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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文库:创造社作品选(套装上下册)[精装]
  • 共1个商家     69.10元~69.10
  • 作者:刘纳编选(作者)
  •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版(2011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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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020085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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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刘纳编选的《创造社作品选(上下)(精)》所收作品选自创造社出版的“丛书”和刊物,按文体编排。但五四新文学的特征之一便是模糊了各种文体的界限,小说与散文往往难以区分,例如,郭沫若的《月蚀》、周全平的《迷梦》,该列入哪种体裁,颇费踌躇,现按散文收入,未必恰当。这一点是须说明的。

    作者简介

    刘纳(1944~ ),籍贯北京。当代学者,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论五四新文学》等。

    目录

    前 言
    诗歌
    郭沫若
    凤凰涅粲
    天狗
    笔立山头展望
    死的诱惑
    春之胎动
    创造者
    星空
    彷徨(十首选六)
    瓶(节选)
    邓均吾
    心潮篇(节选)
    海滨之晚
    何畏
    上海幻想曲——1922年正月的印象
    闻一多
    李白之死
    成仿吾
    诗十六首(选十)
    周全平
    迷途的小羊
    周赞襄
    魔鬼的夜歌
    敬隐渔
    破晓
    倪贻德
    诗二首
    王独清
    吊罗马
    玫瑰花
    穆木天
    落花
    不忍池上
    雨后——旱伯奇兄及其爱人
    冯乃超
    幻想的窗
    红纱灯
    外白渡桥
    许幸之
    牧歌
    蒋光慈
    在黑夜里——致刘华同志之灵
    王以仁
    读《祈祷》后的祈祷
    洪为法
    他,她
    张曼华
    诗三首
    黄药眠
    我死之夜
    梅绍农
    死心
    进酒曲
    裘柱常
    诗三章
    逝波
    狱中哀歌
    幽谷之声
    散文
    郁达夫
    夕阳楼日记
    茑萝行
    北国的微音——寄给沫若与仿吾
    南行杂记
    一个人在途上
    劳生日记
    郭沫若
    海外归鸿
    月蚀
    王独清
    一双鲤鱼
    去雁
    成仿吾
    歧路
    江南的春讯
    段可情
    火山下的上海
    叶灵凤
    狱中五日记
    北游漫笔
    周全平
    迷梦
    戏剧
    郭沫若
    棠棣之花第二幕
    卓文君
    女神之再生(诗剧)
    陶晶孙
    黑衣人
    成仿吾
    欢迎会
    小说
    郁达夫
    茫茫夜
    采石矶
    春风沉醉的晚上
    怀乡病者
    过去
    成仿吾
    一个流浪人的新年
    郭沫若
    残春
    陶晶孙
    木犀
    音乐会小曲
    滕固
    石像的复活
    二人之间
    张资平
    双曲线与渐近线
    回归线上
    寒流
    倪贻德
    花影
    下弦月
    玄武湖之秋
    冯沅君
    隔绝
    周全平
    林中
    老人们的沉默
    白采
    病狂者
    敬隐渔
    苍茫的烦恼
    玛丽
    段可情
    查票员
    冯乃超
    为什么褒姒哈哈地大笑——一篇木头戏脚本的草案
    潘怀素
    波浪
    华汉
    女囚
    陆定一

    飘零
    黎锦明
    乐天诗社
    严良才
    黄叶
    洪为法
    他们是父子
    叶灵凤
    菊子夫人
    奠仪
    绍宗
    悲哀的安哥儿
    曼女士
    自挽
    滕刚
    酸酒
    杨慕人
    红烧
    彭家煌

    序言

    在五四时期的中国,活跃着大大小小的文学社团。其中最有影响、最有成就的,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
    据1990年代方被发现的郑伯奇日记记载,创造社成立于1921年6月8日。
    郭沫若曾为即将成立的社团和即将创办的刊物设计了两个名目:“夸张一点的便是《创造》,谦逊一点的可以命名为《辛夷》。”辛夷是木兰科落叶灌木,花苞俨如笔尖,因此又被叫做“木笔”,其蕴意自然比“创造”谦逊得多。——后来,1923年出版的一本“创造社丛书”题名《辛夷集》。当郭沫若以两个名目征求意见时,同人们无不主张用“创造”。社团名和刊物名的选择已经表明创造社同人高远的文学志向和锋芒毕露的姿态。
    1921年9月29日,一份措词激烈的《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赫然刊登在上海《时事新报》上:
    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至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
    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
    这份预告出自郁达夫之手,署“创造社同人”共七位:田汉、郁达夫、张资平、穆木天、成仿吾、郑伯奇,皆为留日学生。其时郁达夫正在上海与泰东图书局合作筹备《创造》的创刊。
    一份简短的预告实际上已经确立了创造社的异端形象——其时距《创造》季刊的出版尚有半年多,可谓未见其文,先闻其声。郭沫若发表于1930年的《文学革命之回顾》这样叙述创造社作为“异军”在五四新文坛的崛起:
    创造社这个团体一般是称为异军特起的,因为这个团体的初期的主要分子如郭、郁、成、张对于《新青年》时代的文学革命运动都不曾直接参加,和那时代的一批启蒙家如陈、胡、刘、钱、周,都没有师生或朋友的关系。……还有的是他们对于本阵营的清算的态度。已经攻倒了的旧文学无须乎他们再来抨击,他们所攻击的对象却是所谓新的阵营内的投机分子和投机的粗制滥造,投机的粗翻滥译。这在新文学的建设上,新文学的价值的确立上,新文学的地位的提高上是必经的过程。一般投机的文学家或者操觚家正在旁若无人兴高采烈的时候,突然由本阵营内起了一支异军,要严整本阵营的部曲,于是群情哗然,而创造社的几位分子便成了异端。
    郭沫若在“回顾”中仍然对论战对象使用了“投机分子”、“操觚家”等贬损语言,余怨未消。而也是在1930年,鲁迅在《我们要批评家》一文中对五四之后新文学社团的嘲讽性描述显示了独异的犀利的眼光:
    每一个文学团体中,大抵总有一套文学的人物。至少,是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还有一个尽职于宣传本团体的光荣和功绩的批评家。这些团体,都说是志在改革,向旧的堡垒取攻势的,然而还在中途,就在旧的堡垒之下纷纷自己扭打起来,扭得大家乏力了,这才放开了手,因为这不过是“扭”而已矣,所以大创是没有的,仅仅喘着气。一面喘着气,一面各自以为胜利,唱着凯歌。
    前期创造社恰恰由角色分担又通力合作的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一个批评家支撑着。郭沫若说:“其实所谓创造社的人并没有几个。拿前期的来说,顶着创造社的担子在实际上精神上都发生一些作用的,仅仅郁达夫、成仿吾和我三个人而已。”他还在《创造十年》中回忆,三人“如象一尊圆鼎的三只脚”,“在撑持初期创造社”。
    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都曾放弃待遇优厚的职业机会而宁肯为“创造”的事业过着穷困的“笼城生活”,并以很大精力投入挑战和还击。他们四面出击、多方树敌。他们骂“垄断文坛”者、骂“党同伐异”者,他们与文学研究会进行了四个回合的论战。创造社同人陶晶孙后来以不流利的中文将论战的得失表述得极为清楚:“在国内,有文学研究会,各种文士,文学界对创造社的进攻或创造社对外面的进攻虽把《创造》之立场提高,但也给他短命的。”且不说“短命”问题,“把《创造》之立场提高”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创造社成为了足以能够与被其攻击为“垄断文坛”的文学研究会对峙的文学社团。
    时人及后来的研究者往往以“人生派”和“艺术派”、“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概括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分野。而郭沫若在回顾这两大社团的对峙和论战时指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所谓人生派与艺术派都只是斗争上使用的幌子。……那时候无聊的对立只是在封建社会中培养成的旧式的文人相轻,更具体地说,便是行帮意识的表现而已。”①这段话里,“行帮意识的表现”是加了着重号的。实际上,创造社成员之间的联系比文学研究会更紧密,他们表现出更相接近的精神特质和艺术意趣。郭沫若的另一段话也很值得注意:“一种团体无论是怎样自由的集合,多少总有点立场的。一个人无论是怎样超脱的性格,人了一种团体也自会带着那个团体的意识。”②
    早于创造社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曾经显示出包纳一切、领导潮流的宏志。发表于《小说月报》12卷1号(1921年1月出版)的《文学研究会宣言》中有“希望不但成为普通的一个文学会,还是著作行业的联合的基本”以及“结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的提法。该宣言还先后刊载于1920年12月13日北京《晨报》、1920年12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8卷9号,可谓造足了声势。而创造社的“异军特起”使文学研究会计划中的文学格局被打破了,未能如愿地“结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并没有几个人”的创造社则赢得了文学青年真诚的同情和由衷的敬佩。
    1990年代以来的研究者将五四时期的创造社定位为“青春文学”的范例。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的集体亮相与集体出击使他们的社团体现出恰恰为时代青年所需求的青春叛逆性格,团体中素密的合作关系也令当时的青年羡慕。作为文学社团,创造社的作品也比文学研究会更具足以构成“流派”的特征。在才智方面,创造社成员持有优势,时人认为“创造社的人,确乎有些很有天才的人,如郭沫若先生、郁达夫先生……等;文学研究会的人,天才家似乎少些”。郭沫若、郁达夫等都有很强的领悟力和敏锐的感受力,他们又具有卓越的仿效能力和易于与仿效对象灵犀相通的天性;而且,他们的作品恰恰适应了时代青年的心理需求。无论是郭沫若诗歌中抒情主人公强悍的“男性的音调”(《女神·浴海》),还是郁达夫“自叙传”式小说里主人公纤细的病态的气质,都体现了那一时代的兴奋、苦闷和骚动,都以极大的情绪力量感染着青年读者。
    当时的一位文学青年,在十年之后写道:“当年,在青年的读书界发生着最大的影响的,是创造社。这一个集团,以一种活泼的青春的力量,从事着文学的活动。”而文学研究会则“因为受过创造社的极力的攻击,在青年间曾一时失掉了信仰”。②
    创造社在中国新文学界掀起旋卷翻腾的波涛,“创造”召唤着青春的风暴。
    时人认为,创造社的声势已经“凌驾同时的各种文学团体之上”。
    郭沫若、郁达夫最有影响的作品《女神》与《沉沦》都写在创造社成立之前,结集时分别作为“创造社丛书”的第一种和第三种由上海泰东图书局于1921年8月5日、1921年10月15日出版。有人回忆:“在那时候,即民国十一年到十四、五年间,如果有人去向任何一个文学青年问道:‘你所喜爱的中国作家究竟是哪个呢?’那无疑的,他是会说出郁、郭二位的名字来。”可以相信,这一描述不带或者仅带很少夸张成分。前期创造社成员和在创造社刊物上发表作品的作者中,还有感受独特的陶晶孙,这位深受日本文学熏陶,中文尚未写得流畅的作者显示了明敏的艺术感觉;有诗心十分灵警的邓均吾,郭沫若对他不吝赞誉:“他那诗品的清醇,在我当时所曾接触过的任谁一位新诗人之上”;有善于写小说,而且一开手就能写长篇的张资平,郭沫若说过“《创造》要能够编得成功,资平很须注意,因为字数不够时,非有他的文字不可”③;有“带着几分阴阳怪气”的敬隐渔,他曾受到成仿吾的“激赏”,“夸示为‘创造社所发掘的天才”’……他们形成了创造社作家群。当时,中国文学青年热情地谛听着这些青春心灵发出的声音。
    当创造社风光的几年过去之后,评论者注意到创造社作家趣味的“单调”。沈从文写道:“创造社对于文字的缺乏理解是普遍的一种事。那原因,委之于训练的缺乏,不如委之于趣味的养成。……创造社后出,每个人莫不在英雄主义的态度下,以自己的生活作题材加以冤屈的喊叫。”韩侍桁着重分析过郁达夫与郭沫若“共通的特色”:“即,一切的创作,全由于青春的狂热所构成。郁达夫先生的感伤,只是一个懦弱的性格在生命的初期将接近实生活时所起的一种自然的叫嚷,就连郭沫若先生的反抗的呼声,也是空洞的好像是无目的地在对着某一种幻想的东西而斗争,他的行为是显示出孩子似的真纯,这真纯并没有经过艺术的修练,而便直现在作品里。”
    这些稍显严苛的批评揭示出创造社风格——主要是郭沫若与郁达夫作品风格——最基本的特点,指出了其写作在文体能力和艺术经营方面的欠缺。郭沫若日后承认:“我在文艺写作上,大抵是一个即兴诗人。……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时过境迁,自然连自己也都感觉不满意了。”郁达夫当时便承认自己作品的短处是“技巧上不曾努力的结果”。欠缺不仅体现于技巧的经营,更体现在未能更深地、更多角度地切入精神层面。而几乎适用于任何时代的铁律是:触及人心肤浅却敏感的层面,才容易蔚为时代风尚。
    日本学者小田岳夫做《郁达夫传》,在叙述创造社成立初期的艰难时,联想起自己与朋友办同人刊物《雄鸡》的情况,满怀感慨地写道:
    为什么我想起这件事来了呢?因为这与沫若横跨东海,东西奔走于日中两国之间含辛茹苦地办杂志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要而言之,可以说,我们办杂志犹如备顿早餐,轻而易举;而他们呢?却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阵痛。我们没有留下任何业绩,而他们的艰辛却为创造中国早期的新文学留下了辉煌灿烂的篇章。(他们恐怕也为完成其使命感到满足吧!)
    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在“异军特起”的艰辛过程中所表现的精神和意志令人赞佩,而尤为令人惊叹的是“并没有几个人”的创造社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中影响了中国新文学的进程。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周恩来后来从郭沫若的“勇敢的战斗生活”谈到创造社的历史作用:“便在二十五年的文化生活中,郭先生也常常以斗士的姿态出现的。正因为这样,他才能成为今日革命文化的班头。也正因为这样,初期创造社才能为革命文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才影响了后期创造社在思想意识上的一些论争。”而自称一向“反共”,并且对创造社作品评价很低的美籍学者夏志清,也十分注意创造社的影响力:“就创造社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之微来说,他们对青年的影响力实在大得出奇;甚至在1929年政府下令叫它解散以后,创造社的精神仍旧继续支配着现代中国的发展。……中国新文学之能树立共产主义的正统思想,大部分是创造社造成的。”政治立场截然敌对的人都肯定了创造社无法低估的影响力。
    日后的文学史著作大多以1925年为界,将创造社分为前、后期。而在1923年,郁达夫的文章《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其实已经显示出这个社团由“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通向左翼的路径——虽然郁达夫本人最终并没有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却被当年一同“创造”的朋友郭沫若骂作“有产派”、“反动”,被“剧变”了的创造社所清算。
    从创造社一成立——甚至在成立之前的酝酿期——其成员便怀有十分强烈的“阶级”意识。他们宣布:“我们都是一些被压迫的无名的作者,所以我们极愿意为全国的青年朋友们,把我们的小庭园——我们这些无产阶级者的惟一的财产,也实行开放。”他们愤怒地诉说自己的处境并表白自己的操守:“我们的生活是很不好的,这差不多已是周知的事实。我们不曾拜倒在资本家与权贵的门首,不曾妄用了诗神的灵香去敬那些财阀与豪贵的妖神,这是应当受罚的。现在我们东西零落,一定已有许多人站在资本家墙脚下向我们遥露他们的得意的冷齿。”他们将自己的阶级成分划定为“无产阶级”——按照对这个词语字面意思的浅显理解,几个既无资金,又无后台和背景的青年,当然该属无产阶级。正如郭沫若后来承认的:“《女神》的序诗上,我说‘我是个无产阶级者’,又说‘我愿意成个共产主义者’,但那只是文字上的游戏,实际上连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概念都还没有认识明白。”他们体认着作为“无产阶级者”所承受的出版商的剥削和“垄断文坛”者的压迫,因而,他们号召同为“被压迫”者的“天下之无名作家”的联合。有这样的“阶级”意识作底垫,创造社后期的“转向”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
    郭沫若把1925年9月1日《洪水》半月刊的发行作为“第二期创造社的事实上的开始”。他认为“这个开始可以说是创造社的第二代,因为参加这一期活动的人,都是由国内新加入的一群年青的朋友”——仅仅“异军特起”三、四年,郭沫若等便升为创造社“元老”了,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惊叹的现象。从《洪水》第4期起,郭沫若开始在这个刊物上发表文章,“《穷汉的穷谈》、《共产与共管》、《马克思进文庙》、《文艺家的觉悟》、《新国家的创造》,……那一联的文字便络续地出现了。”仅从这些文章的题目,也能看出郭沫若方向的转换,而郭沫若“又把漆南薰和蒋光慈也拉来参加了。他们的参加,不用说,是使《洪水》,否,不仅《洪水》,是使整个创造社改涂了一番面貌。”
    作为“创造社的第二代”的“年青的朋友”,周全平、叶灵凤、潘汉年、洪为法等编辑了《洪水》、《A11》、《幼洲》等刊物。用周全平的话来说, “这是一群独身的‘男爵’ (青年鳏夫)”、“一群枯鱼一般的爵士”。他们写些什么呢?“桃色的悲哀,咖啡店的春梦,黄金的诱惑,啊啊,家国的悲感,民族的痛苦”。他们在同样“被苦闷并熬着的青年”中拥有读者。
    1928年1月15日,作为革命理论宣传阵地的《文化批判》月刊的出版,标志着创造社革命“转向”的完成。
    1929年2月7日,创造社被国民党政府查封。
    本书所收作品选自创造社出版的“丛书”和刊物,按文体编排。但五四新文学的特征之一便是模糊了各种文体的界限,小说与散文往往难以区分,例如,郭沫若的《月蚀》、周全平的《迷梦》,该列入哪种体裁,颇费踌躇,现按散文收入,未必恰当。这一点是须说明的。

    文摘

    茫茫夜
    (一)
    一天星光灿烂的秋天的晚上,大约时间总在十二点钟以后了,静寂的黄浦滩上,一个行人也没有。街灯灰白的光线.散射在苍茫的夜色里,烘出了几处电竿和建筑物的黑影来。道旁尚有二三乘人力车停在那里,但是车夫好像已经睡着了,所以并没有什么动静。黄浦江中停着的船上,时有一声雨声船板和货物相击的声音传来,和远远不知从何处来的汽车车轮声合作一处.更加形容得这初秋深夜的黄浦滩上的寂寞。在这沉默的夜色中,南京路口滩上忽然闪出了几个纤长的黑影来。他们好像是自家恐惧自家的脚步声的样子,走路走得很慢,他们的话声亦不很高,但是在这沉寂的空气中.他们的足音和话声,已经觉得很响了。
    “于君,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你的酒完全醒了么?我只怕你上船之后,又要吐起来。”
    讲这一句话的,是一个十九岁前后的纤弱的青年,他的面貌清秀得很。他那柔美的眼睛.和他那不大不小的嘴唇。有使人不得不爱他的魔力。他的身体好像是不十分强,所以在微笑的时候。他的苍白的脸上.也脱不了一味悲寂的形容。他讲的虽然是北方的普通话,但是他那幽徐的喉音,和宛转的声调,竟使听话的人,辨不出南音北音来。被他叫“于君”的,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大约是因为酒喝多了,颊上有一层红潮,同蔷薇似的罩在那里。眼睛里红红浮着的,不知是眼泪呢还是醉意,总之他的眉间,仔细看起来,却有些隐忧含着,他的勉强装出来的欢笑,正是在那里形容他的愁苦。他比刚才讲话的那青年,身材更高,穿着一套藤青的哔叽洋服,与刚才讲话的那青年的鱼白大衫,却成了一个巧妙的对称Contrast。他的面貌虽无俗气,但亦无特别可取的地方。在一副平正的面上,加上一双比较细小的眼睛和一个粗大的鼻子,就是他的肖像了。由他那二寸宽的旧式的硬领和红格的领结看来,我们可以知道他是一个有文学趣味的人。他听了青年的话,就把头向右转了一半,朝着了那青年,一边伸出右手来把青年的左手捏住,一边笑着回答说:
    “谢谢,迟生!我酒已经醒了。今晚真对你们不起,要你们到了这深夜来送我上船。”
    讲到这里,他就回转头来看跟在背后的两个年纪大约二十七八的青年,从这两个青年的洋服年龄面貌推想起来,他们定是姓于的青年在日本留学时代的同学。两个中的一个年长一点的人听了姓于的青年的话,就抢上一步问说:
    “质夫,客气话可以不必说了。可是有一件要紧的事情,我还没有问你,你的钱够用了么?”
    姓于的青年听了。就放了捏着的迟生的手,用右手指着迟生回答说:
    “吴君借给我的二十元,还没有动着,大约总够用了,谢谢你。”
    他们四个人——于质夫吴迟生在前.后跟着二个于质夫的同学,是刚从于质夫的寓里出来,上长江轮船去的。
    横过了电车路沿了滩外的冷清的步道走了二十分钟,他们已经走到招商局的轮船码头了。江里停着的几只轮船,前后都有几点黄黄的电灯点在那里。从黑暗的堆栈外的码头走上了船,招了一个在那里假睡的茶房,开了舱里房门,在第四号舱里坐了一会,于质夫就对吴迟生和另外的两个同学说:
    “夜深了,你们可先请回去,诸君送我的好意,我已经谢不胜谢了。”
    吴迟生也对另外的两个人说:
    “那么你们请先回去,我就替你们做代表罢。”
    于质夫又拍了迟生的肩说:
    “你也请同去了罢。使你一个人回去,我更放心不下。”
    迟生笑着回答说: “我有什么要紧,只是他们两位,明天还要上公司去的,不可太睡迟了。”
    质夫也接着对他的两位同学说:
    “那么请你们两位先回去,我就留吴君在这儿谈谈罢。”
    送他的两个同学上岸之后,于质夫,就拉了迟生的手回到舱里来。原来今晚开的这只轮船,已经旧了。并且船身太大,所以航行颇慢,因此乘此船的乘客少得很。于质夫的第四号官舱,虽有两个舱位,单只住了他一个人,他拉了吴迟生的手进到舱里,把房门关上之后,忽觉得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同电流似的,在他的脑里经过了。在电灯下他的肩下坐定的迟生,也觉得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情发生,尽俯着首默默地坐在那里。质夫看着迟生的同蜡人似的脸色。感情竟压止不住了.就站起来紧紧的捏住了他的两手,对面对的对他幽幽的说:
    “迟生,你同我去罢,你同我上A地去罢。”P43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