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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走向共和?晚清历史报告:温故戊戌年(插图本)[平装]
  • 共1个商家     15.00元~15.00
  • 作者:张建伟(作者)
  •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第1版(2011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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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SBN:978753545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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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推荐

    《走向共和?晚清历史报告:温故戊戌年(插图本)》以史家胆识小说笔法,告诉你一个不为人知的晚清辛亥历史。《走向共和?晚清历史报告:温故戊戌年(插图本)》适合历史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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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作品最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大胆地突破了五十年来,甚至近百年来历史学界已经形成的刻板的脸谱化的形象,并大体上使众多历史人物更接近于其历史真实的面目。
    ——历史学教授,著名学者 萧功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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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部作品最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大胆地突破了五十年来,甚至近百年来历史学界已经形成的刻板的脸谱化的形象,并大体上使众多历史人物更接近于其历史真实的面目。
    ——历史学教授,著名学者 萧功秦

    作者简介

    张建伟,记者,作家,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主要著述有:新闻文集:《第五代》、《命运备忘录》、《深呼吸》、历史文学:《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袁世凯传》、《杨贵妃秘史》、《锦衣卫》、电视剧:《走向共和》(59集)、《朱元璋与沈万三》(30集)、《努尔哈赤》(40集)、《茶女》(30集)、《战国》(60集)、话剧:《万历十五年》(改编)、《上帝来到中国》、《辛亥年》。

    目录

    修订版总序
    第一版前言
    第一章戴着镣铐跳舞
    1.光绪皇帝发了一句牢骚
    2.慈禧太后发了三道谕旨
    3.权欲在心要发芽
    4.有压迫就有反抗
    第二章首辅被罢
    1.状元?宰相?帝师
    2.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3.“鬼子六”抱疾论翁
    4.死者与生者擦肩而过
    第三章操刀授柄
    1.毛遂自荐
    2.秀才遇到兵
    3.一支笔横扫千军?
    4.一个皇帝和一个知识分子关于改革的对话
    5.期待的与被期待的
    第四章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
    1.帝阍沈沈叫不得
    2.万木森森一草堂
    3.新学伪经案
    4.康梁公车未上书
    5.告别革命
    第五章为渊驱鱼
    1.改革的太阳亮了
    2.抓了一个反改革典型
    3.兔子要吃窝边草
    4.王照的苦心
    5.但闻新人笑,哪管旧人哭
    6.《密诏》疑云
    第六章秀才造反
    1.毕永年日记
    2.诡谋直记(上)
    3.泪洒乾坤焉置我
    4.诡谋直记(下)
    5.谭嗣同狱中题壁诗考
    第七章袁世凯的问题
    1.在宫廷政治中,幸运常常是伪装
    2.山雨欲来风满楼
    3.伊藤博文高吟低唱
    4.张之洞隔江劝学
    5.谭嗣同夜探袁世凯
    6.日本海上的SOS
    7.在昏暗的宫殿里,有一个可怜的皇帝
    8.王顾左右而言他
    9.解决生死问题,留下道德问题
    第八章政变
    1.一个世纪的考证
    2.告密
    3.圆明园金窖
    4.伊藤博文触电
    第九章老太后的心事
    1.三审光绪皇帝
    2.只一张旧船票,怎能三次登上龙船
    第十章永远的戊戌年
    1.逃出虎口
    2.与孙中山的决裂
    3.康梁反目
    4.两个康有为
    5.诸天游
    戊戌变法大事记
    引用参考书目
    后记

    序言

    在我的印象里,康有为先生是近代史上最卓越的人物之一,给我们带来了真理、勇气和智慧,于是便在1996年写了康先生和戊成变法的事儿,并在1997年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但就在获奖的那一天,我觉得我的写作在什么地方出了点问题。
    那天是1997年12月26日,我正在香港购物。1997是香港回归的一年,我曾经两度赴港采访,这是第二次。那天是圣诞节,我到宝丽金的专门店淘了一堆CD后就钻进了书店,然后就发现了黄彰健先生。
    我早就知道黄彰健先生,他是台湾的戊戌史研究专家,他写了一本《戊戌变法史研究》,大陆曾有介绍,但我始终没找到此书,在写康有为和戊戌变法时,我去过的书店和图书馆都没有这本书,而那篇历史报告就在没有看到黄彰健先生的书的情况下,写了出来。
    现在,我发现了他的书,自然如获至宝。那本书有A4复印纸那么大,封面是灰色的,没有图,只有一些字,写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四《戊戌变法史研究》黄彰健”。翻开扉页,又知道此书是“‘科学委员会’资助”出版的,怪不得灰不溜秋的,像本大学生用的讲义。再看出版时间,是1970年,书里的部分纸张已经被水洇过,估计在书店地下室里压得过于长久。但价格却很贵,120港币,便和书店的经理砍价,无论如何砍不下来,说是只有这一本,已经绝版了等等。我自然不相信,但咬咬牙,还是买了下来。
    那天剩下的时间,我便读这本书闱0读了序言,我便再也高兴不起来。
    黄彰健先生说:“戊戌政变后,康有为伪造衣带诏,对外伪称保皇……并否认突围颐和园。他们将游说袁世凯武装夺权,亦说成为保光绪;将政变的责任完全归之于旧党。”
    这指控是严重的。此说如果成立,那么,我们所熟悉的戊戌变法史,将有另外的一种写法。
    然而,戊戌变法的历史已经过去整整100年了,我们为什么会始终因袭某种既定的历史结论——大陆毕竟有那么多戊戌史研究专家——而没有丝毫的检讨呢?黄彰健先生说,这很难说是史家的错处,他也是看到《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以及许多开放的清代档案(包括微缩胶卷)以后,才敢于“深入讨论”。以前,他也是多“尊重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康有为《自编年谱》及《康有为戊戌奏稿》”。现在他发现,他过去尊重的这些史料,许多都不真实,甚至有精心伪造的痕迹。
    首先,戊戌变法以前,康有为从事的是“革命”,戊戌变法开始及以后,他要搞的是“改革”。这当然不能截然分开,但改革与革命毕竟不仅仅是不同的两个词。“革命”在当年等于“造反”,因此,“不能不玩弄两面手法”,也因此,“分析他们的政治活动,不能仅依据他们对外公布的文件。康有为最懂得‘文兴而实不兴’,我们须仔细揣摩他的话的真实含义。这是治戊戌变法史时感到的第一点困难。”
    其次,“康、梁最懂得‘时措之宜’、‘与时偕行’。他们的主张最缺乏固定性。康是一个头脑复杂的人,他应付复杂的政治局面,我们不可将他的策略看得过分简单。但其意旨所重,仍不能不加以揣测。由于他思想复杂善变,我们分析他的政治活动,对他的某些主张我们有时又不能太执着;对他的意旨的揣测,我们有时似不宜说得太肯定,似乎如此才符合他的内心。这是研究这段历史时感到的第二点困难。”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和《康有为自编年谱》记戊戌变法事,往往凭记忆,所记史实发生年月及先后次序,常有错误。“而事件发生的正确日期的考得,往往可使若干棘手不易解决的问题迎刃而解。这些日期的考得,极为不易。这是研究戊戌这段历史时感到的第三点困难。”
    老实说,看到这么困难的研究,我一方面对黄彰健先生起了敬意,另一方面,也觉得这样的研究,不是我所能承担的事情。我毕竟不是历史学家。但就在这时,一个长途电话改变了我的看法。
    当时,我刚刚读罢黄彰健先生此书的序言,北京来的长途电话说:我写的关于戊戌变法的历史报告已经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我至今记得来电中那兴奋的语气。这是中国首次颁发“鲁迅文学奖”,是中国文学界的最高奖项。一个作家,能把自己的名字与鲁迅先生连在一起,确是很幸福的事情。
    如果不是恰在此时读到黄彰健先生的书就好了。我可能会忽略这件事情,并把我因获奖而产生的虚荣心保持下去。
    如果那个奖不是和鲁迅先生的名字连在一起就好了。我可能不会因写一些过去不知道的事情,而产生如此深深的自责。
    总之,一本书和一个电话改变了一切。我决定重新写作这部历史报告,于是诞生了现在读者看到的这部书。 黄彰健先生的研究当然不是定论。历史没有定论。否则就等于消灭历史。这一观点,我以为,适用于一切历史研究报告,包括我写的这本书。
    那么,在写作了这本书后,我是否仍然认为康有为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卓越的人物之一呢?是的,我仍然这样认为。本书对康先生的一些历史事迹有所更正。但人无完人。对康先生,对所有的历史人物,都理应如此看待。
    1998年6月于北京西坝河

    后记

    按照历史叙事时间,本书是我的“历史报告·晚清篇”中的第一篇,就讲讲我是怎样写起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来。
    最初的写作动机发生在90年代初。那时,十分闲极无聊,便读书,终于钻进了晚清史料的故纸堆里。我忽然惊喜地发现,这些被史家以外的读者视为废纸的东西,如果挑挑捡捡一番,原来是可以写出很好看的读物的。
    起初,我本想写“庚子国变”的历史,去请教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振江先生。我象一头初生的牛犊,在陈先生面前说了一些和史家的努力完全不搭边的话。比如我说,历史可以有论著,可以有小说,论著太艰深,不利于普及,而小说又有太多的虚构,不够真实,为什么不可以有像“历史报告文学”一类的东西,既有一定的深度,又利于普及呢?陈先生沉吟了一下,说,这很难,不要说大陆,就是港台的史学界,也少有人做这样的工作。“但,如果有人这样做,会很有意义。”他由是鼓励我尝试。我于是开始研究“庚子国变”的历史。研究了半年,才领会了陈先生说的“难”字。浩瀚的史料使我这个史学门外汉简直摸不着头绪。于是避重就轻,选了史事比较简单、线条比较明快、人物不那么庞杂的晚清立宪改革作为我的第一次试笔。这就是这组历史报告中的第四部《世纪晚钟》,当然,这次成书时,《世纪晚钟》有很多的增删和修改。
    但写出来的东西总要有地方发表。不料,这成了一件比写作还难的事情。我写了前三章后,先是找了几份大杂志,都说写得“很好很好”,但要发表——时值1990年——却都踌躇。最后找了《八小时以外》,一份我给它写了十年稿的杂志。今天看来,真像一个笑话。《八小时以外》是一份休闲杂志,发表历史报告实在是难为了它。但凭我和它的老关系,主编与杂志社的编辑们都同意“看一看”。这一看,居然大为感奋,“同意发表”,但得由出版社社长“定夺”。很幸运,出版社社长对历史很有兴趣,竞细细地读了我的稿子,指出“可以发表”,但“必须有历史学家的审定,以把握史事的真伪”。
    我很幸运:陈振江先生答应做第一审教。其实,陈先生为我做的事情还更多,他不仅认真审阅并修正每一章的史实,甚至《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的名字(当时发表时的名字)也是他亲自敲定的。我知道,包括陈先生在内的许多史学家对我的一些有关历史的看法给予了宽容。他们认为历史是可以讨论的,因此我对史料的不同理解和解释也是可以存在的。可以说,没有陈先生的鼓励和教悔,那部稿子的完成是不可能的。
    没想到,在一家完全不靠谱的杂志发表的这部作品竟然红火起来。许多报纸开始连载。至少有八家出版社与我联系,要求出版它。一位出版家对我说:“今后,只要是你写的历史书,你写一部,我出一部。”
    但我却变得审慎起来。我对自己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不想借助这种红火的势头而粗制烂造。我必须对得起那些鼓励我、看重我的师长和读者。我开始修订我的书稿。
    就在这种修订的过程中,戊戌变法的历史进入视界。
    为了搞清戊戌史,我做了更努力的工作。
    首先是廓清疑问。戊戌史留下了太多的疑点,如翁同龢的被罢究竟是光绪皇帝的旨意,还是老佛爷的意思;慈禧是反改革的,还是支持改革的:政变的原因是什么,等等。由于有了新的史料和新的认识,我觉得我有了重述这段改革史的基础。
    其次是关于袁世凯的问题。他在戊戌年告密了吗?他的告密是否导致了戊戌政变?他的一切行为究竟该如何解释?
    为了搞清袁世凯的问题,我谢辞了所有出版社急于出书的好意。我决定先写一部关于袁世凯的传记,以为写作戊戌年历史的准备。
    《袁世凯传》,我整整写了一年时间。当我把袁世凯的整个一生搞清楚后,我觉得,他在戊成年间的表现,可以有一个符合历史真实的解说了。用一年的时间搞清了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值得。
    《温故戊戌年》就是在这样的准备下进入写作的。它在《青年文学》上摘要发表后,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这些情况,我已经写在本书的“前言”中。
    关于这部历史报告,后来也有许多评论,甚至展开了争鸣。其中欧阳明先生的称许最能满足我的虚荣心,就引一些在下面:
    《温故戊戌年》(以下简称《温》)消解旧论,倡立新说,言之成理,实属不易。故事的叙述者细敲历史,想象本真,虽非神非帝,却又胆识过人,才华横溢,是位高手。
    《温》的成功在于运用史实推导出令人信服的新见解。无可否认,由于历史的局限,我们过去对戊戌变法的考量基本上停留在政治层面,其中也。不乏庸俗政治观的判决,因此,旧有历史观还未能全面、完整地把握这段惊心动魄的重大历史事件。然而,这种政治范式化的历史却借助权威构成中心权力话语,垄断着对一段历史的言说,并凭依影视文学而普泛于民间。
    《温》的崛起,“破”字当头,意欲消解旧史学与影视文学中历史政治化定论,其摧毁对手的策略是细敲历史,即通过重新拷打史实破坏旧说从而重建历史。这种细敲历史的具体方法有二:一是利用旧有史实推翻旧的结论,一是利用新有史实证伪旧的判决。
    破旧也是立新。既然旧的历史言说问题成堆,那么真正的历史是个什么样子呢?《温》的这种立新之道有两途,其一便是多角度地审视历史。复杂的历史一果多因,一因众果,多因多果,如果只从一个方面理解历史,要想避免片面性就不可能。《温》不满足于只从政治的旧轨打量历史,而更愿立足于大背景,用人物心理、文化意识、社会制度等多重交叉的目光考核戊戌变法……这种立足于中国文化背景多角度地审视历史,既写出了历史人物的丰满性格,也表现了历史的复杂面貌,还原了由人所完成的历史必不可免要打上的鲜明个人性格戳记。无论破旧还是立新,叙述者均有杰出的表演。
    当然,欧阳明先生面对如此众多的同样研究戊戌史的历史学家,也审慎地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温》文对一段历史的破旧立新果真可以成立吗?”对此,他说:
    这一切可不能由文学说了算。对戊戌变法历史本真的定夺,只能由历史学负责,所以,我们估量《温》对历史把握的价值,必须站在文学的立场上去理解。《温》叙述的是作者心中的戊戌变法,主体性很强。《温》文的本意在以史鉴今,用一种精神来启悟现实:呼吁我们自己今天的改革要健康有
    秩序地持续下去,强调社会主义改革是一种自我完善!我以为这才是《温》
    的立文初衷。
    我同意欧阳明先生的看法。我从不讳言,历史报告当有现实意义。无论如何,我是在“现实”的位置上回溯“历史”。那么,我当然希望“历史”能够告诉“现在”:我们这一代“现代人”可以在什么程度上摆脱历史的制约,“历史”的阴影还会笼罩“现实”多久,或者竟像马克思说的,总是“死人抓住活人”?
    从这方面说,我又不像欧阳明先生说的那样乐观。我对历史对今人的启迪和今人对历史的感悟总有些失望。因为,数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对历史已经反复证明的历史教训,我们仍然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表演,一处废墟压盖住另一处废墟。正像黑格尔所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东西就是:从来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这是历史对历史的箴言。我不敢把这箴言藏为我个人的财富。所以,尽管失望,我还是顽强地写下去,一直到这组历史报告中的“晚清篇”能够出版。 因此,我要感谢作家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刘华沙先生,是他的鼓励使我在历史报告方面的十年耕耘,结出一个完整的果实,奉献给我们的读者。
    1998年6月于北京西坝河

    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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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图:



    翁同稣与康有为的关系,是一段小有曲折的故事。众所周知:康有为能得到光绪皇帝的重用,全靠翁同稣的大力引进。戊戌变法前,康有为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举人,别说看见皇帝的尊颜,就是他一次次给皇帝写的信(《上清帝书》),皇帝也没看到过。他后来明白了,要见皇帝,至少,要皇帝看看他写的信,首先要翁同稣搭桥,便开始千方百计接近他。
    翁同稣1888年11月16日的日记载:“南海布衣康祖诒上书于我,意欲一见,拒之。”
    转年的1月27日又记:“康有为封事(指康《上清帝第一书》)一件来,欲代递,然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尔,决计覆谢之。”
    康有为的一份又一份呕心沥血写出的洋洋几万言专门写给皇帝看的改革文章,都是这样刚刚出门就给“格”(驳斥)没了。他失望极了。为维新中国而冒着杀头的危险,连续多年,万般辛苦,奔走呼号,不惮前驱,竟然毫无价值。一个再有韧性的人,此时此刻,心力也会枯竭,幻想也会破灭,就像一只受伤而又孤独的鸟儿,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满身的疲惫,满怀的凄苦。对此,他自己也留下了记载。他说他已经收拾好了行李,准备马上离开这个一点也不赏识他这个天才人物的北京城。就在这时,翁同稣突然出现了。
    翁同稣是如何出现在康有为面前的,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记载。
    一种是康有为自己的记载,说出来,很像“萧和月下追韩信”。
    那天,他起得很早,连阳光也还没照到他下榻的小旅店中,他提起行李,叹了一口气,刚要出门,翁同稣来了。这位当朝的相爷,一见康有为,又是作揖,又是解释,说他和康先生真是相见恨晚:你干吗急着走呢,我去和皇上说说,他一定会接见康先生的。于是,康有为被感动了,决定留下来。
    但就是康有为自己的记载,也还有另一种说法。他在《自编年谱》中说(译文):
    当时翁同稣以皇帝师傅的身份主持国政……他来访问我,没遇到我,我听说后,就去拜访他。翁同稣先向我道歉,说当年拒绝代我上书,是不知道日本的情况,对这件事情,他很是惭愧。接着就谈变法的事情,反复地谈呀说呀,说到天黑,我们的观点很一致。他还要了我写的书。当时,我不知道皇上无权,因此当面责备翁同稣,怎么不敦促皇上变法,推荐搞改革的贤才呢?