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微信

推荐商品

    加载中... 正在为您读取数据...
分享到:
  • 给农民以宪法关怀[平装]
  • 共2个商家     49.50元~51.80
  • 作者:张英洪(作者)
  •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第1版(2012年12月16日)
  • 出版时间:
  • 版次 :
  • 印刷时间:
  • 包装:
  • ISBN:9787510817069

  • 商家报价
  • 简介
  • 评价
  • 加载中... 正在为您读取数据...
  • 商品描述

    编辑推荐

    《给农民以宪法关怀》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名人推荐

    把农民当公民,把国家当人民共和国,“三农”的事就好办。张英洪先生的著作讲清了这个道理,指出了具体操作办法。他的书值得一读。
    ——党国英(著名三农研究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赋权于民是现代国家构建的核心,张英洪的著作对农民的公民权发展作了深度思考和探索。
    ——于建嵘(著名三农研究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结束专权需要以权力制约权力,建设民主需要以权利制约权力。张英洪博士克服种种不利条件,多年专心研究中国大陆农民的权利问题,他的思考和见解,值得学术界同仁关注,也值得社会大众关心。
    ——李连江(著名中国农村研究学者,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农民权利不断扩大和地位不断提升的过程,是实现平等国民待遇的过程。
    ——李昌平(著名三农学者,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院长)

    作者简介

    张英洪,出生于湘西农村,研究员,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尤其关注农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尊严。主要著作有《给农民以宪法关怀》、《农民权力论》、《农民、公民权与国家》、《认真对待农民权利》等。

    目录

    初版序:被平均的大多数/1
    修订版序/5
    绪论/1
    解决农民问题的权利视角/1
    农民权利研究的基本方面/3
    给农民以宪法关怀的意蕴/7
    第一篇二元结构与农民歧视 / 9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破除二元社会结构/11
    “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二元社会结构/11
    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和演变/14
    统筹城乡发展,尽快改变二元社会结构/17
    户籍制度的历史回溯与改革前瞻/20
    短暂的自由迁移/20
    严格限制农民进城/21
    小城镇户籍改革的突破/23
    户籍改革的认识障碍/25
    恢复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26
    中国的农民歧视/28
    农民歧视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28
    农民歧视的主要表现/29
    尽快消除对农民的歧视/32
    城市化滞后与农民歧视/33
    严重滞后的中国城市化/33
    制约城市化发展的农民歧视/34
    城镇化战略与制度创新/36
    加快实施城镇化战略/37
    我国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补上城镇化这一课/37
    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突破口/38
    加快我国城镇化的政策取向/40
    城市化:让农民说说/42
    我们太擅作主张了/42
    农民最有发言权/43
    让农民自由选择/43
    二元户籍制:半个世纪的“城乡冷战”/45
    神州大地悄然筑起“户籍墙”/45
    谁的大城市?/46
    大城市其实并不大/47
    城镇化中的误区/48
    万众一心推倒“户籍墙”/49
    第二篇解放农民与农民自由/51
    解放农民/53
    将农民从二元结构中解放出来/54
    加快改革束缚农民的旧体制/55
    城市化是农民的一条解放之路/58
    农民自由发展与乡镇体制改革/61
    权利缺失:农民的三重困境/61
    权力扩张:基层政权构建的本质特征/64
    农民自由而全面发展:乡镇体制改革的目标取向/68
    自由迁徙:离我们还有多远?/74
    自由迁徙是一项基本人权/74
    计划经济排斥自由迁徙/75
    市场经济呼唤自由迁徙/76
    给农民自由/78
    消除对自由的错误理解/78
    破除二元社会结构/79
    取消三级利益共同体/80
    解读《户口登记条例》/82
    农民的迁徙自由是怎样失去的?/82
    苏联模式/84
    中国需要现代政治家/85
    恢复迁徙自由正当其时/86
    正视迁徙自由权/86
    迁徙自由的阙如/87
    恢复迁徙自由正当其时/87
    促进农民自由而全面发展/89
    农民的生存境况:数字的视角/89
    制约农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为因素/91
    构建农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制度环境/94
    从梁漱溟到李昌平:欲说农民好困惑/103
    敢为农民说实话/103
    为农民说话的“风险”/104
    关键是要给农民以宪法关怀/105
    第三篇农民负担与村民自治/107
    宏观视野中的农民负担/109
    关于农民负担问题的几个认识误区/110
    农民负担沉重的主要人为因素/113
    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关键性对策建议/117
    公共品短缺、规则松弛与农民负担反弹/122
    问题的提出/122
    投资配套、约束失灵与“二次维权”/123
    公民权、村民权与乡村治理/125
    简短结论/129
    党群关系:“刀把”在干部手中/131
    问题本来就简单,是干部搞复杂了/131
    虽然不都是乡干部的错,但主要责任在干部/133
    转变作风与体制改革:双管齐下的对策/134
    三级利益共同体:县乡村权力运作与农民问题/136
    农民问题:从二元社会结构说起/137
    三级利益共同体:概念与特征/139
    三级利益共同体的游戏规则/141
    三级利益共同体的权力漩涡/144
    能否打破三级利益共同体?/147
    村民自治:困惑与依赖/150
    “两委合一”能否推广?/150
    村民自治的困惑/152
    路径依赖/154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缺陷及其完善/157
    “两委”关系界定不清/157
    对乡镇干预村民自治的法律责任未作规定/158
    没有设立村民会议的机构和班子/160
    废除村干部职务终身制/162
    能否废除“村官”职务终身制?/165
    村庄成为终身制的最大乐园/165
    废除终身制还缺乏制度化/166
    “村官”终身制的政治后果/167
    废除“村官”终身制的基本设想/168
    第四篇弱势阶层与宪法关怀/171
    弱势阶层与社会稳定/173
    农民是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173
    保护弱势阶层是文明社会的基本诉求/174
    农民为何弱势化?/175
    保护弱势阶层的“两大步”/176
    “打工仔”基本权利的保护/178
    “打工仔”是新兴的工人阶级/178
    “打工仔”基本权益面临挑战/179
    僵化的认识与滞后的政策/181
    重新认识“打工仔”/182
    农民工与“民工荒”/185
    为什么会有农民工?/185
    “民工荒”凸显政府缺位/187
    分配不公与“民工荒”/188
    新旧体制交织下的农民工——对话汤潇/190
    与农民工同吃同住/190
    新旧体制的交互作用/191
    农民工是当代新兴的工人阶级/192
    权利缺失与制度供给/193
    农民工欠薪责任在政府/195
    促进社会进步和体制完善/196
    给农民以宪法关怀/198
    二元体制的枷锁/198
    “压力型体制”/199
    在宪法之母的注视下/200
    扩大基层民主/201
    宪法关怀:解开农民问题千千结/203
    农民问题:再次印证历史性怪圈/203
    百计千方:屡屡跌入人治大陷阱/205
    宪法之母:露出您神圣的威严和慈祥的笑容/208
    农民问题呼唤宪政民主/213
    学术界在瞎子摸象/213
    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大遗产/214
    二元社会结构和三级利益共同体/215
    ……
    第五篇权利保障与社会和谐/237
    第六篇社会正义与政治文明/299
    后记/359

    序言

    初版序:被平均的大多数
    王跃文
    王小波先生有篇文章叫《沉默的大多数》,流布很广,文章标题似乎已概念化,具备了某种社会学意义。我一直琢磨着一个问题,经济学意义上的;可我又不懂经济,不知该怎么表达;猛然想到王小波先生的妙文,便把这个问题用“被平均的大多数”以概括之。
    我说自己不懂经济,原话是想说自己不是经济学家;但怕经济学家说我不自量,便改口说自己不懂经济。经济学家,我是敬而畏之的。我认为当经济学家,首先只怕数学要好,而我在小学时代数学是吃过零分的。我说自己不懂经济,总不至于招来攻讦吧?不懂在中国多少还算是美德:知之为知之,不知之为不知,是为知之。
    绕口令似的闹了半天,我还没有说出自己琢磨的是个什么问题。不是故弄玄虚,而是我有些胆怯。这牵涉到命题或定义,又是我不能面对的难事儿。什么叫做“被平均的大多数”呢?我不善于用学理性语言来抽象出某种概念,只好用文学性语言来形象地描述。比方说,当我们说中国人均绿化面积达到了多少时,东南部的中国人在葱茏的树荫下惬意地纳凉,西北部的中国人照例只能在沙漠和戈壁里艰难地生存。假如决策者满意了这样的平均数,觉得中国的植被比撒哈拉大沙漠好多了,绿化工作不要搞了,要腾出手来干更重要的事情,那么,西北部的中国人就是“被平均的大多数”,因为从版图上看,中国植被恶劣的地方远远多于植被良好的地方。
    我的所谓“被平均的大多数”,只是为了表述起来不至于太拗口;其实要使概念周延些,还应加上些修饰:“被平均概念忽略和损害的大多数”。我前面举出绿化的例子,仅仅只是为了描述概念时不流于干巴。事实上,中国的大多数人,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收入、存款、住房、汽车、粮食等等,都被各种公报、统计、讲话、学术文章平均着。大多数人被平均了,他们就幸福了,就美好了,就离小康社会不远了,就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了。谁敢说出苦来,退回去二十年,罪为诉社会主义苦;现在说是可以说,说了也白说。也许平均的概念,在经济学上有大义存焉,但对于被平均的大多数,毫无意义。倘若有意义,我们何不跳出狭隘的爱国主义圈子,进入国际主义大家庭呢?放眼世界,我们就可以把比尔?盖茨的财富也拿来平均,我们不更幸福了?有资料表明,世界上二百二十五位首富的财产加起来,几乎等于全球五十亿穷人年收入总和的一半。这五十亿穷人,中国占多少?我没法弄清楚。我可以断定的是把这些富人的财富都拿来平均,中国人均财富必然高出一大截。如此如此,中国的大多数更幸福了。
    中国农民应是被平均的大多数中的大多数。中国权威的理论家、政治家都指出,农民身上的致命弱点就是平均主义。我不知道这种说法的理论源泉在哪里,却可以明确地正告这类人:他们在胡说八道!农民们的很多诉求,其实只是最低限度地要求公平与公正,却被扣上平均主义的帽子,翻身不得。我们这个社会几乎形成一种恶俗而市侩的思维定势:但凡说到农民,就贬之以农民意识,具体来说就是平均主义。无非是农民贫穷,而穷人往往是说不起话的。他们同时又是王小波所谓沉默的大多数。农民如果动动脑筋,肯定愤愤不平:指责他们平均主义的人,正是拿平均概念向他们描绘海市蜃楼的人。如此对待农民,几乎有些阴险了。近些年,不料先进的工人兄弟也遭遇了农民同样的命运,他们嫌自己工资低了,而企业老板动辄席卷国有资产,便告状、检举、上访,因此也成了可耻的平均主义者。
    谁说社会财富没有增加,肯定是造谣;谁说被平均的大多数非常幸福,肯定是撒谎。大多数人并没有因为财富被平均了,他们就拥有了。那么被平均掉了财富哪里去了呢?被代表了。一九四九年以后,除去阶级敌人不算,中国人只有两类:人民和代表人民的人。如今据说阶级敌人在总体上已被消灭了,中国人就只有纯粹的两类了:大多数人和代表大多数的人。
    所有概念都是代表人民的人或代表大多数的人发明的,人民或大多数人就只有无所适从的份儿。某人民去官府办事,遇着代表人民的人态度不好,便质问:你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吗?代表人民的人便会义正辞严:难道你个人就是人民吗?这位人民只好认输:我不能代表人民!于是似乎成了这样的逻辑:代表人民的人只为代表人民的人服务。这种时候,人民是抽象的,代表人民的人是具体的。需要人民的时候,人民就具体了。当是时也,必有宏文召告天下,动员全体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云云。
    有个最虚伪的礼仪,全球通行的国际惯例:为某某干杯!酒都进了干杯者肚子,同某某有什么关系呢?假如某某在场,毕竟也喝了口酒,多少有些醉意,见这么多人为自己干杯,好不得意!最冤的很多时候某某并不在场或者已经作古,人们却举酒为他干杯。举杯的人酒足饭饱,同某某是没有半点关系的。
    2003年12月10日于长沙

    文摘

    版权页:



    1986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0年12月28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7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禁毒的决定》,1991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等法律法规以及其他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甚至一些省市区、大中城市的政府和行政部门通过的地方性法规或部门规章,都不约而同地扩大了劳动教养的对象。
    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的新时期,一个新的趋势是,一些大中城市以维护城市治安和秩序为名,开始将进城农民工作为劳动教养的对象,而一些农村的地方政府为平息因农民负担而激化的基层矛盾,也借助劳动教养这一不经司法程序的便利手段制服所谓的“上访专业户”和“农民抗争领袖”。现在,全国共有劳教场所310多个,干警职工10多万人,收容劳教人员31万多人。劳动教养适用对象日益扩大的严重后果是十分明显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游离于刑法之外却又限制和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劳动教养制度却“长盛不衰”,这充分说明劳动教养制度这一旧体制惯性力量的强大。
    劳动教养制度:是改还是废?
    对于实行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劳动教养制度,学术理论界却存在着众说纷纭的不同观点。这些观点,大致分为保留、改革和废除三种情况。
    持保留论者认为,“劳动教养制度创建四十多年来,累计教育改造了近300万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的人,不仅为稳定社会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把大量被收容人员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因而这一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持这种观点的人,大都是一些深怀“祖宗之法不可变”之陈腐观念者,他们看不到或不愿看到历史前进的滚滚车轮,认识不到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人治转向法治的时代趋势,仍然固守传统的旧观念、做法和体制不变,力图维持既得利益,他们对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宪法知识和观念十分淡薄。“只要结果正义,就可不择手段”正是这类人的信条。在法治化的今天,这种观点已为绝大多数人所摒弃。
    持改革论者中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认为劳动教养制度虽然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总体上仍然是合理的,主张通过改革劳动教养制度来增强劳动教养制度的合理性,使其在新的形势下仍然发挥应有的整合社会秩序的功能。这种改革论者从总体上维护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适当性,主张从技术性角度从事一些必要的细枝末节的修补完善。持此论者相信“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忽视或不愿意看到劳动教养制度反法治反宪政的一面,更体会不到公民在非经适当的司法程序就被限制、剥夺人身自由的非正义性和痛苦性的一面。这种改革观,看似四平八稳,实则上是对旧体制的修补和完善,是一种逆改革的改革,其消极后果极其严重,是不足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