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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复归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平装]
  • 共2个商家     14.06元~28.50
  • 作者:徐干生(作者),徐贲(编者)
  •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第1版(2010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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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802258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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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复归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继《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和《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之后,徐贲以辑存父亲遗文的方式作了自己在公共生活中的私人记忆,这些文字不仅留下了曲折无奈的心史踪迹,同时也讲述了一个真实的人生故事。
    徐贲记忆的是一个经历了从四十年代抗日战争到九十年代“后文革”的文化人。他痛苦于内,宁静于外,养成一种可称为“犬儒”的淡泊和怀疑。这种清醒自明帮助他度过苦闷迷茫、坎壈困顿的岁月,而最终没有变成一个忧郁者和厌世者。惟如此,才有了这里的文字见证。

    媒体推荐

    在我居住的这个冷酷险恶的社会里,我必须绝口不表露自己的灵魂,也绝不诉说自己的愿望。一旦让人们瞥见我天性中较高尚的一面,他们就会把我撕裂成纷纷的碎片。
    ——罗庚·史密斯《白日梦》

    作者简介

    徐干生(1920-1998),江苏淮安人,1945年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从1938年开始在章靳以主编的《国民公报》副刊“文群”、夏衍主编的《野草》、《大公报》副刊“文艺”、《诗月报》、《珞珈周报》、《中国诗艺》等报刊上以王瑶、秦淮碧、乐山等笔名发表诗歌、散文、小说。诗作如《俚歌》、《河边》、《高音诗》等先后收入了《中国现代格律诗选》、《中国四十年代诗选》和《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诗歌第一集、第二集》。1949年后有诗作发表于《雨花》,另有《阮诗臆绎》(将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译成新体)发表于《中华文史论丛》。本书收录了他经挚友保存到“文革”后的抗战时期的文学作品,“文革”期间的检讨、劳改日记和“文革”后的作品、翻译和回忆。
    徐贲,1950年出生于苏州,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
    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Disenchanted Democrlacv、《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批评往何处去:一九八九年后的中国文化讨论》、《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

    目录

    编者前言
    编者序言:从40年代走来:文字与记忆
    代序:复归的素人
    第一部分:文学梦痕
    火烧的山
    索居
    夏日
    快乐(外三章)
    俚歌
    高音诗
    商籁
    卡桑特娜八唱
    在阳光照耀的大路上(里尔克)
    当我俩分别时(拜伦)
    给乡亲们
    诗人巴比塞的教训
    谈少年的老人
    微醉的军医官
    方振邦在车上
    诗人麦卡多(马力奈尤)
    罗庚·史密斯小品

    第二部分:剖心洗脑
    1.日记一:1966年8月21日至1966年12月30日
    2.日记二:1968年9月11日至1969年1月31日
    3.我的经历
    4.自我检查
    5.我讲过的一些黑话和当时的心理活动

    第三部分:文字见证
    奴性平议
    共同语言
    博士的鼻子(萨克斯)
    愚人赞(伊拉斯谟)
    阮诗臆绎:咏怀八十二首
    穷途
    “文革”亲历纪略
    行客
    哲学生的告白
    无尽
    掩卷
    一角
    寂寞
    谣曲
    小路
    断肠山
    黄昏
    爽约
    方阵
    岁月之流
    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
    八声甘州寄北:怀J-SWei
    水石战场歌
    孔融故事
    嵇康故事
    美薄葬
    示长子
    示大八弟
    狼与狼与羊
    娱神小景
    散文翻译话旧
    一首佚诗的传奇
    后记

    序言

    编这个文集,不仅因为作者是我的父亲,而且还因为他是一个出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初,从40年代过来的文化人。这一代人的学问、素养、道德、做人和经历遭遇都在越来越离我们远去,也越来越只能依靠他们留下的文字保存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文字传达的文化和社会记忆,不只是关于他们个人的,而且也是关于他们时代的。
    总体而言,那个时代的文化人所运用的文字与现在大部分文化人或知识人的有明显的差别。他们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旧学根基,也受到外国语言文字相当的陶冶,正在形成一种融合中西古今的新的书面语言。这是一种较少被虚假和谎言污染的语言。而且,它还能够在贴近口头语的时候,保持与口头语的距离。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区别,以及“会写作”和“会说话”之间的不同,使得“文字”成为一种特别能够帮助写作者塑造自己文化心智、价值理想、知识人格、人品个性的语言能力。
    阅读这位作者的文字,你会不由得对他心生好奇:他究竟是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过什么样的经历?我们可以把他留下来的文字当做认识和想象的素材,来再现一个从40年代走过90年代的过去人物。我们也可以把他的文字看成是他生活情境中的个人纪录,并推而广之地去了解他的生活世界和在那里发生过的种种变化。前者是从文字得知一个人,而后者则是从一个人得知他的时代。
    这个文集讲述的是一个一辈子与“文字”打交道的文化人的故事。“文字”是记录和传达人类心灵活动的书写符号,是写下来的文和字。在一般的时候,他的文字是自愿写作的诗歌、散文和翻译。在政治运动来临的时候,他的文字是被迫写下的检讨、交代和劳改日记。
    文字产生于个人,但又决非只属于个人。文字的不同也是时代的不同。无论运用于何种书写,文字都比说话更能够长久保存。写作的文字比口头说话更深思熟虑,更能够传承给后世来人。认罪的文字比口头说话更不容抵赖,更适易于长期记录在案。从来不认识这个作者的读者要知道他是谁,惟有通过他留下的文字。文集作者留下的文字使得我们能够对他有所记忆,并通过他,保留一些对他那个时代的记忆。
    文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年轻时在抗战时期的一些文学作品。这些不是挑选出来的代表作,而只是一些仅存的遗文残稿,是由他的一位亡友,他大学时代的挚友,冒着相当的风险,替他保存到“文革”以后的。作者自己曾经保存的以往作品和文稿都已经在“文革”抄家中丢失得无影无踪,不可复得了。第二部分是作者在“文革”期间,在“牛棚”和“劳改队”里写的检讨、检查和劳改日记。第三部分是作者在“文革”以后写下的一些诗歌、散文、翻译和回忆。这三个部分包括了作者两种迥然不同的文字:写作文字和认罪文字。文集一视同仁地对待这两种文字,因为它们在各自的意义上都是真实的,虽然迥然不同,但放在一起却比任何一种单独的文字都能更清晰、更完整地向我们展现作者这个人和他生活过的那个世界。

    后记

    这是我父亲的一个“文集”,同时也是我个人对他的“回忆”。我用以回忆的素材,不是他的生活点滴,不是我与他的个人接触,也不是他给我的个人印象,而是他的文字。我是在对他的文字的阅读中回忆他的,因此,我对他的理解和看法并不比任何一个其他读者更具有优越性或正确性。由于文字(有没有机会发表是另外一回事)是一种必须接受公众不同解读的公共纪录,任何一个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对作者文字的阅读得出自己的理解和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这里提供的是一种公共空间中的个人回忆。
    我能够在此提供一种公共空间中的个人回忆,甚至提示一种另类的记忆样式,是一件很偶然,也很幸运的事情。首先是因为我恰巧是这位作者的儿子,而他恰巧是我的父亲。其次,他恰巧留下了一些文字,而且还是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文字,这使得阅读变得丰富而有变化,既有趣,又有启迪。再者,他恰巧又是一位小人物,不是一个已经有了某张定型的“熟”面孔的文化名人,这使得读者可以尽量发挥他们的理解和想象能力,既不必有任何顾忌,也无须受到任何限制。
    在提供这个公共空间中的个人回忆时,我对作者的基本态度是尽量先将他陌生化,然后再去理解他。这就像是我平时阅读任何一位既不认识,又不熟悉的陌生作者一样。但是,我对这位特定作者的个人了解毕竟在不可避免地影响我对他文字的阅读。这既是我阅读的便利,也是我阅读的限制,由于没有这种限制,其他读者的阅读反倒可以更客观,理解也更深入、更全面。
    当然,我指的主要是对作者思想的理解。由于文字是思想的结果,在文字中我们看到的首先是作为思想者的个人,我们所感兴趣的首先也是思想的个人。文字的特殊价值也正在于此。在许多的人物回忆中,有先知先觉、追随真理、坚守信仰等等不凡思想。与这样的完美人物回忆相比,我所回忆的这个人物是太藐小了,他的思想太平凡,甚至太平庸,太不崇高了,因此够不上一般对人物记忆对象的选择标准。可是,既然我的记忆只有这么一个别无选择的对象,我也没有办法。我知道,虽然我有意把自己的回忆放进公共的空间,但这毕竟只是我个人的回忆。
    在现有的人物记忆文字(回忆、自传、历史人物记叙)中,常常有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一些人物的公共形象与亲密者的私人美好记忆相差甚远,以致完全不同。劣迹斑斑的公共人物在家人和亲朋好友的回忆中往往不仅可亲可敬,而且道德高尚、操守完美。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想,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回忆者忽视了如何尽量把私人记忆放置到公共空间中去,并以此来缩小私人与公共记忆的距离。不同记忆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与记忆的不同素材有关。私人性质的亲属记忆大多凭借日常生活中的私人接触和个人印象。这种接触和印象的范围极小,和绝大多数人是没有关系的。在公共生活中,公众对特定人物的记忆依据的是他的公共行为和言论。这些是构成人物公共形象的公开素材,是无法磨灭的历史凭证,也是任何真实记忆所不能视而不见的。在公共形象与亲友的私人印象有矛盾的时候,应当让这二者同时在公共空间中得到比较和讨论,以确定什么才是真正具有公共意义的回忆。
    每个人都有权利以他自己的方式进行私人回忆。但是,如果这个回忆发表出来与公众见面,它就不再是纯粹的私人回忆了,因为它已经被放置到公共的言论空间中了。公众因此也就有对它评点、议论的权利。公开的私人回忆,它的正当性和真实性必须受到公众的检验。对于任何一个回忆者来说,为了避免对亲属或好友作出华而不实、美而不真的个人回忆,不妨从一开始就把“公众会怎么想”用作回忆的前提或出发点。至于我本人,我愿意把我父亲的文字,不管是好是坏,都当做无法磨灭的历史凭证公开出来,让公众自己去阅读思考。但愿我从中看到的那个人,差不多就是其他读者都能看到的那个人,这也就是我所期待的那种具有公共意义的私人回忆了。

    文摘

    插图:


    我父亲以他的“文革”日记和检讨参与了对中国社会公共语言的败坏。他在复归为一个素人之后,对此是有自我反省的。他这样做,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能就此改变这种久已被污染的语言,而是因为使用不洁的语言,与他个人的做人原则不符。
    无论是用来表达感情,传递思想,还是反躬自省,文字和语言都必须坚持一些基本的伦理价值,包括“好”的动机,对他人的“善意”,话语内容的“真实”。离开或背弃了这样的伦理价值,文字就会成为一种手段,一种为达目的无所不为的手段,一种不正当的诡辩或巧言。
    在我父亲的“文革”日记和检讨中,他违背了所有这些原则。“文革”期间,在文字和语言的恶质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程度的时候,作为一个受害者,他同样参与其中。在日记、检讨、揭发中,他所娴熟使用的是一种典型的自虐型的“文革”语言。他使用的确实是汉字、汉语,但他年轻时所热爱、着迷,在新诗和散文写作中为之忘我的那个语言已经离他而去。这就是传媒研究学者波兹曼(NeilPostman)所说的语言的慢性死亡。一个国家中公共话语的败坏和毒质化,是在渐变的过程中发生的。语言环境中的变化和自然环境中的变化一样,“开始都是缓慢地累积,然后突然达到了物理学家所说的临界点。一条被逐渐污染的河流会突然变得有毒,大多数鱼类都灭绝了,游泳成为一种危险。但即使是这样,这条河看上去还是正常的,人们还可以在上面划船。换句话说,即使河里的生命都已经死亡,这条河还是存在的,它的用途也还没有消失,但它的价值大大降低了,并且它恶劣的条件对于周围环境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娱乐至死》)。中国的公共语言已经达到并超过了败坏和毒质化的临界点。还有人在用这样的公共语言在写作,但许多写作是在用扭曲、隐讳甚至逢迎的方式进行的,它的公共价值大大降低了。
    我父亲在“文革”后写的《“文革”语言的特征》(《“文革”亲历纪略》附录3)中,谈到了“文革”语言的三种恶质机制:谎言、恫吓和遗忘,而这些都是在“文革”之前就已经萌生和发生作用的。“文革”以后,我父亲对语言,尤其是文字的热爱中,有了一种他年轻时无法体验的悲哀和沧桑感。这经常流露在他的诗文,尤其是旧体诗词中。年轻的时候,他写的是新诗,步入老年后,旧体诗词似乎变得更适合于他的心境,也让他更能贴近他孩童少年时代所熟悉的那种前现代、前革命的古典语言。
    新诗和旧体诗在他那里不仅是两种诗体,而且更是具有两种不同年龄层特征的文字载体。他的《行客》和《示大八弟》(大八弟是我大舅的小名)写的都是他步入老年时的心情,前者似乎因它的新诗形式而自然获得了不服老的积极乐观情调,但旧词《示大八弟》流露的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苍老悲凉。两首诗中的心情与所用的文字形式都十分贴切,两种心情同时存在,但毕竟不能存在于同一形式的文字写作之中。
    对我父亲来说,文字不只是一种表达工具,而且更是塑造他感受、认知、人格的文化力量。文字对他有一种无法抗拒的魅力,成为他的生存需要。他把思想、感受、体验化为文字,并不在乎运用的是诗歌、散文,还是小说的形式,也不在乎那是他自己的创作,或是翻译。他的许多藏书扉页上都记载着他自己的感想,有的则是摘录别人的议论或评说,古今中外都有。“文革”中,他的一项主要罪证就是在他的笔记本上有一个清代文字狱抄件,是从民初的一本旧书中抄录下来的。他因此被定了个诬蔑新社会有文字狱现象的罪名。所有经由他的笔端记录到纸上的文和字构成了他的文字天地和文字世界。
    我父亲一辈子与文为伴,但却从来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文人”。他畏惧文祸,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不愿意当一名应诏自荐、供权力差遣的文人。韦君宜的《思痛录》记载了许多这样的人物,他们的下场都很悲惨。我父亲以文为人,但不以文为生,所以他愿意以“文士”为师、与“文士”为伴,但决不甘心与“文人”为伍。“文士”在中国早已成为一种濒临绝种的文化人,40年代也许是文士最后还能生存的时代,闻一多、朱自清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最后文士,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追求,断不肯轻易放弃。活过了40年代,接踵而至的新时代使得那些残存的文士至多都只能成为失败的文士,我父亲的老师朱光潜也不能例外。在那些取文士而代之的文化人类型(文人、学者、知识分子)之中,知识分子是与文士较为接近的,或者说,知识分子最有可能成为文士的隔代传人。不过,知识分子对文字的热爱和敏感一般远远及不上文士,他们手中的文字往往不过是一件工具,甚至是一件很粗糙的工具。
    我父亲鄙视文人,与他痛恨奴性,包括他自己身上的奴性有关。他在《奴性平议》中说:“躬耕的隐士要有几亩薄田,逃禅的居士并非真去托钵,他们可以坐吃庙产为生。所以最常见的奴性逃避者大都混迹在纷乱如麻的尘网之中。他们既要养活自己,又要养活妻孥,因而不得不在险恶的世路上周旋应付,怔忡不宁地为保存自己的身家性命而委曲求全。”他自己就是一个不得不在险恶的世路上周旋应付的可怜虫。他虽然痛恨奴性,但又自觉无力应对,惟有以“犬儒精神”(cynicism)来应付。他在《“文革”亲历纪略》中,好几次直言自己是一个cynic(犬儒)。自从被牵连到胡风集团审查之中以后,犬儒便成为我父亲的心理定势,一直陪伴他终其一生。他经常带着哀伤的清醒,用自贬和自嘲来应付一些他反感、痛恨,却又无可奈何的局面。他宁可放弃希望,也不愿意盲目乐观地等待希望的实现。在他那里,犬儒主义不是一种理性哲学,而是一种在时代和社会宿命中自然形成的人生态度和人生智慧。由于他的中、西文学背景,犬儒更成为一种与文字表述密切相关的趣味和心境,造就了他对“讽喻”(satire)的偏好和对阮籍的认同。他在“讽喻”中寄托的是犬儒的抵抗,在阮籍那里继承的是犬儒的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