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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简明中国文学史[平装]
  • 共1个商家     25.20元~25.20
  • 作者:骆玉明(作者)
  •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第1版(2011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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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309042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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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骆玉明,祖籍洛阳,寄籍江苏建湖,1951年生于上海。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著有《徐文长评传》(合著)、《南北朝文学》(合著)、《纵放悲歌一一明中叶江南才士诗》、《老庄哲学随谈》、《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等;与章培恒教授共同主编三卷本《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新著》;参与翻译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前野直彬((中国文学史》、吉川幸次郎《宋元明诗概说》等论著,并负责各书之最后校定。发表专业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余散见于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各种报刊杂志的各类文章数百篇。

    目录

    第一章中国文学初期特征的形成
    一、商、周时期文化简说
    二、古代神话
    三、早期文学的担当者
    四、语言文字的因素

    第二章《诗经》与《楚辞》
    一、《诗经》
    二、楚辞

    第三章先秦散文
    一、历史散文
    二、诸子散文

    第四章秦汉的辞赋
    一、辞赋兴盛的原因与特点
    二、秦与西汉的辞赋
    三、东汉的辞赋

    第五章秦汉的散文
    一、论说散文
    二、抒情散文
    三、《史记》与《汉书》

    第六章汉代诗歌
    一、楚歌的兴起
    二、五、七言诗的形成
    三、《古诗十九首》及其他
    四、乐府诗

    第七章魏晋文学
    一、魏晋社会思潮与文学意识
    二、建安诗文
    三、正始诗文
    四、西晋诗文
    五、东晋诗文
    六、魏晋小说

    第八章南北朝与隋代文学
    一、南北朝与隋代文学思潮
    二、刘宋诗文
    三、齐梁诗文
    四、北朝及陈、隋诗文
    五、南北朝乐府民歌
    六、南北朝小说

    第九章初、盛唐诗文
    一、初唐诗歌
    二、盛唐诗歌
    三、初、盛唐散文的变化

    第十章中、晚唐诗文
    一、中唐诗歌
    二、晚唐诗歌
    三、中晚唐散文

    第十一章唐代的传奇与俗文学
    一、唐传奇
    二、唐代的俗文学

    第十二章唐五代及北宋词
    一、唐代的词
    二、五代词
    三、北宋词

    第十三章北宋诗文
    一、北宋诗文的文化背景
    二、北宋前期的诗文
    三、北宋中期的诗文
    四、北宋后期的诗

    第十四章南宋与金代文学
    一、南宋初期的诗词
    二、南宋中期诗词
    三、南宋后期诗词
    四、宋代的小说与戏曲
    五、金代的文学

    第十五章元代文学
    一、元代前期杂剧
    二、元后期杂剧
    三、元代南戏
    四、元代散曲
    五、元代诗文
    六、元代小说

    第十六章明代诗文
    一、明代前期诗文
    二、明代中期诗文
    三、晚明诗文
    四、明代散曲与民歌

    第十七章明代戏曲与小说
    一、明代前期到中期的戏曲与小说
    二、晚明小说
    三、晚明戏曲

    第十八章清代诗文
    一、清代前期诗文
    二、清代中期诗文
    三、清后期诗文

    第十九章清代戏曲与小说
    一、清代前期的戏曲与小说
    二、清代中期的戏曲与小说
    三、清代后期小说

    结语

    序言

    一部简短的文学史也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写法。本书的宗旨是追求较强的知识性,希望在有限的篇幅中清晰而完整地阐述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演变的主要脉络和基本情况。也许,正因为篇幅较小,字数有限,写作时必须处处考虑到线索的清楚和文字的干净,读者由此可以更为方便和明快地掌握关于文学史的知识。
    文学史是广义的历史的一个分支。如果我们不能认为历史的一切变化都是偶然和无意义的,它只是荒诞现象在时间顺序上的堆积,那么关于历史的描述就必然包含了价值判断。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能认为人类的历史归根结底为神的意志所决定,那么只能说它是人类自我创造的过程。许多现代历史学家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亦有一种基于人性立场的理论,依据《资本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诸书,它可以最简单地概括为:人的本质是自由,人类历史的理想结果是达到“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虽然不同历史阶段中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制约了自由可能实现的程度,人类终将通过物质与精神的创造实现其自由本质。我想文学史的描述与这种历史观应该是相通的。

    文摘

    第一章中国文学初期特征的形成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它在数千年中虽屡屡向异质文化汲取养分,却始终保持了一个连贯的、从未中断的发展过程,这在世界上是一个独特的现象。正因如此,中国文学形成初期——这里大致是指先秦——的某些基本特征对后来文学的影响也就格外深远,值得注意。一、商、周时期文化简说
    一种文学最初的特征,是在它所从属的文化土壤中萌发和生长起来的。中国上古即秦以前的文化,经历过漫长的孕育,至商、周时期逐渐成熟;尤其是周代,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一系列元典,确定了包括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的某些基本流向。
    远古时代,在后来被称为“中国”的这片土地上,原本只是散居着众多的初民族群;这些散居的族群在漫长的年代里逐渐凝聚为大小不一的部落,众多的部落又分别结成不同的联盟,国家形态便在这过程中形成。过去人们通常把黄河流域视为中华文明单一的发源地,现代的考古研究证明中华文明是多元并起、逐步融合的。迄今为止,国内已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有几千处,如星罗棋布,分散在极其广大的地域内,不同地域的文化相互之间并无显著的主从关系。如其中格外受到人们重视的代表长江流域文化的河姆渡遗址与代表黄河流域文化的仰韶遗址,两者大抵是同时并存,而实属不同类型,且前者并不比后者落后。
    但是,在中国早期多元文化相互融会的过程中,黄河流域的文化显然占了主导地位。一般所说的夏、商、周王朝,实际上只是不同时期中我国北方的部落联盟,但后来它们被看成中华文化“正统”的代表,正说明了黄河流域文化的主导地位。那么,这种结果是怎样造成的呢?在黄河流域从事农业生产的先人,面对的生存环境相当严酷。他们一方面要应对来自更北部的游牧民族的武力掠夺,一方面要与较南方为恶劣的自然环境、特别是任意泛滥的黄河水系作斗争,所以迫切需要把分散的人群凝聚为强大的群体,以展开生存竞争。我们可以注意到:无论传说中的还是信史记载的上古时代的大规模战争,如炎帝与黄帝之战,黄帝与蚩尤之战,商汤伐夏桀,周武伐商纣等等,多发生于北方。关于夏王朝尚多有争议,姑且不论,商、周作为中国最早的有信史可征的王朝,都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与此同时,也就产生了中国最早的用于维护统治秩序的思想学说、礼仪制度、文化机构。在商、周文化中,国家意识形态相比于其他地域要早熟得多。,
    清末民初发现的甲骨文提供了关于商代文化的诸多信息。现存甲骨文献均是就战争、祭祀、农事等各项事件问卜于鬼神,以确定凶吉可否的记录,充满了原始信仰的气氛。从中可以看到,商人对自然之神的信仰和对祖先神灵的崇拜逐渐融合为一体,而其现实意义则在于确认现世君王的权威。在另一种商代文献——《尚书?盘庚》篇中,这一点表现得尤其清楚。《盘庚》是商代中期君主盘庚决定迁都时对臣僚发表的讲演记录,文中显示:历代先王和臣僚们的祖先虽已离开人世,却仍然在天界保持着君臣关系。如果人间的臣僚们违背了君主的旨意,他们的祖先就会要求先王对他们降下灾祸,以示惩罚;相反,如果他们顺从君主,就会得到先王的保佑。这表明在商人的观念中,君王的祖先神已经成为人间权力的来源,天界的秩序与人间的秩序具有同构性,前者证明了后者的合法与合理。
    但君主也并不可以为所欲为。在《盘庚》篇中,盘庚一再告诫臣下要克制自己内心的想法,“听予一人之作猷”即服从他一人的计划;同时他自己则要“惟民之承”,“奉畜汝众”,即服务于民众,使民众能好好生活。倘若他做不到这一点,在天上的先王就要责问他“曷虐朕民”——为什么虐待我的人民,并降给他大的惩罚。这清楚地表明:与祖先崇拜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维护群体共存的意识;至少在原则上,群体的要求才是处于第一位的。对鬼神的信仰和对祖先亡灵的崇拜,是原始人类最普遍的意识,商文化就是把这种原始意识转化最初的国家意识形态。
    周取代商以后,思想文化方面有许多变化,王国维甚至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制度考》)由于重视宗法纽带在其统治中的作用,祭祖依然是周王室和各邦国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之一。但是同商代比较,在周文化中对鬼神的信仰与崇拜已经淡薄了很多。所以前人注《礼记》有周人“事鬼神而远之”之说。作为最高的主宰者而存在的“帝”或“上帝”,不像在商文化中那样常常与君王的祖先神混为一体;在更多的场合它被称为“天”,它是超越所有宗族的;它也不再随时参与人间的活动,裁判人间的是非而施以祸福,而是高高在上,监察下方,授“天命”给人间合适的统治者,并在必要时改变“天命”。“天命”的授受,取决于统治者的德行。在这里可以看到,“天”或“上帝”就其意志性一面来说,还近似于宗教神,但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被抽象化了,成为道德与公正的化身。
    随着对神的依赖逐渐减少,关于人的行为和人际关系的准则就变得更重要了,于是有“礼”的建设。在商代,礼只是祭祀礼仪,而相传为周公姬旦所制定的周礼,则包含政治制度、典礼仪式、伦理规范等多种内涵。礼的一个重要原则,依孔子解说是“克己”——所谓“克己复礼为仁”。它应该符合周公制礼的本意:在周初文献《尚书?无逸》篇中,周公就把“克自抑畏”定为君王应该遵守的原则。总之,礼具有抑制个体意识的作用,并由此而达到确立等级秩序、维护群体利益的效能。礼的建设意味着周文化在多方面摆脱了原始宗教的力量,而运用具有理性的政治手段和道德意识调节社会关系。
    如果说抑制个体、崇尚群体是商、周文化相同的特征,那么周文化将“帝”与“天”淡化虚化,而提高“礼”与“德”的地位,则有另一种意义:它虽承认一个超世的最高权威的存在从而解释了人间权力的合法性,又在客观上防止了宗教权力与政治权力的两元分化。学者们多认为宗教力量的强弱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区别,可见周代文化建设影响之深远。
    长江流域的情况与黄河流域有许多不同。在长江流域,气候湿热,多山林湖泽,天然物产相当丰富,自然灾害不像北方那么严重,维持简单的生存比较容易,因此即使同样有形成强大群体的需要,也绝不像北方那么迫切。所以在长江流域虽然文明的发展并不比黄河流域迟缓,但那种通过抑制个体来维护社会秩序、强化群体力量的意识形态却远没有北方那样发达。当然,在族群、邦国不断相互兼并的过程中,这里的人群终究也要面对生存竞争的问题,而在这方面黄河流域的文化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所以他们必然会崇尚和学习黄河流域的文化。以屈原为例,他的作品中所歌颂的圣贤体系、所宣扬的基本政治观念,明显源于北方文化,这表明后者的一些重要的因子到了屈原的时代,已经在长江流域文化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不过尽管如此,正如屈原的作品仍然极具南方特色,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南北文化始终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异,这造成了丰富的文学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