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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昨夜星辰昨夜风:八十自述[平装]
  • 共1个商家     25.90元~25.90
  • 作者:朱新地(合著者),朱锡侯(朗诵者)
  •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版(2011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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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020084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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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昨夜星辰昨夜风:八十自述》当个人的历史成为社会史的一部分,私人记忆与公众记忆重合的时候,个人史的抒写、私人回忆的辑录,就显示出重大的意义和无法取代的价值。“人与岁月”丛书于是应运而生。

    媒体推荐

    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传记,我已经读得很多,但朱锡侯先生的八十自述,还是深深地打动了我。朱先生是个聪慧、兴趣广泛、迷恋学术的人,他只需要一片富于知识养料的水域,能够在其中自由地游来游去。他有过这样的日子,留学法国八年,读书,钻研,获得心理学和生理学双博士学位,毕业后专心研究。即便在德军占领法国期间,在法国的大学里,还是给非犹太人保留了学术研究空间。只因牵念亲人、眷恋故土,朱先生选择回家。
    谁能料到,有“运动”突如其来。湖犹在,水却被渐渐抽干,任凭拥挤的鱼儿在浅浅残水中绝望挣扎。先是一些学科,如社会学等等,从大学和各研究领域消失,朱先生研究的心理学也在其列。又因青年时代朱锡侯先生作为文学爱好者,曾结交过一个叫贾植芳的朋友,就在1955年两度被逼自杀,他的学术研究亦从此中断。直到晚年,重执教鞭,荒废的岁月却难以追回。
    几十年后,当他与妻子重返法国,发现当年未完成的研究由别人接着进行,而获得了国际大奖,他禁不住老泪纵横,不是因为错失大奖,而是因为被错失的一生。
    感谢朱先生、他的女儿和所有参与者的努力,使得朱先生个人际遇折射的历史记录,终未消失在尘埃之中。
      ——林达

    作者简介

    朱锡候(1914-2000),祖籍浙江绍兴,出生在东北吉林。1937年毕业于北平中法大学,因学业优秀而被选送赴法留学,为中法庚子羹言款的最后一批公派留学生。1945年“二战”结束,欧亚交通剐刚恢复,获得了心理学和生理学两个博士学位后。怀着一腔报效祖国的热血,回到中国。尔后,受聘担任了云南大学医学院和文法学院的生理学及心理学、美学教授,为新中国心理学会的五位创始人之一。1955年,因与贾植芳的关系,莫名其妙地牵入了“胡风反蕈命集团”一案,两次被迫自杀;1957年,又被划为“右派分子”,历尽磨难,九死一生。1981年,在其六十六岁之际,作为“人才”调入杭州大学心理系,任生理心理学教授。

    目录

    序:老友朱锡侯
    一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1.吾乡吾家
    2.童年
    3.“淡火
    4.我迷上了摄影
    5.吉祥甡

    二 难忘毓文
    三 从吉林到北平
    四 求学法兰西
    1.Et.苏里欧
    2.亨利·加尔多
    3.阿尔娃尼塔基
    4.亨利·皮埃隆

    五 归来
    [附]朱锡侯诗词四首

    六 我在1955年
    七 从1957到1961
    [附]朱锡侯诗二首

    八 粉笔生涯
    1.艰辛并快乐着
    2.命蹇事多乖
    3.苦涩中的欣慰
    4.转折183
    5.六十六岁从头再来
    6.甘当一块铺路石
    [附]朱锡侯诗五首
    [附录一]
    风雨人生范小梵口述朱新地整理
    [附]朱锡侯诗一首
    [附录二]
    “五人诗社”及《剪影集》的由来
    《都德散文选》译后记
    [附录三]
    回忆我们的留法岁月
    里昂1941-1943
    仁者朱伯伯
    怀念朱教授
    故地重游
    半棵树
    ——一个知识分子的一生
    生命留痕
    父亲的小廊
    后记

    序言

    朱新地
    父亲朱锡侯(1914—2000),祖籍浙江绍兴,出生在东北吉林。
    1937年毕业于北平中法大学,因学业优秀而被选送到法国留学,为中法庚子赔款的最后一批公派留学生。
    1945年“二战”结束,欧亚交通刚刚恢复,获得了心理学和生理学两个博士学位的父亲,便怀着一腔报效祖国的热血回到中国。尔后,受聘担任了云南大学医学院和文法学院的生理学及心理学、美学教授。新中国成立之后,曾参与中国心理学会的筹建工作,是新中国心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
    昆明医学院独立建院后,担任昆明医学院生理学教授。
    1955年,因老友贾植芳的关系,父亲莫名其妙地被牵入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由于在“逼供”下交代不出“罪行”,两次跳楼、一次触电自杀(均未遂)。1958年反右斗争末期,因响应“帮助党整风”的号召,提了一点意见,加上昆明医学院“右派”的百分比不够,又被补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
    此后便是“十年浩劫”。
    一直到“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父亲才在六十六岁之际,作为“人才”调到杭州大学心理系,重拾自己的心爱生理心理学专业,直至1987年退休。
    那是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国内的报纸上时常登载有一些有识之士呼吁“抢救历史”的文章及言论。由于对报上那些文章颇有同感,我们建议父亲不妨也说说自己的故事。
    父亲退休后,从繁忙的工作中解脱了出来,也远离了各种各样的运动。一生忙碌且命运多舛的他,终于有了一点闲暇,可是,他因长期眼疾此时的视力已几近于失明了,所能做的也只是听听音乐之类。 ,这一次,父亲接受了我们的建议,断断续续地对着录音机述说起了往事,前前后后花了好几年时间,留下了一些口述的回忆录。
    父亲去世后,我对这些录音磁带进行了整理。我认为,父亲的坎坷经历,其实也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缩影。这些回忆录反映出了一个时代或一段历史,也折射出了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一系列风雨、变迁,其蕴含的意义已大大超越了个人命运的范畴。
    因此,谨将本书,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献给从那些岁月走过的人们,献给今天生活在清明盛世的人们。
    2006年6月28日于杭州

    后记

    这是一本根据我父亲的口述整理出来的回忆录。
    那还是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了,国内的报纸上时常登载一些有识之士呼吁“抢救历史”的文章及言论。由于对报上所言颇有同感,我们也建议父亲不妨说说自己的故事。
    那时,父亲刚刚退休(他是七十四岁退休的),从繁忙的工作中解脱了出来,也远离了各种各样的运动。一生忙碌且命运多舛的他,终于有了一点闲暇。
    父亲是个兴趣广泛的人,从年轻时起就喜爱文学艺术,尽管物质生活一向简朴,却对精神生活有很高要求。其实,退休后的他,除了因长期眼疾双目视力已几近于失明外,思维还很敏捷,求知欲还很强。他买了不少新书,想借助放大镜慢慢啃,结果眼睛胀疼得吃不消。那时,只要我回家,他就叫我给他念一段。有时学生来看他,问:“朱先生有什么事?我们帮您做。”他也是让人家给他读书,有时还用录音机把朗读录下来,过后再反复听。可是,大多数时间,父亲所能做的就只有听听音乐之类了。
    于是我们对他说:“你何不利用自己的余年把这些东西留下来呢?你可以对着录音机述说,不需要用眼睛的……”一些学生也这样鼓励他。
    这一次,父亲接受了我们的建议,断断续续地对着录音机述说起了往事,前前后后花了好几年时间,留下了一些口述的回忆录。
    父亲去世后,我对这些录音磁带进行了整理。大约有五六年的时间,几乎所有的休息日、节假日,我都这样坐在电脑前,整理他留下来的这些东西。如果算上父亲口述的时间,这一工作已历时十七八年了。
    准确地说,最初是我的小姨父汪德庆在退休后,把父亲录制的十几盒磁带拿到合肥去,一字一句地将语言变成文字的。小姨父是个侠肝义胆又古道热肠的人,当年,正是在他的帮助下,母亲从家里逃出,跑到北平嫁给了父亲,他对父亲的口述回忆录整理得极为认真,以至于后来我对他的整理稿进行再整理时,时时忍不住发出感叹:他连一些口罗唆的、重复的口语都完完全全地照录了下来,真正算得上一丝不苟。
    我的整理自然要大刀阔斧一些,主要是将所有的材料归类和理顺,使之成为可读的文章。另外,一些小标题也是我加上的。遗憾的是,直到我整理完毕,才发现竟然缺了父亲大学生活的一段。按理说,大学时代是一个人成长的重要阶段,父亲怎么会忘了说呢?还有,他和母亲那轰轰烈烈的恋爱与结婚,居然也没有述说。可惜,等我发现时,父亲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段缺失也永远无法弥补了。现在,我们只能在他的一篇纪念罩子豪的小文和母亲的回忆录中,看到一些片段和影子了。
    此外,被父亲从略、从简的还有“文革”那一段。这我倒不难理解。我后来看了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季先生在书中所描述的种种,也是当时大多数高级知识分子的遭遇。不过,季先生说他是自己跳出来的,父亲则不同,他是完全无法逃避的。
    父亲本是书斋中人,并不过问政治,又遭遇过1955年和1957年的大苦难,已经很是谨小慎微,但运动的急风暴雨照样要落到他头上,除了挨整的份儿,别无选择!
    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父亲就以“摘帽右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双重身份被揪出批斗了。家门口贴满了大字报,连进门都要低头弯腰,我把它撕了,胆小的父亲又捡起重新贴上。记得有一次,父亲所在高校的“牛鬼蛇神”要拉到外面去游斗,父亲因视力太差,踉踉跄跄地无法跟上游街队伍的步伐,那些人便把母亲拉去顶替,结果,母亲一人挂了两块牌子,一块是“女特务”,一块是代表父亲的。很多年后我回想起此事,觉得简直是一种“黑色幽默”。
    实际上,“文革”中我们全家无一幸免,父母在他们所在的高校里挨批斗,我和妹妹也因是“黑崽子,狗崽子”在我们的中学里挨批斗,刚上初一的妹妹还被同学剃了“阴阳头”,并打成腰椎压缩性骨折……
    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下,我下乡了。那时,从昆明到我插队的地方盈江县要走六七天,那儿属于“外五县”,必须要有人保组(“文革”时公检法三合一机构)签发的边疆通行证才能进出。从此,我和家里就很难相顾了,连寄封信都要近一月才能收到。
    后来,我的眼睛受了伤,县医院对之束手无.策,让我转昆明医治。待我一路颠簸回到家中时,正赶上昆明在抓“倒流回城”的知青。有关部门半夜出动到百姓家里搜查,抓到的“倒流者”集中到某中学,然后,要家长写下保证书并由单位盖章,才可以把孩子领回家。
    为了掩人耳目,我只得每天天不亮就从学院围墙的破墙洞(武斗时挖开的)爬出去躲避,在外面游荡一天,直到天黑后才敢回家(再从破墙洞爬进来)。
    一天,一个同在盈江插队的初中小男生来看我,怕被抓,晚上不敢回家。我就让他躲藏在我父亲的被窝里,父亲居然也同意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晚父亲提心吊胆的一夜未眠。多年后想起此事,才觉得自己实在太不懂事。但从这事也可看出父亲的为人:尽管自己也身处危难困境中,仍无私地帮助别人。
    1969年将近年末时,中央的“一号战备通令”下达昆明,各高校开始准备“战备疏散”,父亲所在医学院将搬迁大理巍山。这时,“文革”已进行三年,“摘帽右派”已被认为是“死老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似乎也不再是运动重点,倒是“老弱病残”的身躯成了单位“战备疏散”的拖累,于是,父亲的单位让我们自找地方“疏散”。母亲则是被“下放”,而我,更是不知道将会去哪里。一家人再度面临离散,因此,我们决定去照一张全家照。去拍照那天,因怕遇到麻烦,全家都不敢一起出门,而是四个人分成三批,分别从学校前门和后门出去,再到照相馆集中的。照片出来后,母亲给每人分发了一张,说:“都留一张吧,万一失散了也好找。”
    如今,父母亲已在地下长眠,我重新找出这张全家福时,不禁又想起了这段往事。照片上每个人都强作笑容,谁会想到它背后的沉重与辛酸——在那风雨如磐的年代,人的生命就像一粒草芥,随时有可能被碾成齑粉,更不要说会被哪阵风吹到哪里去了……
    后来,在扬州当护士的表姐帮助联系了扬州的某公社,那里同意接受父母亲。于是,我们变卖了家什做路费,只带着父亲舍不得丢弃的几箱书和最必需的生活用品,全家从昆明迁徙到了苏北。而且,也像那次去照相一样,四个人是分成三批走的,这其中的缘由与过程,更是一言难尽了。
    1969年12月31日,一个老同学用三轮车帮我把行李运送到火车站,我一人带着十四件行包(其中有两把小提琴和一篮子唱片),登上了东去的火车。车开时分正值夕阳西下,再过几个小时就是新年了,1970年即将开始。我不知道新的一年会带给我什么,前途只是一片渺茫。
    当时,我的粮户关系在自己口袋里,不仅是没有粮吃,没有油、肉、布票等等一切计划供应的东西,还得整天提防着查户口、抓“盲流”之类的突然行动。所以,我迫切地想找一个地方落下户口,能够有一份口粮,能挣几个工分养活自己。在安徽马鞍山当中学教师的表哥帮我找了几个地方,却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未成。想不到,连当农民这样一个低微的要求都难以实现!(我的故事也可以写一本书了,此处不多赘,还是说父亲吧。)
    命运就这样把父亲抛到了扬州,他在扬州的一个角落里待了十年。在这里,虽然没有再直接遭受批斗,却是远离了单位、工作、一切熟人与朋友。那是一种被抛弃、被晾在一边的感觉,生活艰难,孤独寂寞,看不到任何前景和希望,而且因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身份时时遭人侧目乃至欺辱,其精神的苦闷及压力可想而知。
    父亲去世后,我整理他留下的诗稿,其中有一首1972年深秋写于扬州的《怅念春城——寄昆明老友》,从中可看出他当时的一些境况和心情:
    展读华翰望天涯,怅念春城思如麻。
    君作西南长住客,我来苏北半安家。
    黄叶满街芜城路,红树空庭广陵鸦。
    日薄邗沟惊岁晚,且待明春花重发。
    更意想不到的是,在扬期间我们又被抄了一次家。那时,那种大规模的抄家行动已经没有了,是派出所带人半夜来搜查的。实际上,我家在“文革”初期已被抄过数次,后来又长途搬迁,几乎已是一无所有。他们翻箱倒柜地搜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最后只拿走了我的几本笔记本。
    事后我们左思右想,怎么也猜不出其中的原因:一家人安安分分地过着极普通的日子,言与行都不敢有半点“出格”之处,更谈不上有什么触犯法律法规的地方;父亲因视力不佳,连活动范围都极其有限;似乎也没有得罪过任何人……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哪怕发挥再大的想象力,也想不出可以把什么样的罪名加在我们头上。
    父亲连忙写信向原单位昆明医学院汇报,他的组织关系还在昆医。昆医回复说他们完全不知此事。既无法询问究竟,也无处可讲道理,莫名其妙地突遭半夜搜查,父亲成了“惊弓之鸟”,终日惶恐不安地担心着新一轮灾难降临……
    天保佑,搜走的那几本笔记里并没有我自己写的东西,而是我看书时的一些摘抄,每一段落都注有出处,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当然,拿走的东西也再没有归还。想来还算幸运,否则的话,白纸黑字,成为另一个“遇罗克”也说不定。
    这是整个国家和人民都遭受浩劫与蹉跎的十年!所以,我理解父亲的“从略、从简”,他所受的苦难太深太重了,不堪再回首那个噩梦般的年代!
    说实话,在整理父亲对1955年和1957年的那些回忆时,看到他是那样的痛苦不堪,我十分后悔当初对父亲所做的建议了——真是的,他好不容易才熬到了太平盛世,好不容易才过上几天闲适清静的日子,何必再让那些令人发指的惨痛经历来干扰平静的退休生活?何必再让刚刚愈合一点的伤口重新撕裂,让稍稍平复一点的心再次流血呢?!其实,父亲是个性情中人,我猜想,做这件事并不是他的初衷,甚至可能不是十分的自觉自愿,是在我们,特别是母亲的鼓励及鼓动下,才完成了这些口述回忆的。因此,我在整理过程中,一方面庆幸父亲留下了这些第一手的史料,一方面也对他充满了歉意。这实在是一个悖论!
    我的父亲是个普通人,既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没有任何靠山背景,甚至连支持他接受教育的经济基础也是岌岌可危的。用现在一句时髦话来说,父亲的出身是“草根”。
    前不久热播的电视剧《闯关东》,讲述了那一代闯关东者的故事。这令我想到了我的祖辈,我祖父也是一个“闯关东”者啊!而且,从浙江到东北,当比从山东到东北更遥远、更艰难吧?!
    记不清是哪个作家(好像是梁晓声吧),在一篇谈自己家世的文章中曾说过,“闯关东者都是精英一族”。那么,我的祖父也当属这样的“精英一族”了。
    想来也是,尽管生活艰辛贫苦,地处江南水乡的绍兴,毕竟还算得上是鱼米之乡呀,况且,国人一向有故土难离的观念,不是有“金窝银窝,抵不上家乡的茅草窝”一说吗?
    我曾看过一个关于绍兴历史的电视节目,说那时上至朝廷下至民间,全国几乎每一个县里都有绍兴师爷。绍兴人较少恋故土,在他们的背井离乡中,常常是主动成分居多。
    我的祖父不是什么师爷,他只是一介农民,命贱如草。然而,这个绍兴乡巴佬也挑着一根扁担,跟同乡人到东北讨生计去了。
    祖父他们翻山越岭,走村串乡,一路风尘地走到了松花江边,走到了吉林这座远离江南却有着江南水乡气韵的北国小城。或许他们是走不动了,或许是由于某种机缘,不想再往前走了。总之,我的祖父在松花江边安下了挑在肩上的担子……
    后来,祖父在吉林立定了脚跟,开了一家南货店。当然,这营生至多也只能像是石头缝里的一棵小草,艰难困苦地挣扎着。“九一八事变”后,南货店破产,祖父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当时父亲还在北平读高中,由于没有路费,他甚至未能赶回去见祖父最后一面,更谈不上送终了。
    父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完成学业的,他靠着给人代课、刻蜡版、写作、翻译等等勤工俭学,读完了高中、大学,又因成绩优异而被学校选送法国留学,直至获得两个博士学位。
    看来,在我的祖辈的血液中,也流淌着绍兴人这种“主动性”的基因。祖父的离乡背井完全出于无奈,但谁又能否认他在选择出发、选择远行时,不同样包含有开拓的勇气与精神呢?而父亲十五岁离家,只身到北平考学,后来又漂洋过海,并为追逐理想一再地迁徙,仿佛也应验了这一宿命。
    父亲的籍贯一直填“浙江绍兴”,他却是在吉林生吉林长的。听父亲说,他只在七八岁的时候跟着我祖父回过一趟绍兴,而且仅仅住了三天。就是这一次,父亲看到了自己魂牵梦绕的老家——那就是江南啊!绍兴的河流是和松花江不一样的,那里水网纵横交织,水流是缓缓的、柔柔的,遍野的绿色好像把河水也染绿了;河上有一座座小桥,许多乌篷小船来往穿梭着,划船的人都戴着毡帽;更奇的是,他们是用脚划船,一边还唱着好听的小调;小河两岸有一望无际的罗汉豆田和油菜花田……父亲感觉新鲜得不得了。
    这七八岁的印象在父亲脑海里留存了七八十年。同样,在父亲十五岁离家到北平求学后,也再没有回过吉林。但这两个故乡一直珍藏在父亲心灵的最深处。
    我没有见过我的祖父,连他的照片都没见过。我游历了许多地方,却从未去过东北。记得童年时曾多次听父亲讲过他的小时候,那些故事的背景全是东北:冬天屋沿上挂着长长的冰凌;松花江边有玉树琼枝的雾淞;上学忘了戴帽子,耳朵都要冻掉了……尤其是那首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父亲更是每次都听得热泪盈眶。因此,我一直固执地认为,那里才是父亲真正的故乡。特别在我整理了父亲的口述回忆录后,去一趟吉林的愿望愈发强烈了起来。终于,2004年9月,我下决心专程去了一趟东北。
    列车晚上8点多驶离杭州车站,第三天早晨8时许到达吉林,我坐的是特快,将近三十六小时。我不禁想到了我的祖父,当年他肩挑担子从绍兴一步一步走来是怎样的艰辛!
    在火车站旁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后,我买了一张吉林市地图,照着地图一处处地去寻找。八九十年过去了,祖父和父亲生活过的那些地方还找得到吗?果然,我一边走一边问:“粮米行街在哪里?”人们皆对我摇头。我明白,世间已是沧桑巨变,似乎只有松花江,这条把小城蜿蜒分为两半的银色丝带,依旧奔流如初,美丽如初。当然,我也找到了一些“回忆录”里提过的地方:北山、船营、龙潭山、毓文中学……
    坐落在临江门的毓文中学,至今仍是吉林省颇有名气的重点中学,且由于金日成的关系,还保留着早先的部分教室和校园,只是听说由于修建马路,校园比以前缩小了许多。9月,正是新学年伊始,学校门口竖着几块大木牌,上面书写着本校今年高考的“金榜题名”者。七十几年前,父亲也是在这里接受了科学与民主的最初熏陶,并从这里启程走向远方的。(“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也是父亲的毓文同学。)一代代的梦想与追求,一辈辈的传承与接力,历史的长河,正如面前这条松花江,滔滔滚滚,川流不息!“逝者如斯夫”,站在毓文中学校门口,我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我千里迢迢地到此寻觅,走到岁月深处寻觅,是来替父亲来完成他的遗愿的啊!
    父亲曾开玩笑说,他的性格中既有绍兴人的狭隘、偏激,又有东北人的倔强。在我看来,父亲倒是秉承了江南人的灵秀、细腻和东北人的耿直、坦荡。杏花春雨江南的祖籍和风霜凛冽的北国成长环境,使江南的水气与北国的长风同时融入了父亲的个性气质里,他本应该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啊!
    它是被二月的一次雷电
    从树尖到树根
    齐楂楂劈掉了半边
    春天来到的时候
    半棵树仍然直直地挺立着
    长满了青青的枝叶
    半棵树
    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
    还是一整棵树那样伟岸
    人们说,雷电还要来劈它
    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
    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望到了它
    这是“胡风分子”牛汉的诗《半棵树》中的片段。段怀清先生在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中,也引用了这首诗,而且,文章的题目就叫《半棵树》。
    我认为这比喻形象而恰如其分。正如段怀清文中所写:在那些被人格化了的树木背后,无疑潜藏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对信仰、对人生、对苦难的全部理解和坚守——那是用生命竖起的一根根笔挺的参天大树,巍然矗立在蓝天白云之下,但每一根树干上,几乎都布满了岁月风雨留下的累累痕迹,深深地包裹着树的内心。更惨烈也更目不忍睹的是,在树林中,竟然还有几棵,树干已经被风雨雷电击打得遍体鳞伤,甚至被齐生生地从中劈开,但在枯干坏死的树干旁,竟然又生长出来新的枝叶,一片、两片……
    我们父辈的那一代人,大概是近现代以来最为坎坷多难的一代了。他们生于长于的内忧外患的乱世,山河破碎,家园沦丧,颠沛流离;好不容易战乱平息,迎来了和平与解放,却又被无止无休的运动折腾得死去活来;及至改革开放过上人的日子,已是时日无多了!
    “二战”刚刚结束,获得了生理学和心理学两个博士学位的父亲,是怀着一腔报效祖国的热血回到中国的,他梦想着“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渴望用所学到的知识为祖国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我想,如果不是他所学的心理学科,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被当做“买空卖空的资产阶级破烂货”而横遭批判,连最基本的工作条件都没有;如果他不是在一次次政治风暴中遭逢厄运,戴着一顶顶荆冠艰难跋涉,还要时时用拼命的“劳动改造”来“赎罪立功”,白白蹉跎了年富力强的大好光阴,他完全可以攀上一个高峰,在事业上干出一番辉煌的成就来的!
    千幸万幸,历尽磨难、九死一生的父亲,总算熬到了太平盛世,等到了对“右派分子”的改正,看到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平反。虽然此时他已是老迈年高,心力交瘁,百病缠身,但终于获得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并有机会重新回归心爱的学科,把自己最后的生命,献给一生情系的讲台和学生。的确,对他来说,这已经是莫大的欣慰了。父亲“粉笔生涯”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话:
    过去有人把教师比作“人梯”……我不喜欢这样一个比喻,我宁可说教师是踏脚石或者铺路石,让学生踩着我们一步一步走得更远,走得更高。虽然我们最后还在原来的老地方,但如果退一步想,人固有一死,等百年回首时,想到自己在短暂的人生过程中,能够使人家走得更高更远,不管在世界哪一个地方,只要是做着对人类对社会有益的事情,教师的历史任务就算是完成了。那么,我甘愿做这样一块铺路石,也为自己完成了这样的铺路使命而感到欣慰。
    可以告慰的是,回想起自己一生所经历的坎坷和苦难,最后这个句号画得还算不错。用一句老话来概括,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
    当我整理时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我的眼睛潮湿了——虽然,我明明知道,人生本来就难以圆满,况且身处那样一个多乱多变的时代,理想与现实之间,个人命运与社会大潮之间,产生这样那样的悲剧性并不足奇;我也知道,在时代的惊涛骇浪中,个人是弱小而无奈的,几乎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父亲能有这样的人生结局已算是很不错了,但我还是忍不住我的眼泪,我不知道是该为父亲感到高兴,还是该感到悲哀……
    如今,这一切都已成为了过去,在今天的日常世界里回望当年,简直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剧烈变革的时代,特别近几十年来,“沧海桑田”已不再是一个漫长的时间段了。不但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取向乃至于道德体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许多事物及是非功过的评判也是天翻地覆的。人们所关心和关注的多半只是眼前的功与利,而那些昨天的故事,那些折射出我们的民族、社会与国家的另一种历程,那些与今天的时代同样波澜壮阔的历史真相,已经被太多的嘈杂和喧嚣所遮盖了。
    因此,我赞同那些有识之士的呼吁。对于亲历者和见证者来说,应该记录下那些真实的历程,这是他们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无论他们是以何种角度和观点去追述那些岁月,都有助于我们增进对历史和现实的了解与理解。保留下这些东西,不仅是对那一道道渐行渐远的风景的缅怀,更是保存下历史的见证,是一种对民族、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
    因此,我整理出这本父亲的回忆录,想把它献给从那个时代走过的人们,也献给从未经历过那些遭遇、生活在清明盛世的人们。
    据说,近些年来,口述史学在世界范围内方兴未艾。有关学者认为,口述史可以改变以往只重视政治、军事、外交、宫廷,以及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历史,可以收集到底层社会及普通老百姓生活与活动的史料;可以留下更真实、更具体、更生动的历史场景。的确,鲜活的历史,应该不仅仅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伟烈丰功和大人物的指点江山、运筹帷幄,还应包含平民百姓在时代大潮里随波跌宕的命运。
    希望父亲的这本口述回忆录,能够为历史留下一个民间小人物的真实文本——或许它流于琐碎,也缺乏开阔的眼界和深刻的反思,但这正是那一代人所走过的路,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曾历尽艰难困苦,遭遇极大的不公正,那种爱国的赤子情怀却丝毫未减;他们在极恶劣的条件下也没有自暴自弃,始终“不用扬鞭自奋蹄”地为祖国默默奉献。
    希望这些未经演绎的记录,能够让后来者感受到那段历史的体温,触摸到那已然逝去却不应被忘却的一页。
    按原来的设想,本书中还有一部分是母亲抗战时期的日记。由于父亲出国留学,母亲想把她自己的生活足迹记录下来,便开始写日记。整个抗战期间,母亲一边在日寇的追逐下辗转迁徙,苦苦求生,一边将流亡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写入日记,而父亲则是在纳粹的铁蹄下忍饥挨饿,努力学习着。本以为分离四年,谁知一别竟整整八年,而且鸿雁难传。远隔重洋的他们,却始终不渝地怀抱着对爱情、对建设美好生活的理想和信念;重逢之后又白手起家,共同经历了一系列新的苦难和磨难。因此,我认为,父亲的回忆录里应该加上母亲的那些流亡日记,才是完整的。
    2006年夏天,当我完成这些回忆录的整理时,曾在心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满以为可以告慰九泉之下的父亲了。未料我投了一家又一家出版社,皆因涉及所谓敏感问题而不能出版。后来,山东画报出版社编辑冯克力先生看了我寄去的书稿后,建议我将母亲的日记先单独成书。他认为,一个普通知识女性在抗战中的经历这样完整而详细地记录下来,是非常难得的,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史料。因此,根据母亲抗战时期日记整理出的《风雨流亡路》已于2008年2月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了。
    《风雨流亡路》付印时,母亲脑梗塞刚从死神手里抢救过来,责编冯克力特地请印刷厂赶着装订了两本书,用特快专递寄来。当时,半个中国正陷在冰雪大灾中,从济南到杭州的特快专递在路上走了整整五天,终于在大年三十那天送到母亲的病榻前,让母亲在活着时看到了自己抗战日记的出版。借此机会,谨向冯先生和他的同事张杰表示感谢。
    然而,父亲的回忆录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我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贾植芳先生也一直关注着此书的出版之事,九十高龄的他还帮我出了一些点子。据贾先生弟子张业松说,先生临终前还在关心着父亲的事情。但遗憾的是,直到贾先生辞世,也未能看到书的出版。
    没想到,就在我作无期又无奈的等待时,2009年4月,突然接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熊景明女士的来信。原来,看了《风雨流亡路》后,他们的“民间历史”项目对母亲的“抗战日记”很感兴趣,并在得知了父亲的回忆录在国内尚未出版的情况后,主动表示可以帮助联系出版事宜。之后,中心的熊景明女士和李晓林女士把书稿推荐给了纽约的曾璧华女士。
    她们的认真、热诚,以及那种历史的责任感、使命感都令我深为感动:景明对我说:“有缘分一道做点喜欢做的,事情,很幸运呢!”晓林对我说:“我的朋友一边开半个加油站挣钱,一边坚持出‘铜钟丛书’记录历史。”璧华对我说:“谢谢你为父亲整理书稿,保留了那样不平常的一段历史,使历史再现。”
    在她们的鼎力相助下,2010年1月父亲逝世十周年之际,该回忆录由纽约柯捷出版社出版,这本凝聚着许多人心血的小书才算见到了天日。然而,在我为之高兴的同时,心里却不免存有遗憾——什么时候,这书才能在国内出版呢?
    今年1月,我在书店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人与岁月”丛书,便试着把父亲回忆录的光盘用快递寄了过去。说实话,经历了太多的碰壁之后,不敢再抱有多少希望,只是试试看而已。未料春节刚过,节庆的花炮还没放完,丛书策划王培元先生就热情地打来电话: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版此书了。这伴随着2011年春天到来的喜讯,仿佛是穿过严冬的风雪从天而降,让我喜出望外!不仅如此,培元先生还亲自担任责编,他的热忱、勇于担当的精神,以及一丝不苟的认真负责,一次次地感动着我,能遇到这样的编辑是我莫大的幸运。
    父亲的口述回忆录终于将在国内出版了!这是对九泉之下的父亲、母亲、小姨父和贾植芳先生的告慰,也是对父亲的老同学李治华、法国朋友阿兰和玛瑞一安、昆医同事曾庆斯、我的朋友张曼菱、复旦中文系段怀清老师的告慰。还有我的妹妹新天,正是她给父亲买来了录音工具,在父亲去世后又把母亲接到法国,我才能腾出手来完成这件事情。
    培元老师,还有景明、晓林、璧华,请允许我在此替我的父亲母亲,替所有关心关注此事的人们——包括生者和逝者,向你们致以最衷心的敬意与谢意!
    李商隐诗“昨夜星辰昨夜风”本是咏筵席上的情事的,我借用此句作为书名,是想比喻父辈们曾经经历的苦难艰辛、风雨坎坷,以及始终不渝的赤子之心和对美好理想的求索。
    季羡林先生在其《牛棚杂忆》一书的扉页上写道:
    这一本小书是用血换来的,是和泪写成的。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毕生的最大幸福,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愿它带着我的祝福走向人间。
    它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而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恶和善,丑和美,照见绝望和希望。我相信,这一定也是父亲的心声。
    朱新地
    2011年2月17日(元宵节)于杭州

    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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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刘大组长和医学院附属医院党总支周书记,又分别来过几次,仍是恩威并施,叫我交代问题。后来,看我实在写不出新东西,也就不再来了。
    在强大压力之下,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但我既没有能力申诉(就是申诉了也没有人听),也没有胆量和精力来抗拒运动。想到自己明明是清白无辜的,却只能被动地等待定罪、等待处理,觉得应该向组织上把实际情况说清楚,求得组织的了解,我还是民盟成员。只要组织上能了解我的清白,哪怕一时有什么委屈和压力,最后总可以水落石出。
    于是,我写了个简短的条子,托看管我的工友老向交给杜棻,希望他无论如何能到病房里来看我一下,我有一些情况想向组织反映。杜棻不仅是民盟省委的主委,也是医学院民盟的负责人,而且和我的私交也不错。谁知等了好多天他也没来,再问老向,老向说条子早就交给杜棻了,而且此后明明看到杜棻到对面去过几次(对面一个院子是医院办公的地方,行政领导和肃反小组领导成员经常在那儿开会)。
    我顿时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失望,新的失望!因我觉得,最可信赖和依靠的应该是自己的组织。参加民盟时曾认真学习过民盟章程,里面有一条说得清清楚楚:盟员如果有什么政治问题要交代或者有什么问题要申诉,可以通过民盟组织进行。现在危难关头,希望组织能主持一点公道,伸出手来拉我一把,结果竟是这样冷酷!当初我实在太天真了,说不定那时杜棻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有自己的苦衷与难处呢。再说,在当时的氛围下,谁不避嫌?我病房的门上,就挂着“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横幅大标语。如果不是组织的安排,谁敢擅自到病房里来看一个受审查或被怀疑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