的伦理价值、教育价值,甚至有很高的哲学价值。正如您在《论语今读》中所评价的那样,孔子把人的地位提得很高,确实是具有原创性的思想体系。但是孔子学说后来被改造成为帝王服务的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以及“三从四德”等一套行为模式,就变得面目可憎了。“五四”攻击的实际上是变形变质了的孔夫子。您在《波斋新说》里首次把儒分为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对我很有启发,《红楼梦》作为异端之书,它反叛的是儒家的道统即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但是对您所说的“情本体”这种深层内涵,却极为尊重,所以贾宝玉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是个“逆子”,但在伦理情感层面上却仍然是个“孝子”。
    李:你的《谁是最可怜的人》,写得很生动。对孔子的尊敬,不是让孔子去媚俗。记得李大钊等当年也说过,他们批判的孔子,是宋明道学家塑造过的孔子。其实只有批判掉这个孔子,才能恢复原典儒家的孔子,只有批判“存天理灭人欲”、专重心性修养的孔子,才能恢复重视情感、重视物质生命、重视人民现实生活的孔子。“五四”反对的是在孔子名义下的君臣秩序、父子秩序、夫妻秩序以及所延长的妇女“节烈”观(连僻远的山区如张家界也可以看到贞节牌坊), 如此等等,这一套确实非常不符合现代社会的生存发展,是“五四”发出的第一声强烈的抗议呐喊。
    刘:鲁迅所憎恶的“二十四孝图”,什么郭巨埋儿、曹娥投江等等,每样行为语言,都是在孔子孝道名义下吃人、吃孩子、吃妇女。批判这种变态的孔夫子,也属天经地义,90年过去了,中国人再也不必去充当悲惨可怜的孝子节妇了,这要感谢“五四”的先人先贤。可是,这几年,孔夫子恢复名义之后,又有一些知识人要把老师当父亲,行拜祭大礼,不知又要把孔子揉捏成什么样子?

    (三)最缺的还是德赛两先生
    李:10 多年前我写《论语今读》,返回孔子。现在尊孔成了时髦,我就不再谈了。因为讲孔子成了掩盖更重要更必需的东西的手段。中国现在最需要的还是“五四”推出来的两先生:德先生与赛先生。我高度评价孔子,但反对以尊孔的潮流来掩盖现代文明所需要的科学与
    民主。对于传统,林毓生讲“创造性转化”,我讲“转化性创造”。孔子是我们的重要资源,但不能代替我们的现代创造。
    刘:“五四”的大思路是用西方的理念来批判中国传统,以实现传统的西化,但其致命的弱点是缺少自身的理论创造。您的命题实际上是要开掘传统资源,打通中西文化血脉,实现自己的建设性创造。重心是建构,不是解构。后现代主义思潮以解构西方形而上体系为目标,否定西方启蒙理性也形成了时尚。我觉得,科学与民主正是西方启蒙运动的两大基本成果,“五四”把它“拿来”,是拿对了。20世纪的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科学理性却朝着“工具理性”倾斜,忽视了“价值理性”,即忽视了“真善美”这些基本价值。
    学校教育也以培养“生存技能”(属工具理性范畴)为第一目的,未能以提高“生命质量”为第一目的。中国也正在向西方看齐。在这种历史场合中,孔子的教育思想(把“学为人”作为第一目的)和伦理思想倒是值得我们特别重视,但不能照搬,特别不能让变形的孔夫子
    卷土重来。确实如您所讲,要完成转化性创造,要吸收西方理性文化的巨大成果,建设具有中国色彩的科学民主系统,如您所说的要走自己的路。
    李:走自己的路,我一直强调这一点,在城市大学的校长沙龙里,我讲的内容就是中国要走自己的路。其实在20 世纪80 年代我就讲过,各个国家的传统、资源、内外部条件、文化心理差别很大,怎么可能走一样的路?

    (四)告别“新启蒙”
    刘:1988 年王元化先生等又提“新启蒙”的口号,第一次在北京聚会,邀我参加,我谢绝了。这原因是尽管我充分肯定“五四”启蒙运动的功勋,但觉得时代不同了。现在“科学”与“民主”天天都在喊,问题在于如何把科学民主理念落实到制度上去。例如民主形式如何确立就是个大问题,不用说国家,就是一个学术会议,民主形式
    (制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李:时代不同,课题也不同。当时我是不欣赏、不参与他们的
    “新启蒙”的。因为我认为20 世纪80 年代后期直到今天,主要的问题已不是启蒙,而是如何改良和改革制度。建立新的制度,比空喊启蒙更迫切、更重要,也更艰难,更需要研究讨论。即使从思想文化层面说,也不能停留在启蒙水平。20世纪80 年代我用“提倡启蒙、超越启蒙”八个字来概括鲁迅,现在看来,似乎仍然没错,只是我说得比较简单粗略。鲁迅比其他启蒙者更深刻的地方是超越了启蒙,思考人的存在意义。不只着眼于唤醒民众,而且展示个人孤独存在的内心。你是搞文学的,对这一点的了解和体会一定更深切。
    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抒写孤独的内心,叩问存在的意义,在现代社会潮流面前充满不安感和动荡感,鲁迅可以说是唯一的例子。他的《野草》,其深刻性就在这里。中国现代散文能抵达这样的精神深渊,真是奇迹。鲁迅完成了超越之后,晚年受国际左翼思潮的影响,又热烈拥抱社会是非,返回救亡。一是超越启蒙,二是返回救亡,这是鲁迅精神之旅的两大现象。真正的思想者个体是很丰富的,其生命的曲线与多彩也很正常。但我们现在既不能返回启蒙,也无须返回救亡。您的“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已属于过去。不过,回顾90 年,觉得还是鲁迅最深邃,最伟大。前些时,鲁迅博物馆研究员姜异新博士访问我,提出几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其中有一个对“五四”新文学诸主将的评价问题,我也说,鲁迅确实无人可比。胡适开风气之先,功劳很大,但思想不如鲁迅深刻,新文体的创造也不如鲁迅杰出。不过他是个学问家,不能要求他像鲁迅那样进入深邃的内心。周作人极为勤奋,“五四”时是人文主义旗帜的旗手,但其创作,有知识性却无思想深度与思想力度,比鲁迅差远了。后来他在北方“谈龙说虎”,完全没有现代感。

    (五)“五四”新文化诸先锋
    李:鲁迅一直是我最崇敬的人物。我是顽固的挺鲁派,从初中到今日,始终如此。我最近特别高兴读到一些极不相同的人如吴冠中、周汝昌、徐梵澄、顾随等都从不同方面认同鲁迅而不认同周作人、胡适。这些人都是认真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和学问家,并非左翼作家和激进派,却都崇尚鲁迅。鲁迅不仅思想好,人品好,文章也最好。一些人极力拔高周作人、张爱玲等人,用以压倒或贬低鲁迅,用文学技巧来压倒思想内容。学界也流行以“知识”、“学问”来压倒和贬低思想。其实,严复当年就说过,中国学人崇博雅,“夸多识”;而西方学人重见解,“尚新知”。爱因斯坦的新知、见解,难道不胜过一座图书馆吗?
    刘:严复的话真是击中要害。10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就说现在学界是学术的姿态压倒学术的真诚,即压倒追求真理的热情,也用知识掩盖思想的贫血症。许多人读了《告别革命》,发现您对周作人、郭沫若、老舍的尖锐批评,感到很震惊。周作人身上太多中国旧文人的习气,最后超过中国族群的道德底线,当了汉奸,真是个大悲剧。您对胡适评价也一直不高。
    李:胡适和周作人不同。胡的作风很好,有成就而仍然宽容、谦和,其自由主义思想、风格,在中国至今仍有重要价值。但他的思想确实不如鲁迅深刻,例如说中国的问题是“五鬼闹中华”,未免太浅了。周作人散文中是有些小知识,并不是大知识。钱锺书才可以算大知识、大学问。他的学问甚至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惜,他在可开掘思想的关键之处,却未能深“锥”下去。这可举的例子很多,就拿《管锥编增订》(1982 年9 月第一版)的第一篇来说,你读读这下半段:
    《诗?文王》以“无声无臭”形容“上天之载”之旨,亦
    《老子》反复所言“玄德”(第一〇、五一、六五章;参观一五章:“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王弼注谓“不知其主,出乎幽冥”者也(参观第一八章注:“行术用明,……趣睹形见,物知避之”;三六章注:“器不可睹,而物各得其所,则国之利器也”;四九章注:“害之大也,莫大于用其明矣。……无所察焉,百姓何避?”)。尊严上帝,屏息潜踪,静如鼠子,动若偷儿,用意盖同申、韩、鬼谷辈侈陈“圣人之道阴,在隐与匿”、
    “圣人贵夜行”耳(参观256—8页)。《韩非子?八经》曰:“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旧注谓如天之“不可测”,如鬼之“阴密”。《老子》第四一章称“道”曰:“建德若偷”(参观严遵《道德指归论?上士闻道篇》:“建德若偷,无所不成。”),王弼注:“偷,匹也”,义不可通,校改纷如,都未厌心,窃以为“匹”乃“匿”之讹。“偷”如《庄子?渔父》“偷拔其所欲谓之险”之“偷”,宜颖注:“潜引人心中之欲。”《出曜经》卷一五
    《利养品》下称“息心”得“智慧解脱”曰:“如鼠藏穴,潜隐习教。”夫证道得解,而曰“若偷”“如鼠”,殆类“孤寡不谷,而王公以为称”(第四二章,又三九章)欤。
    多精彩。这段话把中国的“圣王”、秘诀,他们最重要的手段和技巧是什么,全揭开了,讲到了关键。如果继续开掘下去,以钱锺书的学识本领,极易将帝王术各个方面的统治方略全盘托出而发人深省,可惜却戛然而止,转述其他。
    刘:真是如此。这一则,上半段谈上帝我们把它省略了。仅此下半段读起来就够让人惊心动魄的。中国的圣人之道在“隐与匿”,帝王之术,如鼠藏穴,如鬼潜踪,但都打着深不可测的天意。中国的智慧在天子与圣人处如此变质,真是匪夷所思。钱先生的著作是个大矿藏,他用全部生命建构矿山,把开掘的使命留给后人。在可开掘思想的关键之处深锥下去,这倒是您这个思想家的特长。2002年我读您的
    《历史本体论》,一打开书页,第一节就讲“度”的本体性。什么是度?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您说度的本体(由人类感性实践活动所产生)之所以大于理性,正在于它有某种不可规定性、不可预计性。而历史本体就建立在这个动态的永不停顿地前往着的“度”
    的实现中,它是“以美启真”的“神秘”的人类学的生命力量,也是“天人合一”新解释的奥秘所在。您在其他文章中也多次讲“度”,把“度”与中国的中道哲学、和谐哲学联系起来思索。每次想起您这个“度”字,就想起钱先生的“几”字。他在《管锥编》第一册《周易
    正义》第十九则“击辞(三):知几”中就有“几”意的上百则汇编,其知识密度真是惊人。所谓“几”就是“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 也就是临界点、分寸感,也就是您讲的预计和度。钱先生的功夫是把古今中外(包括诗词)有关“几”字的应用、疏解都“一网打尽”, 可是他却未能抓住“几”字作出您的“历史本体论”的大文章,今天我很有收获,可把钱先生和您联系起来思索了。
    李:可谈的真是太多。所以我说周作人的知识性散文,连学问也谈不上,只是“雅趣”而已。
    刘:我赞成您对钱锺书先生的评价。他不是思想家,但其学问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您说得对,前人博识者虽有,如纪晓岚,但不懂外文,书中不可能融会中西学识。而后人外语是强了,但要像钱先生拥有如此深厚的古典底蕴,恐怕是不可能了。有人批评
    《管锥编》“散钱失串”,不无道理,因为它无理论中轴,缺少体系构架,但这也带来一个长处,就是不把自己丰富的精神宝藏封闭在若干大概念的符号系统中,即不会因为体系的逻辑需要而删除宝库的多彩多姿。与钱先生相比,周作人的知识格局确实显得小。但周作人毕竟是文学家,其文学的闲情逸趣,也会使社会上的一部分读者得到审美愉悦。他的自然淡雅情调和品书抄摘功夫影响了一些作家,如俞平伯、废名等,您的审美尺度,似更重视文学须给人以力量。
    李:也不仅如此。审美,鉴赏作家作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是多种因素的综合判断。我在《美学四讲》里讲文学有情感、理解、想象、感知诸因素,每一种因素又可再分解。但文学之厉害,倒确实是思想已化做情感力量去打动人,鲁迅就有这种力量。
    刘:刚才您讲了几个与鲁迅风格全然不同的学者和艺术家,对鲁迅均心悦诚服,其中除了顾随我感到陌生之外,其他人确实衷心敬爱鲁迅。吴冠中先生这样一个很有成就的画家,竟然说出“一百个齐白石也不如一个鲁迅”的话。您对齐白石也挺喜欢,曾赞扬他是“地地道道根底深厚的中国意味、中国风韵”,他是民族的,又不保守。可是您也认同吴冠中的绝对性评价。徐梵澄就在您所在的哲学所,我在社科院27 年,有几件遗憾事,其中一件是未曾拜访过徐先生。因为在国内时我对佛教、禅宗和印度文化的兴趣没有现在这么浓厚。他在印度深造、钻研40 多年,翻译了《奥义书》和《神圣人生论》,对印度文化特别是印度宗教真有研究。回国后他唯一崇敬的就是鲁迅。尽管这与他在青年时代见过鲁迅并受鲁迅之托翻译尼采的缘分有关。他对自己的人生作了这样的总结:我所锲而不舍的,是数十年所治之精神哲学。梵澄由翻译尼采而进之于介绍室利阿罗频多,又从研究印度古代文明之宝典回归于阐扬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此一精神企向圆成之轨迹,端的是沿着鲁迅“立人”、“改造国民性”的文化理想迈进的。后来他又写了《星花旧影》和《略说“杂文”和< 野草>》等文纪念鲁迅,文中说:“先生(指鲁迅)对国家民族以及世界人类贡献之伟大,诚也不可磨灭,不朽。”a这是一个老实人说的老实话,鲁迅真的是不灭不朽。
    李:我知道他从印度回来后在哲学所,可是我也一直未见过他。他埋头梵文经典,可是对鲁迅却如此景仰。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
    a 《徐梵澄文集》第四卷,上海三联书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第397 页。
    是我喜欢读的书,我比较相信他说的。他对鲁迅的评价也很高。尽管
    他在年轻时受到胡适的帮助,感激胡适,但他说鲁迅对《红楼梦》的
    见解比胡适深刻。
    刘:“五四”之后的新文学作家,也没人能赶上鲁迅。香港岭南大学召开张爱玲学术讨论会,我发表了不同的声音,认为张爱玲是个“夭折的天才”,其成就无法与鲁迅相比。当时很多人不高兴,但您支
    持我。
    李:把张爱玲说成比鲁迅更高,有点可笑。艺术鉴赏涉及审美对象诸多因素的把握和综合性的“判断”,不能只看文字技巧。张爱玲学《红楼梦》的细致功夫的确不错,但其境界、精神、美学含量等等,与鲁迅相去太远了。要论文字,陀思妥耶夫斯基恐怕不如屠格涅夫,但他的思想力度所推动的整体文学艺术水平却远非屠格涅夫可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正在于他那种叩问灵魂、震撼人心的巨大思想情感力量。
    刘:我们以往的文学批评强调政治标准,弄得不知何为文学,现在也不可过分强调文字技巧而忽略文学的精神内涵。一是精神内涵,二是审美形式,两者缺一不可。法国古典主义玩赏“三一律”,把文学技巧推向极致,但最终创造不了好文学。

    2009年3月18日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