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微信

推荐商品

    加载中... 正在为您读取数据...
分享到:
  • 金圣叹传(增订版)[平装]
  • 共2个商家     19.00元~19.10
  • 作者:陈洪(作者)
  •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版(2012年3月1日)
  • 出版时间:
  • 版次 :
  • 印刷时间:
  • 包装:
  • ISBN:9787020087877

  • 商家报价
  • 简介
  • 评价
  • 加载中... 正在为您读取数据...
  • 商品描述

    编辑推荐

    《金圣叹传(增订版)》:金圣叹,明末清初人。名采,字若采,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著名的文学家、文学批评家。金圣叹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学批评,对《水浒传》、《西厢记》、《左传》等书都有评点。陈洪编写的这本《金圣叹传(增订版)》详寻了其人生轨迹。

    目录

    原版引言
    内篇
    第一章 盖棺论未定
    第二章 雪泥鸿爪几许
    第三章 生逢末世
    第四章 装神弄鬼的青年时代
    第五章 求“才子”之名,创“异端”之说
    第六章 “诲盗”之是非
    第七章 边缘心态
    第八章 五柳那边碧江春
    第九章 只惜胸前几本书
    外篇
    “忠恕”说
    “因缘生法”说
    “事为文料”说
    “性格”说
    “犯中求避”说
    “鸾胶续弦”说
    “缓中生急”说
    “衬染”说
    “影灯漏月”说
    “律诗分解”说
    “三境”说
    赘语
    主要参考书目
    增补后记

    序言

    很应该为金圣叹写一部较为详细的传记。理由至少有正、反两个方面:从正面说,金圣叹在文学史及文化史上,都是相当重要而且具有独特价值的人物。他批点、刊刻的《第五才子书》、《第六才子书》,在近三百年中畅销不衰,成为当时中国人的主要文学读本;他在批点中提出的小说理论及文学、美学思想有鲜明的个性,特别是小说理论的成就,古代文学史上无人比肩;他的文学批评观点及方法,随“才子书”的畅销而影响广远,效仿者蜂起,小说、戏剧的评点本遂至汗牛充栋,成为清代文学批评史两大奇观之一(另一奇观为大量的诗话、词话);他一生行事怪异,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而又鲜明地表现出时代的特色;他最终因参与、组织反暴政而惨死在屠刀之下,成为民间的传奇式人物。如是等等,都使得金圣叹在历史长河中,成为无可替代的“这一个”。因此,无论出自景仰之情,还是探索之意,抑或好奇之心,我们都应该循其人生足迹体察一番,认识这个丰富、复杂、独特的灵魂。
    从反面说,金圣叹是个极富争议的人物。活着的时候,崇拜者五体投地,憎厌者欲杀之而后快;罹难后,同情者无限惋惜,敌视者斥骂未休;时至今日,研究者中间仍存在很大分歧,几乎每个大关节都有不同意见。这既有他个人性格方面的原因,如放言无忌,标新立异等,也有更为深层的历史文化原因。争议的存在,就是对研究者的召唤,所以很需要我们来把问题梳理一番,细心作传,平心持论,尽可能公正地为金圣叹找到一个适当的历史位置。用他自己的话讲,让他“心死”于九泉之下。
    但是,金圣叹的传论很不容易作。其难有三:一为歧说纷纭,已见上述,非折衷所能消弭;二为材料缺乏,此乃由于金氏一生布衣,又遭横祸,故可靠之传记行述甚少,仅见者往往又间杂传说;三为金氏的名山事业为文学批评,文评向有“准的无依”之说,而金氏立论大胆且独出心裁,以至见仁见智难衷一是。当然,列举出这些并非为我们的工作预留退路,而只是表明笔者惕厉、谨慎的态度而已。
    金圣叹一生的心血萃于文学批评之中,我们对他的认识绝对离不开他在文学理论、批评领域的成果。因此,本书分为内、外两篇。内篇追踪蹑迹,评述其人生;外篇撮取其理论菁华,评介其成就。虽与惯例稍乖,却也与传主的特点相合,望读者谅之。
    1996年初春于南开园

    后记

    这本小书从初稿完成到现在,已经过了二十个春秋。这二十年间,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家与社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术界同样经历了很多事情。窃以为此书已可作“已陈之刍狗”视之。不料承绚隆兄错爱,提出重印。惶恐之余,赶忙找出翻阅一通。翻阅后的心情,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所谓“喜”,首先是一种老友重逢的感觉。虽说是自己的作品,毕竟多年不再翻检。重读之际,当年写作时的激情与甘苦,还有写到得意时的兴奋,都一一浮现、体味。这当然不过是敝帚自珍,但“自珍”也是一种难得的愉悦。随之而来的,是发现书中某些发现、某些论断,经过近二十年的洗刷,似乎还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对于一个以文史教育、研究为生命内容的人来说,看到自己的心血结晶活泼茁壮,正不妨借用金圣叹的话来形容:“不亦快哉!”
    所谓“忧”,次要的原因是,写作此书时引发某种忧思的现实因素依然存在,甚或在发展之中。对此,忧则忧矣,也不过徒唤奈何。而主要的原因是,对自己的旧作,也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有的是自己当年学力不够,或功夫不到家所致,有的则是近年学界同仁取得了新的成果,应该反映出来。于是,向绚隆兄提出修订增补的意见,而后,孜孜砣砣半年有余,把本人十余年的一些新的心得体会补充进去,同时也把学界重要的有关成绩彰显出来,补充、改动大约七万余字。
    在做这个小手术的时候,曾有过一番踌躇。当年写作此书,颇向慕林语堂《苏东坡传》的笔法,以为乃举重若轻的大家风范,且便于非此专业方向的广大读者群体。于是有所仿效。近二十年过去,学界有了很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博士论文体”已近乎一统江湖。识时务者为俊杰,故在修订时一度欲稍加改动行文之方式、风格。不过最终还是“我执”占了上风,而选择了折中,即一种非驴非马介乎于林体与通行体之间的写法。
    知我罪我本无所谓,只要读者顺畅,吾意足矣!
    行文至此,忽然想到,当年鼓励我完成此书的恩师王达津先生墓木已拱,不胜感慨。谨以此增订之作告慰他在天之灵。同时也要对先后支持此书问世的成其圣君、周绚隆君,还有为此书绘制插图的张旺君、拍摄照片的罗世进兄、张毅兄一并表达发自内心的感谢。
    2010.10.19于南开满园秋色中

    文摘

    版权页:



    内篇
    第一章 盖棺论未定
    金圣叹生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卒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
    这一年,顺治帝福临猝崩,使原已动荡不宁的江南局势更趋险恶。
    福临遗诏中以十四事罪己,其一曰:“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漠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联之罪一也。”其五曰:“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联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联之罪一也。”这似乎透露出一些消息:在这位青年皇帝临终之前,正承受着来自满洲贵族集团的巨大压力,不得不对自己相对温和的汉族士人政策作出忏悔。同时,这篇遗诏也可以看做是一个信号①:严冬正向汉族
    士人(尤其是江南士人)逼进。
    金圣叹生于万历的后期,历泰昌、天启、崇祯而人清。史家有言,明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可以说,自金圣叹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天起,就无时不在呼吸着衰飒悲凉的雾气,感受着噪扰不宁的氛围。
    明中后期的几个皇帝,如正德、嘉靖、万历、天启,都是少有的荒唐君主。如正德帝,先宠刘瑾,后嬖钱宁、江彬,“昏狂无道,方古齐东昏、隋炀帝之流,并无逊色”。他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然后下诏命这个“大将军”南巡北狩。所到之处,劫掠民女,恣意淫乐,以至“四民告病,哀痛之声,上彻苍昊,传播四方,人心震动”。群臣劝谏,竟将一百四十余名大臣上了刑具罚跪五日,然后廷杖于朝堂,毙命者十二人。嘉靖帝则与之相反,喜静厌动,一心崇奉道教以求长生。《西游记》中所写迷信妖道食小儿心肝的比丘国王、残害僧众的灭法国王、车迟国王等,都有他的影子。嘉靖中后期的三十余年,大半时间同道士厮混,朝政交给严嵩之流,搞得是非颠倒,国困民穷,到了“嘉靖嘉靖,家家皆净”的地步。万历帝十岁即位,在朝四十八年,竟有二十余年不理政、不行祀典,却在二十一岁就开始营建自己的陵墓,历时六年,役使军民六千余万人次,耗银八百余万两。他为皇子办一次婚礼便动用太仓银二千四百万两。如此穷奢极欲,自皆百姓脂膏,“穷天夺产,罄地伐毛”、“民力凋敝,十倍于旧”。天启帝则是心智未开一顽童,耽迷于木工,操作不倦,一切事务皆交付大太监魏忠贤。魏本无赖,全凭特务手段统治,肆意迫害忠臣正士,大狱迭起,朝政一片乌烟瘴气。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走向取决于君主与文官集团的素质,而君主的清明或昏乱则是主导。在正德至天启的百余年间,并非没有精干有识的人物。政治家如张居正,思想家如王阳明,军事家如戚继光等,都是彪炳千古的奇才,亦曾跻身枢要;而朝野士人的普遍抨击时弊,甚至一再冒死极谏(如张英肉袒戟刃于胸而上奏,海瑞预买棺椁而力谏),更是中华史册所仅见。但是,无奈积弊如山而君昏如故,终无法刹住明王朝滑向深渊的车轮。
    经过这百余年的荒唐、败坏,到金圣叹所生活的时代,明王朝的经济、财政面临全面崩溃,政治则矛盾纠结、危机四伏,而外敌迅速崛起,败亡之局已经注定。
    万历、天启年间,大规模的土地兼并使中央政府的田赋收入一落千丈,有的地方已达到“(土地)为王府者十七,军屯十二,民间仅十一而已”的程度。皇族、官宦的田庄瞒田逃税,亏空便转嫁到百姓头上,仅万历后期就三度加派田赋。故民间有“一亩官田七斗收,先将六斗送皇州”的歌谣,可见剥削之严酷。即使如此,户部一岁之人也仅够数月开支而已。
    至于政局的混乱,只看一看官僚集团的状况就可见一斑。据《明史》及《明实录》,万历后期,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构中,缺员达十之六七。如内阁大臣应五六人,一度只有一人;御史应一百余人,只有十人;给事中三十三人,只有五人,等等。这一则因为政局黑暗,人多全身远祸,二则国家财政匮乏,欠俸严重,三则机构运转不灵,无人负责催补。万历三十年,全国该派巡按十三名,实际只派四名,大学士沈一贯奏请补足,奏上留中不发。又如万历四十五年,镇抚司理刑官缺额,以致无人审理案件,人犯长期监禁,大批死于狱中。家属投诉无门,上百人泣诉于街头。政府机构的瘫痪程度令人惊讶。这样的政治局面直接影响到御边抚外的能力。嘉靖到万历,先有所谓“南倭、北虏”骚扰海防与边境,继而建州女真崛起于关外,给明廷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这种情况对士人的心理状态产生了很大影响,突出表现在一部分精英人才对王朝的疏离感,包括政治上的疏离与思想上的疏离。《玉剑尊闻》记大学士王锡爵与顾宪成的一段对话:“相国曰:‘公家居久,知都下近来有一异事乎?庙堂所是,外人必以为非;庙堂所非,外人必以为是。’顾对日:‘又有一异事,外人所是,庙堂必以为非;外人所非,庙堂必以为是。”’除了这种政事见解上的对立外,疏离还表现为士大夫对林泉生活的向往。隆庆、万历之后,不仅经营园林成为时尚,而且抒写山林情怀也成为文坛风气。而陈继儒编成于万历后期的《逸民史》也可看做这种情怀的反映。至于思想上的疏离,则表现为思想一统的崩解。一批思想家大胆创立新说,并在各阶层广有信徒,而其中颇不乏“异端”之士,越轨之见。
    此时的明王朝正似一座百年大厦,墙颓柱朽,最后的崩塌已在眼前。然而,在地基上、墙缝中,却又茁生出大量藤条树木。它们飞快地生长,枝叶繁茂,一片新绿。由于它们的撕扯,大厦的罅隙更多更宽了。虽然最后的倾圮也将给它们带来厄运,但它们仍自顾生长着——这就是新的商品经济因素、市民文化与带有异端倾向的思想流派。
    《醒世恒言》中有一则常为经济史家称引的故事:苏州盛泽镇“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疋,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可见商品经济的繁荣。小说的主人公施复“是个小户儿,本钱少,织得三四匹,便去市上出脱……几年间,就增上三四张绸机,家中颇饶裕”。“且说施复是年蚕丝利息比别年更多几倍,欲要又添张机儿……省吃俭用,昼夜营运,不上十年,就长有数千金家事,又买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开起三四十张绸机,又讨几房家人小厮,把个家业收拾得十分完美”。
    这虽属稗官家言,却极为典型地描述出明后期江南工商业的发展情况。对此,明人笔记多可印证。如张瀚《松窗梦语》:“余尝总览市利,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纶,而三吴为最。即余先世,亦以机杼起。而今三吴之以机杼致富者尤众。”其先祖“(购机一张)计获利当五之一,积两旬,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余……自是家业大饶”。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范濂《云间据目抄》:“松江旧无暑袜店……万历以来,用尤墩布为单暑袜,极轻美,远方争来购之。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史籍中也不乏记载,如《神宗实录》:“吴民生齿最烦,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组,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
    对于这种经济、社会现象如何评价解释,史学界歧说纷纭。但无论专家们拟用什么概念、术语为之命名,一个基本事实是不会改变的:新的生产、流通方式正在孳生发展,新的社会阶层正在逐渐形成,这就是城市工商业与市民阶层。
    与市民阶层的勃兴同步,思想界王学逐渐扩大了影响。
    嘉靖之初,有一件震动朝野、影响深远的大事,便是被史家称做“大礼议”的政治斗争。缘起为武宗猝崩无后,以堂弟朱厚熄继统。群臣坚持应有一入嗣的名分,而朱厚熄不但不答应,反要追尊生身父为“兴献皇帝”,于是引发皇帝与文官集团的激烈冲突。这一事件前后绵延十余年,黜革杖责官员数百名,可谓明中叶政治舞台头等大事。若论其实质,不过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性质的权力斗争。但由于执礼派的文官集团依据的理论出自北宋程颐《代彭思永议濮王礼疏》,欲借程之权威来压服嘉靖帝,故他们的最终失败也使正统的思想观念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特别是帝党把他们的胜利以《明伦大典》与《钦明大狱录》的形式昭告天下,更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很大影响。曾被奉为科律的程朱理学,随执礼派的失势而被动摇了权威地位;相反,与程朱抗衡的王学便得到了“好风凭借力”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