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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编中国文学理论史[平装]
  • 共1个商家     63.60元~63.60
  • 作者:成复旺(作者)
  •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版(2010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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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300126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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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新编中国文学理论史》: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

    目录

    第一章 中国文学理论的萌芽与奠基——先秦两汉
    第一节 中国文学理论的萌芽
    第二节 儒家的文学理论
    第三节 道家学说与文学理论
    第四节 其他先秦诸子与《周易》
    第五节 承上启下的汉代文学理论

    第二章 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觉与成长——魏晋南北朝至唐代前期
    第一节 魏晋玄学与“文的自觉
    第二节 南北朝的文学理论
    第三节 刘勰《文心雕龙》
    第四节 钟嵘《诗品》
    第五节 初、盛唐的文学理论

    第三章 中国文学理论的分流与深化——唐代中期至宋元
    第一节 中唐的文学理论
    第二节 司空图与晚唐五代的文学理论
    第三节 苏轼与北宋文学论坛
    第四节 严羽《沧浪诗话》与南宋金元的诗文理论
    第五节 宋金元词曲小说理论

    第四章 中国文学理论的复古与革新——明代
    第一节 明初的诗文理论
    第二节 明中叶的文学复古思潮
    第三节 李贽与明后期的文学革新思潮
    第四节 戏曲小说理论的繁荣
    第五节 明末的诗文理论

    第五章 中国文学理论的回溯与总结——清代(至鸦片战争)
    第一节 由明人清文学思潮的转折
    第二节 清代的戏曲小说理论
    第三节 清代的文论
    第四节 清代的诗论
    第五节 清代的词论

    第六章 中国文学理论的蜕变与新生——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
    第一节 龚自珍与文学革新思潮的再起
    第二节 正统文学理论的衰变
    第三节 梁启超与维新派的文学理论
    第四节 王国维
    第五节 革命派的文学理论
    后记

    序言

    本书是在原五卷本《中国文学理论史》的基础上,吸纳近年来的研究成果,重新撰写的一部中国文学理论史。现就有关撰写宗旨的几个问题,简要说明如下。
    本书沿用原五卷本的书名,称“中国文学理论史”。也就是说,本书坚持以阐发中国文学理论为主的学术方向。
    对中国文学论著的系统研究,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至今已有约80年的历史。80年间,名称已历三变。开始的几十年,这方面的著作都称作“中国文学批评史”。这大概是因为中国古代的许多文学论著,比较接近于当时西方传入的“文学批评”这个概念。但除此之外,似乎也与清人的类似提法有关。清代编修《四库全书》,即汇聚《文心雕龙》以来的诗文论著,放在集部,称作“诗文评类”。“诗文评”之称,自与“文学批评”相合;以中会西,遂有“文学批评史”之名。所以当初这些取名“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著作,均不涉及戏曲、小说论著,与《四库全书》之“诗文评类”一致。换言之,它们也是“诗文评”。如果仅仅是受了西方传入的学科概念的影响,当不会如此。西方的“文学批评”一语绝不可能鄙弃戏曲、小说,而且正是以戏曲、小说批评为主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初采用这一名称的诸位先贤,即对这一名称提出了异议。如陈钟凡先生循名责实,以西论中,谓中国之诗文评论“为例各殊,莫识准的,则以对于‘批评’一词,未能确认其意义也”。罗根泽先生又名实相较,中西互参,谓“文学批评”之英文原意为“文学裁判”,中国的文学批评“侧重文学理论,不侧重文学裁判”。郭绍虞先生则在修订旧著时,已改名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了。自此,称“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者渐多。可以说,“中国文学批评史”诞生之初,即开始了从“批评”向“理论”的过渡。于是有“中国文学理论史”之名出。其后,中国古代文学论著之研究益繁,或辨析理论范畴,或概括理论体系,或寻绎理论宗趣,方向所系均在“理论”,而非“批评”。

    后记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今文学院)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有组织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起步之初,由吴文治先生主持。后因人事变动,改由蔡钟翔、黄保真两先生和我另起炉灶,共同承担。我们经过近八年的努力,于1987年出齐了五卷本《中国文学理论史》。之后一起商定,重点转入中国文学理论范畴体系的研究。但因黄保真先生远调海南,这个计划未能完全实现。唯蔡钟翔先生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丛书》已陆续出版十余种,可谓成绩斐然;我则只编了一部《中国美学范畴辞典》。再到近年着手筹划这部《新编中国文学理论史》的时候,蔡钟翔先生年事已高,就只得由我一人勉为其难了。而此书之撰,又主要是在我退休之后,应聘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期间完成的。虽聚散离合本属常事,然往日之文友欢会,亦不能不时在念中也。
    当初人大中文系开展中国文学理论研究,曾得到当时主持工作的副系主任俞圣祺先生的大力支持。五卷本《中国文学理论史》的出版,又得到原北京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陆元炽先生的热情帮助,他说做了几十年出版工作,还没有亲自编过一本书,现在就编这一本。而日前五卷本《中国文学理论史》的再版和这部《新编中国文学理论史》的出版,则应归功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归功于它对学术著作的关心和它的编辑们的辛勤劳动。而提出和促成这部《新编中国文学理论史》的撰写与出书的,则是人大中文系原系主任章安祺先生。
    这部《新编中国文学理论史》的完成,上距五卷本《中国文学理论史》的起步,整整三十年。三十年既是历史的一瞬,也是个人的半生。半生之劳,不过如此,粗疏谬误,均所难免,敬请读者诸君慷慨教正。就我个人而言,则此书之出也,一是对上述各位襄助者的答谢,二是对往日文友欢会的重温,三是对自己三十年中国文论研究的一个交代。

    文摘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大意就是说,人应当效法天地,以自然为道。庄子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知北游》)也是提倡遵循天地万物的自然规律。所以道家学说称作“自然之道”。(一)道家的文化批判道家为什么提倡“自然之道”?因为他们发现,文化并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并不能为人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道家学说就是对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儒家以为,他们那套伦理文化可以拯救世道人心。老子却针锋相对地指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老子·十八章》)在道家看来,真正美好的社会,不需要自上而下的指导,人们随意而行,自合道德:“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无意而为)而相使(相助),不以为赐。”(《庄子·天地》)待到有人出来,攘臂翘足地标榜仁义道德的时候,恰恰表明世道已经衰败、道德已经沦丧了。而且,正是那套“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苟子·富国》)的伦理文化,破坏了人间的平等,造成了社会的对立:“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七十七章》)“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老子·十五章》)庄子更有力地揭示了仁义道德在现实社会中的虚伪性:为之仁义而矫之,则并与仁义而窃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庄子·膳箧》)今世殊死者(被处死者)相枕也,桁杨(枷锁)者相推也,刑戮(服刑)者相望也。
    吾未知圣智之不为桁杨接褶(固定枷锁之横木)也,仁义之不为桎梏凿柄(固定镣铐之孔柄)也,焉知曾、史(曾参、史鱼,古之贤者)之不为桀、跖(夏桀、盗跖,古之恶人)嚆矢(响箭,指先声)也!(《庄子·在宥》)标榜仁义就意味着惩处“不仁不义”,又不免于培养假仁假义。“殊死者相枕”、“桁杨者相推”、“刑戮者相望”的悲惨世道,未尝不是“圣智”以“仁义”治理天下的结果。这是社会的人道化还是社会的罪恶化?但庄子更为关注的,还不是世道,而是人心。他批评儒家“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庄子·田子方》),就表明了他同儒家之间的根本区别。儒家所关注的是社会的伦理秩序,即所谓“礼义”;而他所关注的是人的自然性情,即所谓“人心”。伦理秩序要求统一,而人心是有个性的。所以庄子提出“仁义非人情”: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为骈,而枝者不为跋;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故性长非所断,性短非所续,无所去忧也。意!仁义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忧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