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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叶兆言作品集(套装共4册)[精装]
  • 共2个商家     62.70元~64.80
  • 作者:叶兆言(作者)
  • 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第1版(2012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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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545806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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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叶兆言作品集(共4册)(精)》由叶兆方著:写作是一桩很寂寞的买卖,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独扫千人军,那不过古代诗人的想像和狂妄。时至今日,作为一个写作者,能够把想写的文章写出来,还能有几个读者愿意读,知之,好之,乐之,就已经是很幸运了。

    作者简介

    叶兆言,1957年出生,南京人。他1974年高中毕业,进工厂当过四年钳工;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他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创作总字数约四百万字。他的主要作品有七卷本《叶兆言文集》《叶兆言作品自选集》以及各种选本。另有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影》《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叶兆言绝妙小品文》《叶兆言散文》《杂花生树》等。

    目录

    群莺乱飞
    午后的岁月
    陈旧人物(增订本)
    杂花生树

    文摘

    朱自清先生醉酒说英语
    读朱自清先生日记,有几处小记录让人会心一笑。譬如喝醉了酒,一向拘谨的朱先生会慷慨陈词,对熟悉的朋友大说英语,这是地道的酒后“胡说”和出“洋相”。事后听别人说起,朱先生非常震惊,也非常羞愧。我们都知道朱先生是个认真严肃的人,酒后失态本不足为奇,发生在他身上却多少有些意外,仿佛做鬼脸,如果是学童倒也罢了,没想到私塾先生也变得调皮捣蛋起来。三十年代初,朱先生以清华中文系主任的身份,去欧洲做访问学者,为此写了《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传唱一时。不过我更喜欢他的日记,因为这类文字不为发表而作,可以读到更真实的东西。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五日的日记上有这么一段:
    一大早有人示我“文侯之命”,问文侯是指重耳否,余竟不知所对,惶恐之至。
    即使最有学问的人,也不可能什么都知道,“惶恐之至”充分说明朱先生做人的态度。在英国期间,因为英文程度不够,朱先生屡屡遭人自眼。不由地想起闻一多和郁达夫国外留学时的情景,都说中国人出了国都爱国,但是留学的年龄阶段不同,思想情绪也不同。闻和郁在国外做学生时岁数还小,受人歧视,难免孩子气,因此也难免口号标语似的愤怒。朱自清已经是清华的大教授系主任,他所产生的情绪就要复杂得多。
    首先是学外国语言产生的自卑。年龄越小,学习语言能力越强,反过来,年龄越大,能力越弱。但是年龄大了,理解能力更强,于是弱和强的悬差,让做事认真的朱先生无所适从。出国三个月以后,朱先生第一次做了这样的梦,他梦见自己“被清华大学解聘,并取消教授资格,因为我的常识不够”。这个梦很值得让人玩味,一个月后,他又一次做了类似的梦,“梦见我因研究精神不够而被解聘,这是我第二次梦见这种事了”。有趣的是这种噩梦还在延续,过了四年,早已回国的朱先生在日记中写道:
    昨夜得梦,大学内起骚动。我们躲进一座如大钟寺的寺庙,在厕所偶一露面,即为冲入的学生发现。他们缚住我的手,谴责我从不读书,并且研究毫无系统。我承认这两点并愿一旦获释即提出辞职。
    我想说的是,做学问的人老是自卑和自责,绝对不是什么坏事,盲目自大才是可笑的。钱钟书先生在小说((围城》中,把出国留学镀金比喻成为种防止天花的牛痘,胳膊上有了那么一个疤,做学问的便算功德圆满。这个带有讽刺意味的比喻虽然尖刻,毕竟涉及到了要害。朱先生在日记中曾这样勉励自己,说现在大学里的好位置,差不多已都被归国留学生占满了,像他这种没出国留学过的教授已是硕果仅存,必须自重,珍惜自己的机会,要加倍努力。这绝对是当时的实情,留学犹如科举时代的功名,有没有进士出身的身份至关重要。朱先生日记中,屡屡能看到俞平伯先生闹加薪,这让朱先生很为难,作为好友,深知俞平伯的学问,可是作为系主任,不能不考虑到资历,只能让俞一再失望。俞先生出身北京大学,和傅斯年一样,同为黄侃先生的高足,又同是五四新青年,可是傅在国外留学多年,其地位和待遇不知高出多少。一九二。年俞先生和傅斯年曾乘同一艘轮船去欧洲闯荡,到英国以后,傅先生留了下来,俞先生却因为留学费用不足,玩了一圈潇洒回国,结果没有洋学历便成终生的遗憾。
    朱先生在英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非常用功,像海绵一样充分吮吸着西方的养料,文学,哲学,艺术,交际舞以及各种客套礼节,无不一一虚心学习。值得指出的是,朱先生此时虽已和陈竹隐女士订婚,并没有完婚,是地道的黄金王老五。在朱先生身上,见不到今日成功人士的那种自以为是,他到了西方,没有潇洒地赶快享乐人生,而是老老实实做学问,丝毫不敢怠慢。庞大的西方像座高山一样蛮横地挡在他前面,他努力了,用功了,甚至可以说奋斗了,但是结果却是,越想更多地了解,越发现根本不了解,越是崇敬,越是自卑。因此,在他的梦境中,没有学问被解聘也就不奇怪,隐藏在潜意识中的恐惧仿佛漏网的鱼逃了出来。
    自从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的学人对于西方总是崇敬与疑虑并存。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说: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
    陈先生的意思,是说无论生搬美国的资本主义,还是硬套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在有着几千年传统的中国,都成不了大气候。这道理大家多少也有些明白,陈先生在国外待过许多年,通许多国语言,由他来指出这件皇帝的新衣最有说服力。问题在于,事物总是有另一面,成不成大气候是一回事,管用不管用又是另外一回事。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外国的东西确实对中国起着决定作用,这不仅表现在政治思想上,同时也反映在学术思想上。吴宓先生在晚年的日记中曾说:
    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未改变,即仍遵守昔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中国文化本位论)。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本身就是一种时俗。趋时从俗有时候免不了,只有程度的不同,就好像同样喜欢外国的好东西,有人关注先进的文化思想,有人留恋流行的实用小家电。不同的人,对西学为用的“用”,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不由想起学术界关于中国人种起源的讨论,古文大师章太炎的《种姓篇》就认为中国人的祖先源于古巴比伦人,另一位经学大师刘师培也持差不多的观点。时至今日,这种胡乱认人做父的学术观点听上去怪怪的,但是在一个世纪前,这其实是一些很有意义的思考,学术界不仅怀疑中国人源于古巴比伦,而且还可能是古埃及古印度的后裔。
    P001-005(《群莺乱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