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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现代文学图志[平装]
  • 共1个商家     53.10元~53.10
  • 作者:杨义(作者),中井政喜(作者),张中良(作者)
  •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版(2009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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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108029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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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文学图志》是杨义编写的,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作者简介

    作者:杨义 (日本)中井政喜 张中良

    杨义,广东省电白县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中国叙事学》、《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楚辞诗学》《李杜诗学》、《重绘中国文学地图》、《20世纪中国文学图志》、《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读书的启示》、《感悟通论》等三十余种。主编《文学研究所学术文选(1953—2003)》等16种54册。

    目录

    新序
    原序
    第一卷 1900~1916
    小序一
    “诗界革命”与梁启超、黄遵宪
    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上)
    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下)
    李伯元和他的小说绣像
    林纾翻译的非自主选择
    小序二
    王国维的境界说和他的治学境界
    南社的“唐音”与“诗界革命”
    精深的学者型戏曲作家吴梅
    早期话剧与春柳社
    小序三
    哀情鼻祖《玉梨魂》
    包天笑编辑的几种小说期刊
    对《礼拜六》周刊的两番回顾
    周瘦鹃的紫罗兰情结
    小序四
    传奇诗僧苏曼殊
    《域外小说集》的超前性
    前后《甲寅》杂志的歧途

    第二卷 1917~1926
    小序五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刊物《新青年》(上)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刊物《新青年》(下)
    胡适《尝试集》的历史地位
    鲁迅在新文学运动
    刊登在《晨报副镌》的《阿Q正传》
    阿Q相种种
    周作人谈龙谈虎
    小序六
    20年代文坛第一刊《小说月报》
    新文学运动“四大副刊”(上)
    新文学运动“四大副刊”(下)
    《晨报副镌》对东西洋文学的介绍
    面对《戏杂志》的反思
    小序七
    清婉雅丽的“冰心体”
    叶绍钧以爱沟通隔膜的艺术真诚
    美文名家朱自清
    重视自我表现的创造社异军突起
    郭沫若的诗风与剧风
    《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和郭沫若
    “郁达夫风”的毁誉和盛衰
    《洪水》时期的郭沫若和创造社小伙计
    叶灵凤小说与绘画的现代风
    《莎乐美》的田汉译本
    舞台诗人:田汉
    “南国”风韵
    《鸡鸣早看天》:长夜何时了
    小序八
    闻一多与《梦笔生花》
    徐志摩诗的温馨清丽的浪漫
    《桃花扇》:新翻杨柳为哪般
    《现代评论》的“独立精神”
    《语丝》文体于自然中透出谐趣诗趣
    《妇女杂志》上的女性解放理论
    《莽原》半月刊与未名社
    《莽原》所载鲁迅自制插图
    创办《未名》半月刊的青年们
    《大红袍》和故乡梦
    独特的六朝墓门画像装帧
    俄罗斯文学影响二题
    早期苏俄文学的介绍

    第三卷
    小序九
    从《创造月刊》到《文化批判》
    《新月》的诗风与政论
    《奔流》介绍的三位日本、东北欧作家
    《奔流》对高尔基、托尔斯泰的认识
    从“艺苑朝华”到《十竹斋笺谱》
    对《夏娃日记》、《勇敢的约翰》的热与冷
    小序十
    茅盾在“矛盾”中养成文学气魄
    老舍作品装帧插图的文化情调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
    丁玲小说描写类型的变化
    《北斗》的母亲胸怀
    黄梅时节的忧郁:《上海屋檐下》
    张天翼的《鬼土日记》
    奴隶丛书三种
    小序十
    《现代》的风度

    第四卷 1937~1949
    后记
    图片索引

    序言

    这部以新的面目向读者呈请教正的书,1993年在中曰学者合作中完成初稿,1995年元月在台北取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初版,1996年8月补写四节后在北京改名《中国新文学图志》出版,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印行三版两万套。十几年后的今日,我们开始了这部图志“三级跳”中具有实质意义的第三跳,重新以科技手段制图,包括增加一些我们在全国各地进行文学田野调查所拍摄和搜集的图;同时把全书划分为十六个单元,精心增写了十六篇约五万字的小序,对现代文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属于新世纪的深入的学理性阐释。当小序的学理阐发与原来的一百零九篇文字,以及重新配置制作的图形成多维的互文系统之时,可以说这已经是处在新的学术境界追求上的著作了。
    回顾文学史写作的历史,图与史的因缘颇带戏剧性。文学史写作者中,鲁迅对图的兴趣甚浓,眼光独到,并且编过不少图集,包括与郑振铎合编的图集。这体现了中国学者独特的诗、书、画情怀。正是感染了这种深湛而多滋味的人文情怀,郑振铎在20世纪20年代编撰《文学大纲》的时候,就热心于配图,30年代撰写《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用和“文学史”同样大的字体标示“插图本”,开拓了文学史写作“图文并茂”的结构形式。唐歿写《书话》,提高了文字表述的情致,而且对书的封面装帧也有精彩的议论,但插图限于书影。

    后记

    最初敲定“文学图志”这个名目,弹指间已过了十五年。如今以图说史、指图言事的书籍,蔚然有铺天盖地之势,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平心而论,当时并无何种开风气的抱负,只不过在多卷本的小说史写作的苦不堪言之后,找一个有意思、有趣味的地方聊逍遥以卒岁。因此如果硬要给“文学图志”区分出一个什么“写作类型”的话,那就叫它“情怀写作”好了。有人文情怀者写之,求人文情怀者读之,在写与读之间传递着一点随意而谈的文学历史知识之外,更潜在的是传递着一种难以尽言的人文情怀。有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情怀写作的想法,就是要把学而知之的过程,导向好而且乐的境界。
    图志的好乐境界,产生于图与文共构互动的特殊语境。这种语境如水,我们的文学史叙事如鱼,把文学史叙事放回图文语境中,浑若把鱼放回水中,以期收到“观鱼于水”的鲜活效应。这恰好应合了庄子濠梁观鱼,叹羡鱼出游从容之乐,因为它恢复的是一种文学史的生命形态。这一点引起学界朋友称之为具象的、动态的、可读可览的、可品尝可阐释的;又说它以许多第一手材料,还原文学“生产”的本来面目,将读者引进具体的历史情境,增添现场感,于是,文学史便取得了某种还原性(《且换一种眼光打量》,《读书》1996年第5期)。这些话对于理解文学图志的著述样式是有启发的,但对于我们的尝试是过奖了。

    文摘

    插图:


    第一章 
    小序一
    讲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必须从晚清讲起,因为晚清蕴涵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学的根据。没有晚清那番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绛珠还泪”的誓约,又何从谈论五四时期“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姻缘?
    人们只要读一读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动者和健将如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等人的文章和传记,就不难发现,晚清的严复、梁启超、林纾是影响了这一代少年中国人的思想启蒙的导师。但是人们也许忽略了晚清这三架不同形制的马车,都是科举制度的失利者。严复在英国学海军回国后,并没有早在英国学海军的学长伊藤博文四任日本首相的荣耀,不能像伊藤学长那样身居枢要,促成宪法起草,建立两院制国会,并在大东海战中打败北洋海军,反而只能出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四赴举人考试都落榜,只能用自己精通的先秦诸子文笔,在《天演论》中锤炼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关键词,为中国人认知世界大势和民族处境提供了思想方式。
    晚清实在是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异数”,它的历史还没有割断古代遗传的尾巴,但它的文化已经拉开了近代进程的帷幕。梁启超堪称“晚清第一笔”,他17岁中举,为主考官李端菜聘为妹婿,属于宋朝就有的“榜下择婿”的佳话。23岁赴京会试,他的考卷被疑为康有为的卷子而弃置,可知晚清的皇朝体制已容纳不了梁启超式的生气和才气,遂使他参与三千举子公车上书请求变法之后,就南回博览欧西译品,直至掀起了英姿勃勃的一代文章波澜。百日维新失败后,他的维新思想跌了一个跟头,变成了“新民”思想,大张旗鼓地提倡“诗界革命”、 “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推动文学运动进入整个维新事业的中心。当时的知识界无人不知, “汤武革命”是儒者给上古时期“以臣弑君”的改朝换代赋予正义性和合法性的用语,把它与日本汉字译西方术语的“革命”相融合,从而在政治上讲“维新”,在文学上讲“革命”,显示了维新派在思想文化领域采取了比在政治领域更激进的姿态。
    留学生阶层的出现,也是晚清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异数。自1847年容闳留学美国,并在耶鲁立下了“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容闳《西学东渐记?大学时代》)之志向以来,留学生群体逐渐发育。在半个多世纪内,他们推动“译风三变”,以救治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讲到的中国依次觉悟到的“三不足”:一是1850—1899年的五十年间,翻译西方自然科学、应用科学方面的书籍三百九十九种,占全部译作的百分之七十,以救治“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二是1902—1904年间,翻译西方哲学、史地和其他社会科学著作二百九十八种,占全部译作的百分之五十六,以救治“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三是1905—1919年文学翻译的总数约在一千种左右,以救治“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在应对“三不足”的“译风三变”中,推涌出一位影响巨大的译手林纾。他31岁中举后,屡应礼部试未中,却由于擅长古文,借助留学生的口述,耳受手追,日译六千言,一生译外国文学作品一百八十余种。其中居于前三位的英、法、美三国,共译出九十七家一百六十一种。如果说, “林译小说”是古文家与留学生文化结合的产物,那么他联系的主要是早期欧美派的留学生。林译的日本份额是很小的(只有《不如归》一种),这影响到他的译著序跋文中虽有感于民族危机和旅美华工危机所产生的强国保种意识,却看不到1896—1911年留日学生增至两万两千人以上而日益高涨的政治革命情怀。
    讨论新文学发生学最为关键的一点,是近代报刊的出现和它对文学品格的塑造。中国人自1858年在香港创办《中外新报》开始,据梁启超的统计,到1902年先后出现的报刊已有一百二十四种。如果考虑到当时旋起旋仆的“小报”,数量当会更多。梁启超1902年创办《新小说》,推举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而强烈地震撼了传统诗文为尊的文学总结构,不几年就有人惊呼“虽谓吾国今日之文明,为小说之文明可也” (摩西《(小说林)发刊词》)。到1916年的十五年间,以小说为主打的文学期刊起码有五十七种。报刊深刻地影响了文学的写作方式和潮流动向,影响了它与读者和市场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中国新文学的品格是由报刊塑造出来的。报刊的流行和稿费制度的实施,为文人学士在赴科考、当幕僚之外,开辟了一种不须那么温柔敦厚或忍气吞声,而多少可以张扬人格的公共空间。有了这个公共空间,梁启超就可以创造出新的报章文体,兼采中西,杂糅文白,驱遣骈散,出入雅俗,写得气势淋漓,纵横莫羁,有一种风靡海内外,令人欲醉欲狂的魔力。有了这个公共空间,谴责小说就可以直刺社会黑暗面,抨击吏治的贪婪残酷、世俗的龌龊卑污,抱持着“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 (《庄子?天下》)的桀骜情怀,以“狂讽”作为最重要的艺术特征。总之,晚清文学思潮颇有几分狂放气质,其狂放主要体现为三端:一是震撼文学总结构,二是引导文学语言通俗化,三是促进文学内质的政论化和狂讽化。
    (杨义)
    “诗界革命”与梁启超、黄遵宪
    20世纪初的“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当以l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为里程碑。梁启超从创刊号起,连续四年发表的二十节、约十一万字的《新民说》,鼓吹“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气势磅礴,明达晓畅,奠定了他风靡一时的“新民体”报章策论文字的体制风格。他从第四期起,同样连续四年刊出的《饮冰室诗话》,使“诗界革命”形成了一种广泛的“运动”。因此,当时“诗界革命”的巨子黄遵宪写信赞扬说:“《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梁启超年谱长编》第三册)
    说到诗界革命,论者自然可以追溯到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1896——1897)间夏曾佑、谭嗣同、黄遵宪一些“捋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新派诗,以及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的《汗漫录》(后作为《夏威夷游记》的一部分收入《饮冰室合集》)。后者认为:“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然而中国诗的“境界”已开辟净尽,“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要另辟新大陆“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在这种探索空气中,谭嗣同的“新学之诗”,“非(佛、孔、耶)经典语不用”而趋于奇诞,比如那首《金陵听说法》:“而为上首普观察,承佛威神说偈言。一任法田卖人子,独从性海救灵魂。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大地山河今领取,庵摩罗果掌中论。”其中的“卖人子”,典出于《新约?路加福音》;“喀私德”是英语caste的音译,为印度的种姓等级制度“巴力门”是英国议会parliament的音译“法田”、“性海”、“庵摩罗果”,都是佛家语汇。这种语言的非规范性拼凑,使某些新派诗走上怪僻的歧途。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正式把诗界革命纳入他的“新民”事业的体系之中。《新民丛报》设“诗界潮音集”专栏,《新小说》设“杂歌谣”专栏,集中发表改良诗作,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则为诗界革命提供纲领、理论和舆论上的支持。他指出:“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他是出来矫正过分拼凑新名词的标新立异诗风的,要求“新学之诗”在意境和风格之间做到新旧融合,因此他虽然不贬谭嗣同,却格外推重黄遵宪,自称“生平论诗,最倾倒黄公度”。“吾重公度诗,谓其意境无一袭昔贤,其风格又无一让昔贤也”,“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人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由此又排出“近世诗界三杰”的名单:“吾尝推公度(黄遵宪)、穗卿(夏曾佑)、观云(蒋智由)为近世诗家三杰,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闳远也。”这种点将录式的排名和对其诗作的评点赞扬,实际上起了组织“诗界革命”阵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