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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1978-2008)[平装]
  • 共1个商家     34.50元~34.50
  • 作者:陶东风(作者),和磊(作者),王伟光(丛书主编)
  •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版(2008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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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500472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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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中国新时期文学30年(1978-2008)》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目录

    导论从精英化到去精英化
    ——新时期文学30年扫描
    一 八 十 年代文学活动的精英化
    二 精英化的两个阶段
    三 文学/文化活动的去精英化
    四 痞子文学:去精英化的始作俑者
    五 网络和文学的去精英化
    六 文化偶像的“祛魅”与“大学精神”的改写
    七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文学性的扩散和文学的去精英化
    八 经典的消费化、大话文学与文学的去精英化
    九 众声喧哗背后的无聊及其社会根源

    第一章 拨乱反正与人道主义的复归
    一 拨乱反正与为文艺正名
    二 人道主义及其争论
    三 关于异化问题

    第二章 心灵的伤痕与历史的反思
    一 伤痕文学
    二 反思文学
    三 改革文学

    第三章 向内转与文学自主性的回归
    一 文学主体性的论争
    二 文学“向内转”的讨论
    三 “20世纪中国文学”与重写文学史
    四 关于“纯文学”的讨论

    第四章 从朦胧诗到新生代诗
    一 朦胧诗
    二 新生代诗

    第五章 现代主义思潮(上):现代派小说
    一 西方现代主义的译介
    二 现代派手法的初步实践
    三 现代派小说
    四 现代派与伪现代派之争

    第六章 现代主义思潮(下):先锋文学
    一 先锋小说的出现与命名
    二 先锋小说的叙事圈套
    三 先锋小说的主题表达
    四 先锋文学的终结与转向
    五 先锋戏剧

    第七章 寻根文学
    一 寻根文学的兴起与讨论
    二 寻根文学兴起的背景
    三 寻根文学之寻“根”

    第八章 新写实小说
    一 新写实小说的兴起与讨论
    二 新写实小说兴起的原因
    三 新写实小说的审美特征
    四 结语

    第九章 王朔与“痞子文学”
    一 “王朔现象”的出现及其论争
    二 王朔小说的叙事策略及其颠覆力量
    三 王朔小说的文化虚无主义与反智主义倾向
    四 王朔小说出现与走红的社会文化语境
    五 王朔小说的意义与缺陷

    第十章 人文精神与世俗精神的论争
    一 “人文精神”的出场语境
    二 作为“世俗精神”对立面的“人文精神”
    三 世俗化在中国的历史意义
    四 世俗化在中国特殊语境中的畸变

    第十一章 女性写作:从私人化写作到身体写作
    一 私人化写作与走向幽闭的身体
    二 “美女作家”与所谓“身体写作”
    三 《遗情书》:走向纯粹娱乐化的身体

    第十二章 大话文学与经典消费思潮
    一 话题的缘起与概念的厘定
    二 大话文学的文体特征与快感类型
    三 对权威的嘲弄与颠覆
    四 众说纷纭话“大话”
    五 大话文学与犬儒主义
    附录一 种特殊的大话文学类型

    第十三章 青春文学、盗墓文学与玄幻文学
    ——“80后写作”举要
    一 80后的出场与命名
    二 青春文学
    三 玄幻文学
    四 盗墓文学
    后记

    序言

    发展初期取得了多方面的重大成就,但后来由于没有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体制和机制逐步僵化,导致发展速度缓慢甚至停滞,至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面临严重的困难。而在此同时,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抓住新技术革命兴起的机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调整自己的体制和政策,缓解社会矛盾,表现出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势头。
    另一方面,从国内背景来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遭遇了极大的挫折。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后,极大地发展了经济社会等项事业,但也走了弯路,甚至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失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度停滞,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性挑战和压力。
    在这样的国际国内历史背景下,肩负着复兴中华民族和发展社会主义双重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深刻思考为什么社会主义在发展的进程中面临如此巨大的挑战和困难,而资本主义为什么在发展进程中又起死回生,表现出新的发展势头,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怎样才能克服困难和挫折,发展起来,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引出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如何认识当代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引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毅然决然走改革开放之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抉择。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者们来说,推进改革开放,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这就必须首先回答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又要依次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而上述三个问题最终归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这事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长期执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归结起来,就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这些问题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依次提出,而又依次得到回答,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实践,又不断地得到新的解决。历史实践已经证明,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已经创造性地并将进一步深入地回答这一系列重大历史性课题。

    后记

    第十二章
    大话文学与经典消费思潮
    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和文化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景观,就是所谓的“戏说经典”、“恶搞”或“无厘头”现象:《西游》被大话,《三国》被水煮,孙悟空变成了好员工(《孙悟空是个好员工》),沙僧和八戒都开始写日记(《八戒日记》、《沙僧日记》),慈禧太后有了“先进事迹’’(《慈禧先进事迹》),贾宝玉成为“文化大革命”时候的造反派(《宝黛相会之样板戏版》),杨子荣有了私生子,白毛女摇身一变为商界英雄(《新版白毛女》)。还有,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被用作音响产品广告的开头曲,巨幅的《蒙娜丽莎》复制品被用作瓷砖广告挂在城市街头,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对于经典的戏说、改写、整形,形成了洋洋可观的所谓“大话,,文艺思潮,它们在文化类型上则属于所谓“大话文化”。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对此进行深人分析,将能窥见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些重要线索与信息。
    一话题的缘起与概念的厘定
    1.经典的概念
    无论在汉语还是其他语言中,“经典”都有规范、法则的意思,它不但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以语言文字或其他符号形式存在的文本,更包含此类文本所或明或隐地体现的制约、规范人类思维、情感与行为的文化一道德与政治力量。比如《论语》就是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象征,甚至是治国的依据和法则,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由此决定了单纯的审美本质主义视角恰恰不能解释经典的本质。我们固然不能认为文学艺术经典不完全是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等“外部”力量肆意打造“权力”产品,特别是从长远角度看,能够经得起时间淘洗的经典作品常常体现出某种程度的“超历史”的稳定性,但是我们却也无法准确地列举和分析这种稳定性的固定必要元素(比如对象应该为何,技巧应该怎样,等等)。何况在历史尚未终结的情况下我们又如何说经典的“超”历史性呢。我更倾向于综合的视角,即把经典看做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因素介入其中的复杂建构。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经典一直在被建构、解构与重构。
    正因为这样,经典的命运、对经典的态度,常常能够折射出特定时代、特定民族与群体的特定文化态度与政治立场,而远远不只是审美态度或文学趣味。比如历史上所谓文化守成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分歧就常常集中表现为对于经典的不同态度。
    一般而言,经典总是占统治地位的集团、阶级或阶层的文化趣味、道德规范的体现,一个时代认定的经典一定是该时代既存社会文化秩序与统治阶级利益的维护者。所以,文化守成主义者总是维护统治阶级所确立的文化经典,他们深知要保守传统就不能不维护经典。在以维护传统为主导的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对于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的主导态度就是尊奉。到了充满激进革命色彩的中国近现代,对于经典的这种敬畏态度与原样接受方式受到极大冲击。革命常常从思想领域开始,从“洗脑”开始,而洗脑首先是把脑子里原先的经典刻印抹去,然后是植入新的刻印(建构并灌输新的经典)。文化激进主义者的反传统常常就从“离经叛道”开始。康有为重新考证经典,把许多重要的儒家经典指斥为“伪书”;顾颉刚辨古史的目的也是为了通过颠覆经典来反传统。陈独秀要打倒“贵族的”、“山林的”、“古典的”文学,实际上是把古代的绝大多数经典的文体与文本统统置于死地。像鲁迅、钱玄同这样的文化革命闯将,还曾经说过“不读中国古书”的极端主张,鲁迅《狂人日记》中那个“狂人”(他身上有启蒙主义者的影子)的觉醒,居然开始于对于《二十四史》等中国经典的重新解读:他在这些经典上读出了两个字“吃人”!
    2.消费时代的经典
    如果说,我们必须在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文化价值建构以及相应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性语境中理解人们的离经叛道、解构与重构经典的行为,那么,到了今天这个中国式的早熟的消费时代,经典所面临的则是被快餐化的命运。五四启蒙知识界对于经典的态度虽然偏激,其动力却来自启蒙知识分子真诚的变革愿望与启蒙救亡的社会文化使命感。他们真诚地相信,要想拯救中国的文化进而拯救中国,首先必须彻底背叛儒家经典。这种对于经典的态度丝毫不带有商业动机与物欲色彩,其对经典的解构也是以现代启蒙主义价值理想的建构为正面的肯定性内容,从而使之免于滑向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
    而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文坛上出现了消费经典的浪潮。所谓“消费经典”,指的是在一个中国式畸形大众消费文化的语境中,文化工业在商业利润法则与后全权体制环境的双重制约下,以漫画化的方式,以新兴的网络为主要媒介,对中外文学艺术史的经典作品进行戏拟、拼贴、改写,消解经典文本的深度意义、艺术灵韵以及权威光环,使之转化为集政治寓意、感官刺激以及商业气息为一身的平面图像或搞笑故事,成为大众消费文化的构件、装饰与笑料。
    但是,虽然“戏说”、“恶搞”、“无厘头”、“大话”等是近几年非常流行的术语,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文化思潮,但这些词的确切含义却并不好界定,其内涵和外延都也并不清楚。
    3.“大话”及其相近概念
    (1)大话
    “大话”、“无厘头”等都是指一种话语类型。“无厘头”是一个广东话俗语,这个主要从香港引入内地的新词对应于英语的“nonsense”,意为“废话”、“胡说”、“言不及义”。大话和无厘头的意思明显非常接近,唯一的区别可能是,“大话”这个词在中国还有“无厘头”所没有的“官腔”、“官话”的意思。但是在无意义、不真实的含义上说,它同样属于胡说和废话。
    但对世纪之交流行的作为新语词的“无厘头”的准确含义,不能简单地从字面(或字典)意义上去理解。语言学的一个常识是,语词的意义取决于语境——不仅仅是文本的小语境,而且也包括社会文化的大语境。“无厘头”的字面意思虽然是和真话、严肃认真的话、值得信赖的话等相对的假话、废话、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但是如果在主流媒体和重要公共场合出现的那些打着“真理”、“真话”旗号的堂皇语言在人们日常交流和阐释系统中发生了意义的倒转,已经成为真正的废话、假话、胡说,那么,流行于民间的“无厘头”就会随之发生意义的翻转,反而意味着有意义的真话,至少是比那些自称不是废话的废话更有意义——虽然以不正经、搅浑水的面目出现。

    文摘

    第十二章
    大话文学与经典消费思潮
    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和文化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景观,就是所谓的“戏说经典”、“恶搞”或“无厘头”现象:《西游》被大话,《三国》被水煮,孙悟空变成了好员工(《孙悟空是个好员工》),沙僧和八戒都开始写日记(《八戒日记》、《沙僧日记》),慈禧太后有了“先进事迹’’(《慈禧先进事迹》),贾宝玉成为“文化大革命”时候的造反派(《宝黛相会之样板戏版》),杨子荣有了私生子,白毛女摇身一变为商界英雄(《新版白毛女》)。还有,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被用作音响产品广告的开头曲,巨幅的《蒙娜丽莎》复制品被用作瓷砖广告挂在城市街头,等等,不一而足。这些对于经典的戏说、改写、整形,形成了洋洋可观的所谓“大话,,文艺思潮,它们在文化类型上则属于所谓“大话文化”。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对此进行深人分析,将能窥见当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些重要线索与信息。
    一话题的缘起与概念的厘定
    1.经典的概念
    无论在汉语还是其他语言中,“经典”都有规范、法则的意思,它不但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以语言文字或其他符号形式存在的文本,更包含此类文本所或明或隐地体现的制约、规范人类思维、情感与行为的文化一道德与政治力量。比如《论语》就是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象征,甚至是治国的依据和法则,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由此决定了单纯的审美本质主义视角恰恰不能解释经典的本质。我们固然不能认为文学艺术经典不完全是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等“外部”力量肆意打造“权力”产品,特别是从长远角度看,能够经得起时间淘洗的经典作品常常体现出某种程度的“超历史”的稳定性,但是我们却也无法准确地列举和分析这种稳定性的固定必要元素(比如对象应该为何,技巧应该怎样,等等)。何况在历史尚未终结的情况下我们又如何说经典的“超”历史性呢。我更倾向于综合的视角,即把经典看做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因素介入其中的复杂建构。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经典一直在被建构、解构与重构。
    正因为这样,经典的命运、对经典的态度,常常能够折射出特定时代、特定民族与群体的特定文化态度与政治立场,而远远不只是审美态度或文学趣味。比如历史上所谓文化守成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分歧就常常集中表现为对于经典的不同态度。
    一般而言,经典总是占统治地位的集团、阶级或阶层的文化趣味、道德规范的体现,一个时代认定的经典一定是该时代既存社会文化秩序与统治阶级利益的维护者。所以,文化守成主义者总是维护统治阶级所确立的文化经典,他们深知要保守传统就不能不维护经典。在以维护传统为主导的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对于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的主导态度就是尊奉。到了充满激进革命色彩的中国近现代,对于经典的这种敬畏态度与原样接受方式受到极大冲击。革命常常从思想领域开始,从“洗脑”开始,而洗脑首先是把脑子里原先的经典刻印抹去,然后是植入新的刻印(建构并灌输新的经典)。文化激进主义者的反传统常常就从“离经叛道”开始。康有为重新考证经典,把许多重要的儒家经典指斥为“伪书”;顾颉刚辨古史的目的也是为了通过颠覆经典来反传统。陈独秀要打倒“贵族的”、“山林的”、“古典的”文学,实际上是把古代的绝大多数经典的文体与文本统统置于死地。像鲁迅、钱玄同这样的文化革命闯将,还曾经说过“不读中国古书”的极端主张,鲁迅《狂人日记》中那个“狂人”(他身上有启蒙主义者的影子)的觉醒,居然开始于对于《二十四史》等中国经典的重新解读:他在这些经典上读出了两个字“吃人”!
    2.消费时代的经典
    如果说,我们必须在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文化价值建构以及相应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性语境中理解人们的离经叛道、解构与重构经典的行为,那么,到了今天这个中国式的早熟的消费时代,经典所面临的则是被快餐化的命运。五四启蒙知识界对于经典的态度虽然偏激,其动力却来自启蒙知识分子真诚的变革愿望与启蒙救亡的社会文化使命感。他们真诚地相信,要想拯救中国的文化进而拯救中国,首先必须彻底背叛儒家经典。这种对于经典的态度丝毫不带有商业动机与物欲色彩,其对经典的解构也是以现代启蒙主义价值理想的建构为正面的肯定性内容,从而使之免于滑向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
    而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文坛上出现了消费经典的浪潮。所谓“消费经典”,指的是在一个中国式畸形大众消费文化的语境中,文化工业在商业利润法则与后全权体制环境的双重制约下,以漫画化的方式,以新兴的网络为主要媒介,对中外文学艺术史的经典作品进行戏拟、拼贴、改写,消解经典文本的深度意义、艺术灵韵以及权威光环,使之转化为集政治寓意、感官刺激以及商业气息为一身的平面图像或搞笑故事,成为大众消费文化的构件、装饰与笑料。
    但是,虽然“戏说”、“恶搞”、“无厘头”、“大话”等是近几年非常流行的术语,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文化思潮,但这些词的确切含义却并不好界定,其内涵和外延都也并不清楚。
    3.“大话”及其相近概念
    (1)大话
    “大话”、“无厘头”等都是指一种话语类型。“无厘头”是一个广东话俗语,这个主要从香港引入内地的新词对应于英语的“nonsense”,意为“废话”、“胡说”、“言不及义”。大话和无厘头的意思明显非常接近,唯一的区别可能是,“大话”这个词在中国还有“无厘头”所没有的“官腔”、“官话”的意思。但是在无意义、不真实的含义上说,它同样属于胡说和废话。
    但对世纪之交流行的作为新语词的“无厘头”的准确含义,不能简单地从字面(或字典)意义上去理解。语言学的一个常识是,语词的意义取决于语境——不仅仅是文本的小语境,而且也包括社会文化的大语境。“无厘头”的字面意思虽然是和真话、严肃认真的话、值得信赖的话等相对的假话、废话、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但是如果在主流媒体和重要公共场合出现的那些打着“真理”、“真话”旗号的堂皇语言在人们日常交流和阐释系统中发生了意义的倒转,已经成为真正的废话、假话、胡说,那么,流行于民间的“无厘头”就会随之发生意义的翻转,反而意味着有意义的真话,至少是比那些自称不是废话的废话更有意义——虽然以不正经、搅浑水的面目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